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不是獨立國家─亞洲獨立的問題

為了避免把本文讀成是在這一波中韓兩國的大規模反日運動中，在傷口上撒鹽等不必要的誤會，讓我先講清楚寫作的基本心情／精神狀態。亞洲區域的再／統合(re/integration)，是所有批判圈知識分子共同的責任，而在當前歷史的運動方向裡，統合的最大障礙似乎是日本的政府（與社會）。要寄望日本的批判圈能夠產生作用，從內部扭轉形勢，我們處於亞洲不同地區的分子必須跟他們站在一起，共同思辯根本問題之所在，提供他們外在的支持，讓他們清楚得到外在的資訊與看法，才可能透過裡應外合，一起跨越臨界點，走向亞洲整合的新階段。這個臨界點就是：日本有沒有辦法脫離對美國的軍事依賴，從美國獨立出來。

東亞局勢正在發生二戰以來極為關鍵性的變化，總體變動的主要動力，來自於中國大陸的「和平崛起」所帶動的區域性經濟統合，然而牽動整體區域性「國際政治」動力場域中關係重組的催化劑，則是盧武鉉政府很明顯的在調整南韓長期以來的「親美反共」政策，不再依賴於美國的軍事力量，企圖走向朝鮮半島的獨立自主。盧政權的調整不是突如其來，而是有著自身的盤算，其試圖在韓國分析家稱之為未來「東北亞的世紀」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而持續仰仗美國是無法發揮主體意識的；特別是南韓的反美與民主運動一直是結合在一起的，政策的調整有龐大的民意基礎，將美軍逐出韓半島是韓民族自尊的基本表現。南韓的新走向，當然就觸動著總體區域性的神經系統，效果上是對過去冷戰體制的挑戰，是走向亞洲獨立的重要環節。相對於南韓的「去冷戰」的積極走向，台灣的陳水扁與日本的小泉政權對於中國的崛起戒慎恐懼，不但沒有脫離對美依賴走向自主，反倒是在持續深化「親美反共」的冷戰結構，不斷的向強勢的布希主義靠攏。如果台灣及日本的知識界不能在此關鍵時刻發揮積極的介入力量，回應南韓的「脫美返亞」，走出冷戰格局，開始走向東亞所謂後冷戰時代，那麼亞洲地區追求獨立自主的可能性將再次淪為幻影，甚至將激化區域性的衝突。最近中國及南韓各地風起雲湧的反日運動，正在刺激台灣及日本右派的蠢蠢欲動，反映的也正是區域性的歷史問題並沒有被認真面對；此刻，歷史的新情勢正再次逼迫著我們走進歷史，在認真面對中，尋求脫困的途徑。總之，我認為目前各地的反日運動意味著東亞區域的內部關係，正在發生相當關鍵的變化，變化的強度是否能衝破臨界點，得看進步力量是否有繼續挺進的決心。

