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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研究概況
第二節、研究動機
第三節、研究範圍及方法

第一節、研究概況

廬隱本名黃英(1899[1]~1934),一名淑儀,在五四時期的女作家群中,廬隱是當時重要的文學社團「文學研究會」第一批會員中唯一的女性[2]「是最早的一代啟蒙者,也是當時少有的知識女性」[3],「提到中國新文壇的女作家,資格最老的,誰也承認是冰心與廬隱」[4],「只要略微看過新文學叢書的人,沒有不知道廬隱女士」[5]。不僅其作品有廣大的讀者,她的一次悔婚、兩次婚姻都是當時受人矚目的新聞[6]。然而自從廬隱以三十五歲的壯年因難產逝世[7]後,她的名聲就逐漸消褪[8],過去有幾種說法認為,廬隱被讀者遺忘的原因是「早逝」[9],筆者對此深表懷疑,因為,古今中外英年早逝而赫赫有名的作家多得是。另一種說法更將廬隱的作品貶抑為經不起時代考驗,如唐弢所說:「廬隱的時代過去了。廬隱所擁抱的感情已經不是這一代人的感情。她的相對地被冷落,正是非常自然的結果。[10]在以上的敘述中,一位作家真實地擁抱了所處的時代的感情,然而時代變遷,其作品中再現的情感與目前的世界有所距離,便不再與讀者產生共鳴,而被時代所淘汰;若這個說法成立,則太多反應時代社會的寫實作品都有被扔進歷史熔爐之虞;更何況廬隱所留下作品中除了「感情」外,還有許多知性的、批判性的篇章,展現了五四第一代女知青的思想高度,值得我們深入探討。

「在多種現代文學史著作中,除了少數一、二種以外,很少對她有較為公正的評述」[11],如:「範圍很仄狹」[12],半個多世紀以來,幾乎沒有人懷疑廬隱小說「範圍很仄狹」的說法,一直要到八0年代中期,才有論者對此提出反對的意見,認為廬隱創作的題材廣泛反應社會,並不狹窄[13];或是指出廬隱創作的題材關注女性命運,認為廬隱的小說縱使較偏重女性的愛情、婚姻、心理……等等,也不能說是狹隘的[14]或是認為廬隱小說範圍的狹窄正能再現五四女性「所置身的環境其實逼仄」[15]。在結構方面,早期只有張秀亞慧眼獨具地認為廬隱的結構安排並不構成太大的問題,甚至正顯露了她的特色[16];此外大多論者皆批評廬隱的小說結構鬆散[17]。直到近代,才有論者指出廬隱後期小說的結構並不散漫[18],或是分析廬隱小說結構的特殊風格[19]。此外,由於廬隱毫不保留地在字裡行間宣洩個人的情感,包括許多消極悲觀、憤世嫉俗甚至厭世棄生的情緒,引起了保守衛道之士的反感,批評廬隱小說的思想悲觀,有引人厭世恨世之弊[20]。直到近代才有論者以現實主義的角度討論廬隱「傷痕文學」的社會意義[21],或是從浪漫主義的角度討論廬隱「憂鬱感傷」的藝術風格[22]或是以女性批評的角度認為廬隱寫出了「女性特有的悲哀」[23]

綜合以上所述,我們可以知道廬隱創作的題材並不狹隘,但是在拿廬隱關於社會人生、甚至關於戰爭的作品來為廬隱「闢謠」時,我們不能忘記:廬隱那些超過半數的關於女性感情的作品,也不能說是狹隘的;否則,很可能仍舊落入男性中心美學價值的窠臼而不自知。在結構方面,廬隱中後期的小說在結構上已經相當成熟,不能只根據她早期的小說較忽略結構,而以偏概全地認為廬隱所有的創作皆是「結構雜亂」。而且,即使就她早期的小說結構而言,雖然在時空置換、角度轉變上有跳躍的現象,卻更因此突破了傳統單一、直線、歷時性的敘述模式,成功地再現了女性群體中的情感流動及多元的對話網路,具有獨特的風格與魅力。而廬隱作品的悲觀色彩,其實具有特殊的藝術風格及歷史意義,寫出了「女性特有的悲哀」,尤其是女同性愛的心理刻畫,是值得我們深入剖析的。

八0年代中期左右,隨著女性文學及其理論批評逐漸在文學領域佔有一席之地、甚至成為一支勁旅的世界潮流[24],學者開始對早期有影響力的女作家及作品做追蹤式的述評,如大陸的學者對廬隱作品收集整理,發掘出許多原已散佚的篇章[25];有些學者以女性批評的角度,對歷來針對女性文學的評論做審慎的思辨[26],對廬隱的作品也展開了不同的閱讀及評論,就其形式與內容做重新的解讀與定位[27],近代還有不少論者著眼於廬隱對當時婦運提出的獨到見解,討論其女權論述[28],或是針對廬隱文字中的女同性愛做不同角度的分析。

廬隱在生前即被稱為「描寫戀愛的專家」[29],歷來許多論者都曾就其作品中的異性婚戀加以解讀評論,在九0年代以前,並沒有論者針對廬隱文字中的女同性愛加以評論,直到近代,有的論者仍認為所謂的「同性愛」只是普通的女性間的「夥伴」、「好友」[30],錢虹甚至認為〈麗石的日記〉中的麗石所尋覓的是一個男性的「如意郎君」,只因女性朋友比她早先一步覓得良緣,才鬱鬱而終:

麗石的憂鬱,從表面看來,是由於好友沅青有了異性戀人而疏遠了她,其實,這也是失戀的內心苦悶的條件反射,『誰個妙齡女子不善懷春』?女大當嫁,天經地義。然而時代畢竟不同了,受過新思想洗禮的麗石,當然不願聽任『媒妁之言』的撮合,但她卻未能遇到一個志同道合的如意郎君,『知音少,弦斷有誰聽?』只得『抑鬱而死吧!』[31]

以上的說法預設了異性戀的理所當然性,並沒有看到女同性愛本身。直到九0年代以後,隨著「女同性戀」的身體及符號在臺灣及大陸逐漸浮現,女同性戀小說開始受到學院矚目,不但當代女同性戀文字受到熱烈的討論,五四時期涉及女同性戀題材的文字也逐漸受到重視,李玲曾指出:「女性同性戀是『五四』女性文學中的一道特殊景觀。」[32]在五四少數觸及女同性戀主題的文字中,廬隱的〈麗石的日記〉、〈海濱故人〉等相當值得重視,簡瑛瑛曾指出:「同性情誼確是廬隱作品中一個值得重新審視的特色。」[33]大陸學者朱潔、許德、李國英、劉志梅、胡曉燕等,以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解讀廬隱文字中的「同性戀」[34],論著中將同性戀以「畸型」、「病態」、「變態」等不當的字眼加以評論,雖然顯示大陸的文學評論界已普遍注意到廬隱文字中的女同性戀議題,但對當代的同志論述來說缺少參考價值。此外大陸學者孟悅、戴錦華[35]、奉仁英[36]、臺灣學者王德威[37]、彭小妍[38]、簡瑛瑛[39]、史書美[40]、美國學者溫蒂‧拉森[41]、桑梓蘭[42]等,都曾以女同性戀女性主義[43]的角度,解讀廬隱文字中的女同性愛。他們的評論都具有參考價值,但也都有值得商榷之處,在本論文相關章節中將有更詳細的討論。

