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說話很快。一般人一分鐘說百來個字，她一分鐘可講到兩百五十個字。所以，同樣是兩小時的課，她得準備加倍的教材。也不知是她吃虧還是學生吃虧（考試得多準備）。
說話快 動作也快
一分鐘說兩百多字，
十來步路程都小跑步，
五分鐘也用來譯書。
她動作也快。從實驗室到廁所、或到小廚房蒸饅頭，十來步的路程她都是小跑步。原因很單純：「可以節省時間多做點事。」
這句話同樣適用於吃飯。有一次妹妹到實驗室找她一起吃中飯，她先吃完，立刻起身回書桌譯書，即使只有五分鐘。「許多書都是這樣譯出來的」，她說。
念法律 卻做科學
聽父命念法律系，
留學時才隨自己興趣，
攻讀心理學博士。
她就是洪蘭，國立陽明大學神經科學研究所教授。
前些日子洪蘭在報上撰文、也接受記者訪問，直陳我國科技發展、尤其是基因研究缺人缺錢的困境。一句句「這種求助無門的感覺，會澆熄一顆顆年輕熾熱的心」；「我們有人才、有熱情、也有決心，所期待的是政府有肩膀、有擔當，有全力投入基礎科學的勇氣」，讓人即使沒看到她的臉，也可以感受到她的熱切和認真。
洪蘭並不是一開始就從事科學研究。大學時她聽從父命讀法律，一九六九年臺大法律系畢業後，才決定隨自己的興趣，與男友──即後來的老公教育部長曾志朗到美國加州大學讀心理學博士學位，兩人學成後一起在美國的大學教書做研究，直到一九九二年回臺到中正大學任教，一九九七年在陽明大學創設「認知神經心理學實驗室」。
近月來曾志朗為了景文案、國中基本學力測驗和隨後一連串大大小小的教育事件搞得焦頭爛額，洪蘭除了關心，自己仍是教書、做實驗、譯書以及演講，對象多是中小學老師，講的多是閱讀的重要。苦口婆心，外加科學證據。
細看臺灣的教育圈，好像還沒有過像洪蘭這樣忙於教育工作的教育部長夫人。洪蘭說起來盡是感念：「這是已故前教育部長林清江埋下的因緣。」
忙演講 推動閱讀
林清江種下因緣，
一開講各地爭邀請，
夫婦倆全省走透透。
洪蘭回憶，林清江擔任中正大學校長時，認為大學應該回饋社區，要求每個老師都要到學校附近的社區或學校演講，題目自訂。洪蘭和曾志朗因為教學和研究的關係，深知閱讀的重要，本來就在默默推動閱讀，有機會演講，當然也講閱讀。
這一開講，許多人、尤其是老師，聽了覺得受用，就邀請兩人到學校去講，「曾志朗甚至自掏腰包搭飛機到臺東，」洪蘭說。夫妻倆有同樣的熱情。剛開始多是曾志朗出門，去年四月曾志朗答應出任教育部長後，再也沒空，洪蘭自此就「代夫出征」。
長年的科學實驗和實驗所得的證據讓洪蘭的演講格外有說服力：閱讀原來這麼重要。洪蘭希望能說動老師和家長多帶、多陪孩子讀書。
這也是有原因的。剛回來教書時，洪蘭發現她永遠在趕進度，即使她說話速度已經這麼快了。
原來，臺灣學生的背景知識嚴重不足，洪蘭每講到一個名詞或概念，看到學生一臉茫然，一問，原來學生不知這是什麼東西，洪蘭只好花很多時間先把這名詞或概念的背景說明白。結果再往下講，學生又不懂了，洪蘭只好再停下來補充說明。
同樣的情況不斷在課堂上發生，洪蘭因此花數倍的心力和時間在幫學生補充背景知識。
翻譯書 傳承知識
表面原因是為集郵，
實際感慨無知可怕，
僅四、五年已本譯作。
願意這麼辛苦，是因為洪蘭相信知識就是力量：「靠著吸取前人的經驗，我們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站得更高、看得更遠。」洪蘭努力地要她的學生也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她也為了同樣的理由而譯書。
譯書的表面原因，是遠流出版社創辦人王榮文的「利誘」：「他知道我集郵，有一次說他的出版社各國各地往來信件很多，他可以幫我留下郵票，條件是我幫他翻譯書。我答應了。」
真正原因，是臺灣書市充斥各式各樣不實的資訊，包括專業的和八卦的書刊雜誌，誤導民眾，為害甚烈。
在洪蘭所譯的「改變」一書的自序中，洪蘭回憶說，她在中正大學教書時，有一天學生拿了一則剪報給她看，是一所精神病院的醫生寫了一篇文章，把同性戀的成因歸咎到家庭環境因素上。洪蘭看了大吃一驚，因為同性戀有生理上的原因，「國內醫生居然不知道，還寫出這樣的文章來誤導人！」
過了不久，洪蘭的中學同學因為婆家的人認為孩子患有自閉癥是這個做媽媽的太冷漠所造成，所以帶著孩子一起跳河自殺。這件事對洪蘭衝擊很大，因為科學上已經知道自閉的孩子有大腦病變，與母親的教養方式無關，「想不到無知竟然可以致命！」
因為深切感到無知的可怕，洪蘭開始積極找這方面的資訊，翻譯介紹給臺灣。短短四、五年，她已出版了十七本譯作，用功之勤可見。
