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剛: 思想的貧困:評龍應台評太陽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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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幾天在《自由時報》上看到龍應台部長批評太陽花學運,說它「思想非常薄弱……充滿矛盾跟沒有想透的東西」,好比說,學生宣稱捍衛民主卻破壞法治,嘴上說堅持程序正義,但卻又以行動顛覆了他們自己的堅持。這個批評立即招來了運動指揮者及多名綠委的反擊,異口同聲指責龍女士昨是今非,且謂真正思想薄弱的恰恰是龍女士自己。[1]

《自由時報》把這個消息置於頭版,並且搭配了一張網路上署名「熱血時報」對照今昔的諷刺圖文,意欲對比出昔者龍女士野火燎原何其粲然,今日龍女士墮落反動一至於斯。「熱血」對此「墮落」的「解釋」是八個大字:「通匪令人神經失常。」[2]

記得看了這篇報導,當時的立即反應只能說是「啞然失笑」。龍女士是否真的「神經失常」,不是「熱血時報」說了算,若依我「個人看法」,應該是沒有的,我有過好多論敵,其中包括龍女士,但我從不認為對方是「神經失常」,但當然我說了也不算,按照此間流行的說法──這種問題必須經過「專家確診」。

但若是懸置確診,只就「通匪」這一「病因」而言,以我對作家龍女士的理解,我願意挺身而出,作如下之證詞:龍女士是台灣這十餘年來在文化戰線上克紹冷戰遺業反共不懈的先鋒戰士。長期以來,她以「民主」、「自由」、「多元」的台灣文明論,批判「專制」、「落後」、「野蠻」的現當代中國及其共產革命。在入閣當官之前,她以此為志業密集著書立說,曾發表了喧騰一時的著名批判中共與當代中國的文章〈請用文明說服我:給胡錦濤先生的公開信〉,而前幾年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更是她在這方面的持續戰鬥的攀顛之作。說龍女士「通匪」,反映的是當今學運以及其後的這整個時代精神狀態的一個核心病象:為了我們的「正義」,我們可以完全粗暴地對待歷史。「未來」,於是僅僅是吾人的意志對象。出現了這樣的一種「去歷史觀」,難道不該刺戟吾人嚴肅思想嗎?

作為龍女士的一個長期批評者,由我來為她洗刷「罪名」實感荒謬、無奈,甚至悲涼。然而,我並非徒為龍女士悲,所加於彼之罪固然無稽,但奈何其半自取。聽清楚,我是為當前學運的一種幾乎可說是界定性的狀態而痛心:凡是批評這個運動的,就必然是心神喪失的不正常之人。若問何令致之?答曰,一切唯因「通匪」,而匪即是馬即是中,三位一體。於是,整個島嶼就只存在兩種人了:那光明的道德的不通匪的,與那黑闇的邪惡的通匪的。後者合當引入歷史灰燼之中,不只是因為「通匪」,還更因為他們只有百分之九。這裡有一種流行已久但再攀新高的族類主義、排他主義,以及眾暴寡主義。從這個視角看,於是「反服貿」其實不過是另一個驗證敵我的准軍事口令而已,連我們很多「左翼的」、「批判的」朋友如今也接受了這樣的口令,以之質疑昔日戰友,遑論其餘。「通匪」這個冷戰話語竟然能夠在解嚴與全球冷戰結束近三十年之後,再度成為此間學運的一個日常語詞。光是這一弔詭事實,難道不就該刺戟人們嚴肅思想嗎?在沸騰的熱血中,是否蓄積了大量不為我們所意識得到的冷戰殘餘。

但是當一切複雜的現實與爭議都可以如此義無反顧地簡單一刀切時,歷史和思想又如何能找到它們在運動中的位置呢?學運從來沒有比此時更需要自我批評與外部批評。但是學運在面對它的批評的當兒,卻又只能自我演出它所極力否認的那個病徵──血氣亢奮,思想薄弱。幾乎沒有看到學運領導本身或是支持學運的「學界」對兩個淺而易見的現實問題,提供過他們的反思。這兩個問題是:一、此刻正在島嶼上酲醉狂飆的這樣的一種族類主義與排他主義,是之前的藍綠撕裂的救贖呢,還是變本加厲?二,如果這樣的一種極端善惡二分的「正義感」,再在將來添加上權力之翼的話,那麼是否宣告了一個結合內在恐慌與體制暴力的新白色恐怖時期的降臨呢?古人說,居安思危,那如果居不安尚不思危呢?