第二節、研究動機

在中國的封建家庭中,女性隸屬於男性,被當作某種可以買賣、使用、賞玩、捨棄的物品,她們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沒有經濟權、參政權、教育權,沒有基本人權、更遑論女權。十九世紀的帝國主義敲開了中國閉關自守的大門,西方的人權學說及女權思想傳入中國,五四運動中,受愛國精神鼓舞、同時也因「女生不能同男生一樣從事學運」的不公平待遇所引發的激憤,使女學生們從校規的約束中掙脫來,聲援男學生的愛國運動,並且為女權振臂疾呼。從此,廣大的女學生、女知識份子投入了婦女運動的行列。在(異性戀)戀愛自由」、「(異性戀)婚姻自主」、「婦女解放」的口號下,當時「描寫男女戀愛的小說佔了全數百分之九十八」[44],其中大多是對封建婚姻的揭露及聲討,對覺醒者的支援與謳歌,或是對(異性戀)自由婚戀的嚮往與歌頌。

然而,當時的女權運動多半以男性為主導[45],所謂的「戀愛自由」、「婚姻自主」,是男人不滿「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舊式婚姻而提出的口號,並未真正撼動男權文化。所謂的「婦女解放」,只是讓女性可以自由戀愛,選擇自己的配偶,但是當她離開父權家庭,步入異性婚姻後,則又走進了「夫權」的桎梏。婦女並未獲得真正的解放。新式家庭對女性而言仍然是「人世間的牢籠」[46],大多數女性仍然做著「傀儡家庭中的主角」[47]。廬隱的可貴就在於她敏銳地看透(異性戀)「自由婚戀」對女人來說其實是一個陷阱,與當時眾多作品不同的,她並沒有在作品中倡導、歌頌(異性戀)自由戀愛、(異性戀)婚姻自主,反而更多地表現對新式婚姻、新式家庭的懷疑、恐懼和否定。王小春曾探討廬隱對五四婦女解放運動的反思,認為「真正令廬隱卓然不群的是她對婦女解放運動的男性化以及男權社會的強烈不滿徹底否定」[48]

異性戀婚姻體制不僅壓迫女人,也壓迫了其他的感情出路。五四的女兒在新式女學中與女友們朝夕相處,感情濃摯,往往夢想相約以終,卻很難如願以償,因為「同性的愛戀」是「終久不被社會的人認可」[49]的,溫蒂‧拉森(Wendy  Larson)討論〈麗石的日記〉時指出:「廬隱的故事顯示了一種雙重的束縛:她認為男女關係是對女人的陷阱,而女女關係無論如何會引出不道德的淫亂的可能性。女女關係的問題不在於它們本身是錯的或不好的,而在於它們不被社會接受。[50]

在五四「婦女解放」的口號喊得震天嘎響的時候,廬隱敏銳地看到男權及異性戀霸權施加在女人身上的「雙重束縛」,這是值得我們進一步研究探討的。

廬隱的文筆看似率直、熱情、天真,實則充滿了含蓄、神秘、纏綿的情愫,同時還飽含著叛逆的精神及女性的憤怒,這一切皆賦予了廬隱文字中的女同性愛豐厚駁雜、奇詭多樣的風貌,五四時期新女性的出現在中國歷史上有著重大的意義,孟悅、戴錦華稱她們為「浮出歷史地表」[51]的一群;如果有一本「中國女同性戀史」的話,五四新女性之間的同性愛也是具有特殊意義的,她們不同於古代妻妾、姑嫂、小姐丫嬛之間的關係,也不同於九0年代以後的「女同性戀」。五四新女性間的「同性愛」究竟呈現著何種風貌,反映了那些關於「性別」的時代議題,前人對這方面的研究雖已有一些成果出現,但不是單篇論文、就是專著中的一小部分,尚未有更全面、更有系統的研究;其中許多評論皆未跳脫異性戀法統的思維,如認為同性愛是畸型、變態的;或是認為同性愛是因為沒有機會認識異性,才以同性為感情寄託的代替品;或是因為女性不想走進男女不平等的婚姻,才以同性愛為逃避婚姻的手段[52]。而且除了過去論者曾討論過的〈海濱故人〉、〈麗石的日記〉、〈或人的悲哀〉、〈她〉以及〈東京小品〉以外,根據筆者的研究,廬隱涉及女同性愛的文字還有很多;此外,在文學表現手法上,「含蓄美學」在廬隱女同性愛文字中的運作構成了饒具魅力的藝術風格,所以筆者認為廬隱的女同性愛文字無論在題材上、還是研究方法上,都有進一步討論的空間與價值。

第三節、研究範圍及方法

「女同性戀」一詞在五四時期尚未出現,在五四的通行文字中,常見的是「同性愛」或「同性戀愛」。五四時期,西方關於同性戀的學說及新聞隨著西化傳入中國,當時的學者將之譯為「同性愛」或「同性戀愛」,「同性愛」或「同性戀愛」被當作社會問題或心理問題提了出來;如沈澤民翻譯卡賓塔(Carpenter)的學說,希望透過學校教育矯正同性愛[53];幼雄翻譯日本中田香涯的著述,提到男性化的女子(Virago)或女性化的男子(Androgynie)常發生同性愛[54];趙景深對當時倫敦查禁同性戀愛小說所引發的「文學與道德的問題」提出簡評[55];周作人雖反對德國國社黨捉拿同性戀愛的暴行,卻認為同性戀愛是心理疾病,是「屬於醫生的範圍,而非軍警之事」[56]。慨士認為同性愛「雖不能說他怎樣壞,但不自然是的確的」,應透過家庭制度的改良,防止女子因排斥異性婚姻而實行產生同性愛[57];晏始亦認為「同性愛實在是戀愛的變態」,是青年男女隔離過嚴的結果,所以主張男女同學[58]

雖然許多衛道之士都認為同性愛是不自然、變態的心理或社會問題,提出種種解決的辦法,但同性愛並未因此消失。當時廣東省內許多地方,常有女子互相結盟,誓不嫁人,以「度其同性愛的生活」;如逼之過急,往往聯合自殺[59]1924年某地的女子師範學院鬧風潮,該地人士發傳單攻訏校長,其中有一條「是說該校學生同性愛習慣的流行,以為這是校長管理不善所致。」[60]1925年有兩位同事於中華女子儲蓄銀行的女士:陳劍晨和黃亞中,公開在報上宣佈她們「同性愛的新婚嫁」,甚至希望該報替她們「廣為宣傳此種主義」[61];謝冰瑩《一個女兵的自傳》中有一篇是〈同性愛的糾紛〉[62],描寫女校中同性愛盛行的情形;《婦女雜誌》十週年紀念號中有女學生投書自承「有過同性愛」[63];薇生則翻譯日本古屋登代子的著述,提倡「同性愛在女子教育上的新意義」,認為性慾的同性愛是醜惡的,但同性間精神的愛則是值得讚美、鼓勵的[64]

在廬隱的自傳中,曾經直接引用「同性愛」一詞[65],在小說中,為了行文的順暢及修辭的對襯,曾在字面上略作更動,稱之為「同性的愛戀」[66]或「同性的愛」[67],前者是為了與上句的「泛泛的友誼」相對,後者是為了與同句的「異性的愛」相對,實際上就是指當時通行文字中常出現的「同性愛」、「同性戀愛」。劉大杰在評論廬隱作品時,也曾引用「同性愛」一詞道:「廬隱的作品裡,是男學生,女學生,同性愛,多角愛,是愛情的追逐,是悲苦命運者的掙扎。」[68]

