鞭子和提燈──祭陳映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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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映真先生的作品以其不可解的巨大魔力,敲動了冷戰年代知識青年如我的荒廢之心。他筆下那「留著長髮」、「漲紅他們因營養不良而屍白屍白的眼圈」、「疲倦地笑著的」「細瘦而蒼白的少年」,曾讓年輕的我不知所以然地感到一種由陰鬱孤獨、對當下存在的不耐,以及一抹詭異的振奮心情,所混和的複雜心情──雖然那個心情又被搖滾樂、存在主義,以及那赫曼赫塞們所收編、安撫,也是事實。在台北的漫長雨季裡,我偶而也會想到那隻綠色的候鳥,以及我至今感念的一句來自一個頹唐老頭趙公的話:「能夠那樣號泣,真是了不起」。那大概是一個想要號泣而不得的年代吧。

但,如今的「這個趙公」的年代,就不是了嗎?

陳先生的死,我其實什麼話也說不出來。沒想哭,也沒淚,只是覺得心頭時不時的有些發堵而已,懶散地覺得隨他而逝的或許是一個時代吧;那感覺有點兒荒涼。偶而會想到陳先生,但也不是他的思想,乃至他的文學,甚或記憶中與他交往的二三景,而是一種沒有時空感的音容笑貌:先生在蒼天為幕中,孤獨而有力量,抑鬱而使人溫暖,似乎經常深度徬徨但又總是懷抱希望。此刻,我總是覺得離我而去的是一位稀有的(尤其是在這個島嶼上)有德者;一個時刻在戰鬥中的有德者──雖然老天以一種極其惡劣不仁的方式,讓他在人生的最後十年中,退居於那樣的一種殘酷的「寧靜」。

先生是一個戰士。他的小說是戰鬥的文章,更別說他的論文、他的文論、他的《人間》雜誌,與他的人間出版社了。先生哪裡只是對抗台獨的鬥士,他是中國人民的鬥士,是第三世界的鬥士,而他更是孤身對抗一種「文明觀」的鬥士。這是先生的永恆業績。戰後的台灣當代,固然長時間只看到先生一人荷戟獨徬徨,戰後的中國大陸又有幾人呢?我就是沒法兒聽到人們信口信口雌黃「二陳論戰」這四個字,那讓我非常痛苦,不是因為坐令豎子成名這種小事,而是因為它童騃惡戲地、若無其事地,攤開了這整個當代的扭曲與變形。黃鐘與瓦釜、鳳凰和雞鶩,等而觀之。在喪失一切標準與分野的「平權」與「多元」的當代,或許這也是一種必然吧!但我抗議。

先生走了,但兩岸沒有多少人記得他,不成比,不合理。是時代的高牆把陳映真先生與大眾隔離了。誠品書店有多久沒有陳映真的書上架了呢?同其時,「大江大海」仍在分斷的兩岸永晝濁浪滔天。老天固然親痛仇快地讓戰士臥榻十年,但反對台獨呼籲統一的對岸大眾,又何嘗不是在做著一樣的事呢?人們獎賞著高高在上臨風揚眉醜詆民族自我的買辦文士,卻聳肩冷落戲謔那血目焦灼苦心孤詣的祖國赤子。陳先生的天命淒慘地無言地訴說了這個世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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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映真先生安息了,然而,然而,我們只能繼續戰鬥下去。停止傷悼,不再抱怨,繼續戰鬥,是唯一紀念陳先生的方式。杜繼平先生說,我們要善繼其志。善哉斯言。對我而言,陳先生的志與學,有如下幾個突出之點,值得我們後生作為範式。

首先,化除近親憎恨。這要求我們在思想上、學術上,嚴肅面對日本舊殖民與美國新殖民。這是「己立」的功夫。

己立而後謀求兩岸的和平統一。這要求我們尋求一個有道德理想的統一方式,從根本上避免任何形式的武統所將造成的永劫民族悲劇。經濟共同體「物質基礎」固然重要,傳統中國文化固然不可學舌輕賤,但專言「經濟」、單靠「文化」,不足以言理想;事實已證明經常適得其反。

「去殖民」與追求和平統一,必需有一個「中國人身份」作前提;必需在情感、思想,與知識上,站在中國人的視角。在這個視角上,把近現代中國革命的歷程,以及今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都視為中華民族努力尋求自身出路的歷史展現;善與惡、成功與失敗,我們都必需概括承受,以其為我們自身之一部分,保衛之或批判之,承先啟後。

在這個承先啟後的不斷鬥爭中,台灣以其邊緣之歷史經驗與視角──尤其以一種第三世界的普遍的新舊殖民地經驗與視角,將從這個共同體的一個內部他者的位置,多元而一地加入此共同鬥爭,而後或也是同時,參與到那個又必將多元而一的世界歷史的 (world-historical) 鬥爭。以此而言,台派、獨派、中華民國派與社運派是一種頹廢派,是一種歷史終結論的信徒,是一種哲學上的享樂主義者,是空洞同質性空間的漫遊者。

因此,這個鬥爭既然必需要和經濟主義的共同體想像鬥爭,要和一種國粹的文化共同體想像鬥爭,也還要和一種退變的「左翼」想像鬥爭。從獨派到台派到中華民國派到社運派,這些政治光譜的不同構成要素,所共享的都是一種現代化的、個體主義的、以天地萬物他者為芻狗的文明觀。我們如何從根本上挑戰這個文明觀,而不至於長期處於範式被動的處境,從而長期污名化自身為「不夠文明」、「不文明」,甚或「野蠻」,於是成為了一道擺在我們眼前的巨大思想挑戰。而我相信,這是陳映真先生在2005年書寫〈文明與野蠻的辯證〉一文時,所透露的一個未竟志業。這是一個文明觀的鬥爭,而不論是「社會主義」、「中國文化」、「民眾視野」,或是「第三世界」,在這個文明觀的鬥爭中,固然都將扮演重要角色,但各自都將無法自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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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陳映真先生之所以為我們所敬重,追根究底,並不是在他的思想學問,當然也不是他的作品本身,甚至不是他的行動實踐,而是在他的學問與創作之後的那個人──那個有德者。雖然陳先生的德與上述那些都無可分,但對我而言,那個德,一言以蔽之,就是他是玩真的。是這樣的一種稀有的真誠,直接且深度地感動了一些人,當然,也一定趕跑了另一些人。陳映真先生並非生而真誠,他的真與誠是不斷自我反省、自我惕勵的結果。要不斷地直面自身的「殖民性」、「階級性」、「西方性」──乃至「猙獰的男性」,是不容易的,而陳先生則把他與這些東西的鬥爭歷程,忠實地反映或折射到他的文學裡。我們果真愛陳映真的文學、思想,與實踐,我們應該也要能愛它們後頭的那個終始與自欺與虛無搏鬥的心靈,然後,在這樣的「嚴厲的鞭子和腳前的提燈」之下,或許能讓我們更「用功些、謙卑些、誠實些、勇敢些……」(陳映真,〈鞭子和提燈〉,1976)。在自我、家國、文明、人類,與天地萬物諸元之間,是有一條細微而重要的線索的。這,或許是陳映真先生給我這樣一個人的最珍貴的禮物吧。別了,先生。

趙剛
2017/1/6於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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