直接說吧:台灣人民萬萬不可沉溺於一種仇中的感情網罟中。我們不仇中,不是由於懼怕或是貪利,而是因為唯有不仇中,台灣人民才能在這個島嶼上真正相親相愛,才能免於新白色恐怖或新法西斯主義的崛起,而才能夠真正地實踐「愛台灣」。經常,「仇中」是偽裝成外部因素的內政問題,是偽裝成道德問題的權力問題。台灣人民一天不能實事求是地討論時代所規定於吾人的具體問題(從小處說是「服貿」,從中處說是兩岸關係,從大處說是世界和平),就一天無法擺脫族類主義政治對我們的綁架與勒索,並拉著我們螺旋下沉。我的一個青年批評者說我一點兒也不在意台灣正在形成的「共同體」。錯了,我異常在意並欲提出貢獻!而我所能貢獻的方式是提出一連串的質疑:如果這個共同體的認同打造是以這個共同體成員的共同利益為代價呢?如果這個共同體是建立在對十三億人的仇視上頭呢?以人類中的13億人為歧視與仇視對象而建立的共同體本身會是道德的嗎?如果這個共同體概念從李登輝開始到今日已有二十年,而帶來的一醒目現實是社會的更徹底的撕裂,與人心的疲憊焦躁敵意懷疑,那麼為何還不開始反省它的限制與代價呢?我們除了做一個鼓動者或跟從者,是否可以暫停一下,抽離並冷眼凝視這個洪流呢?

這就是為什麼方才我在為龍女士申辯她不應得「通匪」之名的同時,也不得不指出她的自遺其咎。龍女士是被她自己半生戮力參與編織的「反共/親美」繩索給反扣住,並將這個繩索的另一端交給了她的起訴者。龍女士如果能夠有一絲類似商先生在絕境中的苦笑感,那將是她重新反思她的「思想狀況」的一個珍貴起點。我期望,但我懷疑,深刻懷疑。龍女士向來不就一直是她自己的不變的信念的忠實使徒嗎?龍女士是一位極具才華的作家,但思想非她所長。

不妨就近以龍女士對太陽花學運的批評為例。她說學生「思想薄弱」,說一套做一套,顛覆了法治與程序正義。當她這樣說時,她的確是指出了學運所體現出的某些自我矛盾。但是,把論述停留在矛盾的指認而不思深入,其實是思想的怠惰。馬克思曾說,就算是一個尋常小店主也能分辨出他的顧客的自我宣稱與實際狀況之間的落差或矛盾。但是,小店主並不見得是一個思想者──如果他或她只能停留在這樣或那樣因他的職業、癖好或見識而形成的一種指認之中。但龍女士就是這樣的一個小店主,她只著急於指認學運違反了她的終極價值(或長期庫存):法治與程序正義。當龍女士指認學運思想薄弱時,她並不曾以身作則地展現她正在思想,她似乎仍然只是依舊奮力舞動她的「普世價值」落日大旗。或許,一個真正關切這些「普世價值」的「思想者─行動者」,在此一時刻理所當然要進行思索的反而是:何以「法治」與「程序正義」竟是如此脆弱?
這就是為什麼,雖然我和龍女士先後都曾批評過這個學運有「思想薄弱」的問題,但她和我對這個運動的批評或是肯定,無論是就立場角度或就實質內容而言,都有巨大差異;她的肯定不是我的肯定,她的否定不是我的否定。望文生義地把這兩種不同的批評混為一談,本身就是「思想薄弱」的徵候。在思想薄弱的黃昏,所有的牛看起來都是黑的。

先說說龍女士對這個運動的「肯定」吧。根據報載,這次學運「無論就組織、分工,國內外宣傳或形象營造上」,都讓她「嘆為觀止」。她要為這個行動「打一百分」。不改其龍式風格,她甚至如此造作地說:「這些表現優異的人,可不可以考慮到文化部來工作。」但這樣的肯定,說來也不意外,恰恰反映了龍女士,今日作為文化部長,所看到的學運殊無異於一場大型演出或是形象工程;她是在一種文化經濟的技術層次上肯定這個學運。她完全無視於在這樣的一種組織與分工之下,所形成的深刻民主問題:場內菁英與場外學生民眾的決策與服從的層級化,以及在這個過程中所形成的個人突出與個人英雄主義。會發生個人崇拜的現象(這個神那個神!),是根源於這個運動打從開始就沒有想要面對,遑論解決,群眾參與的問題。天地不仁,運動也不仁。當然,這是歷史的問題,不應由這個運動本身負全責,但是,如果我們把眼睛蒙上一塊時宜的黑布,硬說這個太陽花學運是「進步的」乃至「革命的」,我認為可能並不適宜。龍女士給這個運動打了一百分,其實只是洩露了藏於她掌心的主觀的、片面的「標準答案」而已。

