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迷藏中的暴力競技場 ——
閱讀郁達夫〈她是一個弱女子〉

曾燕瑀

一、研究動機

〈她是一個弱女子〉（以下簡稱〈她〉篇）是郁達夫的中篇小說，記敘一女子—鄭秀岳從女校時代開始，在情愛的糾葛中，歷經婚姻、軍閥動亂，最後喪生在入侵的帝國軍隊凌虐下「柔弱」的一生。這是郁達夫企圖改變文風和藝術手法的作品，嘗試由浪漫走向寫實。然而大部份關於郁達夫的評論仍集中在他那幾篇帶有自傳色彩的短篇小說，如〈沈淪〉、〈茫茫夜〉等，〈她〉篇並未受到評論家的重視，即使有相關的評論也多是針對其中的階級思想和對軍閥、日帝侵略的批判予以肯定，卻對佔有極大篇幅描寫女性情慾的部份略而不談，甚或認為此正是因而使作品「消極」「色調灰暗」的原因。然而如果我們跳脫傳統的道德框架，來重新爬梳〈她〉篇中的情慾書寫，卻可以開發另一面向的閱讀。

首先正如郁達夫在〈她〉篇的後序中提到：「〈她是一個弱女子〉的題材，我在一九二七年﹙見《日記九種》第五十一頁一月十日的日記﹚就想好了，可是以後輾轉流離，終於沒有功夫把它寫出。這一回日本帝國主義的軍隊來侵，我于逃難之餘，倒得了十日的空閑，所以就在這十日內，馬馬虎虎地試了一個大概。」此篇作品完成在一九三二年，日本帝國入侵的逃難途中，而構思則早在一九二七北伐的動蕩裡，作品的蘊釀與催生都在紛亂時代的內憂外患下。這特殊的歷史座標隱現在文字中，成為建構文字不容忽視的力量。而鄭秀岳這個弱女子也必須被放在中國當時特殊的歷史氛圍中去討論，我們才有可能貼近和再現這個女子是如何（被）「完成」她柔弱的一生。

回歸到當時的歷史脈絡，從晚清到五四，知識份子在面對列強環伺，中國積弱不振的現實中，力圖救亡圖存、強種救國。在他們建構的民族國家的文化想像中，婦女的解放和國家民族的命脈息息相關，在當時形成的女性情慾／女權論述的背後，是把「建設新的性道德」和「建設民族國家」結合在一起：欲建立「新中國」，便必須有「新女性」。當時高唱的「性解放」、「女性中心說」、「新性道德」，都是企圖藉鼓吹個人的性解放，來提升婦女的地位。[1]然而這樣的理想，我們從文字的閱讀中，卻可以看到它遭受到的挑戰：在此新性道德的文化建構中，長久受縛的性正如脫韁野馬游離在慾望過度虛擬的空間中，但在情與欲擺蕩中的女性真的解放了嗎？而傳統的男性主體意識在這樣的時代訴求中真的放棄了長久的宰制地位？還是隻是轉換成另一個較不易察覺的位置，卻仍然堂而皇之在必要的時候宣示著那不可侵犯的威權位置？而「新女性」被置於以民族自救為終極目的的「性解放」中，又是如何的被扭曲？在這扭曲的背後又羅織著什麼樣的男性慾望及其自我逃避的藉口？檢視敘述者的男性書寫角度，正可以發現這種長久以來居於強勢的男性主權，和它在受到挫敗時﹙軍閥、帝國強權的宰制﹚藉著對弱女子的書寫所選擇的規避策略。

以上的種種設問正提供了我們諸多視角去思考何以晚清以來女子的「弱」是無法擺脫的積澱符碼。而這個符碼在傳統的男性書寫威權的慣性操弄下以什麼樣的形式隱現在文字中？在鄭秀岳一步步貫徹她柔弱的一生背後，究竟隱藏了那些暴力的角力運作？本文企圖從文字的閱讀中一一爬梳，再現弱女子背後頑強的暴力運作藍圖。

二．失落的女性主體

（一）被動／依賴到沈淪／毀滅

鄭秀岳的一生建構在慾望的流動裡，強烈的情感依附和肉慾渴求的背後是對孤寂的恐懼：

「人雖然是很溫柔，但情卻是很熱烈的鄭秀岳，只教有五分鐘不在馮世芬的身邊，就覺得自己是一個被全世界所遺棄的人，心裡頭會感到一種說不出的空洞之感，簡直苦得哭出來的樣子。」（頁217）

