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與學運

發生在24日凌晨的事件是不幸的。國家暴力是要譴責的。然而(還是必須然而),這個暴力歸根究底並非來自肉身個人,而是源自民族國家體制。換句話說,不論是資本主義政權或是社會主義政權,當面對這樣的挑戰,暴力或非暴力,反應大致如此。相對於台灣知識圈所向來崇奉的歐美日,就以警察為代表的國家暴力而言,台灣的國家暴力客觀地說還是最「文明的」,或最「軟弱的」──這應是無爭議的。如果藉此機會讓對暴力的訴苦譴責能夠上升到「民族國家與暴力」的論述高度,那或許應該是更有意義。

但論述的缺乏或無法提升,恰恰是這次「太陽花學運」的一個顯著特徵,無言且客觀地反映在運動訴求的朝夕變騰。原因至少可以從兩方面探索。首先,這是在「歷史終結」或「意識型態終結」的當代社會中相當普遍的現象;尤其發生在諸多第三世界前威權國家的「顏色革命」,就都是嚴重缺乏論述的。其次,若從在地歷史來看,從野百合到野草莓到太陽花,也有一個缺乏論述的祖孫系譜。在常識中,反威權爭自由,一如反惡霸強梁,固然「不需要」論述,但在台灣這些年來的主流論述裡,特別是在與中國大陸在進行志得意滿的對照時,台灣不早就不是威權體制了嗎?那麼,為何運動一起,還是得繼續沉浸在這種論述缺乏的狀態中呢?這個運動裡的某一側翼,雖然位居邊緣而且有其一定的進步性,但如果只靠舉著一個不分疏的「反新自由主義」旗幟發聲或發願,也一樣反映了論述的缺乏,但這一翼可以另外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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