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週： Governmentality

在《性史》中，傅柯已經指出性可以連結個人和集體層次，現在則把這個觀察擴大到政治領域。「治理」指的是power as the regulation of others以及power as a relationship with self；因此，治理連結了politics與ethics。治理就是conduct（導向）of conduct（行為）：個人管理自己的行為，集體也指導別人的行為。【這裡關係到人我的關係，也有我既做主體也做客體的權力關係】

傅柯以一貫的genealogy手法，挑選了圍繞馬基維利的歷史地位升降來看這個治理藝術的重大轉變：16世紀出現很多諫君書籍，教導君王如何維持王權，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馬基維利的《君王論》。這本書中討論的治理之道主要關注王的利益，以它為王權sovereignty的理性基礎。君王prince與封邑principality之間的關係是單向的、外在的、超越的、強加的。君王透過世襲或征服來獲得封邑，但是王卻外在於它，因此王和封邑之間的關係沒有什麼內在關連，也因而脆弱易變，臣民沒有天然理由接受其統治。統治就是鞏固君王與其封邑之間的關係，馬基維利的分析則要發現可能的危險來源，以及如何保障君王擁有其封邑（90）。後來馬基維利的君王說沈寂了很久，19世紀才又再度流行起來【為什麼？傅柯好像沒解釋】。

在16-18世紀中，政治上的統治危機與宗教上的靈魂管理危機同時發生：（1）民族國家初初建立，中央非常想要極權；（2）宗教改革及其反動，造成宗教異議的擴散【這種迫切性以及當時社會經濟結構上的巨大變化，造成了深刻動亂的時刻，需要設立新的規範和統籌，因此治理藝術出現】。這兩種力量的同時作用，使得治理的問題成為普遍問題。

那時還出現一堆鼓吹「治理的藝術」之類的書籍，與馬基維利以君王為中心的架構保持距離，認為擁有封邑並不等於知道治理的藝術【新型的治理者出現，新的統治者需要有比血統、比暴力更為服人的條件來說服人民，而新興資產階級必須以優越的道德和能力、精密的權力技術來證明自己有正當性】。傅柯以當時一本典型的作品來說明其特點：

(1)治理當時成了一個廣泛的概念，可以用來治理家庭、靈魂、兒童、地區、修院、宗教支派等等。治理的實踐多樣化，君王的治理只是其中一種，而且治理是內在於國家結構，而非外在。基本上分為三種形式：道德（治理自我）、經濟（治理家庭）、政治（治理國家）。《君王論》談的是把王權和其他治理分開，以顯示君王的特殊，而「治理」則試圖在這些不同形式的治理中串連起一種連貫性（也是理性）：向上，要能治理國家就必先能治理自己【從前君王就是君王，再爛也有其統治地位，但是現在，資產階級的自我管理是一切治理的基礎，王必須做榜樣】；向下，治理透過police（拉丁文原作「行政」，但18世紀開始有「公安」的意義）使得個別家庭、個人都能實現國家政府的治理。【治理就是確保所有層面同心一致的支援權力的運作──因此治理不是鐵腕籠罩，而是有效的串連起各個場域的權力結構，不過也因此容易環節脫落】。說穿了，治理就是把在經濟層面上為整體家庭細緻精算的技巧，引介進入政治實踐中，introduction of economy into political practice，以一家之主如何監督掌握一家財富和成員的關注力，來努力經營國家（因此好政府還有economic government之說）。當時，economy也正在改變字義，它的現代字義就正是治理【比較接近所謂「善治」】。

(2)這本代表作中還說：government is the right disposition of things, arranged so as to lead to a convenient end【顯然就是工具理性的實踐，是理性化、有效率的駕馭】。王權認為統治的是疆域和人民，但是「治理」的對象卻完全不包含土地，而是人與物的複雜集合，其中被籠罩的則是座落在各種與財富資源物資天然地域中的、座落於風俗習慣行為思考模式中的、座落於各種意外命運飢荒瘟疫中的）人。【在這個說法中，人總是已經座落在文化社會經濟中、已經被先行建構、糾纏在各種意外中、被各種力量拉扯的人。】因此這些書中才會說，治理就是掌舵一條船，管理一個家，要處理各種突發的事件。

(3)「治理」有其特定終極目標finality。王權的特定目的雖說是為共同利益，但是共同利益卻是希望所有人民都各守其份，守法循治，因此王權的終極目的就是人民服從王權，以法律來使王權能順利行使【治理對君王而言是self-serving的，要靠法律來執行】。然而「治理」卻是善加管理事物，而這裡的共同利益是使所有人都方便的，因此其目的是多重複雜的，為了要達成這些目的，不是透過法律，而是讓人民和事物都成為disposed（原義是處置安排妥當）的狀態，也就是妥善安排事物，部署配置和傾向，以便趨向主要目的。【治理要深入人心和生活，而且促進治理過程的強化和完美，主要靠戰術策略】