「……看來看去，世界上竟沒有一點可以使她那一顆熱烈的片時也少不得男子的心感到滿足。她只覺得空虛，只覺得感到飢渴。」（頁288 ）

在文字中時時可以看到鄭秀岳這樣直接而強烈地對自我存在的不安，這深刻的不安迫使鄭秀岳必須藉由依附他者來汲取自我認同的憑藉。和李文卿的第一次身體接觸正是鄭秀岳因馮世芬返家而感到無助時。而在馮不告而別後，也是基於同樣的心情開始和李文卿及老師張康通訊，最後甚至成為了李文卿的「女人」。在李文卿移情別戀時，又投靠老師李得中以為報復，以為可以在老師李得中、張康身上找尋安慰。吳一栗的出現，雖然使鄭秀岳得到了短暫的滿足，但是在他因為夢遺和生活壓力而和鄭秀岳情感轉淡時，她又回頭和李得中、張康聯絡。透過馮世芬、李文卿、李得中、張康、吳一栗，無論是在精神或是肉體上鄭秀岳想要滿足的都是那缺乏自主自覺的女性主體。這種對存在定義權的讓渡和假託，放棄自己作為自由獨立主體的潛力，而習慣接受他者的定義，正是附屬在男性父權架構下的女性「常態」，也正是她們長久以來習以不察的自我欺瞞和逃避。正如「西蒙波娃認為人有放棄自由、變為物體的慾望，但這在存在主義倫理中，是一項道德的罪過，可是對女人而言，這又是阻力最小的一條路。這條路好走，是因為可以避去承擔真實存在的壓力」[2]。

然而這真是一條阻力較小的路嗎？相較於馮世芬對女性角色的叛逃和對現實的勇於承擔，習於傳統依附他者的鄭秀岳似乎選擇了較不費力的存在方式，然而也正是因為這樣的隨俗、這樣的缺乏自覺，因而也註定被擺置在中國書寫中傳統的女性位置，難逃做為男性權力角力附屬品的命運。我們可以看到這個位置的頑固，即使文字處在感於時勢的性解放論述，女性被允許走出閏房進入公共空間的時代氛圍中，傳統的男女性別角色仍被原封不動地搬演到女校裡。在這裡具有理性、耿直等男性特質的馮世芬和外表像男人的李文卿在文字裡正進行著類似男人的權利鬥爭。由一場「貧與富」的演講展開兩種意識型態的對抗，馮世芬和李文卿分別成為二元對立傳統價值觀的化身，寒門與富豪，聖潔與荒淫。而這兩者的鬥爭更是直接地以最符合女性特質的鄭秀岳的身體和心智為戰場。而缺乏自覺的鄭秀岳作為這場鬥爭的交戰場域，似乎只能徒然地被擺弄。當馮世芬還在身邊時，擺盪在「純粹高潔」的馮世芬和「有錢大方」的李文卿之間，尚還有這樣的掙扎—「馮世芬究竟是馮世芬，李文卿哪裡比得上她萬分之一呢？不該不該，真不應該，我馬上回到校裡把她的那個錶那個戒指送還給她去。我何以會下流到了這步田地？」（頁242），但一旦馮世芬離開，鄭秀

岳和李文卿享受到性慾之歡後，她又有了這樣的改變—「她（鄭秀岳）對李文卿的熱愛，比對馮世芬的更來得激烈，因為馮世芬不過給了她些學問上的幫助和精神上的啟發，而李文卿卻于金錢物質上的贈與之外，又領她入了一個肉體的現實的樂園。」（頁256）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缺乏自覺的鄭秀岳是如何地一步步命定般地走向柔弱的一生。而沈溺在肉體慾望裡的鄭秀岳，以擁有的美麗身體為籌碼，自信地以為因而得以在和李文卿、張康、李得中的性關係中掌有主控權，但卻沒想到她這唯一的女性籌碼卻也被羅織在一個更大的暴力網絡中。而這場審判正是以長久以來對女性的不變判準—「貞操」為名。

