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國家崇拜:從馬基維利到歐威爾

(這是我以苻艾俠為筆名,於1984年2月5日刊登於美洲中國時報的文章)

中共官方近來有關精神文明方面的宣傳已對社會主義採低調策略,但卻開始強調愛國主義,呼籲個人為國家的利益奮鬥,犧牲小我,個人生命才有意義。這些口號的目的是希望能誘導人們投入犧牲和捨己的行列,而且還自認是為正義與理想而戰,死而後已。歸納起來說,這些口號建立在幾個錯誤的假設上:1.國家永遠是對的,而且有存在的必要;2.比起國家的存在和利益,個人視微不足道的;3.沒有國家就沒有個人。

進入1984的門檻後,面對著這些似是而非的假設,我們不禁想起歐威爾在《1984》一書中的描述,歐威爾比下的「黨」或國家是全能的、不宿的、值得人類崇拜及獻身的,在它巨大的陰影之下,個人沒有發展的餘地,更沒有表達個別性的權利,一切的人類活動圍繞著國家,以國家的意願為依歸。

這種以國家為崇拜對象的傾向並非現代才有,16世紀馬基維利在他的《王侯論》及《討論集》(特別是後者)中,便已系統而冷酷的指出維持國家存在及利益的方式;他雖然沒有明白指出國家的崇高無上,但他的立論卻建立在這個假設上;配合著16世紀以後歐洲各國勢力的興起,人類歷史上便開始了另一段偶像崇拜史。所不同的是,國家這個偶像不是肉眼可見的木雕泥塑,也不是具體的英雄領袖人物,而是抽象的、高過一切物質的,滿足人對精神世界的渴望、可以隨掌權者之目的而任意塑造的。由於這個偶像的抽象性和可塑性,它的偶像性質反而不易為人所察覺,更何況眾多政客為它提供了各種合理化的解釋呢。

馬基維利之所以把人生存在的目的及意義投射在人以外的國家身上,不是沒有歷史原因的。文藝復興時對人性和教育的樂觀看法,到了15世紀末期已逐漸喪時吸引力,義大利本身現實狀況的苦悶粉碎了這種一廂情願式的理想主義,連年不斷的內戰與外國勢力入侵,更使得當時的人對上一代的樂觀人文精神感到失望;在義大利由中世紀開始的400年權術傳統之下,馬基維利清晰的提出另一條出路,寄望由專制帶來和平與統一,由國家的權力集中而帶來力量與繁榮;可惜的式,他的善意的理想卻無意中種下了現代國家崇拜的種子。

歐威爾以《1984》總結了馬基維利之後另外400年的權術傳統。他筆下的國家崇拜更加非人化,更加冷酷:國家以不斷的戰爭來消耗生產物資,以免國民因經濟繁榮而有受教育、思考、求平等和自由的機會;國家以無所不用其極的方式控制大眾傳播系統,禁止國民與外界接觸,監視國民的一切行動,甚至思考;國家設計出各種休閒活動、群眾運動、美麗動人的口號和觀念,以各種方式灌輸給國民,以暗示的方式進行集體洗腦。本來沒有生命的、終將在歷史中消失的國家,在書中像是有永恆生命、有目的的主動操縱一切;本來為人類福祉而存在的國家,反過來卻剝奪了人追求幸福的權利,奴役了所有的人。歐威爾書中是個顛倒了的世界,有生命的人成為沒生命的機器,設或是機器的附屬品;沒有生命的機器──國家──卻成了有生命、有意志的主體;《1984》書中最著名的三個口號就正呈現了這樣一個悖謬的世界:戰爭就是和平,自由就是奴役,無知就是力量。

如果我們把歐威爾的《1984》放在烏托邦文學的傳統中,《1984》所描述的總是各幻想的世界,可是,當我們把《1984》放在國家崇拜的傳統中來看時,這個幻想的世界就立刻變成我們周圍的現實世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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