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柯專題
Seminar on Foucault

授課教師 何春蕤
(九十學年度第一學期課程)


第十二週: Governmentality


在《性史》中,傅柯已經指出性可以連結個人和集體層次,現在則把這個觀察擴大到政治領域。「治理」指的是power as the regulation of others以及power as a relationship with self;因此,治理連結了politicsethics。治理就是conduct(導向)of conduct(行為):個人管理自己的行為,集體也指導別人的行為。【這裡關係到人我的關係,也有我既做主體也做客體的權力關係

傅柯以一貫的genealogy手法,挑選了圍繞馬基維利的歷史地位升降來看這個治理藝術的重大轉變:16世紀出現很多諫君書籍,教導君王如何維持王權,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馬基維利的《君王論》。這本書中討論的治理之道主要關注王的利益,以它為王權sovereignty的理性基礎。君王prince與封邑principality之間的關係是單向的、外在的、超越的、強加的。君王透過世襲或征服來獲得封邑,但是王卻外在於它,因此王和封邑之間的關係沒有什麼內在關連,也因而脆弱易變,臣民沒有天然理由接受其統治。統治就是鞏固君王與其封邑之間的關係,馬基維利的分析則要發現可能的危險來源,以及如何保障君王擁有其封邑(90)。後來馬基維利的君王說沈寂了很久,19世紀才又再度流行起來【為什麼?傅柯好像沒解釋】。

16-18世紀中,政治上的統治危機與宗教上的靈魂管理危機同時發生:(1)民族國家初初建立,中央非常想要極權;(2)宗教改革及其反動,造成宗教異議的擴散【這種迫切性以及當時社會經濟結構上的巨大變化,造成了深刻動亂的時刻,需要設立新的規範和統籌,因此治理藝術出現】。這兩種力量的同時作用,使得治理的問題成為普遍問題。

那時還出現一堆鼓吹「治理的藝術」之類的書籍,與馬基維利以君王為中心的架構保持距離,認為擁有封邑並不等於知道治理的藝術【新型的治理者出現,新的統治者需要有比血統、比暴力更為服人的條件來說服人民,而新興資產階級必須以優越的道德和能力、精密的權力技術來證明自己有正當性】。傅柯以當時一本典型的作品來說明其特點:

(1)治理當時成了一個廣泛的概念,可以用來治理家庭、靈魂、兒童、地區、修院、宗教支派等等。治理的實踐多樣化,君王的治理只是其中一種,而且治理是內在於國家結構,而非外在。基本上分為三種形式:道德(治理自我)、經濟(治理家庭)、政治(治理國家)。《君王論》談的是把王權和其他治理分開,以顯示君王的特殊,而「治理」則試圖在這些不同形式的治理中串連起一種連貫性(也是理性):向上,要能治理國家就必先能治理自己【從前君王就是君王,再爛也有其統治地位,但是現在,資產階級的自我管理是一切治理的基礎,王必須做榜樣】;向下,治理透過police(拉丁文原作「行政」,但18世紀開始有「公安」的意義)使得個別家庭、個人都能實現國家政府的治理。【治理就是確保所有層面同心一致的支持權力的運作──因此治理不是鐵腕籠罩,而是有效的串連起各個場域的權力結構,不過也因此容易環節脫落】。說穿了,治理就是把在經濟層面上為整體家庭細緻精算的技巧,引介進入政治實踐中,introduction of economy into political practice,以一家之主如何監督掌握一家財富和成員的關注力,來努力經營國家(因此好政府還有economic government之說)。當時,economy也正在改變字義,它的現代字義就正是治理【比較接近所謂「善治」】。

(2)這本代表作中還說:government is the right disposition of things, arranged so as to lead to a convenient end顯然就是工具理性的實踐,是理性化、有效率的駕馭】。王權認為統治的是疆域和人民,但是「治理」的對象卻完全不包含土地,而是人與物的複雜集合,其中被籠罩的則是座落在各種與財富資源物資天然地域中的、座落於風俗習慣行為思考模式中的、座落於各種意外命運飢荒瘟疫中的)人。【在這個說法中,人總是已經座落在文化社會經濟中、已經被先行建構、糾纏在各種意外中、被各種力量拉扯的人。】因此這些書中才會說,治理就是掌舵一條船,管理一個家,要處理各種突發的事件。

(3)「治理」有其特定終極目標finality。王權的特定目的雖說是為共同利益,但是共同利益卻是希望所有人民都各守其份,守法循治,因此王權的終極目的就是人民服從王權,以法律來使王權能順利行使【治理對君王而言是self-serving的,要靠法律來執行】。然而「治理」卻是善加管理事物,而這裡的共同利益是使所有人都方便的,因此其目的是多重複雜的,為了要達成這些目的,不是透過法律,而是讓人民和事物都成為disposed(原義是處置安排妥當)的狀態,也就是妥善安排事物,部署配置和傾向,以便趨向主要目的。【治理要深入人心和生活,而且促進治理過程的強化和完美,主要靠戰術策略

