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的分岔路口:奧蘭多槍擊事件後的正義思考

Kay Whitlock,2016-6-20(何春蕤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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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經迷路好一陣子了/現在可能已經岔道千里了
我在上個加油站問過路/當時就覺得那個人不可信
不該問他的,現在我覺得/可能會在這條高速公路上一直開到死了
可是我還是要繼續前進,儘管爬著也要前進/就算連膝蓋都磨光了
我會找到路的/總有一天會回到分岔點。
──歌手Todd Snider, “Back to the Crossroads

當我滿心痛苦,尋求改變,卻不清楚、不確定或者對於新方向和可能的選擇左右為難的時候,我就會花時間安靜沈思,前往分岔點。

我在分岔點呼求洞見、啟發、引導──有些人會說這就是祈禱。在這種時刻,慣常聽到的「議題」和政治語言聽起來都是毫無意義的囈語,只散發出一種深沈到連殭尸都動不起來的死寂。

此刻我就在分岔點上,因為我感覺萬分疲憊,思路受限而堵塞,無法思考什麼才是「正義」,想不清楚結構型的暴力和家庭社區裡突然爆發的暴力究竟有何關連。

在希臘、非洲和其他古老文化的神話和故事裡,分岔點是一個實際存在但也是象徵的地方,通往不同方向的道路在那裡匯集。分岔點是一個見面和告別的所在,是結合、團聚和分手的地方。午夜時分最能清楚的看到,分岔路是個矩陣:在這裡,意識清醒的自我遭遇了無意識的陰影,活人遇見了死人,不但要做出抉擇,也必須走向特定方向。

我本來就在前往分岔點的路上。我和我的伴以及她的家人在愛荷華州為去年她突然先後過世的父母撒骨灰的時候,聽說了奧蘭多同志酒吧「脈動」在「拉丁之夜」所發生的屠殺事件,我們滿腔的悲傷和愛一霎那衝上頂點。現在已知有49個人被殺,都是年輕的酷兒和有色人種跨性別,拉丁裔和黑人都有,還有各種混血,多半源自波多黎各,另外還有50餘人受傷。

我和我的伴侶及酷兒朋友一直在不斷談論這個事件,也想著我們自己的個人歷史,找尋著死傷者的姓名、照片、生活細節。但是我的異性戀朋友和家人都不太談奧蘭多的事情,就算問到,大部分人也只是很有距離的、極端抽象的簡短回應,講講議題、敵人、和惡魔。只有一個人很誠心的說了她的感受。

這就是合法的「平等」的極限,用鮮血寫在脈動的舞場和廁所裡,在奧蘭多的醫院和手術房裡,由突然被動員的護理師、醫生、和救護員照顧著。

過去數十年,這種事情隨時都可能發生在任何酷兒身上──特別是有色人種的LGBTQ人士。奧蘭多事件這幾天以來,許多人都很動人的描繪了酒吧、夜店對酷兒們的重要意義──它們是庇護所,也是社區中心,更是生命線。我自己的酷兒自我有一部份是在政治場域裡成形的,但是直到1970年代早期,我才在酒吧和夜店(特別是舞場)裡學會了盛讚完整的自我。這些場所包括「三姊妹」(我們稱它為「六乳迎風」)、「躲迷藏」、「鏽蝕」、「小姐」、「女爵」、「中央總站」、「冰宮」。我在這些地方學會了擁抱自己的慾望,歡慶著那些被謹言慎行、端莊可敬的「同志權益」和「同志平權」所迴避的肉體、身體、感官、徹底解放、肯定生命、毫無顧忌的各種酷兒慾望。

這次的悲劇很清楚的牽涉到恐同、恐跨、和種族歧視,甚至也可能牽涉到狠毒的陽剛氣質,但是這些都沒辦法說清楚整件事情。我們要如何理解兇手Omar Mateen?他成長的社會美國充斥著反LGBT的文化戰爭,對有色人種、移民、穆斯林都抱持極大的懷疑和敵意。他自己的暴力經驗很多(動手打過前妻,前妻說他是個心理狀態不穩的人,在很多場合都講過歧視和排他的語言),他也熟悉保全工作和武器。他或許是同性戀,至少在某些時刻感受到自己的同性情感,但是,不管他是不是同性戀,他迫切的感覺需要去酷兒酒吧──而且特別挑選了「拉丁之夜」──開槍殺人。