做這麼多事，歸結來說就只為了一個信念：給人機會。各種機會，可以成長、可以改變命運、可以避免無知等等。
用助理 帶他成長
高中畢業的簡建興，
每天一字一句學英文，
如今要報考臺北科大。
聘用簡建興當實驗室助理就是一例。
三年多前，陽明大學要設立「認知神經心理學實驗室」，高中畢業後提前入伍、當時剛退役正在找工作的簡建興是唯一的高中畢業生，其他眾多應徵者至少都是大學生。
洪蘭一一面談。簡建興談了父母的工作，說學生時代家裡沒人管他，他整天看電視、打電動。退伍了，父親要他跟著做裝潢，但他希望能有機會念大學。
實驗室助理一定要會英文，簡建興的高中學歷和英文能力都不符合條件，不過洪蘭決定給他機會。
簡建興被錄取了。原本每天早上七時到實驗室的洪蘭，要求簡建興跟著她早上六時就到，洪蘭教他英文，一字一句要簡建興從頭學起。每天，簡建興就在洪蘭吃早點時，把前一天洪蘭教他的功課念出聲來，洪蘭再逐一糾正。
這樣的日子持續了半年，直到洪蘭無法再撥出時間才停止，但洪蘭仍會伺機教學；而簡建興也沒讓洪蘭失望，半年後英文有些程度了，就去考臺北商專夜間部，如今畢業了，正準備考臺北科大讀資訊科系。
現在他成了洪蘭的得力助手，收發英文書信、處理譯稿等等，誠信可靠。
簡建興覺得自己非常幸運：「直到在洪老師的實驗室當助理，才知道做學問是一件有意義的事，不是為了文憑或工作。」像現在，他雖因為幫洪蘭處理譯稿和看多了相關書籍（有不懂的地方洪蘭照例是幫他上一課），對心理學也產生興趣，但他清楚知道自己想走資訊科技這條路。
不只簡建興，洪蘭也藉由各種方式（包括教訓），讓學生有「機會」反省、成長。
三月底有一天，記者到陽明大學洪蘭的辦公室訪談。幾位學生陸續來「報到」。洪蘭走出辦公室，刻意壓低聲音，但仍聽得出話裡的責備，好像一個媽媽在教訓做錯事的孩子。
原來，陽明大學位在市郊山上，洪蘭和其他老師為了方便學生購書，每學期開學後都會讓學生填寫購書單，請書商送書來，書錢則由班代或學長收齊後交給書商。這學期書商早送來了書，跑了兩趟學校卻還是沒收足書錢。
對學生 機會教育
為讓學生了解做人道理，
曾開車追機車，
攔下亂丟垃圾的學生。
洪蘭聽聞此事，很快查到還沒交錢的學生名單，輾轉通知他們快交錢。三月底了，還是有幾位學生沒交。洪蘭很生氣，她認為買了書當然就要交錢，怎可以讓書商一趟一趟的跑學校。「那樣太不尊重人了；再說，買了書不給錢，這是什麼心態？」
這天中午來報到的，正是收到洪蘭「最後通牒」的學生。他們陳述原由：不知道交錢有期限。洪蘭輕聲但嚴厲地追問：「班代表沒催你嗎？」一個聲音怯怯地說：「他有催我。」洪蘭告訴學生，事情不可以這樣做，「你們要自尊、自愛，別人才會尊重你們」。
學生走了，洪蘭進到辦公室，緩了緩剛剛裝出來的臉色，解釋說：「這些孩子將來要做醫生，醫德、人品很重要。」她不是導師，卻不嫌麻煩，只為了要讓學生有「機會」瞭解做人的道理；她也曾開車追趕一位騎著機車亂丟鋁箔包的學生、攔下他，只因為她希望學生有機會知道這個行為是不對的。
教學和研究佔去一天的絕大多數時間，洪蘭在學校宿舍裡的家庭生活因此極度簡單，「曾志朗本來就不會在意家裡弄成什麼樣子，現在更是很少有時間能回來，多是住在市區的官邸」。
唯一的兒子現在讀高三，很貼心、很懂事，每天放了學總是直驅洪蘭的實驗室，一個人靜靜地做自己的事，倦了，就在沙發上小睡，夜半再陪著媽媽回家。家裡有客，兒子會事先幫洪蘭拖地、切水果；在學校裡，兒子也會做別人不願做的事。
簡單過 最愛送書
每天中午啃饅頭，
省下時間好做事；
薪水多用來買書，
贈書遍及全國。
這樣的孩子是怎麼教出來的？洪蘭說，並沒有刻意，「就只是身教吧」。孩子從小就在實驗室長大，看著父母親是如何踏實地做學問、如何真誠地待人。孩子看到的是一對生活簡單的父母。
洪蘭的生活真的很簡單，每天中午啃饅頭，「蒸了就可以吃，不必再張羅午餐，省下的時間很好做事。」
就因為生活簡單，洪蘭幾乎用不到薪水，就用來買書、寄書送人。簡建興有一本帳簿，不是用來記帳的，而是用來貼郵局的掛號單，「每次寄完書，我就按照日期把條子貼好，這樣很好查。
」一本帳簿貼得鼓鼓的。
寄書的對象很多，從個人到學校都有；郵差為了這些書，好比洪蘭為了演講，都是「全省走透透」。
政壇無常，曾志朗不知能有多長的時間可以在
「教育部長」這個職位上實現理想；洪蘭可不同，不管是不是「教育部長夫人」，她都可以在厚實的科學研究基礎上建構出一場又一場的精彩演說、一篇又一篇發人深省的文章。
直到跑不動為止，洪蘭還可以做好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