(4)好治理者要有耐心(像蜜蜂般不用刺而統治蜂巢)、智慧(不是了解神諭或法律,而是知道目標,更知道事物如何配置才能達成目標)、勤勉(統治者要以服務的心態治理,如一家之主早起晚睡一般)。【以自我規訓來有效規訓社會】這種治理藝術的說法不是空談,而是伴隨著以下因素出現:16世紀以來擁有特定疆域的君主出現,國家行政體制的形成,對國家的科學知識形成統計數據,整體社會的重商主義,17-18世紀財政專員的行政科學。【治理有許多的結構、知識、實踐、信念來支撐】事實上,16-17世紀治理藝術的首要結晶就是談reason of state,認為國家是由其內在的理性原則來治理,國家有其自身的理性,因此治理的藝術並非追尋超越原則、宇宙模式、或哲學道德理想【排除宗教權威、和空泛理念】,而是要在國家的特殊現實中找尋其理性原則【務實、技術官僚】。不過傅柯也指出,這種內在的國家理性,直到18世紀之前都是治理藝術發展過程的障礙:因為17世紀的戰爭動亂形成緊縮的環境,不利治理藝術的發展;另外,當時還有一些心理和制度的結構在王權的基礎上操作,例如重商主義雖然累積了財富但是卻仍在王權的結構中操作,為王室累積財富而不是為國家累積,並以王權的傳統武器(法律、規條)來壯大王權。直到17世紀《契約論》出現,才建立了新的君王和人民之間的關係,提供了新的權力架構來思考如何發展治理藝術。【重商主義是16-18世紀歐洲的經濟學說及實踐,主張由政府控制國家經濟以增強實力,削弱他國。強調國家財富之首要是貴重金屬,應該盡力取得;經濟應出口大於進口;殖民地不得發展製造業,其商業應由母國壟斷;需要人口眾多,但應奢侈減少,儉省節約都是美德,以創造資本。這些顯然是早期資本主義得以發展的基礎,但是也要有新的政治架構和相應的人民,才能讓重商主義的實力得到發揮。在這裡,傅柯對於治理的解說又有了一個左翼的蘊涵:資本主義的全力發展絕對需要新的「治理」。

如果這樣困難重重,那麼治理的藝術是如何克服困難的呢?歷史原因:18世紀人口的大量增加,農業生產的擴張增加了財富。在這裡,透過一些微妙的「知識-權力」程序,(在非家庭的層面上思考經濟的)治理和人口的問題開始關連起來,人口的問題浮現。治理藝術的發展,使得「經濟」的概念成為特殊的、可以思考人口問題的科學,源自重商主義的統計學也才得以脫離王權架構而成為新的可用戰術。統計學在新的架構中顯示【以科學和知識來影響對社會結構的認知和打造】:人口有其自身的規律性、死亡疾病率、缺乏的週期等等;人口有其內在一些因集結而來的效應(如傳染病、死亡率、勞力和財富增加等等);人口有其特殊的經濟結果,而這些特殊性是不能化約為家庭的層次的。此時,家庭退位,不再是政府的典範【從前治理是學家庭的模式】,而成了人口的基本組成,是治理人口的基本工具。

換句話說,(1)當人口尚未出現時,治理總是以家庭為典範,認為治國就像齊家一樣,現在家庭只是一個工具而已,但是仍然是人口資訊的主要來源。治理之可能,先決條件就是家庭的退位,人被當成人口來思考。(2)人口成為治理的終極目的,要照顧人口的福利、改善其處境、增加其財富壽命健康。政府所採取的手段似乎都內在於人口,人口也成為政府手中的物,承受各種戰術策略。(3)人口是政府必須觀察和知道的對象,以便有效的、理性的治理,因此政府的知識必須包含對人口的所有processes(生命的所有活動和趨向)都有所了解。【更大更徹底的知識-權力操作

政治經濟學的誕生:在人口、疆域、財富之間產生了新的多重關係,而且伴隨了政府典型的新干預措施,也就是在經濟和人口領域中的干預。18世紀的轉化:從治理的藝術轉向政治科學,從王權結構主導的模式轉向治理技術主導的模式──造成人口和政治經濟學的誕生。在這樣的理解中,規訓愈來愈重要,因為管理人口,並不只是注重其集體的層面,也要管理其最深最細最個人的層面。主權、規訓、政府都以人口為目標,以穩定的架構為主要機制。人口成為被收集被研究的資料,也成為被干預的場域,是治理戰略的操作目標。

「治理」的歷史要素:(1)那些使得人口可以被當成目標對象、以政治經濟學當成主要知識形式、以穩定架構為主要戰略手段的機構、程序、分析、反思、盤算、戰術;(2)很久一段時間以來一直趨向治理的權力,形成一連串特殊的政府架構以及知識;(3)中世紀的正義如何透過一些程序轉化為15-16世紀的行政國家。許多人長久以來都愛憎國家,但是傅柯認為不要太化約的看國家,國家並不像許多人想像的那樣一致、個人性、功能性、或重要性。國家只是組合的現實,神話的抽象。真正重要的可能是現代性,也就是establishment of state control,也就是國家的治理化。【國家是如何變成這樣一個透過人口和政治經濟學來治理的東西】傅柯認為,治理的問題和治理的技術是現代唯一的政治議題,唯一可以進行政治抗爭和挑戰的場域。

牧養、外交-軍事技術、和公安──是國家治理化的三大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