(4)好治理者要有耐心（像蜜蜂般不用刺而統治蜂巢）、智慧（不是瞭解神諭或法律，而是知道目標，更知道事物如何配置才能達成目標）、勤勉（統治者要以服務的心態治理，如一家之主早起晚睡一般）。【以自我規訓來有效規訓社會】這種治理藝術的說法不是空談，而是伴隨著以下因素出現：16世紀以來擁有特定疆域的君主出現，國家行政體制的形成，對國家的科學知識形成統計數據，整體社會的重商主義，17-18世紀財政專員的行政科學。【治理有許多的結構、知識、實踐、信念來支撐】事實上，16-17世紀治理藝術的首要結晶就是談reason of state，認為國家是由其內在的理性原則來治理，國家有其自身的理性，因此治理的藝術並非追尋超越原則、宇宙模式、或哲學道德理想【排除宗教權威、和空泛理念】，而是要在國家的特殊現實中找尋其理性原則【務實、技術官僚】。不過傅柯也指出，這種內在的國家理性，直到18世紀之前都是治理藝術發展過程的障礙：因為17世紀的戰爭動亂形成緊縮的環境，不利治理藝術的發展；另外，當時還有一些心理和制度的結構在王權的基礎上操作，例如重商主義雖然累積了財富但是卻仍在王權的結構中操作，為王室累積財富而不是為國家累積，並以王權的傳統武器（法律、規條）來壯大王權。直到17世紀《契約論》出現，才建立了新的君王和人民之間的關係，提供了新的權力架構來思考如何發展治理藝術。【重商主義是16-18世紀歐洲的經濟學說及實踐，主張由政府控制國家經濟以增強實力，削弱他國。強調國家財富之首要是貴重金屬，應該盡力取得；經濟應出口大於進口；殖民地不得發展製造業，其商業應由母國壟斷；需要人口眾多，但應奢侈減少，儉省節約都是美德，以創造資本。這些顯然是早期資本主義得以發展的基礎，但是也要有新的政治架構和相應的人民，才能讓重商主義的實力得到發揮。在這裡，傅柯對於治理的解說又有了一個左翼的蘊涵：資本主義的全力發展絕對需要新的「治理」。】

如果這樣困難重重，那麼治理的藝術是如何克服困難的呢？歷史原因：18世紀人口的大量增加，農業生產的擴張增加了財富。在這裡，透過一些微妙的「知識－權力」程式，（在非家庭的層面上思考經濟的）治理和人口的問題開始關連起來，人口的問題浮現。治理藝術的發展，使得「經濟」的概念成為特殊的、可以思考人口問題的科學，源自重商主義的統計學也才得以脫離王權架構而成為新的可用戰術。統計學在新的架構中顯示【以科學和知識來影響對社會結構的認知和打造】：人口有其自身的規律性、死亡疾病率、缺乏的週期等等；人口有其內在一些因集結而來的效應（如傳染病、死亡率、勞力和財富增加等等）；人口有其特殊的經濟結果，而這些特殊性是不能化約為家庭的層次的。此時，家庭退位，不再是政府的典範【從前治理是學家庭的模式】，而成了人口的基本組成，是治理人口的基本工具。

換句話說，（1）當人口尚未出現時，治理總是以家庭為典範，認為治國就像齊家一樣，現在家庭只是一個工具而已，但是仍然是人口資訊的主要來源。治理之可能，先決條件就是家庭的退位，人被當成人口來思考。（2）人口成為治理的終極目的，要照顧人口的福利、改善其處境、增加其財富壽命健康。政府所採取的手段似乎都內在於人口，人口也成為政府手中的物，承受各種戰術策略。（3）人口是政府必須觀察和知道的對象，以便有效的、理性的治理，因此政府的知識必須包含對人口的所有processes（生命的所有活動和趨向）都有所瞭解。【更大更徹底的知識－權力操作】

政治經濟學的誕生：在人口、疆域、財富之間產生了新的多重關係，而且伴隨了政府典型的新干預措施，也就是在經濟和人口領域中的干預。18世紀的轉化：從治理的藝術轉向政治科學，從王權結構主導的模式轉向治理技術主導的模式──造成人口和政治經濟學的誕生。在這樣的理解中，規訓愈來愈重要，因為管理人口，並不只是注重其集體的層面，也要管理其最深最細最個人的層面。主權、規訓、政府都以人口為目標，以穩定的架構為主要機制。人口成為被收集被研究的資料，也成為被幹預的場域，是治理戰略的操作目標。

「治理」的歷史要素：（1）那些使得人口可以被當成目標對象、以政治經濟學當成主要知識形式、以穩定架構為主要戰略手段的機構、程式、分析、反思、盤算、戰術；（2）很久一段時間以來一直趨向治理的權力，形成一連串特殊的政府架構以及知識；（3）中世紀的正義如何透過一些程式轉化為15-16世紀的行政國家。許多人長久以來都愛憎國家，但是傅柯認為不要太化約的看國家，國家並不像許多人想像的那樣一致、個人性、功能性、或重要性。國家只是組合的現實，神話的抽像。真正重要的可能是現代性，也就是establishment of state control，也就是國家的治理化。【國家是如何變成這樣一個透過人口和政治經濟學來治理的東西】傅柯認為，治理的問題和治理的技術是現代唯一的政治議題，唯一可以進行政治抗爭和挑戰的場域。

牧養、外交－軍事技術、和公安──是國家治理化的三大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