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的民主性格?

(這是我做研究生的時候跟著英國文學批評學者Terry Eagleton的作品學樣的習作,以「符艾俠」為筆名發表於中國時報海外版,1984年11月10日。文中對於新批評進行了簡單的意識形態批判,不過現在回頭看來,新批評作為一種分析文學作品的工具方法確實有其重要的功用,也可以有效地訓練學生注意文學作品的某些特質和成規。新批評在教學方面的貢獻倒是必須被肯定的。)

讀了日前吳潛誠先生〈文學的民主性格〉一文之後,一方面敬佩吳先生的旁徵博引,一方面卻覺得文中有幾個關鍵性的問題值得進一步討論。

首先,吳文的類比建立在一個基本的觀念上。那就是:文學和民主政治一樣,「重視個別特性,容納多元價值」,而且「文類繁多,不斷更迭」;「文體多彩多姿,各有千秋」;「內容包羅萬象」。故吳文題為〈文學的民主性格〉,其典故及理論根據則出自1941年文學研究者藍森(John Crow Ransom)所著「新批評」(New Criticism)一書。

藍森把文學比為民主政治之舉,乍看之下很有意思,但是這個類比有個基本的問題:從政治體系來看,民主或許是好的,是可取的,但是文學若有民主性格,是不是也是好的?或是可取的(如藍森及吳文所示)?則尚有待證明。換句話說,文類繁多,多彩多姿,包羅萬象,都是事實;但是這種性質好不好?卻是另外一個問題。如果台北市的不良幫派種類繁多,各門各派,有包賭的,也有包娼的等等,包羅萬象,各立出頭,並不表示「黑社會的民主性格」就一定好或者可取。因此若未經證明即肯定文學的民主性格是好的,就犯了類比的謬誤。

其次,吳文引藍森之言,把散文論述比為極權政治,只講求效率和目標;不如詩歌文學的民主性格,把每個成份當成有功人員,重視構成整體的每一局部個體。

就修辭學的歷史來看,打從希臘羅馬時代開始,散文和詩歌在形式上便很難分野。粗略的來說,前者多利用節奏,後者則運用節奏及韻腳,但是韻腳又不是一個可靠的指標,因為有很大一部分的詩歌並不押韻,中世紀以後更出現了押韻的散文,使得散文與詩歌之間的界線更為不清。此外,散文與詩歌在運用特殊文字的技巧上(如異象、明喻、暗喻、對仗、象徵等等),只有程度上的區別,而無本質上的區別。藍森的刻意畫分界線,只令人猜測他偏袒詩歌的動機何在而已。

由另一方面來說,藍森斷言論文只著重目標的達成,而詩歌卻兼顧大體及微末細部。這個任意的界線也沒有歷史根據。十六、十七世紀許多在當代視為科學、倫理學、歷史、數學的著作,在它們的理論過時以後,常被後代當成文學作品來讀。十八世紀英國詩人波普(Alexander Pope)最傑出的諷刺史詩,在當時絕對是部政治作品,有其特定的現實目的,現在卻是詩歌中的巨著。十九世紀英國政治哲學家密爾(John Stuart Mill)的〈論自由〉(”On Liberty”)等作品是政治宣言、政治論文,但目前英國文學系卻當成維多利亞文選來讀。這些例子都顯示,文學與其他學科、詩歌與論文之間並無天生自然的界線,而是順應各時代的不同尺度和偏好而改變。一個時代視為論文的作品,在另一個時代可能被當成文學;同樣的,一個時代的文學作品也可能在另一時代(或甚至同一時代)因其內涵的時代性,而被當成政治或學術論述來讀。(例如,史金納B. F. Skinner的〈桃源第二〉Walden Two 及歐威爾George Orwell的《1984》就在心理系和政治系被當成基本教材來讀。)

藍森之所以把詩歌文學和散文論述作此絕對的區分,主要是受到十九、二十世紀之交唯美主義(aestheticism)的影響(其政治涵意容後再談),傾向於把文學刻劃成沒有現實目的,沒有利害關係,出社會的污泥而不染的純潔神聖之物。原本由人手所寫、人眼所讀、人心所感而賦予生命的作品,在藍森等人的分析中,成了他們頂禮膜拜的完美對象,可以算是文學偶像化的高峰。新批評學派的學者(如藍森、華倫Robert Penn Warren等人),最擅長在自己所偏好的作品中找尋對比、衝突、象徵、語意的多面性等等,以證明即使一首小詩(如中古英國歌謠〈西風〉)或一小段語言的運用(如〈羅蜜歐與茱麗葉〉中的幾句誓言)都有其深刻複雜的內涵及多元的重疊含意。每一篇文學作品在他們手中都是一個富有生機的多元價值體系。

新批評的這種處理文學的方式乍看之下極有客觀性和科學性,經過他們分析的作品都陡然身價百倍,擲地有聲,不由得讀者暗自慚愧,感嘆自己閱讀時怎未看出這等深刻內容,也同時讚佩新批評者的眼光銳利,分析入微,文學素養的高下立時分明。

可是,這種客觀的科學性事實上只是一個幻象:新批評者的分析不過是把個人主觀詮釋投射為文學作品的客觀本質而已。

近年來,心理學、現象學、記號學、詮釋學等等對閱讀和意義的分析與研究,已經顯示閱讀並非讀者被動等候作品的神聖意義來照亮他們閉塞的心靈;相反的,讀者在閱讀過程的剎那中都是在自己的經驗和知識根基上主動且積極地創造意義。由這個角度來看,任何讀者對一篇作品的詮釋,和新批評者的詮釋,都有其特殊意義,新批評者的詮釋也不過是個人的詮釋而已,絕對沒有理由斷言他們的詮釋有「客觀性」,是作品的「真正意義」,或不為「常人」所能見的「內在深意」。