相對於這一波中韓兩地的強烈反日運動，台灣因為長期的親美、日，所以反日聲浪相當薄弱。但是，這並不表示台灣對於區域性的變動全然免疫，相反的，台灣政治情勢自2005年起變化的速度令人驚訝。在過去，幾乎所有的政治人物都不敢輕易去中國大陸訪問，都怕被認為是在「親中賣台」。然而，從陳水扁2004年的勉強連任，以及年底立法委員改選的失敗，綠色陣營確定無法一廂情願繼續走台獨路線，因而被迫妥協，開始調整與中國大陸的關係。中國大陸的反分裂法通過之前，陳水扁就開始示好，但是並沒有能夠阻止分裂法的通過；更弔詭的是，分裂法反倒加速了台灣社會內部維持台海和平的共識，任何政治力量能夠化解衝突，就會贏得正當性，受到民眾的支持。於是，在野的國民黨與親民黨，紛紛開始跳過台灣政府，直接與中國共產黨接觸，以和解之名企圖緩和、扭轉兩岸關係。國民黨的黨主席連戰在2005年四月底訪問大陸，與胡錦濤直接對話，在象徵意義上形成「國共」和談的態勢，這樣場景的上演，在2005年之前都是難以想像的。這樣的走向雖然不意味著兩岸的統一即將到來，但是對獨派的氣勢確實是一次重擊，可以被理解為對於過去獨派政治正確的界定台灣走向的重力加速度反彈。台灣內部的真實狀況是，從過去二十年間所累積的衝突矛盾來看，短中期內統一與獨立都是不可能的，在沒有任何共識的情況下，除非要冒著台灣內部發生「內戰」的危機，貿然進行統一或獨立都不會是政治上可能的走向。那麼關鍵則在於台灣政府是否與中共達成簽署和平協定，化解長期衝突的危機，在政治上擱置統獨問題，台灣保證不繼續走台灣獨立的路線，中國大陸承諾不武力攻台強迫統一，而在其他的經濟、社會與文化層次上持續互動。這樣的提案已經被許多的政治人物提出，在台灣社會內部正在逐漸形成共識。目前的動向是，以李登輝為代表的台獨基本教義派對於這樣的變化極端不滿，提出要跟中國談，應該是美日中台四方在美國談。李氏過於誠實的要求，立刻受到美方的否定，因此，獨派可以發揮多大的作用力，目前難以評估，但是可以確定的是，基本教義派的悲情意識會成為台灣右翼力量未來的動員基礎。

台灣問題是歷史問題。在脫離中國大陸一世紀後，重新來思考兩岸的再／統合，必定得面對層層糾結的歷史問題。戰後冷戰體制的形成，擱置延宕了殖民地台灣與日本帝國主義之間歷史關係的反思；這個擱置歷經戰後國民黨所構築的總體性「親美反共」文化，一方面助長了統獨問題──怎麼可以跟萬惡的共匪統一，另一方面反倒形成李登輝以降的親美、親日格局，再次延遲對於殖民地歷史關係的釐清。台灣當前的情勢是冷戰文化的延續，具有批判性的主體意識要能夠形成，必須得面對、超克戰後冷戰體制下所規範的的台美關係，也才可能有空間去重新思索歷史性的台日關係。

諷刺的是，二次大戰後兩岸的分離如果是意識形態的路線之爭，當時共產主義贏得勝利，建立了新中國，而今天重新復合的推手，相對的卻在於資本主義全球化所主導的動力。當然，這樣簡化的意識形態語彙無法描繪真實狀態的複雜性。

從當前快速變化的情勢來看，如果台灣與中國大陸的和平統合是大勢所趨，是亞洲統合的主要構成之一，那麼在東亞的新情勢中，最為棘手的很顯然是日本問題。除非是真的要選擇走上脫亞的道路（只是這次不是入歐而是入美），日本的政府與社會必須得釐清與美國二次戰後的歷史關係。麻煩的是，無論是「返亞」還是「入美」，日本的社會似乎都還沒有準備好，主因就在於無法真正「獨立的」面對糾結的歷史。

2005年四月22日，在紀念萬隆會議五十週年的大會上，小泉再次代表日本，對於日本二次大戰對於亞洲的侵略表示道歉（日本政府曾經對韓國及中國，但是從來沒有正式向前殖民地台灣的人民公開道歉）。坦白說，西方帝國主義何時對它們的前殖民地公開道歉？美國對菲律賓、英國對印度、法國對越南、荷蘭對印尼，幾時曾表示歉意？那麼，日本官方不只一次的公開道歉，為什麼亞洲人總不領情，這到底要如何解釋？