依「建構論」的觀點,同性戀的意義隨著文化、年代、地區、階級、社會經驗……而有所差別[69],「同性愛」這個符號在五四的歷史時空中的意義、當時的人對「同性愛」這個符號的概念,未必等同於「同性戀」這個符號在今天的意義、以及現代人對「同性戀」這個符號的概念;根據廬隱的文字,我們可以清楚看到當時被稱為「同性愛」、「同性戀愛」(或「同性的愛」、「同性的愛戀」)的女女關係,和今天的女同性戀所呈現的是不同的風貌。也正因為如此,過去只有少數論者勇敢地指出廬隱所描寫的就是「女同性戀」[70],大多論者則持著較保留的態度,認為廬隱文字中的同性愛「並不必然是女同性戀」(not necessarily lesbianism)[71]不是性倒錯意義上的同性戀[72],而可稱為「女性情誼」(friendships among women)[73]。然而,今人對「女性情誼」這個符號的概念也絕對無法正確地指涉五四時期的()「同性愛」。所以,筆者的論文題目直接引用「同性愛」這個五四通行的詞彙。當時「同性愛」這個詞彙是男女通用的,並沒有所謂的「男同性愛」、「女同性愛」,但因為廬隱文字中的同性愛都是發生在新女性之間,所以在論文中為行文流暢直接稱為「女同性愛」。

在今天,香港地區的華文語彙中「同性愛」就等於「同性戀」,如周華山、趙文宗等人的著作中,皆稱同性戀為「同性愛」[74];而在臺灣,一般人認為「同性愛」是同性間的友誼,和「同性戀」不同,因此薛糖曾質疑道:「我的不懂還有許多,包括搞不懂嚴格劃分『同性愛』與『同性戀』的必要何在?(二者經常以性行為的有無來劃分,且強調『同性愛絕不等於同性戀』??)所有的愛情不都很可能是由友情發展出來的嚒?」[75]《我們是女同性戀》中亦批判了「同性愛同性戀」的刻板印象:「這其實沒有絕對的二分法,首先我們提出一個很好笑的問題:『同性愛不可能成為同性戀?而同性戀中沒有同性愛嗎?』」[76]本論文中所採用的「同性愛」一詞的意義,並不是今天香港地區「等於同性戀」的用法,也不是臺灣地區批判的「不等於同性戀」的用法,而是要解讀五四時期的文字,探討當時的文字如何再現「同性愛」。

廬隱寫作勤奮,富有才情,從1920年第一次在報刊發表文章[77]到她逝世,短短十四年的寫作生涯,雖算不上著作等身,卻也留下了可觀的文學遺產,除了最為人所注意的小說創作以外,還有散文、新詩、劇本、時論、書信、祭文、傳記、譯作、平民讀物……等。過去對廬隱作品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小說,其實廬隱其他文類的創作也都獨具特色,其中涉及女同性愛或其相關議題的不少。本論文中,筆者採用文字細讀的方式研究女同性愛在廬隱文字、在五四的歷史時空中是如何再現,除了廬隱的自傳性小說[78]以外,亦參酌其他文類。本論文的研究範圍以「廬隱文字」為主,所謂「廬隱文字」不僅包括了廬隱生平所有的作品,也包括歷來人們對廬隱的評述、回憶錄……等。此外,亦參考五四時期的通俗刊物、時論、小說、散文……等文字中對女同性愛及其相關議題的評論或描述。

 



[1] 關於廬隱的出生年代,目前有三種說法:

(一)    根據《廬隱自傳》扉頁上寫「民國二十三年五月歿於上海大華醫院,享年三十七歲」;劉大杰亦說廬隱「今年三十七歲」,如此推算,廬隱生於1897年。(黃廬隱《廬隱自傳》,上海:第一齣版社,1934615日; 劉大杰〈黃廬隱〉,《人間世》第5期,193465日,收入肖鳳、孫可編《廬隱選集》,北京:百花文藝出版社,198310月,頁481~483)

(二)    〈廬隱難產喪生〉題目後面註明廬隱的生卒年為1898~1934年;廬隱的丈夫李唯建及女兒李瀛仙,推測廬隱出生於1898年較可靠;林政華採用此說。(〈廬隱難產喪生〉收入楊晉豪主編《二十三年度中國文藝年見第一部‧二十三年度中國文壇巡閱》,上海:北新書局,1935年;林政華〈廬隱生平事蹟與作品繫年考辨〉,《中國書目季刊》,1990年第24卷第2期,頁71)

(三)    肖鳳《廬隱傳》根據程俊英1980123日與肖鳳的談話,程俊英說:「我生於1901年,黃英比我大兩歲,她生於1899年。」蘇麗明依據程俊英的說法,及蘇麗明與文學史料家秦賢次的討論,考慮到虛歲與實歲的問題,且根據《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畢業名冊》中,記載廬隱為24歲,程俊英為22歲,認為廬隱應生於1899年。(肖鳳《廬隱傳》,北京:北京師範大學,1982年;蘇麗明廬隱及其小說研究〉,輔仁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年,頁22)

此處採用的是第三種說法。

[2] 文學研究會192014日在北京中央公園來今雨軒成立,由沈雁冰(茅盾)、葉紹鈞(聖陶)、周作人、許地山、鄭振鐸等十二人發起,廬隱是到會的唯一女性,編號為第十三號會員。見肖鳳著《廬隱、李唯建》(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412),頁30

[3] 吳丹青〈驚世駭俗才女情(代序)〉,張軍、瓊熙編《廬隱散文全集》(鄭州:中原農民出版社,199612),頁4。胡穎峰亦分析冰心、廬隱等「這些最先掌握新文化的知識女性,勢必成為最先覺醒的一群」;梁惠娟曾指出20世紀初,以冰心、廬隱、石評梅、蘇雪林、謝冰瑩為代表的一批女性散文家,擺脫傳統枷鎖,在覺醒的女性的位置上大膽言說女性心聲」。(胡穎峰〈「五四」文化傳統與女性寫作〉,《江西社會科學》,2000年第6期,頁16梁惠娟〈女性散文主體意識的反思〉,《光明日報》2001919)

[4] 劉大杰黃廬隱〉,肖鳳、孫可編《廬隱選集》,頁481

[5] 周樂山〈悼廬隱女士〉,原載《時事新報》1934515日。收入錢虹編《廬隱集外集》(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95),頁545

