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生在24日凌晨的事件是不幸的。國家暴力是要譴責的。然而（還是必須然而），這個暴力歸根究底並非來自肉身個人，而是源自民族國家體制。換句話說，不論是資本主義政權或是社會主義政權，當面對這樣的挑戰，暴力或非暴力，反應大致如此。相對於台灣知識圈所向來崇奉的歐美日，就以警察為代表的國家暴力而言，台灣的國家暴力客觀地說還是最「文明的」，或最「軟弱的」──這應是無爭議的。如果藉此機會讓對暴力的訴苦譴責能夠上升到「民族國家與暴力」的論述高度，那或許應該是更有意義。
但論述的缺乏或無法提升，恰恰是這次「太陽花學運」的一個顯著特徵，無言且客觀地反映在運動訴求的朝夕變騰。原因至少可以從兩方面探索。首先，這是在「歷史終結」或「意識型態終結」的當代社會中相當普遍的現象；尤其發生在諸多第三世界前威權國家的「顏色革命」，就都是嚴重缺乏論述的。其次，若從在地歷史來看，從野百合到野草莓到太陽花，也有一個缺乏論述的祖孫系譜。在常識中，反威權爭自由，一如反惡霸強梁，固然「不需要」論述，但在台灣這些年來的主流論述裡，特別是在與中國大陸在進行志得意滿的對照時，台灣不早就不是威權體制了嗎？那麼，為何運動一起，還是得繼續沉浸在這種論述缺乏的狀態中呢？這個運動裡的某一側翼，雖然位居邊緣而且有其一定的進步性，但如果只靠舉著一個不分疏的「反新自由主義」旗幟發聲或發願，也一樣反映了論述的缺乏，但這一翼可以另外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