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社會主義還是反國家崇拜?:也談歐威爾的《1984》

(這是我在做研究生時應景1984年的到來而寫的雜文,以「卡維波」為筆名,1984年1月17日發表在《中國時報》海外版。文章反映的是我在University of Georgia英文系左翼文學教授Bill Free門下受教,在課程和閱讀中逐漸politicize的過程。30年後回看文中觀點,當然覺得汗顏,但是畢竟它也記錄了我的學習軌跡與當時從海外回看台灣的政治氛圍。留在這裡,就算留下一點回憶吧。

一般人在談歐威爾的名著《1984》時,常把歐威爾描繪成他是「反共」的。

當然,乍讀歐威爾的《1984》,受到冷戰心態影響的讀者立刻聯想到他筆下的世界是以蘇聯的共產政權為藍本,比較熟悉歐威爾的讀者則也會聯想到歐威爾是在表達他對1940年代英國社會主義改革運動的失望。由這兩個線索,一般的結論是:《1984》是反社會主義的。

可是這個結論也許下得太快太簡單了。

讓我們先看看作者歐威爾個人的一些經歷,或許有助於我們了解《1984》這本書。歐威爾曾擔任過英國工黨左派報紙的文學編輯,1937年他曾加入西班牙左翼民團對抗獨裁者法朗哥的戰爭。對歐威爾來說,對抗法西斯主義和建立社會主義是一體的兩面,所以他才親身加入西班牙內戰。

那麼歐威爾是否和其他1930年代的社會主義者一樣,在1940年代改變了原先的立場,不再相信社會主義了呢?

我們至少可以找到兩個證據證明歐威爾並沒有放棄他的社會主義立場,他反對的是蘇聯極權式的共產主義,但是他個人的社會主義立場則沒有改變。第一個證據是:1930年代改變社會主義立場的人認為完全的平等是不可能的,那只是政客和獨裁者欺騙民衆的把戲,歐威爾則仍對平等抱著希望;他藉著《1984》中所謂反對極權勢力的宣傳手册提到,現代工業的蓬勃已帶來了經濟平等的可能性,原來的階級社會因此有解體的可能。第二個證據是:歐威爾仍然抱著希望,等待下層階級來實現社會主義,在《1984》中他不斷地重複:「如果有希望,這希望是在普羅階級身上的。」只有下層羣衆才能擊敗「黨」的極權統治。

另外,歐威爾的描述不但適用在蘇聯共產政權上,連西方工業超級強國也在他的攻擊範圍之內。舉例來說,《1984》中所描繪的「真理」,事實上是一種極端的實用主義:真理是用來服務黨的需要的。而在現代西方工業國家中,真理也變成了「多變的真理」。可隨時因大企業的需要而改變,因主流的利益而改變:「真理」是由「大多數」的「同意」而決定的,主流媒體所呈現的「共識」變成了真理,少數的聲音則總是異端、不愛國的共黨奸細。

再舉個例來說,《1984》一書詳細地說明了「雙重思考」(或「兩面思考」)的特性:人在腦中同時持有兩個互相矛盾的概念。一般人都認為只有蘇共或中共才如此思考,殊不知在西方國家,人們也常做「雙重思考」:他們說「自由世界」時,往往是指反共的國家,而不管那些國家是否真的有政治自由;他們說「保障自由」時,往往只是剝奪其他國家或民族的自由,而促進本身的經濟利益(賺錢的自由)而已;他們說,應該多製造核子武器以遏止核戰,維持和平,那就更像歐威爾書中的口號「戰爭就是和平」了。    同樣的,我們不也在自己的社會中看到同樣的「雙重思考」嗎?像講到「主權在民」時,貢寮的人就沒有權利決定核四,講到「生命共同體」,絕不會是指同性戀與異性戀的生命共同體!

歐威爾雖然不反對社會主義,但是他卻反對國家崇拜。在國家崇拜中,國家的命運被當作最高利益,各種人民的實踐或抗爭則被收編為國家的打造工程。

這種以國家為崇拜對象的傾向並非現代才有,16世紀馬基維利在他的《王侯論》及《討論集》(特別是後者)中便已系統而冷酷地描繪維持國家存在及國家利益的權謀藝術。他所謂的「國家」雖是以君王為具體體現,但是在考量維繫君王的治權時,他的立論卻清楚的建立在「國家是崇高無上的」假設之上。

馬基維利之所以把人生存的目的及意義投射在人以外的國家身上當然有其歷史原因。文藝復興時對人性和教育的樂觀看法,到了15世紀末期已逐漸喪失吸引力,義大利本身現實狀況的苦悶粉碎了這種一廂情願式的理想主義,連年不斷的內戰與外國勢力入侵,更使得當時的人對上一代的樂觀人文精神感到失望。在義大利由中世紀開始的四百年權術傳統之下,馬基維利清晰地提出另一條出路,寄望由專制帶來和平與統一,由國家的權力集中而帶來力量與繁榮。歷史證明,他的理想在無意中種下了現代國家崇拜的種子。

歐威爾以《1984》總結了馬基維利之後另外四百年的權術傳統。他筆下的國家崇拜更加非人化,更加冷酷。關於這點,只要讀過《1984》的人均可領會,毋庸我多說。現在常有人說臺灣已經從權威性領導過渡到民主化階段,並且朝向完全的民主社會政治文化進行,可是在我看來,就歐威爾所關切的「國家崇拜」而言,臺灣不但沒有什麼改變,而且變得更嚴重又更巧妙,蔣氏遷臺後所開始的愛國主義或國族主義傳統以及各種打造國家機器的工程(例如,為塑造國族而推行的國語運動以及民意調查式的代議制選舉)均仍健在,不同的是,以前靠的是壓制,現在則藉著威權式民粹主義,營造被統治者的擁戴或積極同意(active consent)。

換言之,新的國家打造工程技術變得更細緻巧妙了。例如,為了適應舊強人瓦解後的權力集中問題,代表「全民」的正當性要以直接訴求全民的選舉技術來呈現;另外,包括國會等民意機關在內的統治機器也開始了簡化、合理化、單一化的趨向,以求有效的、迅速回應的統治;在這種統治方式下,逃脫國家的社會空間縮小了,國家機器無所不在,激進或徹底的抗爭會變得更加困難。

如果我們把歐威爾的《1984》放在烏托邦文學的傳統中,《1984》所描寫的總是個幻想的世界;可是,當我們把《1984》放在國家崇拜的傳統中來看時,這個幻想的世界就變成我們周圍的現實世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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