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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方言 - 民族 - 國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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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葛兆光 文章來源：新青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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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處於強勢的文化 / 國家 / 民族，總是傾向於提倡「普遍主義」或「世界主義」，這裏面當然有強者應該有的自信，不過也有對弱者的不自覺歧視。比如當年秦始皇，在「書同文」、「行同倫」、「車同軌」之外，甚至連錢幣也得用我的，秤砣輕重都要一律，這倒不關秦始皇個人的野心和氣魄，也未必是有意的要修理六國，強勢的侵略，如果「侵略」兩字不含褒貶意，也不帶有鐵馬金戈，刀光劍影，其實就是這麽回事。今天換了個時髦的名稱，好像叫作「文化帝國主義」，通常，強者對於弱者、中心對於邊緣的權力壓迫，就是通過「文化帝國主義」的方式進行的。語言文學似乎特別能夠顯現這種中心與邊緣的關係。有人說，處於強勢的英文總是無處不在地「侵略」各種語言文字的地盤。法國人對於英語滲透的憂慮，用了「捍衛純潔法語」的口號，「捍衛」二字，雖然表明法國人的堅定信心，但也讓人看到英語 ( 美國式的英語 ) 在法國大兵壓境的勢頭；中國年輕一代在「託福」和 「 GRE 」中的傑出表現，雖然也顯示了中國人的聰明才智，但也著實讓人憂慮國語的位置；至於日本，日語中大量湧入的英文詞， 被一些發音不大標準的日本人用片假名原封不動地音譯，不要說我這種老外看不懂，通日語的英國人也不懂，問一個日本教授，他苦笑笑，說他也不能完全明白，其實不是他不明白，是這世界變化太快。 世界變化真是太快，語言的傳播，從口耳相傳到用筆抄寫，從用筆抄寫到刻版印刷，從刻版印刷到活字印刷，從鉛字印刷到用電腦排版，每一次變化都越來越快，也越來越有革命性。特別是當 Internet在電腦上普及開來以後，不認得英文就幾乎成了睜眼瞎，彷彿面對著一個五光十色的世界卻是一個色盲。以前不開放，是別人把你鎖閉起來，如今開放了卻不能借了光電走向世界，是自己把自己反鎖起來。於是學習英文，英文學習，英文挾裹了一種價值判斷滲透進了每一個用戶家中，這比過去用堅船利炮的侵略還要徹底。 這時，各種民族獨特的語言文字就彷彿是這個民族的面孔、膚色和服裝，它不僅僅是一種語言，而且是一種文化，在這種語言中攙入了「抵抗普遍主義與世界主義」的文化意義。從理論上，很多人都在對「普世化」歡呼雀躍，其實真的大傢夥兒都吃麥當勞，天下人一起穿牛仔褲，愛看的都是好萊塢，說的話都是「好肚油肚」，都把頭髮染成金黃，讓後麵人一看以爲是「有朋自西方來」，其實真的會讓人發膩。語言常常是民族的徽章，是一種互相認同也是互相劃清界限的象徵符號，它抵禦著外來的入侵，也鞏固著自己的營壘，彷彿舊時戲文說的「腰牌」和「口令」。它也保護著傳統的延續，唐詩宋詞在漢語中才能保持它的韻味，日本式的表達方式，也必須憑著它那些附著了好多助詞、動詞和敬語的語言才能細緻入微。因此，提倡「語言文字的本土化」常常意味著民族主義的高揚，甚至暗示著「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排外主義。不過也難怪，人們只有在可以溝通的語言中，才能獲得安全感、自信心，因爲這個時候彷彿有民族 / 文化在支撐著個人，個人在集體的文化的認同之中。 