（二）男性霸權的合作共謀

文字中，慾望擺脫了壓抑，被允許公開現身成多樣而複雜的情慾模式，有父女、舅姪的亂倫，有同性戀情慾的書寫，而對女校的描寫更彷彿是女性情慾角力區。最令人瞠目結舌的是李文卿對性的態度：

「……戀愛就是性交，性交就是戀愛，所以戀愛應該不擇對象，不分畛域的。世間所非難的什麼血族通姦，什麼長幼聚麀之類，都是不通之談，既然要戀愛了，則不管對方是貓是狗，是父是子，一道玩玩，又有什麼不可以呢？」（頁252）

透過女身（聲）來演示或宣說這樣的性論述，在當時將性解放等同於建設新中國的想像下是可以理解的。女性的情慾似乎有機會得以跳脫長久以來在情慾論述中的缺席，而得以在平等的位置上被正視和被書寫。然而政治權力結構的解體不等於性別權力的解構，更不等於性的真正解放。如果我們只看到似乎擁有主導權的鄭秀岳穿梭在一個個肉體慾望中，只看到以李文卿為中心那看似平常不足為奇的女校同情情慾的描寫，也許真會以為女性情慾論述跳脫了僵化的男性中心論述而得有發聲的空間。但事實卻是愈是這樣看似開放的性別論述愈是助長了傳統男性中心意識的暴力運作。文字在展現情慾開放的自由空間的同時，卻也吊詭地突顯了傳統男性意識權力架構的牢不可侵。他們在性解放的假面庇護下，可以堂而皇之地獲取更多的性利益，但在他們的男性主權意識受到侵犯時，卻仍不忘時時俟機待命，以更高的姿態、更絕對的權威來扮演懲治的角色，正是在這樣對女性情慾矛盾的雙重判準中，對女性主體的利用、欺瞞和背叛是更殘酷的暴力。[3]

「……推將進去一看，他只見鄭秀岳披散了頭髮，倒睡在床前的地毯之上。身上穿的，上身是一件鈕扣全部解散的內衣，胸乳是露出在外面的，下身的褲子，也只有一隻腿還穿在褲腳之內，其他的一隻腿還精赤著裹在從床上拖下地來的半條被內。她臉上浸滿了一臉的眼淚，右嘴角上流出了一條鮮紅的血。」（頁294）

在這裡，鄭秀岳那被蹂躪後裸躺在床上的身體，活生生的成為三個男人—張康、李得中、吳一栗權力角力的場域。吳一栗在這權力的角力中註定是無能為力的戰敗者，就像在現實的男人世界中，他的夢遺、失業，這些象徵男性主體得以在性別和社會地位上佔有優勢的判準喪失時，在張康的面前，也只能如同戰敗者屈服於更高的宰制權威下，交出那原本隸屬於他的女性身體（妻子鄭秀岳）的擁有權。在那反覆出現「饒了她吧！饒了她吧！她是一個弱女子」的討饒聲中，正是一步步地將長久以來游離在男性主權邊緣的苦悶逼向徹底失勢的自我崩潰。隱身在「弱女子」背後的，恐怕是更無助卻又不願正視自己的「弱男子」吧！

而口口聲聲怒斥鄭秀岳為「娼婦」儼然是倫理道德捍衛者的張康，卻也別忘了他曾經如何的自詡為新時代的青年，曾經如何地利用這樣開放的風氣滿足他的性需求。這種前後不一的判準，就像在指責鄭秀岳為娼婦的同時，竟也能衣著不整卻坦然無愧地面對吳一栗（那個在貞節道德架構中，鄭秀岳唯一能服務的男性主體），在這裡隱現的正是傳統中國多妻主義下，男子在坐擁三妻四妾的同時卻能要求女子守節的荒謬與霸道。

