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歷史的反諷，在過去這幾個星期，真可以說是到達了一個新的高峰。在野黨因為選舉糾紛未解，號召群眾上街頭示威抗議，這本來是很正常的事情。結果以街頭運動起家的執政黨，卻忘情不了自己從前是如何遭到威權體制的抹黑恐嚇與箝制分化，先是不斷對外宣稱說活動當天將有黑道蓄意滋事，然後又企圖脅迫主管機關取消活動許可，「因為集會的訴求政府多半已有回應」：全天下有任何一個民主國家的政府，會以這樣的理由禁止人民向自己表達不滿嗎？真是荒唐到了極點。 

然後是自己搞學生運動出身的綠朝新貴，面對新一波學生運動的挑戰，同樣無法忘情於舊日威權機器的打壓收編，於是以完全相同乃至更上一層樓的伎倆，說他們是有政黨背景的職業學生，並且精心設計一個樣板學生大會（即將於今天登場），來抗衡稀釋他們的代表意義。一些極具「批判性」的論述也紛紛登場，試圖拆解學生運動的「純潔性」，卻忘記了他們所引以為標準的、十幾年前的野百合，究其實也難逃同樣的弔詭：以前自己的學生身份所享有的光環，現在不同立場的年輕人就別想擁有？ 

為什麼以前的政治改革者與進步份子，一旦當權，就變成比以前的壓迫者不遑多讓的新威權主義者？個人內建的政治性格固然是重要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我們這個社會文化環境鼓勵、或至少是縱容政治人物這樣搞。關鍵就在於，臺灣自從解嚴以來，其實並沒有真正徹底地民主化，也就是說權力（包括在日常生活中）的運用始終缺乏充分而有效的制衡，而且更糟的是，人們也不覺得需要此種制衡。 

這反映在一般人對於「當家做主」所依然抱存的家族父長想像：總認為一旦「當權」，其權力的賦予即屬絕對。所以要是不當家而有強烈的反對意見，就很容易被打成是「扯後腿」。因此縱使當權者並未明白使用強力壓制的統治手法，整體的氛圍也很容易陷入一種要求配合服從的一致性，這也就是英國古典自由主義大師彌勒所謂的「公眾意見的專制統治」。 

而所謂「不支援公投」（還記得公投嗎）就是「不愛臺灣」、就是「反民主」等說法，無非就是當權者看準了這種社會文化構成之有機可乘，主動加以塑造並且操控這種「民意的專制」罷了。更狡詐的政治操作，則是右手高舉政治人物退出媒體的正義大旗，左手則以自由市場機制與公民團體介入為掩護，透過所謂的廣告主聯盟與廣電基金會，達成削弱乃至控制媒體監督功能的陽謀。 

儘管在手段的運用上不像舊威權時代那麼的粗暴明顯，但在號稱民主進步的政黨執政之下的臺灣，能不說已經逐步邁入了一個新威權時代嗎？只要想想：我們現在能夠更有效地監督政府嗎？我們對於公共議題享有更多的討論空間嗎？就不難獲得答案。 

至於一個政權，面對相當數量的人民質疑自己存在的合法性與正當性、卻始終不願採取真正有效的步驟來說服大家，而只是一味地拿法律條文與政府體制以為搪塞，就只能說是令人毛骨悚然地似曾相識了。而且可能更邪惡：因為讓真相停留在各說各話的境地，要不是因為心虛，那就是在政治算計上，想要伺機再來運用這此中的族群矛盾來做有利於自己的動員，那就不只是威權，而是接近法西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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