簡單的解釋是，日本幾次道歉的姿態很高，一般人感受不到道歉者的誠意。就像這次小泉還是很高姿態的聲稱日本是經濟大國，不是軍事大國一樣，老是要站在強勢者的位置，並沒有放低身段，跟弱勢者站在一起；再者，日本政府的言行不一，一方面道歉，一方面依靠外來的強者。一般人嘴巴不說但是心裡難免要問：你到底跟亞洲人站在一起，還是跟美國人站在一起。你說你不是軍事大國，那是因為你的軍事完全依靠美國這個超級軍事強國，你日本到底是不是獨立國家都還是個爭議，那你憑什麼進入聯合國安理會？藉著依靠美國的軍事力量，即使進了安理會，也不過是讓美國多了一票而已，沒有自主性的國家，我們不支持。也就是說，日本的道歉具有過度工具性的色彩，誠意是相當表面化的，並沒有將對亞洲的道歉轉化／翻譯到政策的實踐，例如，體現在國際關係上，日本的亞洲政策到底是什麼？他在亞洲的統合過程中作了些什麼政策改變，置換一切與美國保持良好關係為優先的考量，從而加速拉近它與亞洲的關係，來實質地體現道歉的誠意？簡單講，以國家利益為前提的道歉，是沒有說服力的，無法在情感層次上打動前受害者。

換句話說，日本戰後的所謂成功，僅止於經濟，不論在政治及文化上，都沒有贏得亞洲人的尊敬。而能夠受到尊重的前提之一，就是得重新思考日本自身在東亞區塊中的身分、認同與位置。

我個人不是研究日本歷史的專家，對於日本戰前戰後社會政治變動的理解是相當外在性的，很可能無法聯繫到知識界深層的精神狀態，但是在與日本批判圈大量友人的互動中，累積了我以下的提問。從當下的觀點來看，日本主體性的內在問題來自於二次大戰戰敗後的「共識」：美軍的接管帶來了民主（這個「上帝賜予的禮物」）與經濟的繁榮。從殖民者快速轉換身分變成美國的軍事殖民地，從加害者快速的轉變成受害者，因而消解了日本社會積極面對、反思它與前殖民地與被侵略地區關係的契機。再加上冷戰體制的快速形成，也阻絕了前殖民地逼迫日本帝國進行反思的推動力量。於是，日本戰後社會的共識，就是丟開政治，從事經濟生產，忘記過去這段不愉快的歷史，只看未來，反正民主也有了，國防軍事就交給美國吧！相對而言，南韓與台灣也同樣納入了美國主導的防衛體系當中，也是一樣丟開過去的殖民經驗，搞經濟生產，但是不同的在於台韓兩地：1.國防軍費居高不下，在戰後初期超過百分之五十；2.迅速進入威權統治的白色恐怖狀態。相互比較來看，這意味著：1.日本戰後經濟快速的復甦，乃至於如今成為所謂的經濟大國，其實是依附於美國軍事防衛力量的結果，一直到今天號稱是世界大國了（要進入聯合國安全理事會），還非得抱住美國軍事力量的大腿不放；當然，它也付出了相當大的代價，亦即表面自主獨立，其實臣服于美國，文化上根本上跟其他亞洲地區一樣是第三世界，但是又不願那樣來自我定位，跟鄰居站在一起，因為他高人一等的表現，也就無法建立起他與亞洲的連帶。2.南韓、台灣八０年代以後的民主運動是與威權體制長期抗爭來的，是在艱難的土壤中長出來的，至今兩地民主的發展當然有它的問題，但是至少不是天下掉下來的禮物，更不是美國軍政府恩賜的，那麼不是爭來的民主，不是在抵抗中從本土中生成的制度，它的基本價值何在？它是真實的民主實踐嗎？讓人不解的是，日本戰後的反天皇制運動，似乎沒有搞對焦距，天皇背後站著的是美國政府，如果反對天皇不將背後的藏鏡人一起揪出，那不就是患了短視症嗎？