而真正觸動這場審判的是在鄭秀岳身上找到的那封李得中所寫的情書。那封情書挑起了長久以來這兩個男人的宿隙，延續了他們之間的權力鬥爭。對張康而言，這個歸屬在他權力之下的身體竟也同時屬於他的死對頭—李得中，權力受到侵犯，權威受到挑戰時，為了穩固地位，他必須藉著懲治這個共有的女體，以做為對李得中另一形式再一次的權力宣戰。對鄭秀岳不潔的指控和加諸在其身上的暴力，都是對真正的敵人李得中—另一個男性主體的示威和發洩。而在張康說「鄭秀岳，你這娼婦，你真騙得我好」，然而真正受騙的是鄭秀岳，原來她一直自以為握有的支配權[4]，卻不知那正是可憐的自欺，在男子的權力世界中，不佔任何的力量，如此輕易的被丟棄。鄭秀岳的身體成為了這三個男人的權力運作的角力場域，傷痕纍纍。它是得勝者的戰利品，同時也是落敗者為洩忿和自我補償而以「貞操」為名，大加撻伐的對象。然而「你這娼婦，總有一天要被人打殺！我今天不解決你，這樣下去，總是有一個人來解決你的。」（頁298）在張康這樣的預示中，卻也可以看到另一個更大的暴力即將加入這個隱藏在女體中的角力競技場。

回到文字所處的歷史脈絡，正是中國軍閥內戰、帝國強權入侵的動蕩時代。處在這樣一個種族、性別、階級、殖民等錯綜複雜的歷史情境中，女性主體面對的是更龐大的集體男性的政治權力鬥爭，所帶來的更強勢暴力衝擊：

「……廣州革命政府的北伐軍隊…著著逼近，…於是舊軍閥的殘部，…虜掠姦淫。可憐杭州的許多少女校，這時候在同時都受了這些孫傳芳部下匪軍的包圍，數千女生也同時成了被征服地的人身供物。其中未成年的不幸少女，因為被輪姦而斃命者，不知有多少」（頁260）

「……幾個相貌猙獰的日本浪人…打進了吳一栗和鄭秀岳寄寓在那裡的那一間屋裡…鄭秀岳就在被裡被他們拉了出來，扡下了樓，拉向了那小隊駐紮在那裡的附近的一間空屋之中…」（頁298）

蹂躪著那些被視為征服地的人身供物的女性身體的，是那些男性權威以集體性肉慾的姿態，藉著對女性身體主權的恣意剝奪，為他們的失勢（或得勝）尋找補償和發洩，而被理所當然拒絕於權力爭奪戰中的女性，卻淪為真正的戰敗者。鄭秀岳躲過了軍閥，卻仍然成為了帝國強權下的犧牲者。那血淋淋的肉體，說明女性身體的所有權已因國家戰敗而「理所當然」的讓渡出主權，身體的主權附屬在國族爭戰中，在此可以看到女性的身體如何成為種族鬥爭的工具[5]。而如此以女性身體做為戰爭殘酷的聚焦，除了是對戰爭的控訴外，更沈重的恐怕是隱身在其中那不願面對也無力承擔失敗的男性威權意識型態在作祟吧！

不管是男女情愛或國族仇恨，女性始終躲不過在男性中心論述下被擺弄被物化的命運。不管以什麼形式，以什麼姿態，個人或集體的男性威權角力中，對剝奪女性身體主權上卻是很有默契地勾結著。張康的詛咒由帝國主義軍閥來實踐，正是這樣結構完整、密實的男性霸權的運作下，我們看到了一個女性如何從被動依賴到被欺、被用終至被棄的過程。而在勾勒文字中的暴力藍圖時，卻也別忘了那織就此藍圖卻隱身於其中的書寫政治暴力。透過這樣的逼視，我們才有可能更真切地看到運作其中的暴力全貌。

三、書寫的政治暴力

（一）敘述權威的運用

首先敘述者在此採取了全知的書寫視角。鄭秀岳和二女三男間多重糾葛的關係鑲嵌在大時代的動亂中，隨其聚散顛沛，看似「自然而然」地舖展成形。在故事的發展中，既未見敘述者突地躍出紙上議論不平，也未見有過溢的情緒負荷在文字中，而在一連串交由人物行動完成的情節發展中，關於人物的心理活動的刻劃甚少，我們可以感受到敘述者刻意保持低調的姿態並有意地和人物間保持著一定的書寫距離。這樣的書寫距離不但讓敘述者免於現身，同時也成就了看似客觀中立的書寫。但吊詭的是這個急於「隱身」於情節發展的敘述者，卻在人物形象的描繪上（尤其是女性身體）不避諱的行使（抑或是潛意識地表露）著敘述的權威。我們不妨比較一下文字對於女性身體形象的描述。