有一次，我在聽關於抗戰時期提倡民族語言與民族氣派問題的學術報告，報告很精彩，可是我從這個報告的題目想到了另一些事情，以至於報告講什麽，後來的討論是什麽都沒有在意，我只是想，既然語言就是文化，而文化背後就有政治意識形態，那麽，在那種危亡時期談民族語言與民族氣派，大概也是在抵抗那種挾裹了大東亞共榮之類的「普世主義」真理話語吧。現在，英文符號挾裹著通訊網路，壟斷著話語的權力，是否也有人要提倡網路上的民族話語和民族氣象呢 ? 再往下想，覺得事情又不那麽簡單。中國與歐美和日本等很不一樣，日本是一個民族、一種語言，各地方言差別似乎沒有中國大，歐洲各國倒是不同的語言，可聽說只彷彿我們的方言，彼此差不太多，捍衛民族語言彷彿我們保護方言，提倡共同語言也不過就如我們推廣普通話。可中國挺不好辦，晚清那個時候還好，那時中國人以爲自己是在世界的「中心」，於是把各國當成了「四夷」或「鄉下」，教習外語的學校就叫「方言館」，在邏輯上沒有問題，反正強調漢語就成，蕞爾藩邦，當然應當學我天朝大國的語言而棄其重譯之鳥語，小小四夷，自然在朝貢之外要接受我中朝的文明。 時過境遷，現在卻有些麻煩，十九、二十世紀以來，文化與政治中心他移，面對著西方的話語權力與文化影響，中國彷彿處在一個夾心層裏。當中國人想要和世界大方向保持一致的時候，「越是世界的，越是民族的」就成了溶入世界的口號；可當它力圖提倡在世界中保持自己民族存在的時候，話就得反過來說「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這時「民族形式與民族氣派」就常常是凸顯民族主義精神的一種招牌。可是，在世界越來越小的時代中，世界中的中國又只是一個區域，從世界的角度來看，中國用的也是一種「方言」。特別是臺灣、香港多制性的分立，「少數民族」的存在，與「邊緣文化」的強大，又在瓦解與抵抗著「中國」 / 「中國語」 / 「國語」或「普通話」的中心位置，使它僅僅成爲「大陸」 / 「漢語」 / 「北京話」。如果說，過去漢字的存在與書寫語言的一致，是維繫中國文化的一個強大的紐帶，形成所謂的「漢字文化圈」，多少消解了「方言」的離心力，只要使用漢字，那麽就可以在任何地方溝通與交流，那麽港臺堅持使用的繁體字書寫，香港報紙特意用廣東特有的一些文字書寫廣東話，港臺一些政治領導人特意使用地方話演講，就使得中國不再是地圖上的一種顔色。我到香港常常看報紙，而看報紙特別是看《蘋果日報》和《東方日報》的時候常常有一種感慨，就是我這個自認爲漢語水準不錯的中文系教師，差不多要成爲文盲了，有時面對滿紙漢字，仍是不解其意，其實，在這種語言文字的現象背後，一直在顯示著另一種文化取向。 於是，這裏在理路上出現了一個矛盾，如果說要以民族語言和民族形式抵抗普世語言和西方中心主義是一種合理的選擇，反過來就會遇到另一層問題，地方方言反抗普通話的一統天下是否也是合理的選擇？或者換一個方式追問：強勢語言憑什麽如此擁有權力，而方言爲什麽缺乏存在的價值？甚至還可以把這個問題提升到關於「普世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孰是孰非，「中心」與「邊緣」如何互動的問題上來。 據說，直到清代中葉，明代流行的南京官話還是官場上的「普通話」，不過，畢竟清代的北京作爲政治中心，稍後滿人習慣的京話漸漸又取代了南京官話的「國語」地位。定都南京的民國在大陸的歷史太短，不足以改變這種傳統，南京也沒法取代北京的文化中心地位。現在回想起來，當年選擇以北京方言爲基礎確立「國語」/ 「普通話」，可能一半是沿習了清朝的有形舊例，一半也依託了北京作爲文化中心的無形權力。 從根本上說，在一個國家裏推行標準語，多少是在這個國家內推行劃一標準的「普遍主義」，這背後有相當深刻的背景。從五四以來，激進的世界主義依託著進化論，背靠西方的民主與科學，形成了一種思潮，就是覺得天底下真的是有一種人類共同的真理與價值，人們都應當向著那個目的地前去，這種思潮中形成後來支配中國的一套意識形態。