日本知識界的集體短視症是形式主義的產物，是與政體與美國帝國主義的共謀；無法面對最基本的存在價值的問題，又如何能夠認真面對歷史問題，又怎麼可能與其他國家達到內心真正的和解呢？簡化的說，我們得問的是：戰後的日本至今到底是不是獨立的國家？如果是，那又為什麼會容許美軍的大量軍隊駐紮在自己的領土上呢？你當然可以說那是歷史遺留下來的產物，是戰敗後進入冷戰時期政治上的安排，但是冷戰不是結束了麼，到底還有什麼正當性繼續保留美軍基地？要保留到什麼時候？坦白的說，不經過全民運動來解決這個問題，爭取獨立，就是全面性的共謀／共識，就等於是以美國的軍事力量來交換日本的經濟發展，受惠的是日本，但是受害的是整個亞洲，讓亞洲無法走向獨立的道路。要辯論的是，如果將美軍逐出，是否意味著日本得增加國防預算？要如何調整和鄰國的軍事關係？有沒有可能與鄰國簽署和平協定，而不需要增加軍費？我不相信這些尖銳的問題不存在於批判分子的心中，不被他們所思考。如果要美軍持續滯留是全民共識的選擇，那為什麼不能大膽的承認日本是美國的藩屬國呢？總結來說，進步的日本知識界是否該跟亞洲其他地區一起徹底面對戰後的日美關係？嚴格的說，政治、軍事乃至於知識上，日本戰後從來就沒有獨立過，一直就跟南韓、台灣一樣，是美國的附庸。這個問題不是政治正確的問題，是關乎基本生存的主體性問題。更進一步來問，日本的知識界在跟前殖民地／佔領地知識圈進行和解的問題上，到底該採取什麼有效的行動？是把問題交給國家機器？或者這也是知識人該做的事？對於亞洲的連帶與統合，到底該持什麼樣的態度，要怎麼做？

更清楚地說，日本戰後的政治安排是在冷戰的格局中完成的，而今天已經不再能夠適用，必須要重新調整，而這是一連串，甚至是總體性自我定位、身分認同的調整，幾乎所有的問題都必須重新辯論。例如：難道安保條約要永遠把美軍放在日本嗎？如果不是，什麼時候、在什麼條件下才能要美軍撤出日本，特別是長期受害于美日雙方的沖繩？日本戰後的反共親美雖然已經鬆動，對於中國與北韓的仇視是有變化，但是親美的基本格局並沒有改變，因此讓人強烈感受到，在亞洲與美國之間，日本忠誠的跟美國站在一起，而這正是冷戰心態的持續。在這些具體而關鍵的問題上，我們看不到小泉政府勇敢的面對問題，反而與東亞走向統合的趨勢越離越遠。

日本戰後的重要思想家竹內好，在1952年美軍軍管期間曾經提出了深刻的反省，或許可以幫助我們把事情看得清楚些：

今天，我們所需要做的是，國民大眾齊心合力，為確立獨立的目標而提出國家之理想。我們應當關懷的不是糾纏於法律的、政治性的獨立之名義，而是支撐著這些名義的實質性的獨立，我想，或許該稱其為文化的獨立吧。明治以來，日本的國家形成之主流精神，只重視獨立的外在形式，不去反省它的實質內涵，結果失敗了。在國際政治中，被承認為是獨立國，被稱為是一等國，於是便得意洋洋起來，今天看來，那並不是真正的獨立。明治時代教養人今天可能還在把戰前的日本視為獨立國家的典範，然而，我不承認那是典範。那時的日本，看上去好像是按照自己的自我意志在行動，實際上並不然。不管是否有意識，總之，不過是被國際上的帝國主義所操縱，盲目地充當了帝國主義的炮灰而已。名義上獨立，而實際上乃是別人的奴隸。今日的被佔領乃是順理成章的結果，並非是因為戰敗才失掉獨立的。我們這一代人，通過自己的切身體驗懂得了這一點。（竹內好，〈國家的獨立和理想〉，《近代的超克》，孫歌等編譯，北京：三聯，2005，279-80）