「……她（鄭秀岳）那雙紅潤的嘴唇，黑漆的眼睛，和高整的鼻樑，……那套腰把緊緊的藍布衫兒，褶綢一類的短黑裙子，和她的這張粉臉，這雙肉手，這兩條圓而且長 的白襪腿腳，似乎特別的相稱，特別的合式。」（頁210）

鄭秀岳擁有非常女性的身體和容貌，這樣的女性形象不但符合了長久以來我們對於女性身體的想像，同時也預示著她是符合我們所熟悉的「女性特質」—柔弱和順服（如常常容易臉紅羞怯、有著沒來由的纖細易感、對愛情渴望卻被動、對世局渾然不關心……）。在這裡女性的身體除了是個象徵的符碼（決定她擁有多少女性的特質），同時也隨時被置於嚴格的判準之下被檢視。這樣的態度在以鄭秀岳為標準來勾勒其它同學時的嚴刻中可以看出：

「在她右手的幾個，也有瘦而且長，比她高半個頭的；也有腫胖魁偉，像大寺院門前的金剛下世的；站在她左手以下的人，形狀更是畸畸怪怪，變態百出了，有幾個又老又矮的同學，看起來簡直是像歐洲神話裡化身出來的妖怪婆婆。」

文字一開始便這樣宣示著對女性身體的嚴格判準，對不符合此判準的女性身體刻薄嘲諷，使我們看到了敘述者毫不掩飾的僵化的性別意識時時現身於文字。女性身體形象決定了人物性格的基調也宣告著文字對人物的態度。於是對於最最違逆這個形象判準的李文卿而言，那模糊了性別界線的身體，便不只是她一切荒淫行為的象徵，甚至是解釋其之所以如此的真正原因。因此，李文卿那「像男人的身體」便時時地在文字中被強調、提醒：

「她的臉上，滿灑著一層紅黑色的雀斑。面部之大，可以比得過平常的長得很魁梧的中年男子」（頁212）

「李文卿用了她那一副沙喉嚨和男子一樣的姿勢動作在講臺上講了一個鐘頭。」（頁220）

這樣一個踰越了女性形象而像男性的女性身體，同時也成為李文卿庸俗荒淫的表徵，在每一次荒淫的性慾和行動，便不斷地以醜化和再現這個身體為書寫策略：

「……卻觸摸著了一層同沙皮似的皮膚，兩只很鬆很寬向下倒垂的奶奶，腋下的幾根短毛，在這短毛裡凝結在那裡的一塊粘液。」（頁239）

「……大衫一脫，她的上半身就成了一個黑色的下垂皮奶，向左向右的搖動得厲害。」（頁254）

文字肯定了代表向上的小資產階級奮鬥的女性馮世芬，批判了代表小資產階級猶豫不決的女性鄭秀岳，否定了代表土豪資產階級的女性李文卿，此態度是十分鮮明的[6]。而針對李文卿的土豪階級卻處處以不夠女性化的身體來否定，思考這個敘述角度與策略的選擇，可以看到長久以來男性（甚至包括女性）對女人身體僵化的思考，在此僵化的性別角色扮演下，對越界的身體便有不辯自明的審判權力。以此來看，吳一栗這個在性格上傾向女性（被定義的柔弱）的男性形象，和李文卿同樣地未遵守性別界線，於是李文卿的身體被醜化得盡失美感，而對吳一栗也就以夢遺來剝奪他那象徵男性的權力。不過吊詭的相對於吳一栗在（男性）現實社會中的失勢，李文卿雖被描寫成淫／惡的象徵，卻也因為不符女子形象，所以得以擺脫女子「弱」的宿命，以她那像男人的身體、作風優遊於惡劣的現實中。

