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遙遙無期十四天結束，問題一籮筐 被決定者擺脫命運才是建立公共意識關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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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苦勞評論 】2003/05/08 苦勞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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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醫院無預警封院的十四天，終於過去了，十四天來，和平醫院成為媒體的焦點。院內的醫護、看護、清潔、運輸……等工作人員，站上了防疫的第一線，更是遭受大量折損的前鋒。而護理長陳靜秋的去世，也剛剛好為在這場抗戰中，缺乏「英雄」的場景，寫下了可歌可泣的故事，讓政治人物有足夠的空間，去「昇華」這場災難。 【公共意識的基礎何在？】 一直到目前為止，從和平醫院醫護人員封院初期的「抗爭」、點名未到工作人員的「追緝」、到對SARS門診、醫療廢棄物、甚至病患遺體的阻攔，都一而再、再而三地引起輿論的「追討」，許多人也煞有介事地檢討起臺灣人的「公共意識」來。 檢討別人的人，未必有「公共意識」；相反的，被檢討的人，也未必沒有「公共意識」。如果我們沒有搞清楚這種意識從何而來之前，所謂的「公共意識」，很容易被簡化為對命令的服從，或者簡單的「愛國家、愛社會」的信念；這反而給威權式的統治一個可乘之機。 我們拿和平醫院工作人員這十四天的遭遇為例，早在封院之初，對於類似隔離動作的質疑就已經出現。隔離是對是錯，這個先不檢討，重要的是，和平醫護人員在第一時間就提出的隔離區內防護的問題，如果在隔離區中防護工作做得不好，整個和平醫院，就會變成一個大培養皿，特別是工作人員，將直接面臨最危險的處境。根據媒體的報導，到五月三號為止，和平醫院的九十二位通報病例中，醫療人員和看護工，就佔了五十九位，院內員工交叉感染比例57％，我們可以看到，無論是封院前、封院後，院內工作人員的安全防護，的確讓人起疑。 【英雄稱號虛有其表】 而在今（5/8）天出刊的壹週刊，更以明顯的篇幅刊出，和平醫院院長吳康文在整個事件中嚴重的疏失，造成許多不必要的犧牲，並質疑臺北市政府懲處壹週刊的行為，是「見笑反生氣」。我們認為，依照臺北市政府視媒體的報導為洪水猛獸的態度來看，實在更令人擔心，所謂的「隔離」，究竟是將病毒與外界隔離，或者是將院內的工作人員與社會隔離？馬市府比之動不動拿媒體開刀的陳水扁政府，實在是一丘之貉，誰也沒比誰高明，難道壓制與噤聲，便是這些政治人物所謂的「公共意識」嗎？ 當馬英九市長以決斷的口氣說，照顧病人是醫護人員天職的時候，我們不要忘記，同時作為和平醫院院內全體勞動者的僱主的馬英九市長，他的天職是什麼？封院三四天之後，抗議的聲音被壓縮了下來，官方和媒體用表揚「英雄」的動作，取代惡言相向，也似乎收到了效果，但是，一切的問題，從來不曾解決，隨後，我們馬上看到仁濟醫院完全步上和平醫院的後塵、而麒麟飯店更粗暴地在產生感染疑慮的時候，宣告歇業，使得在疫情中，同樣站在危險第一線的員工，面臨失業的威脅。 我們要問：所謂「公共意識」到底是什麼？當整個社會以無條件的義務加諸於一群人，而不賦予他們任何權利的同時，除了加諸他們以無怨無悔犧牲的「英雄」稱號之外，真的什麼都做不到嗎？ 【擺脫被決定的命運】 在這些事件中，和這些勞動者權益最接近的，大概就是實施剛滿一年的「職災勞工保護法」，以及剛剛通過、實施的「大量解僱保護法」，在和平、仁濟和麒麟的案例中，不是隻有消極的事後補償的作用，就是根本沒有適用的餘地。臺灣職災保護體系從來不讓最瞭解職業現場、最切身感受職業傷害的勞動者在事前、事後有參與工作場所安全防護的機會，而大解法制訂出來之後，完全是徒具虛名，預防無能、補救無功。職災保護體系和就業安全體系的破洞，在SARS疫情中，清清楚楚地被暴露出來。在這樣的制度之下，談「公共意識」的基礎到底又在哪裡呢？ 勞動者組織與勞動過程與經營權的介入才是在任何一個產業產生「公共意識」的基礎，我們沒有任何的理由，可以要求一群對於自己的安全與安定沒有任何掌握力的人，去負起「集體」的責任，除非我們仍相信威權體制是解決一切問題的方法。除此之外，我們也要提出，醫療產業與飯店這一類的服務業，向來是工會組織率最低的行業。突發的災難，把一切原本存在社會中的矛盾給尖銳化的這個時候，我們應當看到，如果和平、仁濟、麒麟在平常時就有組織健全、運作良好的工會的話，在發生類似事件的時候，即使制度漏洞百出，但也不至於像這樣完全任人擺佈、任人宰割。制度永遠不會走在行動者的前面，這是一個不變的真理，在和平結束封院的今天，我們也在此誠摯的呼籲，抗疫的勇士組織起來，擺脫被決定的命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