[6] 十七歲時,廬隱不顧家人的反對與窮學生林鴻俊訂婚,二十歲時又因個性不合而毅然解除了婚約。二十四歲與有婦之夫郭夢良結婚;以及三十四歲時以寡婦再嫁的方式與小她八歲的詩人李唯建結婚,這兩次婚姻都是當時受人矚目的新聞。劉大杰曾說廬隱第一次婚姻「這種獨斷獨行的自信的態度,同易蔔生筆下的娜拉,是有幾分相像的。這種事體,現在看來是並不覺得稀奇,然而在當日的環境裡,他這種精神是難能可貴的,可以說,是新時代一種極大的力量。」廬隱與李唯建交往時,雖然在五四時期已經出現許多試圖打破女子片面貞操觀的論著,然而寡婦談戀愛仍舊引起社會的議論,加上女方比男方大了八歲,更容易遭到眾人的側目與嘲笑,「廬隱的小情人」這個爆炸性的新聞在北京新聞界及文學圈內不脛而走,蘇雪林曾說:「我也覺得她這種行為太出奇」,她並回憶她們的朋友舒婉蓀和吳婉貞女士談到廬隱的近況「而人異口同聲地批評她太浪漫,並說她從前與使君有婦的郭君結婚已是大錯特錯;現在又與年齡相差甚遠的李君戀愛,更不應該了。」在廬隱留下的書信中,我們可以看到輿論對她造成的壓力:「世界上認識我的人現在都張著驚奇的眼在注視我,總以為我有不可思議的變化,各種浪漫的謠言常常加在我的身上,真夠熱鬧了。」廬隱小說〈雲蘿姑娘〉中「淩弟」和「雲姊」彼此相愛、卻又受制於世俗眼光的「姊弟戀」,正是他們的寫照。不過廬隱最後終於以「生命是我自己的,我憑我的高興去處置它,誰管得著?」而勇敢地抓住了自己的幸福,與李唯建熱戀、結婚,並將兩人往還的情書結集出版為《雲鷗情書集》。陸華曾指出:「她和小她許多的所謂『小丈夫』李唯建的結合,在當時本身就是最富震盪力、甚為意味深長的一件事」,是她追求個性解放、婚姻自主、不畏世俗的突出表現。(以上參見劉大杰〈黃廬隱〉,林偉民編選《海濱故人廬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1月,頁98~99;蘇雪林〈關於廬隱的回憶〉,陳引馳、楊揚、傅傑編《文人畫像——名人筆下的名人》,上海:三聯書店,19961月,頁209~210;肖鳳《廬隱、李唯建》,頁126;王禮錫〈《雲鷗情書集》‧序〉,廬隱、李唯建合著《雲鷗情書集》,上海:神州國光社,1932,頁5;陸華論中國現代女作家的創作追求〉,《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1995年第10期,頁39~40)

廬隱雲蘿姑娘〉,原載《小說月報》,1929110日第20卷第1號,收入廬隱《雲蘿姑娘》(臺北:啟明書局,19575),頁62~75。由於臺灣地區出版的廬隱作品或發表的相關論文,多半參考或譯自大陸地區出版的書籍,從簡體字轉譯為繁體字的過程中,時常出現訛誤,如將雲蘿姑娘〉誤植為雲夢姑娘〉,如蘇麗明〈廬隱及其小說研究〉,頁56124127131,以及盧啟元、徐志超選評編輯《蘇雪林、淩淑華、廬隱、馮沅君》中國新文學大師名作賞析26(臺北:海風出版社,19923),頁349,都將雲蘿姑娘〉誤植為雲夢姑娘〉,在此加以更正。

[7] 廬隱19345131120分因難產逝世於上海大華醫院十四號病室,見肖鳳《廬隱、李唯建》,頁97

[8] 王富仁〈現代文學研究展望〉,《天津社會科學》,1994年第2期,頁56中說廬隱的小說雖然在現代文學研究者看來是很重要的作家作品,但「大多數讀者也不再會主動去閱讀」。

[9] 丁景唐指出:「廬隱之所以為今日的讀者陌生,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她的早逝。」沙汀亦說:「廬隱,無疑已經為多數中青年作家,愛好文學的青年讀者所不知了!遠比蕭紅陌生。因為廬隱是『五四』運動時期湧現出來的女作家,又早已逝世。(丁景唐〈廬隱選集‧序〉,錢虹編《廬隱選集》上冊,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5月,頁1;沙汀〈廬隱傳‧題記〉,肖鳳《廬隱傳》,頁1)

[10] 唐弢〈女作家黃廬隱〉,唐弢《晦庵書話》(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頁180

[11] 丁景唐〈廬隱選集‧序〉,錢虹編《廬隱選集》上冊,頁3

[12] 茅盾認為:「我們讀了廬隱的全部著作,總覺得她的題材的範圍很仄狹。」李馮曾指出茅盾的說法「刻薄」:「廬隱一死,她名聲衰敗的速度就快得驚人。二十五天,茅盾作〈廬隱論〉。由於劉大杰在文壇的地位無法與這位巨擘相比,所以茅盾的發言也便顯得更為全面、準確或刻薄了:『……廬隱給我們看的(按:指頹唐的戀愛),未免太多了,多到了使我們不能不厭倦。』幾十年後,茅盾最後的這句話,成了適用更廣的引喻。厭倦,這是一種貫穿了的情緒嗎?手不免探向了底層那些孤零零的被遺忘者。」在茅盾之後,許多評論都附和茅盾的看法,認為廬隱作品題材的範圍很仄狹,如:唐弢、嚴家炎、蔡登山……等。(茅盾〈廬隱論〉,寫於193467日,原載《文學》,19347月第3卷第1號,署名未明。選入錢虹編《廬隱選集》上冊,頁2;〈廬隱之死〉,《收穫》,1995年第1期,頁180;唐弢、嚴家炎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頁184~185;蔡登山〈人間花草太匆匆——悼廬隱〉,《幼獅文藝》,19982月第85卷第2期,頁54)

[13] 郭志剛研究廬隱小說中的社會資訊,認為廬隱的小說並不侷限在愛情,而是「更多揭示內心矛盾,以及一些社會性的題材」劉思謙則說:「說到廬隱,有一點應該先來辯解一下,那便是有人曾評說她創作「題材的範圍很仄狹」。且不說以題材的範圍的寬和窄來品評創作,本來就是個很皮相的、值得懷疑的標準,即使姑且按這個標準而論,廬隱的題材也很難說是狹窄的。早期的〈兩個小學生〉、〈一封信〉、〈靈魂可以賣嗎?〉等且不用說,就是到了後期,她大概也以為自己的狹仄,便勉為其難地去寫一些他並不熟悉的或難以駕馭的題材。黃桂元亦批判了傳統批評中「依據以文學大師的評論、印象為文學史的結論性評斷,以致於使一些確有創作實績的女作家長期備受冷遇。」並認為廬隱後期的創作在題材範圍上已經有所突破,並沒有「停滯」:「廬隱和蕭紅後期創作發生了重大變化,卻視之為『廬隱的停滯』和『蕭紅的消沈』,委實令人匪夷所思。」

蘇麗明則認為一般人認為廬隱小說題材範圍狹窄是「因寫愛情故事太出名所造成的偏差印象」,因為「廬隱小說最讓人津津樂道的,多集中於描寫愛情故事的篇章上,久而久之,大家就以為她只描寫愛情方面的題材,忽略了她其他題材方面的創作」。蘇麗明並統計廬隱現存的短篇小說有八十篇,中長篇有五部,主題遍及感情、人生及人民困境,其中描寫苦難時代人民困境的有三十二篇之多,並不只限於感情方面,可見所謂「範圍仄狹」根本是一種以偏概全的誤解。王桂青則分析廬隱小說以外的創作體裁:散文,認為其內容不斷演化,手法不斷求新求變,情感豐富多彩,喜怒哀愁怨,五味俱全,因而下結論道:「關於廬隱散文的情感單一說,散文創作的停滯說,是難以令人認同的。」(郭志剛廬隱創作中的社會資訊〉,郭志剛《中國現代小說論搞》,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頁392;劉思謙《「娜拉」言說——中國現代女作家心路歷程》,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312月,頁41;黃桂元〈拓荒的工程探索的實績——《二十世紀中國女性文學史》評介〉,《出版工作 圖書評介》,1996年第2期,頁59;蘇麗明廬隱及其小說研究〉,頁51132;王桂青〈「靈海潮汐」多起伏——試論廬隱散文的感情世界和藝術世界〉,《洛陽大學學報》,19989月第13卷第3期,頁46~49)