在今天讀竹內五十年前的發言，不免讓人唏噓，感嘆到半世紀以來，不只是日本，更為寬廣的東亞地區並沒有取得竹內好意義下的實質獨立。竹內所說「文化」的獨立，用今天的語言或許可以說是深入民間的批判性主體性的建立，他認為這個比法律和政治更為深層，不能透過形式來完成──用台灣當代狀況來理解，就是透過改國旗國號的形式來宣告獨立，沒有批判主體性為基礎只是落於空洞。如前所述，日本戰後急於解除被美軍佔領的迫切性，即使是像竹內這樣高度自省的思想家，都無法跳脫那樣的認識論限制，去進一步以同理心思索當初日本對其他地區的佔領，特別是剝奪了前殖民地的獨立，所造成的長期痛苦（我個人認為這其實是問題的關鍵，如果日本知識界不能從獨立問題中思考它對於其他地區造成的無法獨立，那麼戰敗還真的是種錯誤）；對於竹內提出這樣外在的要求或許不公平，至少相對於其他的知識人，竹內處在那樣高度的國恥狀態中，卻能夠冷靜的進行反思，從戰敗的痛苦經驗中思索錯誤，並且要求國人在爭取獨立時不要再度陷入形式主義，不然表面上是有主體意識的行動，結果只是在當帝國主義的奴隸。以竹內的基本態度來對照他身後迄今日本的變化，我們可以認識到他觀察的真確性，表面上獨立了，表面上有意識的選擇了親美反共的道路，但那或許是撿了容易的便宜路走，到頭來碰到總體性區域自主問題時，問題就全部曝露出來了，沒有基礎也沒有動力不做帝國主義的炮灰。做奴隸不丟臉，但是奴隸還自以為是主人，擺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態，那才是可悲的。

所以，竹內對於日本獨立問題的思考讓我們必須認真思考「獨立」到底意味著什麼？「獨立」是一種嚮往自主性的歷史動力，是掌握自己的命運，當家作主；放在第三世界反殖民運動的歷史來看，「獨立」是脫離帝國主義的殖民宰制，建立具有尊嚴的主體性。從這個問題的角度來想，如今高舉台灣民主反對運動旗幟的民進黨在2000年取得了政權，聲稱這是台灣主體意識的勝利又有什麼民主的內涵？族群、性別、階級的平等與公平正義達到了嗎？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麼「獨立」的路線是為了落實上述民主的深化？在台灣，我們不但看不到台灣獨立運動提出「獨立」的民主內涵，反而很清晰的看到台灣當前的獨運深化著對於美國帝國主義的臣服，那麼「獨立」到底意味著什麼？因此，亞洲的民主反對運動必須得要重新清理過去的歷史，在這個過程中得有主體性的去面對日本殖民主義對亞洲各地所造成的長遠傷害，以及美國支持亞洲親美政權的過程中對於民主所造成的迫害及長遠影響，而不只是切掉歷史的重要構成，透過簡單的外化問題來自我正當化。我們要超越前人的論述，不能再把帝國主義僅僅當成是外在的力量去反對它，其實帝國主義早已在我們所有人的身體、慾望及思想中流動著，主體性的批判性重建必須從自身的清理開始。我個人認為這樣的思索是走向「獨立」的基本條件，而在此基礎上我們必須開始走出冷戰結構的枷鎖，認知到二次戰後的東亞地區其實並未「獨立」，最多只是竹內好所說的形式上的「獨立」，是繼續在做帝國主義的奴隸。

竹內認為獨立暗示了所企求的理念，對他而言，沒有理想的獨立是沒有意義的，那麼到底要提出什麼樣的理想？竹內並沒有直接提出確切的答案，但是他認為這個理想的形成，必須是一個國民集體的內在過程才能產生作用力；明治以來的「富國強兵」是不具倫理實踐意義的，早已被歷史證明是一場虛幻的大夢，戰敗是必然的，要如何在失敗中記取教訓，走向實質獨立才是關鍵所在。他以一貫的論證方式，認為與日本走了相反道路的印度及中國，「雖然沒有能夠獲得形式上的獨立，而反過來在實質上卻把握到多麼獨立不羈的理想啊！」他進一步引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來幫助國人想像什麼是理想：

中國對於世界究竟要負什麼責任呢？現在世界列強所走的路是毀人國家的；如果中國強盛起來，也要去毀人國家，也去學習列強的帝國主義，走相同的路，便是蹈他們的覆轍。所以我們要先決定一種政策，要濟弱扶傾，才是我們民族的天職。我們對於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對於世界的列強要抵抗他。如果全國人民都立定這個志願，中國民族才可以發展。若是不立定這個志願，中國民族便沒有希望。我們今日在沒有發展之先，立定扶傾濟弱的志願，將來到了強盛時候，想到今日身受到了列強政治經濟壓迫的痛苦，將來弱小民族如果也受到痛苦，我們便要把那些帝國主義來消滅，那才算是治國平天下。（孫中山，民族主義，引自竹內好，頁281）

