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應陳奕麟：無病不見得就是正義 | ||
| "You-Lin" <youlin@gate.sinica.edu.tw>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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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讀了陳奕麟的文章〈有病者不是我—Sars恐慌幕後的白色恐怖〉。第一的感覺是，雖然我前一些日子稍微幫他辯護，但這篇文章還是讓我有一點點火氣。 這篇文章主要有三個重點，首先是批判在Sars風暴下媒體的危險聳聽、民眾的集體瘋狂與政府單位的不負責任。第二個重點是申訴他自己是在上述那些情境中才會變成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即問題不出在他身上，而是媒體、政府與集體的歇斯底里。最後則是舉出「學術自由」的標準，認為在這件事情中，外界對他的評價與處置都是「政治介入」。一切彷彿是正義之聲，然而，顯然有許多可以被討論的問題。 他對於媒體、集體恐慌、政府的批判，原則上我同意，並且在我寫過的文章也多少都提到這些現象。事實上，他並沒有談出新東西，他所談的那些問題在我母系的「Sars與臺灣社會」版上都被進行反省。但問題是，這並不表示批判者非得用肉身衝撞體制，在一個社會已經面臨集體恐慌時，知識份子可以提供另一種反思，而我們的確在做。對體制進行批判，這已經是一種實踐了，我們也必須考慮，一些「越界」行為在此時只是徒增困擾而已。 正因為瞭解到在媒體、集體恐慌與政府不當措施下可能會發生的狀況，我們可以瞭解他的處境，可以瞭解一個被迫隔離者的處境，從而也可以瞭解文章的第二部份，那些媒體及社會大眾對他的種種污名化，學術社群也不會天真地以為這些污名完全能夠成立，這看我以前的文章就很清楚。問題是，我們不僅不需要以身試法就可以瞭解這些問題，就算瞭解了也不需以身試法。光是去批判與分析就夠忙了，幹嘛還要讓人們把焦點放在自己身上？這到底是藉此嘲諷所有人的無知？還是在扮演烈士？有時候，我們不禁懷疑，先是以身試法，再以受害者的姿態提出的批判，到底是一種善意的反思？還是隻是一種自我行為合理化的說詞與虛飾？ 至於文中的第三部分，與他在《社會理論學報》第五期發表的文章雷同，都在高舉「學術自由」，即，既然屬於學術機構，既然身為學者，我們只能以學術成就來評價他，也不能夠令外界的各項因素干擾的學術研究。這些我都同意，然而，這是不是一種兩面手法？也就是說，他認為，他之所以會違反居家隔離的規定，都是出於學術研究所必要的行為，外界都不能以其他理由干涉他。然而，他的行為真的如他所述，一切都是以學術研究所必須？ 其實不必然，以我當學生的經驗，都還沒迫切到我這時沒幹什麼就不能有任何成果。一個研究人員手中的工作永遠不會只有一個，優先順序都可以調整，就算是沒事可做，也可以先閱讀，除非他已經是個百科全書式的學者，但顯然，還差得很遠。即使是與國外研究機構合作，我想人們不會那麼不體諒臺灣整體在疫情威脅下的處境，總有一些協調折衝的空間。還是說，是研究者認為這些可能的折衷方案都太麻煩，從而堅持只能照原計畫？如果是這樣，這真的是出於學術的考量？還是研究者自己的方便？ 先是把自己的所作所為與學術活動扣連，再把別人一切的處置與評價視為「非學術」的，有時這可能只是一種兩面手法，「學術」被濫用成自我行為合理化的護身符，這種行為事實上跟他所批判的對象沒兩樣，「學術自由」真的那麼廉價？另外，他一直申辯別人沒給他機會辯解，這是因為政治考量，不是學術應有的態度。然而，在他自己的文章中，尤其是他在《社會理論學報》發表的「學術」論文，只看到他自說自話，也看不到有對於「學術 / 政治」這組議題進行深入研究的企圖，所引證的經驗資料也未經嚴謹地求證，那些當事人可都還在啊，人類學的深入訪談到哪裡去了？人們同樣可以懷疑，這篇文章有著「政治」企圖，而非只是「學術」討論。 這些，都不是說他所談的東西毫無道理，而是，一切聽起來宛如正義的一方，都在指責別人的不是，然而，當揭露別人「學術 / 政治」之間關係時，對自己在這個問題的實做層次方面避而不談。知識份子玩到這種地步，恐怕已經喪失反思性了，弔詭地把批判的出發點無意識地丟失掉。誠然，我相信如他所言：「有病者不是我」，但，無病不見得就是代表正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