[14] 任一鳴曾說:「這裡尤其需要澄清一種似乎較為普遍的偏見,即女性文學對女性命運之關注、對女性解放道路之求索,被認為是一種狹隘的題材,是囿於女性狹窄的天地。無論如何,對佔人類人口二分之一的女性命運的關注,決不能視為『小』題材、『小』世界,這提法本身即是性別歧視在女性文學批評中的反映。」劉思謙亦指出題材本身無所謂價值高低,因為「人類生活是由男女兩性共同參加和維繫的」,「任何女人的問題都和男人有關」,然而一般人卻常以題材決定論來貶抑女性文學:「題材決定論實質是題材等級論,即等級制的公眾/個人、集體/私人等二元對立模式。前者似乎是男性領地而後者似乎註定屬於女性。廬隱、蕭紅等均因此而受到過非議。」在二元論的模式中,男性、公眾、集體……等概念被認為相對甚至絕對地優於女性、個人、私人……等概念,因此廬隱、蕭紅等被認為偏重女性、個人的書寫,就在「題材決定/等級論」中落入次等的等級。劉思謙對這種常識性的偏見提出辯駁,指出「重要的不在於寫什麼而在於怎麼寫和寫得怎麼樣」。(任一鳴《中國女性文學的現代衍進》,香港:青文書屋,19976月,頁21;劉思謙中國女性文學的現代性〉,《文藝研究》,1998年第1期,頁90~101)

[15]樂鑠雖承認廬隱的題材「無疑是狹窄的」,卻認為這正能再現五四女性的處境,在她筆下愛情婚姻家庭的小世界裡,「所講述的故事最詳盡也最接近五四女性經歷的真實」,她們「所置身的環境其實逼仄,多隻是空洞的許諾」,「她和她的少女少婦們能擁有的空間就是低矮狹窄的」,這種逼仄的處境並不是以所謂「廣闊」的社會為背景的小說能再現出來的。(樂鑠〈20年代婦女文學遊戲態辯微〉,《鄭州大學學報》,19975月第30卷第3期,頁104~108)

[16] 張秀亞認為:「小說——尤其是現代小說,原不太注重人工的寫作大綱與結構,而有意的改循『人生』這部奇書的自然結構。忽略了結構,轉而注重矛盾,以謀求小說中情節的進展,廬隱雖然寫時用的仍是帶點傳統的筆法,但在安排方面顯然具有此一特徵。」(張秀亞〈關於廬隱〉,收入林海音編《中國近代作家與作品》,臺北:純文學出版社,19703月,頁119~131)。

[17] 如茅盾、錢虹、蘇雪林、司馬長風、唐弢、嚴家炎、陳壽立、盧啟元、徐志超等皆曾批評廬隱的小說結構散漫。(茅盾〈廬隱論〉,錢虹編《廬隱選集》上冊,頁7;蘇雪林《中國二三十年代作家》,臺北:純文學出版社,197912月,頁356;司馬長風《中國新文學史》,臺北:駱駝出版社,1987年,頁168;唐弢、嚴家炎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史》,頁185;《中國文學大辭典7》臺北:百川書局,199412月,頁4658,其中對廬隱的簡介由陳壽立執筆;盧啟元、徐志超〈五四運動中的纖細清流——簡論蘇雪林、廬隱、凌淑華、馮沅君的創作〉,盧啟元、徐志超選評編輯《蘇雪林、凌淑華、廬隱、馮沅君》,頁52)

[18] 蘇麗明指出:「無可諱言的,廬隱早期的小說語言有言過其情的情形,冗詞贅句也多處可見」,「但這些只是初寫白話文的力不從心,到了後期的作品,文筆已顯得簡潔圓熟,足以形成自己獨特的清麗淒婉的特色,因此,論析廬隱的小說語言絕不能以偏概全,須將早期的學步之作分別觀之,才能對她做出公正的評價。」(蘇麗明〈廬隱及其小說研究〉,頁89)這種說法雖然試圖扭轉一般人認為廬隱小說結構欠佳的普遍印象,但仍舊把她早期的作品視為「學步之作」,不能擺脫小說結構必須嚴謹的傳統觀念,對廬隱部分忽略結構的作品作重新的解讀。

[19] 如王德威認為廬隱小說結構的「冗長枝蔓」正能展現與一般男性作家不同的風格;彭小妍認為廬隱〈海濱故人〉中無條理的敘述更能突顯在無常易變的時光流逝中,唯一不變的是姊妹之邦的理想;簡瑛瑛亦分析道:「歷來評論廬隱作品者大多強調其悲苦、掙扎的一面,論其文章結構也視為『散漫』或『單調』,完全忽略了她在女性書寫、同性情誼方面的特殊表現」,並就〈麗石的日記〉及〈海濱故人〉二文探討其「與男性自傳書寫有別」的結構佈局;桑梓蘭亦針對茅盾〈廬隱論〉中所謂〈海濱故人〉「結構很雜亂」提出批評,認為廬隱在結構上的忽略正適足以再現女性群體中複雜的關係;許德、陳克蘭、閻振宇等論者以「情緒結構」的視角分析,認為廬隱的小說結構散漫,這是作家以情緒為中心進行組材的結果;黃光傳、顧瑯川等論者亦認為廬隱筆下鬆散自由的佈局、無序閃跳的組合更能表現小說人物微妙的心理活動;張毅蓉則將廬隱〈海濱故人〉中的複雜結構稱為「重複的關係」,認為其打破了傳統小說「私定終身後花園,小人撥亂在期間,落難公子大團圓,奉旨完婚大團圓」的公式化模式,而以重複的關係奏出了更為複雜的愛情悲歡曲。(王德威著《小說中國——晚清到當代的中文小說》,臺北:麥田出版社,1993年,頁305Peng Hsiao-yen(彭小妍),」The New WomanMay Fourth Women』s Struggle, Self-Liberation」,《中國文哲研究集刊》,1995年第6期,頁281;簡瑛瑛《何處是女兒家》,臺北:聯合文學,1998年,頁21~28;桑梓蘭(Sang,Tzelan Deborah),」The Emerging Lesbian :Female Same-Sex Desire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1996,p160;許德〈論廬隱早期小說的審美意蘊〉,《安徽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08月第28卷第3期,頁427;陳克蘭〈中國現代抒情小說的審美特徵〉,《廣西師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2期,頁60;閻振宇郁達夫與廬隱〉,《石油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4年第2期,頁68;黃光傳〈試論「非情節化」〉,《農墾師專學報》,1994年第3期,頁13~14;顧瑯川〈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現代轉型〉,《紹興文理學院學報》,20003月第20卷第1期,頁34張毅蓉〈「原型意象」與《紅樓夢》愛情故事的新「範式」〉,《東方論壇》,1999年第3期,頁30)

[20] 如黃英(本名錢德富,又名錢杏邨,筆名阿英、阮無名等)、賀玉波、鄒午蓉、王一力、錢虹毛尖、朱曉江……等都對廬隱作品中的悲觀色彩有所批評。(黃英編《現代中國女作家》,上海:北新書局,1931年,頁85;賀玉波〈廬隱女士及其作品〉,賀玉波《中國現代女作家》,上海:復興書局,1936年,頁47;賀玉波〈廬隱女士及其作品(節選)〉,錢谷融主編、王曉明選編《文學研究會評論資料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612月,頁235;鄒午蓉〈兩部描寫早期共產黨人愛情生活的小說——《韋護》與《象牙戒指》比較〉,《江海學刊》,1994年第2期,頁184;王一力〈論廬隱的《海濱故人》〉,《上海大學學報》(社科版)1993年第5(46),頁55;錢虹〈廬隱和她的時代——寫在《廬隱集外集》的前面〉,錢虹編《廬隱集外集》,頁23;毛尖〈張愛玲與女性寫作〉,《作品》文學月刊,1996年第2期,總376期,頁79;朱曉江〈問題小說、人生派與浪漫抒情派小說作家創作的價值取向〉,《杭州師範學院學報》,19969月,頁35)