事發後,警方和媒體幾乎立刻就把被警方擊斃的29歲槍手Mateen描述成穆斯林恐怖主義者,說他可能是移民,效忠於伊斯蘭國(ISIS)。沒人關心他其實出生並成長於美國,也沒人關心他好像對宗教並不熱誠,名嘴們也說不準他到底是哪一派的回教徒。聯邦調查局曾經調查過兇手,但是沒有繼續追查,這是不是失職?監視和控制是不是效果有限?有哪些侷限?

現在越來越清楚,兇手Mateen並不是很多人口中那個和伊斯蘭國關係密切的「激進伊斯蘭聖戰士」,然而開明的LGBT倡議團體還是對政府那份極端扭曲的「恐怖份子監控名單」充滿信心,希望透過立法管制槍枝來強化它。倡議團體認定大屠殺就是狂熱份子、極端份子造成的,因此要求曾因仇恨犯罪而定罪的人不得購買槍枝。(沒人關心,三十多年來的聯邦級和州級的仇恨犯罪法並沒有成功維護安全──特別對法律號稱要保護的那些群體而言,最終只擴大了警方暴力。)

現在大家又開始搜捕可能的敵人了,就和過去一樣,執意要在特定範疇裡找出危險和邪惡的存在,這樣自己就脫罪了。

對敵人的執著 

從歷史到今日,美國社會一向就以專注「誰會變成敵人」來組織思考,建立安全措施,可是這會產生怎樣的社會呢?當我們不斷強調圍堵、控制、擊潰敵人,然後把搜捕敵人等同是尋求正義,這又會有何後果呢?

當幾乎所有對敵意的回應都牽涉到整合出更強的監控,更強的教育和文化言論檢查,針對本來就被妖魔化的特定社群進行更強的正式/非正式的巡防、懲罰、監視的時候,又會有怎樣的後果?

這些問題使我寢食難安。我的工作就是揭露並挑戰各種結構型暴力,特別是那些座落在主流公共/私人機構政策和措施裡、座落在美國通俗文化裡的暴力。結構型暴力包括:警察暴力,軍事主義,還有制度型種族主義以及為「仇恨暴力」提供原型的父權暴力。我的工作讓我有機會進入一些場域,看到許多議題總是纏繞著意義矛盾複雜的影像、象徵、故事,講述著危險、敵視、恐懼、暴力、(個人/集體)痛苦、和創傷的故事──特別是在危機與悲劇衝擊的恐懼/憤怒時刻。

在它者中搜捕道德敗壞、暴力、危險、邪惡的源頭,並非新事,它就和拓殖殖民主義、原住民滅族、和奴役制度一樣老。我和Michael Bronski在專書《反思仇恨:美國文化和政治中的暴力、良善、與正義》(2015)中詳細的分析了這些。19世紀末,歐洲的「天生罪犯」理論快速流行美國,它把沒有明顯可見身體/智力瑕疵的白種異性戀男性放置在美德和文明的最高點;所有的有色人種、身體殘障、古老落伍的某些白種民族、以及性別不馴份子,則被標記為危險的「天生罪犯」。這種主流理論後來演變成「優生學」,企圖把種族主義的「正確科學原則」運用到生理控制那些被視為劣等的民族,以免它們危及(白種、身體健全、富裕的)文明、道德的身體政治。

今日,搜捕仍在繼續:透過各種形式的種族定性和性剖析,透過在法院和矯正機構裡廣泛運用的所謂「證據為本的風險預測評估」工具,透過不斷收集更廣泛的「罪犯」名單和恐怖份子監控名錄,透過「天生罪犯」和優生學理念的新品種理論以生理方式來預測暴力和危險。我們社會對分類人性的迷戀總是以各種不同形式浮現:它粉碎了社會安全網,建立了大量監禁的系統,必要時可以轉變成以社群為本的控制和監視形式,設置了把不馴的學生直送監獄的管道,也明顯堅持對戰爭持續投入。