但龍女士之所以肯定學生的行為與行動,並非僅僅是批評之前故作的修辭客套,而也是因為它們正好也符合了她一貫對台灣與中國大陸這「兩個文明」間的對照興趣,因為她在這個運動中看到了某種「秩序」、「組織」、「分工」,其間汨汨然地流淌出她一貫頗為之傾心頗為之自豪的「台灣文明性」。的確,以我自己的觀察,運動場上的一般學生群眾和以往的運動是有一個顯著的不同,那就是他們超級自覺地,幾乎是出之以一種虔敬態度而為之的資源回收。但是,一般的讚美者很少把這樣的一種「禮節」(也就是人們對於自己的欲望與行動的節制)和另一方面展現在青年學生甚至廣大社會裡的傳統「禮節」的快速流失,放在一起觀察思考。幾乎沒有人會否認,網路上的言語已經越來越不堪。連一向同情台灣的BBC記者也注意到了這個現象,說「不堪入目、甚為惡毒,三字經、國罵,省罵紛紛出籠,所謂的『台灣人有禮貌』在此完全不見」。[3]要如何理解這個矛盾呢?為何一方面,人與人之間出現了如此巨大的裂痕,情緒與語言失去了必要節制,如同脫韁野馬任意衝撞──只要我高興有何不可,但另一方面,在人與物的關係上,卻展現了幾近戀物癖的對於物的秩序、對於回收、對於潔淨的著迷?而這些對於物的自我文明感,竟然又能「有機地」和學運的政治語言結合起來。據報導,立法院議場內掛著許多標語,好比「線都捲不好,還談什麼程序正義」,好比「懂得物歸原位,才能改變社會」,甚至於把人與物的關係凌駕到人與人的關係,於是有了林飛帆在臉書上的「霸氣」分享「如果你看不清垃圾該丟哪,我就把你塞進去」。[4]在這個饒富深意的矛盾中,我們又該當有什麼樣的思索與理解呢?我認為,這或許是進入學生參與者的某種主體狀態的一個重要契機,它或許反映了某種深層的自我認同與道德焦慮,反映了某種透過物才能獲得的確定感(小確幸?),當然以及同一枚銅板的反面的那不言而喻的失落感與失序感。這值得重視。

任何一個社會運動,就像任何一個個人一樣,不可能全好,也不可能全壞。有些人讀了我前一篇文章〈思想與學運〉,看到裡頭指出了運動在思想上的薄弱,就說我是完全否定這個運動。這是不確的。這個運動並非鐵板一塊。從一些意義其實還頗含混的語言或姿態中,我願意高度樂觀高度善意地對這個運動保留期望之處有四。首先,「自己的國家自己救」,可以是一個具有強大主體性潛力的宣稱。要救國,所依賴的必然是自己,而非他人,這即是革命前輩章太炎先生所說的「依自不依他」,同時也是從1910年代的五四運動到1970年代的保釣運動的一貫精神。其次,這個運動對台灣社會的診斷,至少就病相描述而言,是成立且要被認真對待的,而現任政權當然是要負責且要接受批判的;台灣的政治、經濟,乃至文化都有深刻的危機,不然也不會召喚出這麼巨大的能量。其三、這個運動,至少在表層話語上,經常試圖從一種庶民角度對體制進行道德評價,這並非完全沒有可能發展出一種已經消失甚久的、新時代的「左眼」。其四,這個「體制外的」運動一定程度地衝擊了原先的體制化藍綠對峙。它巨大裂毀了國民黨是明顯的,但也不是沒有衝擊到民進黨,從而給台灣的政治板塊造成了一種鬆動──雖說碎片最終將如何坍落並如何重組不容過份樂觀。就目前看,的確沒有可靠證據說太陽花學運是民進黨所策動,但它與民進黨又的的確確在分進合擊。這裡頭有一種泥沙俱下徹底撕裂社會的可能,但吾人也不能先驗主義地排除一種「超克」舊政治的可能。

恰恰就是在這個詭譎複雜的歷史地景上,同時也是學運正在前所未有地需要思想與論述時,學運卻面臨著深刻的思想與論述的貧困。但真正更讓人憂慮的是,這個運動並不以這個問題為問題──這徵候性地展現於他們駁斥龍女士或任何批評者時所展現出的那種絕對正確的姿態。我曾指出,這個運動弔詭地恰恰以拒絕思想為其動力。我願意再度重複這個診斷。您聽了就馬上不高興嗎?但是,這並非來自筆者的「邪惡之眼」(或筆者本來也就是另一個「神經不正常」之人)的觀察,而也是來自高度支持這個運動且政治色彩極右的閃靈樂團主唱Freddy,以「相信直覺吧,不懂服貿又怎樣!」這樣的口號所作的證言。[5]這個運動所大部憑藉的是一股自許的正義感與正當性,即,一股血氣。一個運動若沒有一股血氣就不成其運動,但是一個運動如果僅僅是憑血氣而行,那不但是注定走不長久,並且可能落得一個虛無主義下場,什麼都沒改變,只造就了一些新的政治神祇,甚至,帶來了災難性的社會與政治後果。世界歷史裡的殷鑑可謂歷歷在目。

