觀念平台-移民姊妹,不要怕!

楊淑君在亞運被判失格事件,鬧得沸沸揚揚,媒體和政客的炒作,營造出一種「我們」被「他們」欺負的同仇敵愾情緒。敵我情緒很快地演變成抵制,甚至攻擊,一切能聯想到敵國的人事物,包括無辜的韓裔學童。

姑且不論楊淑君事件本身的是非,此種將「個案」無限上綱為「全體」的非理性思維與行為,令人十分擔憂。依此邏輯,任何一個非「我族」者,皆可能因某事件,突然成為集體仇恨情緒宣洩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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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緩勿急 集遊權利超越藍綠

針對集會遊行法修正草案所引發的朝野爭議,行政院人權保障推動小組委員日前呼籲「立法院對集遊法修正寧緩勿急,多考量並接納社運團體的血淚心聲,充分對話溝通」。我們理解、同意人權委員們的基本看法,但想從自主公民、自主社運的觀點再進一言。

去年「圍陳」事件過後,部分大學教授與學生靜坐,主張修改集會遊行法。作為多年來飽受集遊法鎮壓之苦的自主公民,我們強烈譴責藍綠政黨拿集遊法進行惡鬥。我們認為,集會遊行這個基本的公民權利,不應繼續受到藍綠政爭的操弄。為此,我們曾發起一份連署聲明,至今已獲得四十多個社會團體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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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原住民到新移民

春暖花開,筆者帶著學生探訪原住民部落,好讓他們體會政黨惡鬥之外,基層民眾是如何的生活。沿著蜿蜒的山路行經茶園,明顯地看出有些是疏於照料,有些則可從整齊畫一的茶樹高度看出主人投注的勞動力。一旁有路人交換他們的觀察心得,結論道:「那些雜草一堆的是『蕃仔茶』,這些蕃仔就是天性懶散,又愛喝酒,有地也不會好好開發!」學生疑惑地望著我,我要他們稍後訪問原住民茶農後再下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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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穿形式民主的西洋鏡

何謂「民主」?最簡而易懂的說法是「人民做主」,而直接選舉總統,乃至於公民投票,往往被視為民主的最重要指標。就形式而言,台灣的確是民主的國家,然而就實質而言,人民離做「主」人的目標恐怕還很遙遠。

所謂實質的民主,人民必須能參與重大決策的制定過程,其參與的方式並非僅止於投下公民投票,更重要的是能介入公共討論,進而影響政策制定的方向及內容。在此意義上,台灣人民,特別是基層人民,以主人的身分參與政策的空間仍然非常狹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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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默默死去的外籍勞工

總統大選後,台灣陷入政治危機,媒體緊盯著總統府前的最新狀況以及政治人物的最新談話;不時傳來的各種傳言,讓許多人終於受不了持續的亢奮或憂懼而走進醫院看精神科。

在這場政治鬥爭而來的紛亂中,數名外籍勞工正默默地死去!

三月二十三日晚,北二高信義支線台北出口處隧道工程,在進行灌漿工程時,疑似因下游承包商偷工減料,導致崩塌,當時數位泰籍勞工首當其衝,倒在重達數百噸的鋼筋之下,死傷嚴重。這個事件在媒體上短暫地掠過,但到底有多少人死亡,是否追究人為過失,我們無法從媒體中得知,因為在激烈的政治權位爭鬥中,一切與人民具體生存的問題皆遭罷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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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之後,正視融合

總統大選期間日益膠著的選情,使藍綠陣營皆有意無意地運用族群語言,企圖藉族群認同的操弄以提高勝選的可能。在挑起族群意識的同時,兩陣營又各自指控對方玩弄族群政治,並呼籲族群融合。今天,充滿戲劇性的總統大選終於落幕,然而,選後如何面對日漸複雜的族群融合問題,藍綠陣營都未提出具體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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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移民佔用社會福利資源?

繼財力證明之後,政府又計畫以「總量管制」方式抑制婚姻移民。據報載,內政部與經建會組成的專案小組已將「移入人口管理政策」送行政院審議,政府擬建立移入人口總量管制機制,依國家人口消長進行調節。行政院表示,大陸配偶目前已有配額管制,但來自東南亞的外籍配偶並未有任何管制,此一政策實施後,未來外籍配偶亦將受移入人口的總量管制。至於管制方式,行政院表示參照美國等先進國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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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力限制背後的工農階級絕育計畫

由於媒體的批露,大陸配偶須具五百萬財力證明始能申請定居和居留的規定,兩天之內起了戲劇性的變化:從一開始政府官員全力護航,到決定暫緩實行3個月,最後緊急宣佈取消五百萬規定,以平民怨。

其實,取消五百萬元的規定只是障眼法,讓一時激起的違反人權的道德撻伐得以平息。事實上,外籍和大陸配偶仍需有財力證明才得以申請歸化。依照民國九十年二月一日公佈的國籍法施行細則,財力證明包含「一、最近一年每月平均收入逾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公告基本工資二倍者;二、動產及不動產估價總值逾新臺幣五百萬元者;三、其他經內政部認定者。」。取消了五百萬元的規定,只是減少了財力證明的選項之一,並非根本取消財力證明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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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有功者也,而君後之?

春秋五霸之一晉文公在流亡近二十年後終於返國,為能光鮮重抵國門,下令將破舊的器皿和席蓐丟棄,而手足胼胝、面目黧黑者須走在隊伍之後。功臣悲從中來,以淚上諫:「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勞有功者也,而君後之。」晉文公因而反省到若無這群黧民的勞苦,絕無法立下霸業,於是力挽求去的功臣,並於黃河之上立誓結盟。

 

完成大業,便將黧民置於後的,又豈止晉文公?近年來由於「外籍新娘」人數日益增加,各種媒體報導和政府措施紛紛出籠,除了將「外籍新娘」視為「社會問題」外,亦將娶她們的「台灣新郎」當成是社會問題的起點。對於娶「外籍新娘」的台灣男性,媒體的描繪一言以蔽之,就是「被社會淘汰者」,意指多為工農階級的「台灣新郎」因素質太差而不得不向外娶了素質亦不佳的「外籍新娘」。最近政府部門甚至計畫擬定措施,要讓「台灣新郎」負起「社會責任」,以免浪費台灣的「社會資源」來解決新移民女性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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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我者留,逆我者去」的移民政策?

前立委馮滬祥被控性侵害菲傭Rose事件鬧得滿城風雨,在嚴重泛政治化的台灣,焦點很快地被導向政治鬥爭,而忽略了應被徹底檢討的制度,以及外國人在台人權未被保障的事實。

關注外籍勞工的人都清楚,類似Rose的事件層出不窮,但她們的雇主不如馮前立委知名,因此她們的苦難未得媒體青睞。多為家庭監護工的女性移工,除了受仲介業的層層剝削外,因未受勞基法與兩性工作平等法的充份保障,而雇主又能隨時將之解雇並立即遣返,使得遭受性騷擾和性侵害的外籍幫傭必須在身體自主與保有飯碗間痛苦掙扎。據台北縣勞工局估計,台北縣職場性騷擾和性侵害的申訴案件中,外籍幫傭便佔了近七成;而外籍幫傭由於擔心工作不保,除非萬不得已,多數會隱忍而不敢申訴,因此可以推估實際情形絕對比現有數據更為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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