竹內好動容於孫中山所提出的理念，也深知日本的條件不容許簡單的模仿孫中山，但是要國人在同樣的倫理層次受到他的啟發，共同思考獨立的理念到底何在，這樣日本在未來才可能獨立。半個世紀以後，我們在東亞的脈絡中，再次透過竹內好的孫中山來思考獨立，所面對的局勢已經不一樣了，日本及亞洲四小龍已經有了豐厚的經濟資源，中國雖未強盛卻也在「和平崛起」，如果今天要談亞洲獨立的理念，就算我們沒有辦法提出更為高超的理想，但是至少得開始兌現孫中山當初提出的方向：濟弱扶傾、抵抗帝國主義，不該只是口號，而是具有實踐意涵的。如果我們真的相信後冷戰的時代應該要來臨，原有區域性的對峙格局不能繼續下去，那麼追求「獨立」除了得推動美國軍事力量所代表的帝國主義撤出亞洲，建立起全球均勢狀態，慢慢走向世界和平的理念之外，也必須實踐濟弱扶傾的基本理念，資源豐富的國家，要能夠跳脫簡單的「國家利益」來想問題，讓各種的人力物力資源能夠在各地更為流通豐富，也才能達到實質上的平等對待。

在這個過程中，持續抵抗帝國主義不該只是一抵禦外侮的姿態而已，身為華人／中國人，我們得跳脫西方帝國主義入侵造成悲情歷史經驗的敘述，這個受苦受難的情感不應該阻擋我們去重新反思歷史上中華帝國對周邊地區所造成的龐大政治、軍事及文化上的壓力。今天亞洲地區對於中國崛起的擔憂，其實不全然來自於中國共產黨的當代中國，而是歷史的中國，那個所謂朝貢體系的中國；從南北韓、沖繩、越南，到整個東南亞，對於中國崛起的曖昧態度就是對於過去歷史中的中華帝國的憂心，難道我們是在重返那個歷史的朝貢關係？中國大陸的知識界要充分認知，中國已經不再是帝國，其實是有條件開始反省中國前近代時期的身分位置，不能再重蹈以往的帝國大夢，主觀的期待中國可以成為強權，與美國帝國平起平坐，來取得自我的肯定。在亞洲，去帝國化的問題，不僅僅在於反思西方帝國主義的入侵、日本帝國主義的暴力、戰後美國透過冷戰持續帝國主義在亞洲的擴張，同時也更得認真面對做為帝國對於別人造成的壓迫。中國從帝國變成大國，要如何清楚的自我定位、尋找新的方式來對待鄰近地區？我認為必須從自身尚未去帝國化的問題開始，不繼續夢想回到帝國的位置去對抗美國帝國主義，而是清楚的站在大國的位置，擔負起大國該盡的責任，至少在亞洲統合的過程中，做出該有的貢獻，而不是在欲求主導世界的領導權。但是，如孫中山所言，我們要深深的體認，消滅帝國主義的前提，就在於消滅自身的帝國慾望，透過反思中華帝國，拒絕再度成為帝國，拒絕再造成小國的壓力，那才是走向和平的根本。

「日本是否是獨立國家？」這個問題的提出，目的不在於挑釁，同時也是在自我質疑，根本的目的則是為了開啟東亞區域內部和解無法前進的核心問題。日本的問題就是「我們的」問題，大陸與台灣知識界崇美的程度絕不低於日本，視野中沒有鄰居只有強者，而之所以會如此深層的認同美國，就是因為沒有能力去認識到我們自身帝國認同的因子，也就是在歷史教科書中建立起了我們深厚的中華帝國認同。層層撥開歷史中纏繞的帝國慾望，才是走向亞洲和解、統合與獨立的先決條件。

（2005.05.08于新加坡，寫給東京《現代思想》）
出版於《讀書》，2005七月號：38-46；日譯出版於《現代思想》，2005, 六月號： 80-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