如何避免成也血氣,敗也血氣,那就必須要把思想的任務拉到運動的課題裡來。一般來說,思想不是學術,不是學者的專業;大多數學者其實只是熟稔於之前的思想者所遺留下來的思想的工具(不管是馬克思的還是海耶克的還是史密特的)或糟粕,但並不是直接從事思想。思想是歷史的承擔者在面對歷史與今日之要求時,對現實與未來的思考與籌畫,同時又是對自身的情感、知識與行動,所進行的反身性思考與詰問。因此,思想正是學運參與者無從切割且無可讓渡的自身職責。表面上看來,思想的對立面是體制或霸權,也就是那「已經在那兒」並且強大到不需自我確證的龐然大物。但是思想假如簡單地把自身當作是體制或霸權的對立物,那麼在如此對立時,思想已經弔詭地失卻了它的主體性了,彼惡故我善、彼正故我負、彼東故我西。這是霸權的最有力的整編方式,因為所謂的社運處方其實僅僅是霸權公式的另一種因式分解罷了。思想的最大敵人恰恰是塑造一個簡單化的乃至卡通化的敵我關係,因為如果、「他」、「我」、「敵人」、「同志」、「是」、「非」、「善」、「惡」、……都如水晶般地清晰,那又如何還需要思想活動呢?馬克思也曾說,如果事物的表面就是它的真實的話,那還需要科學嗎?思想不是抽離於身體之外的知識活動,行動中的人當然有意義感、有道德感──有血氣,但我們不能一任它之指使而行。反過來說也成立,我們也不能脫離身體與行動空言大道。血氣與思想要結合起來,而這就是我所理解的尼采之言:「偕我血氣而思」。

吾人應嚴厲質疑那些僅僅是揣著一個明確的是非善惡框架(或,普世價值),跑到街頭給學生「授課」的教授們。教育者自己需其實更需要教育。以前的大學老師被批評為拿著「發黃的講義」混日子,但現今的教授把二十年如一日的「發黃的政治正確」當學問,就不算混嗎?而學生如果又真地歡迎且需要這些其實需要被教育的教授的教育,那又意味著什麼呢?是否學生只在乎一種與他們有相同意見,共享一種「正義感」呢?如果今天的學運展現了思想薄弱的狀態,那教授學者們是至少要負七分責任,而學生自己也應承擔三分責任。

自古以來,批評老師最常用的語言就是「誤人子弟」。我想,那還不只是知識上的傳遞錯誤或失職的問題,或許更是指其以腐朽之怨戾之氣誤人子弟之青春之氣。議場外的學生群眾們所頂著的那塊炯炯然的是非善惡框架,縱然粗疏簡化,但猶然血氣沛然可愛可敬。相較之下,某些大學教師們所帶給他們的又是什麼呢?寫到這裡我想到前陣子朋友傳來的一篇據說是網路上瘋傳的文章,是某位中研院人類學研究員的一篇算是對「中國」的親身證道之言吧。我看了,很遺憾,不只是對它那也未免太不人類學了吧的內容,而是這樣的「證言」所能提供於運動的是什麼呢?它提供的是運動核心本就庫存過量的隱藏在「普世價值」標籤後頭的仇中戾氣,而非運動所較缺乏的價值與手段之間的論證,以及運動者本身的道德倫理反思。在這次學運裡,如此這般的曲學阿世並閹然媚俗的「知識介入」可謂車載斗量![6]台灣的知識界如此易燃,而功能又是如此疊架(redundant),或許是吾人開始討論學運思想貧困時所不能繞過的第一個關卡罷。

[1] 〈龍應台:學生思想薄弱 林飛帆:龍昨是今非〉,《自由時報》2014/4/3, A1.

[2] 同樣的批評亦見,陳師孟〈昔日放野火 今日為馬作倀〉,《自由時報》2014/4/5, A21.

[3] 〈BBC:辯服貿 台灣人變無禮〉,《中國時報》2014/4/6, A2.
[4] 〈雞婆又霸氣 李郁欣管控物資〉,《自由時報》,2014/4/3, A18.
[5] 向前、伍逸豪〈「不反服貿的反服貿運動」──試論三一八學運的性質及其可能的啟示〉《批判與再造》2014/4/4

[6] 當然,一定有少數學者教授是帶風,而非跟風,是策略的,而非情緒的,簡言之,他們知道他們在做什麼。這些人是誰,我並不清楚,但要知道並不難,只要追索野草莓以來的論述系譜即可略知梗概。但這對於現在所討論的思想大問題而言,並不重要,我一點也不感興趣

文章來源:https://chaoglobal.wordpress.com/2014/04/09/zhaogangsixiangdepink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