文字中唯一予以肯定的便是積極向上的馮世芬。她「理性發達，天性善良」，同時由於家庭環境（階級）的關係，是有「骨氣」和「志氣」的女孩。和極女性的鄭秀岳和像男生的李文卿不一樣，她「平時所談都是些課本的事情，和社會上的趨勢，關於這些私行污事，卻半點也不會提及」，她關心的是國家民族的未來，同時對現實有著強烈的批判意識。文字中有不少馮世芬的議論言說，在文字濃厚的敘事傾向和明快的節奏中，這些和情節的發展上並沒有直接關係的議論，它們的被安排無寧可說是敘述者刻意保留以藉之「發聲」的管道。其中談及了貧與富、社會與階級、女性的自覺等議題，文字安排了那從未現身的男性—舅舅陳應懷扮演啟蒙和帶領的角色，如馮世芬所言：「我同你說的話，都是他（舅舅）教我的呀！」而藉著馮世芬之口說話的那個始終未現身的舅舅恐怕也正是文字中隱而未現的敘述者。馮世芬在這裡被塑造成具有階級和社會意識的青年，即使在感情方面和舅舅私奔敘述者也以共赴國難投入革命來為其亂倫脫罪。文字對於馮世芬的身體和情慾書寫的闕如，代之以大量言之鑿鑿的啟蒙思維，加以其後投入革命面對戰爭的勇氣，馮世芬儼然成為了面對內憂外患的知識青年的化身。在馮世芬的身上可以看到敘述者的認同和投射，但卻也因此使其在文字中的「女性」角色顯得模糊。

透過鄭秀岳、李文卿、馮世芬三位女性形象的塑造，可以看到敘述者時時不自覺表露出的男性威權意識，它雖然經過某種程度的變妝但仍不改其底蘊。其之所以能如此自信不疑地在文字中運作多少也反應了對其敘述接受者[7]身份位置的確定。認為他們將認同（習慣）此性別意識或同處於國難家仇的焦慮裡。然而敘述者向文字接受者訴諸認同及合作共謀，除了在形象塑造外，也同樣地表現在對性和身體的窺視上。

（二）男性偷窺的慾望

文字中對女性身體的大量描寫透顯著窺視的慾望。時時可以看到敘事者對女性身體的書寫，從身形外表的勾勒到袒胸露乳的畫面描繒，彷彿架設了一個男性窺視的鏡頭，使得敘事者和文字接受者的慾望透過鏡頭在文字中流動。

「她的名字叫鄭秀岳。上課之前點名的時候，一叫到這三個字，全班女同學的眼光，總要不約而同的會聚到她那張蛋圓粉膩的臉上去停留一刻，有幾個坐在她下面的同學，每會因這注視而忘記了回答一聲「到！」男教員中間的年輕的，每叫到這名字，也會不能自己地將眼睛從點名簿上偷偷舉起。」（頁210）

文字一開始，鄭秀岳就在這樣的窺視下現身，從此她那美麗的身體便成為她在文字中擺脫不掉的象徵。這被李文卿、張康、李得中、吳一栗所慾望的身體，同時也是敘事者所慾望的。文字裡慾望的糾結發展也正是對鄭秀岳身體的一步步加深窺視的過程，對鄭秀岳的身體從含蓄溫柔的外表身型描寫，到隱約曖昧的「藏在睡被裡」「上身赤膊，褲帶解去」，到最後醜陋殘暴的「胸乳露出在外面，一隻腿精赤著裹在半條被內」「赤身露體，下體青腫得特別厲害，胸前的一隻右奶已被割去了」。當鄭秀岳這原來美麗純潔的身體被李文卿、張康、帝國軍閥「玷污」後，這個已不再貞潔的身體，自然也是醜陋的，對這樣的身體也就盡可無須躲藏地公開書寫。從美到醜，從含蓄到暴力，正是對這個身體由純潔到荒淫的處罰。這個窺視姿態的轉變，背後顯然是以貞潔作為女性身體美惡判準的男性本位意識作祟[8] 。

相對於鄭秀岳，李文卿那從開始便不被認同的女性身體，敘述者透過窺視的鏡頭盡是極力的嘲諷和醜化，從那身體總是在性慾中裸露而被書寫看來，敘述者對李文卿的身體興趣不大，窺視的焦點卻是藉著李文卿的身體（名義上仍是女性的）來想像同性情慾。於是對於李文卿和鄭秀岳的性行為的描寫，也正在這樣的窺視心態下鋪陳：

「那隻大手又摸進了她的被裡，在解她的小衫的鈕釦。……鄭秀岳沒有法子，就以一隻本來在捉住著那隻大手的手隨它伸出了被外。李文卿捉住了這隻肥嫩嬌小的手，突然間把它拖進了自已的被內。一拖進被，她就把這隻手牢牢捏住當做了機器，向她自己的身上亂摸了一陣。」（頁239）