林政華〈廬隱生平事蹟考辨〉中謂黃英編《現代中國女作家》即為本名黃英的廬隱1926年「在大夏大學附中擔任女子指導員,後任講師,講授中國新文學及中國女作家等課程。在此期間的講義,後來編成《現代中國女作家》一書出版」,有誤;依錢虹編《廬隱選集》下冊,頁462,《現代中國女作家》的作者黃英即阿英,並非廬隱。究其對廬隱的評論,亦不可能是廬隱本人所作。

[21] 如沈其茜〈一位曾被人們冷落了的女作家——廬隱〉,《上海師範大學學報》,1989年第1期,頁40;喬以鋼「五四」時代的「傷痕文學」——論女作家廬隱的創作〉,《天津師大學報》,1993年第6期,頁63~57;殷慧編《廬隱:人生小說》(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4),頁5;張黎玲從廬隱作品看其創作心態〉,《學術探索》,1999年第4(總第52),頁88;趙學芳〈廬隱、蕭紅藝術風格比較論〉,《臨沂師專學報》,19961月,頁6667;任一鳴《中國女性文學的現代衍進》,頁34;許志英、倪婷婷《五‧四:人的文學》(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210),頁6971;王潤華〈五四小說人物的「狂」與「死」和反傳統主題〉,收入《五四文學與文化變遷》(臺北:學生書局,1990年),頁375;陳曉蘭《女性主義批評與文學詮釋》(蘭州:敦煌文藝出版社,199912),頁207劉新生〈現代悲劇小說概述〉,《遼寧師專學報》,20004月第21卷第2期,頁5354;王云介〈強權下的微弱嘆息——從中國文學史管窺女性獨立意識〉,《瀋陽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22卷第2期,頁65劉嘉桂〈外來影響與中國形態——中國現代文學中的現實主義〉,《學海》,19984月,頁106這些論者主要認為廬隱小說中的悲劇成分是根據「現實生活的觀察和體驗而進行創作的」(吳中杰《中國現代文藝思潮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612),頁65)張衍蕓更據此指出「就社會意識和責任感的鮮明與強烈而言,廬隱無疑是五四女作家中最突出的。這正是廬隱的可貴之處」(張衍蕓〈廬隱小說創作論〉,《寧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3期第20卷,總第80期,頁72)。他們較強調社會意義、而不從藝術風格的角度來賞析廬隱小說中的感傷色彩,王洪庚曾說:「廬隱的小說具有感傷派的特徵,但我們並不認為廬隱追求這種藝術風格」(王洪庚〈廬隱與冰心早期小說創作比較〉,《山東社會科學》,19943月,頁87~88)

[22] 梁敏〈最後的浪漫——五四時期作家散論〉,《廣州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1卷第6期,頁22;蘇麗明〈廬隱及其小說研究〉,頁33;李歐梵〈五四運動與浪漫主義〉,原載《大學雜誌》,19725月第54期,收入張玉法主編《中國現代史論集第六輯  五四運動》(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1),頁340伍遠吉〈論廬隱小說的主觀抒情〉,《黔東南民族師專學報》哲社版(凱里)19921月,頁43;劉華現代抒情小說的情緒美〉,《安慶師範學院學報》,1994年第2期,頁55;李少群窮究生命的底蘊——廬隱的悲觀意識及其創作意義〉,《齊魯學刊》,1998年第2期,頁35;劉繼保〈論感傷美〉,《信陽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7月第18卷第3期,頁75~76;張憶「非表現」的表現——「五四」浪漫小說抒情風格論〉,《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12(總第128),頁35;李標晶〈浪漫主義文學思潮與中國現代小說〉,《杭州師範學院學報》,20001月第1期,頁47;宋劍華〈論二十世紀中國浪漫主義文學運動〉,《文學研究》,1999年第2期,頁71;何春耕〈廬隱小說藝術氛圍的審美特徵〉,《柳州師專學報,第13卷第1期,19983月,頁13~16;皆認為她的表現手法來自西方浪漫主義的文學思潮。

[23] 陳國恩〈社會革命與浪漫主義的調適〉,《浙江社會科學》,19987月第4期,頁61;吳丹青驚世駭俗才女情(代序),張軍、瓊熙編《廬隱散文全集》,頁4;游友基〈悲哀美:時代苦悶與女性苦悶的絕叫者廬隱〉,《遼寧教育學院學報》,1995年第3期,頁83;皆將廬隱的「憂傷」、「怨訴」、「哀吟」、「悲哀」、「多情」、「敏感」等與所謂的「女性特質」(femininity)連結起來。

[24] 女性主義文學批評興起的年代說法不一,且有東西方之別,馬新國認為「本世紀60年代,隨著女權運動產生和發展,西方出現了以女權主義為宗旨的文學批評,到70~80年代,逐漸形成了女權批評流派。」任一鳴則說:「隨著女性文學及其理論批評逐漸在文學領域佔有一席之地、甚至成為一支勁旅的世界潮流,九十年代的批評家以女性文學的批評角度,或對女性文學的批評做審慎的思辨,或對有影響的女作家的創作個性及作品做追蹤式的述評」。(馬新國〈評女權批評、新歷史批評及後現代主義文學理論的發展特徵與趨勢〉,《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4年第3期,頁17;任一鳴《中國女性文學的現代衍進》,香港:青文書屋,19976月,頁19)

[25] 易光指出近年來女性文學及女性主義批評的勃興和繁榮「也使一些一度被忽視的嚴肅作品重新引起重視。冰心、廬隱、丁玲等二、三十年代作家和作品數量可觀的再版」(易光〈女性書寫與敘事文學()〉,《文藝評論》,19973月,頁21)。錢虹《廬隱集外集》中,收錄了許多廬隱從未結集出版過的小說、散文、雜論、詩歌、書信、祭文等,包括連《廬隱自傳》都聲稱已經丟失了的1922年訪日遊記浮桑印影〉。朱文通發現了廬隱的四篇佚文:〈素心蘭——夜的奇蹟之一〉、〈病中〉、〈空虛——夜的奇蹟之一〉、〈漠然——夜的奇蹟之一〉〈廬隱佚文四篇〉(朱文通《河北學刊》,19964月,頁70~73)

[26] 李金榮曾批判道:「女性文學理所當然地受制於男性的文學世界,女性文學研究也就必然是以男性威權為中心發展起來的」、「用傳統的或稱『男性中心意識』去評價女性的經驗,將之統統斥為『女性的狹隘與偏執』,致使許多展示婦女生活的作品難以獲得公正的待遇」(李金榮二十世紀中國女性文學的發展〉,《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2期,頁92)

