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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的敵對情勢往往沿著國界樹立起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的高牆，強調「我們是愛好民主和正義的國家，我們不能坐視國家利益受威脅，因此我們必須起而捍衛我們的生活方式」。在這些崇高的旗幟之下，一國之內的輿論往往產生極大的強制性，要求全國同心，槍口向外，並且用愛國心的尚方寶劍展殺異議的聲音。
一九三八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正當歐洲為即將爆發的戰爭而悸動時，著名的英國小說家兼女權運動者維琴尼亞．吳爾芙卻在經典名著《三塊金幣》中，提出了對戰爭的強烈批判，為弱勢者的反戰奠定有力的基礎。
在主戰者強調「我們」有共同看法、共同利益，因此有共同立場的同時，吳爾芙卻指出，這個「我們」是不可能的。做為一個女權運動者，吳爾芙一針見血地宣告，女性並不分享（大多數）男性對戰爭的狂熱。她認為男性之所以好戰者要有三個原因：在經濟層面上，戰爭是男性職業生涯出路之一；在心理層面上，男性由戰爭中獲得莫名的興奮與快感；在社會角色上，戰爭為男性提供了陽剛特質的表現機會。而這三方面都和女性絕緣，因此吳爾芙認為男性沒有權利要求女性採取相同的好戰觀點。
如果說主戰者強調「我們」是一國的，以達成同心同德的目標，那麼吳爾芙的反戰策略就是強調「我們」不是一國的，來瓦解這個「我們」。而且，我們之所以不是一國的，並不是因為我們之中有男有女，有窮有富，有殘障者、雛妓、無殼蝸牛等等，而是因為社會資源在我們之間的分配不均。
換句話說，當一個社會吝於將資源投入改善弱勢者的生活環境、教育機會及品質、職業出路等等重大問題時，它也不能奢求弱勢者贊同或支援優勢者的政策決定。吳爾芙沈痛地指出，當時英國用大量社會資源培養男性、教育男性，為他們開啟職業的大門，卻只用極少量的資源照顧女性的發展和需要，因此吳爾芙向那些高舉「我們」大旗的人提出尖銳的辯駁：
所謂「我們的」國家有史以來大部分時間都把我當成奴隸，它拒絕提供給我教育的機會，也不讓我分享它的財富……因此，如果你堅持要保護我或「我們的」國家而加入戰爭，那麼就讓我們冷靜而理性的說清楚：你加入戰爭為了要滿足男性所獨有的「好戰」的本能；你加入戰爭是為了獲得那些我從來沒有分享過，而且未來也不可能分享的利益；並不是為了滿足我的本能需要，也不是保護我或者我的國家。事實上，作為一個「外人」，我沒有國家。做為一個女人，我不需要國家，做為一個女人，我的國家就是全世界。
對那些大談「我們國家」如何如何的人，吳爾芙的回應是：我和你不同國，社會資源的分配沒有把我當成一個國民來看，我沒有棲身的家，因此我也沒有國家，我的命運是和全世界沒有家的人連在一起的，因此，我的國家就是全世界。
這樣一個反戰策略把國與國之間對資源掌握權的爭奪，轉化成一個社會之內不同群體對社會資源分配的反省，可算是吳爾芙的社會意識的最高點。
弱勢者的反戰意識不僅沿著性別差異來反省社會資源的分配，也在種族差異上顯示出社會的不公。美國一九九一年波灣的反戰運動在各主要城市如火如荼，據統計，黑人反戰的比例比白人高一倍，這一方面是因為黑人被派到伊朗和沙烏地阿拉伯邊界的比例不尋常地高（黑人人口是美國人口的百分之十，但是伊沙邊界上的黑人士兵卻佔總出兵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二），但是另一方面卻更深遠地顯示，黑人平時的教育及職業出路都受到侷限，只得以軍旅為最後選擇，一旦戰事發生，他們又總是最先被徵召，最快上前線的一群，越戰時的死傷人數比例已反映這個殘酷的事實，難怪現在黑人的反戰聲浪特別強。（同理，臺灣的原住民也因其處境而具有反戰的正當理由。）
社會資源分配的不均在目前所有的社會形態中都日趨激烈，戰爭不但沒有減緩此一惡化的趨勢，反而以愛國精神的感召掩蓋了實質的問題。在從軍報國的大傘下掩蓋了美國軍方以高額獎學金以及購屋輔助為餌，軟硬兼施地引誘經濟弱勢者上前線。在媒體火熱地「關切」波灣戰事的種種特別報導中，遺忘了迫在眉睫的嚴重社會失業問題，愛滋病問題、飢荒問題、人權問題、環保問題等等。一時間，似乎全世界只有一件事在發生，所有因社會資源分配不均而產生的各種問題似乎都可以在波灣一戰中解決。
弱勢者的困苦情境得不到紓解，他們的議題在戰況報導中淹沒，這正是弱勢者不得不反戰，甚至必須積極反戰的重要原因。戰爭消耗龐大資源於毀滅上，而為投入於改善具體生活的建設。關於戰爭的報導占據了媒體，轉移了大眾的注意力，淡化了社會問題的急迫性與嚴重性，這些都賦與弱勢者反戰的正當理由。的確，在勞工被剝削，同性戀不容許結婚、無殼蝸牛買不起房子……的情況下，為什麼弱勢者要為資本家與炒地皮的財團去送死？
唯有反戰，弱勢者才可能再度聚焦於日常生活世界中的不公，轉化關切世界局勢的抽像熱情為落實在改善本地的具體作為。唯有反戰，弱勢者才可能集結力量，在砲聲隆隆中開出一條「世界是我家」，人民與人民的結合的和平道路。
《不同國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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