新批評學派素來把自己的詮釋當成客觀現實,這個做法當然有其歷史源頭以及社會、政治的隱含假設及訊息。

簡單地來說,十九世紀浪漫主義盛行的時代講求的是作者個人情感和意念的發揮,反映出來的是個樂觀開闊、躊躇滿志的社會。到了十九世紀末,主觀印象派發揮到極致的混亂結果令學者們動極思靜,社會科學所帶動的實證主義流行則使人們認為科學是知識的典範,任何學科若不是具備科學性,則缺乏知識之成分。文學研究在專業化的要求下,為謀與其他學科齊頭並足,在學院中佔有一席之地,便必須展示某種科學性,因此形式主義應運而生:文學研究必須遵照科學研究對客觀性的要求,只能看文學作品本身,不用看作者個人、歷史環境、社會及經濟情況、或讀者的反應,而只能單單就字面及其涵義作有系統的分析。新批評便是美國版的形式主義。

然而,由社會的角度來看,新批評也是十九世紀阿諾(Matthew Arnold)的文學教育觀的再生,是1950年代的新宗教。這一點需要詳細說明一下。

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是個轉型期的社會。資本主義化造成人口流動,財富易手,貴族及其附庸的文人失勢,商人中產階級興起,在社會的基本結構上有著巨大變動。另外,聖經的研究和批判、科學的高速進展、傳統教會的無力配合時代需要,都使得西方社會的主要凝聚力──宗教──急速解體。面對著只知宴樂享受的貴族階級,汲汲營營、唯利是圖的中產階級,和茫茫不知所從、愚昧閉塞的下層工人階級,英國的知識文人深感「危機深重」,於是致力於「挽救西方文明」。智識分子如卡萊爾(Thomas Carlyle)、阿諾(Mattew Arnold)、洛斯肯(John Ruskin)等人都振臂高呼,意圖以文學作為教育重心,培育中產階級成為社會中堅,以接替貴族留下的權威真空。阿諾更明言:「我們要投向詩歌,讓它來替我們詮釋生命,安慰我們,扶持我們。沒有詩歌,我們的科學是不完整的,而且,今日我們所謂的宗教和哲學都要被詩歌取代。」這種以詩歌文學代替宗教作為社會安定力的論調,正是二十世紀美國新批評者的旗幟。文學成了新的宗教偶像和精神依歸,與產生文學的社會現實隔絕,儼然自主自足,具有永恒的客觀性。

就政治的意義而言,呈現在新批評分析中的是一個祥和的世界,雖有衝突、對比等等,各層面的力量卻彼此折衝平衡,達成一派安和樂利的形象。正如吳文中所謂的民主政體──「文學作品裡頭的各細目可能和諧一致,也可能彼此衝突、相互制衡,從而共同營建一個『富有生機的』多元價值的體系」。換言之,文學(特別是與現實隔絕最遠的詩歌)是新批評者在幻想中建構的理想國;這個理想國是他們一切活力動力所投入的對象及目標。

新批評的分析方式把文學與現實世界隔絕,高抬文學為理想國,在文學中去找尋民主,這基本上是一種間接鞏固現有體制的政治冷感。它所傳達的訊息是:各個社會團體雖有不同且常常衝突的利益,勞資之間雖有糾紛,種族之間雖有歧視,但民主的體制可以吸收這些矛盾,彌補這些鴻溝(至少在文學的理想國中),大家彼此忍讓,和平共處,定然會是一個「生機盎然的多元體系」。這個祥和的假象當然和我們所知的現實不符。新批評者致力文學理想國的營建,在文學中找寄託和安慰,而不謀求現實世界的改變,只想維持現狀,這種保守的心態到了動亂的1960、70越戰年代便不能滿足更無法配合新一代的需要了。

藍森稱文學有民主性格,實在一件很諷刺的事。如果文學有民主性格,那我們必須說,新批評者有獨裁性格或者寡頭政治性格,因為他們嘗試告訴讀者的是:我的詮釋才高明,看看我的觀察如何入微,分析如何合理,你之所以看不見是因為你的素養不足。基本上這是一種精英主義,由此可見新批評者所謂的民主,很明顯的絕非全民民主,而是由精英來領導那些「無素養」群眾的民主。

新批評的文學研究方式雖有其嚴重的意識形態內涵,但是,到目前為止,它卻仍掌握了文學教育,其原因可能有以下數項:第一,1950到70年代經過新批評洗禮入行的文學系所學生目前仍然佔據了絕大部分的師資教職,仍然在生產新的傳承者;第二,新批評分析方式看來嚴謹而有客觀評斷標準,老師比較容易照單傳授,進行系統的教學,對個別教師而言也比較有權威感和安全感;第三,新文學理論雖然不斷上場,但是歷史尚淺,尚未向下紮根發展出很好的教學執行方案,即使有少數方案成形,普及教案的師資也還在就學或正在進入教育界,作為資淺人員,他們的影響尚未充分發揮;第四,新文學理論在學界迅速擴散,儼然成就了新的學術典範,現有教師則比較依賴已習慣的教學方式,又因為沒有新理論的調教,無力配合新文學理論的研究發展,或者因為恐懼(痛恨)新事物反而更加緊抓新批評。這些理由都使得新批評的文學教學法仍然在一般的文學教育中佔有重要的地位。

新的文學理論與實際教學尚有一段差距,「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解構分析」、「讀者反應」、「女性主義批評」、「社會主義文學批評」、「詮釋學」以及「理論」等等新方向都還留在高等學院及研究所內。這種缺憾是從事文學教育的工作者需要再思及努力的。文學或許有或沒有民主性格,重點是:作為現代教育的一環,文學研究倒是絕對應該有民主多元開明的性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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