[27] 在八0年代末、九0年代以後出版的小說史及文學史上,如大陸地區楊義所著的《中國現代小說史》、朱德發的《中國五四文學史》、及臺灣地區由皮述民、邱燮友、馬森、楊昌年合著的《二十世紀中國新文學史》皆對廬隱的作品有較詳細的分析及正面的評價,並不約而同地對其女性心理的刻畫給予肯定,與過去的現代文學史中對廬隱忽略不提或「貶多褒少」的批評態度顯然有所改變。另外,1996年的《中國現代四大才女散文全集》中,更將廬隱與石評梅、蕭紅、張愛玲並列為「四大才女」,且認為「四大才女中主要是廬隱、石評梅」,廬隱在文學史上的地位顯然正在重新定位中。(楊義《中國現代小說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頁258;朱德發的《中國五四文學史》,山東:文藝出版社,1986年,頁549~550;皮述民、邱燮友、馬森、楊昌年合著《二十世紀中國新文學史》,臺北:駱駝出版社,19978月,頁172;吳丹青驚世駭俗才女情(代序)〉,張軍、瓊熙編《廬隱散文全集》,頁2)

[28] 如柳易江分析廬隱的「女性主義小說」;王小春探討廬隱對當時婦女運動的反省與批判;史書美認為「廬隱作品中的女權主義意識是其最主要的精神之一。」王麗英在探討中國女性文學與婦女解放運動的關係時,對廬隱的海濱故人〉及〈曼麗〉作了簡要的介紹;劉光宇、冬玲就廬隱前塵〉中妻子角色的迷惘討論五四時期的婦女解放;董小玉指出五四時期的女作家「她們風格特異,但有一點是相同的,那就是從婦女最深切的感受出發,表現了她們急於掙脫封建制度的束縛。大多數女作家的目光所僅僅盯住的多是與婦女切身利益有關的問題:控訴包辦婚姻,反抗傳統道德規範,要求戀愛自由、婚姻自由、個性解放,要求跳出家庭走向社會」;劉人鵬在探討近代中國女權論述時,根據廬隱留下的數篇關於婦女問題的時論,指出廬隱作為一個菁英女性知識份子,曾針對中國婦女運動的問題,「由女性立場指出不要輕信所謂男的『女權主義者』,因其『醉翁之意不在酒』」,並指出廬隱批判了當時婦運「沒有明顯的壓迫,而婦運的必要來自一種『人人都有我羞獨無』的外在性」。(柳易江簡論廬隱的女性主義文學〉,《江西社會科學》,1993年第9期,頁41~44;王小春〈重讀廬隱——論廬隱對「五四」婦女解放運動的反思〉,《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1月第1期,頁91~97;史書美中國現代文學中的女性自白小說〉,《當代》,1994年第95期,頁123;王麗英〈中國女性文學與婦女解放〉,《福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49月第8卷第3期,頁18~23;劉光宇、冬玲女性角色演變與中國婦女解放——中國現代女性文學的文化透視〉,《山東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2期,總第169期,頁12;董小玉〈現代女性文學三十年鳥瞰〉,《呼蘭師專學報》,20007月第16卷第3期,頁41;劉人鵬〈「西方美人」慾望裡的「中國」與「二萬萬女子」——晚清以迄五四的國族與「婦女」〉,《清華學報》,20003月第1期新30卷,頁4446~47;劉人鵬《近代中國女權論述——國族、翻譯與性別政治》,臺灣:學生書局,20002月,頁192195~197)

[29] 黃廬隱《廬隱自傳》,頁129

[30] 如張憶「非表現」的表現——「五四」浪漫小說抒情風格論〉,《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12(總第128),頁35;楊劍龍〈「上帝賜予了她悲觀的份子」——論基督教與廬隱的小說創作〉,《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7年第4期,頁88;錢虹〈廬隱和她的時代——寫在《廬隱集外集》的前面〉,錢虹編《廬隱集外集》,頁16

[31] 錢虹〈廬隱和她的時代——寫在《廬隱集外集》的前面〉,錢虹編《廬隱集外集》,頁16;同樣說法亦見於梁惠娟〈幸福的彼岸在哪裡——論20世紀女性文學追尋理想愛情的心路歷程〉,《河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7月第24卷第3期,頁112

[32] 李玲青春女性的獨特情懷——「五四」女作家創作散論〉,《文學評論》,1998年第1期,頁58

[33] 簡瑛瑛〈何處是()兒家?試論中國現代女性文學中的同性情誼與書寫〉,《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19978月第5期,頁146

[34] 朱潔新文學初期女性作家創作散論〉,《西北師大學報》 (社會科學版)19951月第32卷第1期,頁30;許德〈論廬隱早期小說的審美意蘊〉,《安徽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08月第28卷第3期,頁425;李國英、劉志梅〈論廬隱小說中的知識女性形象〉,《天中學刊》,19978月第12卷第4期,頁32;胡曉燕〈對女性意識的發掘和探尋——試論廬隱的女性小說〉,《江西教育學院學報》(社會科學)19998月第20卷第4期,頁91;遊友基〈悲哀美:時代苦悶與女性苦悶的絕叫者廬隱〉,《遼寧教育學院學報》,1995年第3期,頁83

[35] 孟悅、戴錦華認為廬隱文字中的女同性愛「顯然不是性倒錯意義上的同性戀,而是存在於女兒們心中的理想國」(孟悅、戴錦華合著《浮出歷史地表》,頁96),在本論文第二章第三節(23)有較詳細的評述。

[36] 奉仁英認為「同性戀愛對她[麗石]來說,是應付當時中國婚姻制度對自己壓迫的一種策略。」(奉仁英〈廬隱的書信體和日記體小說的敘事分析〉,《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9年第4期,132)相關的評論可見本論文第六章(103)

[37] 王德威認為廬隱部分作品中的女性同性戀主題是一種「探觸」,而且是源於女性對男性主導世界的一種反感 (王德威《小說中國——晚清到當代的中文小說》,臺北:麥田出版社,1993年,頁305),在本論文第六章(104)有較詳細的評述。

[38] 彭小妍認為廬隱文字中的女同性愛不必然是女同性戀(Peng Hsiao-yen, 」The New WomanMay Fourth Women』s Struggle, Self-Liberation」,《中國文哲研究集刊》,1995年第6期,頁281),在本論文第二章第三節(23)有較詳細的評述。

[39] 簡瑛瑛認為〈麗石的日記〉「直接描述並表達了女性同性間的愛戀與情慾以及性別換裝的主題」,「和淩淑華、馮沅君的作品比較起來,廬隱的麗石可說是更明顯、徹底的女同性戀者,在文字中直接表白她對女友沅青的愛戀及對異性的排斥」,並推崇廬隱的〈麗石的日記〉是「中國現代小說中第一篇以女同性戀者角度正面呈現女同性戀、性別越界及批判傳統異性戀婚姻的作品。」(簡瑛瑛《何處是女兒家》,頁22~23)

[40] 史書美認為廬隱的作品「指出婚姻為另外一種桎梏女性的制度,甚至暗示用女性間的同性戀或其他組織的方式來實現她們的自主自立」(史書美〈中國現代文學中的女性自白小說〉,《當代》,1994年第95期,頁123),在本論文第六章(104)有較詳細的評述。

[41] 溫蒂‧拉森將這種在新式教育制度中出現的女女關係稱為「女性情誼」(friendships among women)並認為廬隱對這一題材的描繪,對抗了當時社會上對新女性間以深厚友誼代替異性婚姻而導致獨身主義的反對聲浪(Larson, Wendy. 」Female Subjectivity and Gender Relations: The Early Stories of Lu Yin and Bing Xin.」 Politics, Ideology, and Literary Discourse in Modern China. Eds. Liu Kang and Xiaobing Tang.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1993.p136~137)相關論述可見本論文第二章第一節(16)