「拍的一響，她就伸手把電燈滅黑了。……到了後半夜在睡夢裡，她忽而在腿中間感著了一種異樣的刺痛，朦矓地正想用手去摸，而兩隻手卻已被李文卿捏住了。當睡下的時候，李文卿本睡在裡床，她卻向外床打側睡在那裡。不知什麼時候，李文卿早已經爬到了她的外面，和她對面的形成了一個合掌的形狀了。」（頁255）

棉被、黯黑的房間這些隱蔽曖昧的空間，正在視覺上提供了偷窺的快感。敘述者彷彿為讀者揭開了棉被、點燃了黯夜，於是兩個女性身體便赤裸裸地在文字中進行著她們的「性行為」。對這些「性行為」的描寫，敘述者謹慎地維持著全知但卻又保持距離的書寫角度，敘述全由她們的身體動作來完成，卻抽離了她們內在的心理活動。它像是一個充滿視覺刺激但卻無聲靜音的影像畫面，滿足窺視者（書寫者及閱讀者）對於女同性行為的想像。既然是想像，窺視者的姿態必然地也就決定他看到了什麼。而醜陋的女性身體（李文卿的身體）和之間的權力運作（李文卿的強勢及鄭秀岳的推拒）正是他們認為應該看到的。對於女同性行為赤裸卻盡失美感的書寫，一方面滿足了窺視的好奇，一方面卻也顯露了恐同的焦慮。而恐同的焦慮正是藉著對女同情慾貼上罪惡的標籤來掩飾。於是在這樣的框架下，相對於李文卿，馮世芬這個代表聖潔的、理性的化身，她和鄭秀岳的同性「情誼」，雖然隱隱也有著慾望的流動，但她們最親密的舉動也只能是臉上深深的一吻，同時敘述者還得為這個有越軌之嫌的舉動作出另一番詮釋：

「她和馮世芬兩人教好了將近一年，同牀隔被地睡了這些個日子，這舉動總算是第一次最淫污的行為，而她們兩人心裡卻誰也不感到一點什麼別的刺激，只覺得這不過是一種不能以言語形容的最親愛的表示而已。」（頁242）

在此可以看出敘事者努力地將馮世芬和鄭秀岳的關係再現為只是精神上的依存而沒有身體慾望的「純潔」的同性情誼，一直到馮世芬出走為止，她們都在這個的原則下，始終是遊走在精神和慾望的模糊地帶卻謹守遊戲規則而未被「淫污」的同性情誼。女同的情／純潔和慾／淫污的關連在此書寫中被迫聯結，也因此當鄭秀岳踰越了這個界線成為李文卿的「女人」時，同性情誼一旦加入了肉體慾望便也等於墮落和罪惡的開始，也就可以被毫不含蓄的窺視和書寫。

一方面對女同充滿好奇窺視，一方面又因恐同而對其肉慾努力迴避（或醜化），這是一個體認到失勢危機因而更頑強運作的男性意識。它高高在上卻又缺乏自信，因而再再藉由女體的操弄一來確定自己的位置，二來企圖為其失勢的焦慮尋找規避的可能。而在面對一個更大的失勢危機—戰爭時，透過女性身體的書寫便也成為集體男性轉化焦慮同時使之隱而不現的最佳選擇。

（三）戰爭殘暴聚焦於女性身體

除了男性偷窺的慾望外，回歸到文字特殊的歷史脈絡，對女性身體的書寫，同時也成為了軍閥、帝國強權暴力的聚焦。文字對動亂的時代背景都只是輕描淡寫地交待而過，但是每一次的動亂卻都牽引著文字中三位女子的命運轉變，而動亂的殘暴都以女性的身體。除了軍閥內戰對女性的姦淫，起而反抗軍閥、帝國主義的工人行動中，也以馮世芬受傷的身體的描寫象徵革命洪潮的激烈。

「一件青布棉衣，已經被血水浸溼了半件，被解開了右邊，還墊在她的手下。右肩肩鎖骨邊，直連到腋下，全被一大塊棉花，用紗布紮裹在那裡，紗布上及在紗布外看得出的棉花上，黑的血跡也印透了不少，流血似乎還沒有止住的樣子。一條灰黑的棉被，蓋在她的傷處及胸部以下，仍舊還穿著棉衣的左手，是擱在被上的。」（頁267）