後來陸續發生的白話文、拼音文字、簡化字、推廣普通話運動，其實整個過程背後都有這種意識形態權力的支援。從只能書面書寫與閱讀的文言轉向可以通過聲音來交流的白話，使得更多的階層進入漢文化系統之中；使白話吻合西語文法並擁有一套可以規範的語法規則，以求其精密，表達、理解與接受當時的科學文化，使中國進入一個世界化的進程；創制簡化字，不僅剝離文字的象形本原，也剝離文言時代的文化傳統；將漢語的語音統一，消滅特殊的方言語音，以便消除只能靠閱讀書面文字來溝通的最後屏障，不僅在於便利交流，而且在於便於統一；用北方方音爲基礎，不僅爲了適應最廣大的地域的漢族人，而且也在暗示文化與政治的中心取向。當然，1949年定都北京，更強化了這一語言統一化的趨勢，這種趨勢與追求現代性與世界性似乎相當一致。 不過，這種權力、文化、統一國家的趨勢，並沒有從根本上消除區域與地方的反抗，中國在當時處於一種相當尷尬的狀態中，在世界範圍內它堅持的是個別的民族主義，而在中國範圍內它堅持的是共同的世界主義，「民族問題說到底是階級問題」和「語言的階級性」等理論雖然可以解決一時的理論困境，但是沒有在根本上解決問題，特別是香港、澳門與臺灣的存在，更不斷地在瓦解「中國」、「漢字」、「國語」或「普通話」的統一性觀念。所以，在政治權力稍稍削弱和鬆動，經濟的因素越來越強大的時候，方言象徵的地方取向就在相當大的範圍內對這種國語象徵的國家取向進行著挑戰，下面幾個現象很有趣：方言的重新興盛。特別是當廣東成爲最開放的區域，而且由於背靠香港，因而廣東方言成爲時尚。在各地出現了模仿廣東話的風氣，出現了廣東話教學，流行起了粵語歌曲。 藝術作品中方言的強烈存在與凸顯。比如近年來小品中的具有強烈感染力的方言，常常在暗示人們一種區域性的存在，它的不斷重複、皴染，使方言比任何象徵都有效地成爲地方、家鄉人的認同標誌，上海方言對異鄉人的拒斥，東北方言對同鄉人的認同，四川方言成爲四川人的徽章，其實都在一個「大中國」中顯示著「邊緣性」的存在。 傳統的書法藝術使用繁體字，港臺的實際存在也使得大陸不能徹底取消繁體字，儘管國家語言文字委員會一直用了相當大的力量來規範文字，甚至出動檢查人員在街間檢查招牌的書寫，但是從國家領導到民間百姓，從書寫到印刷，到處都沒有真正與繁體字告別，這在瓦解著簡化字的一統性，也在消解著大中國的一統性。毫無疑問，國家擁有權力，傳媒具備影響，推廣普通話和簡化字在國家與傳媒的支援下，當然不斷在侵蝕方言與繁體字的地盤，推行著「中心」對「邊緣」的擠壓。不過就像我前面說的，中國始終處在兩難之中，一方面，方言背靠著各個地方的文化，繁體依託著香港臺灣的存在，也在不斷地抵抗著來自中心的壓力，使得「大中國」的統一性常常受到挑戰；特別是當兩岸的文字不僅被繁簡區分，而且更由於臺灣用 BIG5 與大陸通行 GB ，使得使用繁簡漢字的雙方更難以溝通與轉換，漢字是否要成爲兩種文字？有一個叫作「四通利方」的軟體常常在這兩種漢字的使用者中被採用，但「四通」是否真的能「通」而「同」，「利方」是否真的能「利」各「方」，卻還在未知之中。另一方面，漢語也面臨著被當作世界格局中的「方言」的危險。處在弱勢中的漢語，能夠創造足夠的漢語新辭彙，以抵擋通過 Internet 而來的英文資訊的衝擊嗎？能夠發出足夠的漢語資訊，以應付由於全球網路化潮流而來的資訊需求嗎？能夠由弱而強，使得人們以使用漢語爲榮嗎？這也在未知之中。 1997 年 10 月 11 日，香港行署公佈一百所英文學校名單，上不了名單的一些學校頓時委屈萬分，在百所英文學校之外就讀的學生也涕泗滂沱，校長們紛紛表示，自己的學校可以用英文授課。用不用母語上課不成問題，能否有資格用英文教課倒成了問題，這意味著什麽呢? |
| 葛兆光，教授，現居北京。主要著作有《禪宗與中國文化》、《道教與中國文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