[42] 桑梓蘭對王德威、彭小妍、孟悅、戴錦華等人將廬隱所描述的「同性愛」定義為「女性情誼」的保留態度提出質疑,她認為雖然在廬隱的女女關係中肉體的性扮演是缺席的,卻可以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看出文字中對女性肉體的渴望。(桑梓蘭(Sang,Tzelan Deborah),」The Emerging Lesbian :Female Same-Sex Desire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 p165174)相關論述可見本論文第一章第四節(28~29)

[43] 劉人鵬曾指出:「目前所見對於女同文字的評論分析,主要的基調多是女同性戀女性主義或女性主義的。」(劉人鵬〈尋找遺失的女同性戀與T婆文字〉,《誠品好讀》,200011月第5期,頁20)

[44] 《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二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頁192

[45] 唐寧麗曾說:「中國的婦女解放運動是由男性思想啟蒙者指引的、作為五四運動的一個重要分支而存在的,這一點與西方女權主義運動是由女性自覺發起的,有女性思想領袖的獨立的婦女解放運動截然不同。」(唐寧麗〈試談五四女性文學的雙重文字〉,《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4期,頁88)

[46] 廬隱〈勝利以後〉,廬隱《廬隱選集》(臺北:北星出版社,1957),頁132

[47] 廬隱〈今後婦女的出路〉,錢虹編《廬隱選集》上冊,頁29

[48] 王小春〈重讀廬隱——論廬隱對「五四」婦女解放運動的反思〉,《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1月第1期,頁95

[49] 廬隱〈麗石的日記〉,廬隱著、任海燈選編《麗石的日記》,頁41

[50] 譯自Larson, Wendy. 」Female Subjectivity and Gender Relations: The Early Stories of Lu Yin and Bing Xin.」 Politics, Ideology, and Literary Discourse in Modern China. Eds. Liu Kang and Xiaobing Tang.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1993.p136~137(筆者自譯)

[51] 引用孟悅、戴錦華合著《浮出歷史地表》(臺北:時報文化,1993)的書名。

[52] 在本論文第六章結論(102~104)中有較詳細的分析。

[53] 卡賓塔(Carpenter)原著、沈澤民譯〈同性愛與教育〉,《教育雜誌》,19238月第15卷第8號,頁1~10

[54] 中田香涯著、幼雄譯〈男性的女子和女性的男子〉,《婦女雜誌》,19222月第8卷第2號,頁61~63

[55] 趙景深〈同性戀愛小說的查禁〉,《小說月報》,19293月第20卷第3期,頁611~612

[56] 周作人〈關於捉同性愛〉,鍾叔河編《周作人文選》(廣東:廣州出版社,1995),頁219

[57] 慨士〈同性愛和婚姻問題〉,《婦女雜誌》,19255月第11卷第5號,頁728

[58] 晏始〈男女的隔離與同性愛〉,《婦女雜誌》,19235月第9卷第5號,頁15

[59] 同上。

[60] 同上,頁14

[61] 慨士〈同性愛和婚姻問題〉,《婦女雜誌》,19255月第11卷第5號,頁727

[62] 謝冰瑩〈同性愛的糾紛〉,謝冰瑩《一個女兵的自傳》(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6),頁95~107。本論文參照的五四通行文字,以1917~1927年間的文字為主,謝冰瑩此文雖發表於1936年,但所述乃十多年前作者中學時代的回憶,故本論文亦舉此為解讀五四女同性愛的一個文字。

[63] 王卓(讀者投書),《婦女雜誌》,1925116號,頁290~191

[64] 古屋登代子著、薇生譯〈同性愛在女子教育上的新意義〉,《婦女雜誌》,19256月第11卷第6號,頁1064~1069

[65] 廬隱〈中學時代生活的回憶〉,范橋  葉子編《廬隱散文》(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36),頁535

[66] 廬隱〈麗石的日記〉:「於是我們從泛泛的友誼,變成同性的愛戀了。」(廬隱〈麗石的日記〉,廬隱著、任海燈選編《麗石的日記》,頁37)

[67] 廬隱〈海濱故人〉:「同性的愛和異性的愛是沒有分別的。」(廬隱〈海濱故人〉,廬隱《海濱故人》,臺北:九儀出版社,1998年,頁52)

[68] 劉大杰〈黃廬隱〉,錢虹編《廬隱集外集》,頁550

[69] 林賢修:「同性肌膚之親在古希臘、幕府時代、晚明各有不同的詮釋,簡簡單單『同性戀』三個大字要想貼在這三個時代地點的人身上都不恰當,甚至同一張床上的兩個當事人也不見得認知相同。」(林賢修〈譯序‧一個導讀的嘗試〉,Eric Marcus著、林賢修譯《當代同性戀歷史()》,臺北:開心陽光出版有限公司,1997年,頁13~14)

[70] 簡瑛瑛《何處是女兒家》(臺北:聯合文學,1998),頁22~23

[71] 彭小研認為廬隱文字中的「這種同性愛相對於成熟的異性愛,並不必然是女同性戀。(筆者自譯)(Peng Hsiao-yen,」The New WomanMay Fourth Women』s Struggle, Self-Liberation」,《中國文哲研究集刊》,1995年第6期,頁281)

[72] 孟悅、戴錦華合著《浮出歷史地表》(臺北:時報文化出版,1993),頁96

[73] 譯自Larson, Wendy. Women and Writing in Moder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p108:』friendships among women that emerged from the modern education system』.另可參見劉人鵬:「Wendy Larson討論過五四女作家廬隱〈麗石的日記〉,她認為,『同性的愛戀』一方面是新式學校帶出的女人與女人間的新關係,一方面在書寫政治上也是女作家重新建構女人與女人間在親屬關係之外的新可能性。『女同性戀』比較是被放在『女性情誼』的想像裡,而與『女性情誼』既分別又不分別。」(劉人鵬〈尋找遺失的女同性戀與T婆文字〉,《誠品好讀》,200011月第5期,頁19)。劉傳霞在論文中稱廬隱〈麗石的日記〉中的「同性愛」為「女性情誼」(劉傳霞〈姊妹之邦:一條艱難的女性自我救贖之路〉,《濟南教育學院學報》,1999年第3期,頁11,原文將廬隱〈麗石的日記〉誤植為〈露沙的日記〉)

[74] 如:周華山、趙文宗、麥海珊、江建邦等的著作中皆稱同性戀為「同性愛」。(周華山、趙文宗《「衣櫃」性史——香港及英美同志運動》,香港:香港同志研究社,1995年;周華山《同志論》香港:香港同志研究社,19951月;周華山、麥海珊、江建邦《香港同志站出來》,香港:香港同志研究社,19951)

[75] 薛糖〈我們深深相愛,但絕不是「真正的」同性戀?〉,《婦女新知》,199491日第148期,頁8

[76] 《我們是女同性戀》(臺北:業強出版社,19958月),頁13

[77] 廬隱「女子成美會」寄希望於婦女〉,原載《晨報副刊》,1920219日;收入范橋  葉子編《廬隱散文》(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36),頁402~404

[78]關於廬隱文字中的女同性愛的研究方法,桑梓蘭曾說:「我認為解讀這個議題更豐富的一種方式,是回到廬隱自傳性小說在那個時代討論女人的『同性戀愛』的文脈中,如此去了解她的作品中如何指涉女人的『同性戀愛』,以及現在『女同性戀』一詞的意義是如何使用。(筆者自譯)(Sang,Tzelan Deborah,」The Emerging Lesbian :Female Same-Sex Desire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 p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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