同樣地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強權侵略也以鄭秀岳被凌虐的屍身呈現：

「在五六個都是一樣赤身露體，血肉淋漓的青年婦女屍體之中，那女工卻認出了雙目和嘴都還張著，下體青腫得特別厲害，胸前的一隻右奶已割去了的鄭秀岳的屍身。」（頁299）

對軍閥、帝國強權蹂躪下血淋淋的女性身體的描寫，除了藉此突顯暴力的血腥，提出沈重無言的指控外，隱藏在其後的恐怕是藉著書寫動亂中的弱女子，來抒發對中國在當時列強競爭的全球權力分配中處於被征服、被宰制的弱勢地位的焦慮。這種對弱勢的焦慮和對強勢的渴望，正是自清末以來，男性知識份子在面對列強入侵，接受西方文化的衝擊和刺激後，對傳統中國的反思，力圖擺脫「弱小民族」的形象，而流露出對強者形象的崇拜和追求[9] 。

在這樣求強抑弱的目的下，那在中國陽／陰、剛／柔、男／女二分的傳統中被安置在陰柔位置上的女性，便是「弱」者最直接的代表。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何清末女權的論述會在民族國家論述中被抬昇到如此重要的地位。甚至被賦予比男子更高的強國強種的寄託[10]。而這種附庸在國族論述下的女權論述的提出，其背後也有值得玩味的複雜心理機制運作。正如「馮克（Frank Dikotterw）曾指出，國族主義將恥感植於國族的每一主體，恥感蘊含著集體責任感，那麼，國家的失敗，就不是由於外在人類意志的原因，而可以責備每一個人缺乏努力或是能力不足。…乞丐、婦女最能使得『國人』將恥感投射出去。當『吾』作為國族主體的說話位置（這是一個向來屬於男性知識分子的說話位置）時，乞丐、婦女…等衰殘形象，可以說既是自身，又是她者。」[11]這正可以說明從晚清到五四以來，知識分子在面對國族動蕩時，極力高倡女權及不斷書寫婦女受到壓迫的書寫策略背後運作投射的心理機制。那些受壓迫的婦女形象，正如在強權中被四分五裂的中國，而她們的無言控訴也正是知識份子在面對現實社會及國族困境時的無奈和焦慮。郁達夫在〈她〉篇的後序中提到：「我覺得比這一次寫這篇小說時的心境惡劣的時候，還不曾有過。因此這一篇小說，大約也將變作我作品之中最惡劣的一篇。」那惡劣心情也正是當時的知識份子茫然和無力的心境寫照。

透過文字中關於女性主體的失落和敘事者書寫政治的思考，在我們勾勒出的這個暴力藍圖中，當我們一步步爬梳鄭秀岳這個弱女子柔弱一生時，最後不禁要問：鄭秀岳所貫徹的柔弱是來自那個缺乏自覺而失落的女性主體？或是來自在國族論述裡中國企圖擺脫的弱勢形象？還是來自那隱身其中卻仍頑強運作的男性威權意識？

參考書目

顧燕翎編，《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臺北：女書文化，1996

張小虹編，《性／別 研究讀本》臺北：麥田出版社，1998

陳順馨著，《中國當代文學的敘事與性別》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

張小虹著，《後現代／女人：權力、慾望與性別表演》臺北：時報出版社，1993

張小虹著，《慾望新地圖》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6

胡亞敏著，《敘事學》湖北：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

麥柯．赫奇森著廖世德譯，《性與權力：心身政治的剖析》，臺北：自立晚報出版，1994

劉人鵬〈「西方美人」慾望裏的「中國」與「二萬萬女子」—晚清以迄五四的國族與婦女〉，2000

彭小妍〈五四的「新性道德」—女性情慾論述與建構民族國家〉，《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3，頁77–96， 1995

彭小妍〈性啟蒙與自我的解放—「性博士」張競生與五四的色慾小說〉，《當代—啟蒙與反啟蒙專輯》76，頁32–49，1987

[11] 引文自劉人鵬，〈「西方美人」慾望裏的「中國」與「二萬萬女子」—晚清以迄五四的國族與婦女〉，頁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