但是我們是不可能清楚區分好人壞人的,因為我們每個人身上、我們所有的社群裡都有好壞的成份。我們也不可能設置足夠的圍籬、高牆、警力、監獄、監控科技、無人機、或者地面部隊,來保障我們不用和彼此共處,保障我們不至於傷害自己。

學者運動份子Rachael Kamel注意到:奧蘭多事件後的許多留言都集中在「要如何區分好人壞人?槍手「真的」是同性戀嗎?他「真的」是伊斯蘭教徒嗎?或許,我們永遠不可能把人分成好人或壞人,「真」穆斯林(基督徒、猶太人)或暴力份子,真酷兒或櫃中人。因為我們都是混在一起的。」

回到分岔點

想要透過控制、限制、宰制那些可怕的、討厭的、臣服的他者,以創造安全和社群向心力,最終只會毀滅我們自己。現在看到的改革建議其實都只碰觸到宰制的機器而非核心,只在表面上做改變,卻完全不碰那些真正壓迫人的優越主義意識形態。說真的,宰制的核心結構竟然往往被視為改革的當然規劃者和執行者。當下我們可能感受到大家團結在一起的感覺,這種團結也很重要,對參與的人而言是可以改變他們人生的;但是就社會的層面而言,這些團結的感覺不會持久。怎麼可能持久呢?我們根本就沒有以整體國家為基礎,在追求「所有人」福祉的脈絡中,來想像「正義」,來激進的創造正義的社會、經濟、文化、環境關係。

我們必須自己動手,一起來創造那個整體的基礎。

我和Bronski在書裡提問:如果我們把「正義」從仇恨和報復的框架中移出來,那會怎樣?當然別人可以從別的更深更廣的方向來想,但是我們的想像是這樣:

正義:就是不斷追求可信的、可敬的、非剝削的人際關係,並且對抗個人、族群、社群、生態,負起責任,主動去干涉、防範、修補各種形式的暴力。

這就是為什麼今晚午夜我來到了分岔點,遠離那些只尋求懲罰和報復的人,全心全意、不改初衷的邁向一個激進、集體、擁抱鄰舍的正義世界。

美國有關分岔點的傳說裡最有名的就是著名的藍調歌手Robert Johnson的故事,據說有天晚上,在密西西比州的月光下,他和魔鬼交易,換取獨一無二的吉他手法。在我們這個充斥著白種優越主義、輕易把黑暗等同「黑人、犯罪、邪惡」的社會裡,難怪這個故事會流傳這麼廣。

這就是種族歧視的標準戲碼,把這個早夭的、飽受剝削但是藝術才華洋溢的貧窮黑人說成一個道德警示的故事。我倒情願他真的去了分岔點(其實他也寫了一首名為「分岔點」的歌),但是他遇到的不是魔鬼,而是自己。

馬丁路德金恩博士遇刺一年前曾在一次講道時把這個故事講了一個不同的版本,題目是「午夜叩門聲」。他用路加福音的經文來詮釋在面對社會不公義以及焦慮時教會應該扮演的角色。一個疲憊的旅行者來到朋友家──分岔口,朋友拿不出任何東西來招待他,所以就去鄰居家,想要求得一塊麵包來滋養旅行者。這塊麵包代表了希望、愛、正義的社會經濟關係。但是午夜也是一個令人喪氣的時刻,充斥著令人沮喪的恐懼和偽善,在這個時刻,要人放棄希望的引誘也最大。

朋友的鄰居最終不肯分享麵包。

這個時候真是太糟了。但是金恩博士提醒我們,午夜時刻,在面對困難和冷漠時仍然堅持和忍耐,仍然可能產生令人驚訝的轉變。因此我們絕不能容忍冷漠,因為冷漠並非只存在在某些他者內,很多時候我們自己也是冷漠的。

真正的正義就是努力邁向一個可以讓奧蘭多喪命的朋友們繼續活者、繼續跳舞、繼續想望未來的社會。他們在那個社會裡會被看重,被珍視,而那個殺了他們的人可能也在他們中間,這次,他帶著的不是突擊步槍,而是面對自己和鄰居時的善意問候。

 

http://www.beaconbroadside.com/broadside/2016/06/midnight-at-the-crossroads-thoughts-on-justice-after-orlando-.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