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文學的興起與衰落:一個建制史的觀點

(這是我1987年9月15-17日分三天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發表的文章。那年在印第安那大學比較文學系修過課,當時美國學院內興起的理論風潮主要是由比較文學系出身的學者推動,我對這個現象十分好奇,趁暑假的時候自己做了點研究,從歷史社會和專業的解釋角度,對比較文學系當時的認同危機和解決方法,提出了一個建制史的分析。1988年我回台在中央大學任教,那時的系主任許經田後來告訴我,他就是因為讀到這篇文章而對我很有印象,我申請教職時他就極力爭取我加入中大。這也算是研究生時多用點功的意外收穫。)

提起比較文學,大家總是聯想到中西比較,也就是把一篇英文的文學作品和一篇在某方面相類似的中文文學作品放在一起研究比較其異同。至於為什麼這兩篇作品可以比較、使用什麼方法學、或者想達到什麼最終的結論等問題,一般人就不多想了。但是,這些根本的問題正是一個學術領域的預設,蘊含了這個領域當初建立時的歷史環境,也受到推廣過程中的時空條件制約,這些根本問題才真正觸及了那個學術領域的本質。

事實上,如果我們回溯20世紀以來比較文學在美國的題目,就會發現在美國,中西比較是個很晚進才發展出來的領域,而且,美國的比較文學研究一直包含著一個更重要更廣泛的大目標,而是這個大目標及其歷史環境的基本精神左右了比較文學的傳統內容、方法、及目的。

最近十年以來,客觀情勢已經使得這個大目標及其基本精神顯得過時而不切實際,因此美國比較文學領域內為了目前的研究方向及未來的展望爆發了一系列的辯論,目前塵埃尚未落定,但是我們可以確定的是:傳統的目標及精神在新的客觀環境中愈來愈難自圓其說。為謀求自身領域繼續在社會結構中運作,美國的比較文學勢必要做大幅度的調整,一般人所知道的比較文學(如中西比較)可能會日漸沒落,代之而起的,則是和「比較」及和「文學」皆無太大關聯的半哲學理論。

在這一篇文章中,我想做的便是為美國比較文學的歷史過程提供一個輪廓,以顯示比較文學在美國興起的歷史條件、它在發展過程中的變遷、它在最近10年中的困境、以及它目前可能的出路。

 

比較學者們多半同意,比較文學並沒有自身獨特的「比較方法學」,相反的,「比較」是人類的基本思考方式之一,很早便被用來衡量文學作品。但是系統的「比較文學」,作為一個專門學科在校園內被研究及教授,是19世紀歐洲浪漫主義和國家主義的風潮中醞釀出來的,這兩股風潮當然也就影響了歐洲比較文學的本質、目標及實踐。

19世紀比較文學的浪漫性質特別表現為對歷史的熱愛。當時流行原始主義,相信只要找到一件事情的原始源頭便可明白它的本質。在學術上也追求歷史的解釋,用歷史的威權來肯定現在,最好的幾個例子就是例如解釋生物起源與演進的進化論、找尋最古聖經版本以重新尋回「歷史的耶穌」的聖經考據學、以及致力重建印歐語言原型並研究印歐語系各語言之間關係及相互影響的歷史語言學(Philology)。

但是這種歷史解釋僅限於找到或重建最古的樣本而已,既不分析產生這源頭的歷史條件,也不解釋源頭與歷史客觀環境之間的互動如何造成後來轉化出來的形式。換句話說,浪漫主義風氣下的原始主義表現為建立事情的家譜(即線性關連),卻不思考形成那家譜的歷史條件(包括「家譜」這個觀念的預設、誰在建立家譜、為什麼要建立家譜等等),也難怪這種現象層面的觀察與串連在浪漫熱情冷卻後迅速僵化成實證主義式的片斷研究。

在這種學術環境及風氣下興起的比較文學也傾向於尋根究底,追溯作品、主題、形式、運動等等的最初源頭,而且相信客觀科學的方法與實事求是(「找事實」)的態度能發覺真相,以決定文學作品之間有何關連:有什麼共同的主題、是誰影響了誰、誰是一系列影響的源頭、這些影響的內容如何等等。

如果說浪漫主義賦予比較文學一種(即使是非常膚淺的)尋求歷史解釋的傾向,則國家主義賦予比較文學的就是那尋求歷史解釋的現實動機。德國接受美學學者Hans Robert Jauss很早便指出,比較文學在重組歷史的過程中主要是把一個國家的文學作品串連成所謂的「國家文學」,視這些作品為那個國家的國魂與命運的表現 [1]。Jauss批判這種比較文學的實踐預設了「國家獨特性」、「國家文學」、「國魂」等等概念的真實存在,而視文學作品為一個國家的「絕對精神」的外在顯現,因此,比較文學的研究實踐為十九世紀的國家主義提了有利的意義功能(或譯「意識形態功能」)[2]:對本國而言,研究國魂在歷代文學作品中的彰顯可以促進民族團結,鼓舞士氣,寄望國家發展最高峰之到來;對他國而言,研究各國的國家文學可以顯示本國的文學(國魂)如何優於其他國家的文學(國魂)。就帝國主義擴張競爭的19世紀而言,比較文學的興起絕不是偶然的。

比較文學初期的浪漫傾向與國家主義還提供了另一種意理功能──消除階級仇恨。19世紀歐洲各工業大國皆出現以工人階級為主的政治及社會運動,並有多次起義革命,在這種動盪的環境中,由於識字群眾日漸增多,教育於是擔負起消彌階級仇恨的工作,透過對國家文學的討論來一方現顯示同源同種同文化比階級之間的區別更重要,另方面也強調國家的獨特性以消滅工人國際聯合的可能性。

在這些客觀環境下產生而且扮演特殊意理功能的歐洲比較文學在傳入美國之後,也因為環境及意理需要之不同而有所轉化。

二次大戰前,美國已有少數大學設有比較文學系,如哥倫比亞大學、哈佛大學、威斯康辛大學、及北卡羅萊州大學等等,但是這些系不但規模小,連師資也大多由其他文學系及語言系的教授跨系兼差,因此常被批評沒有自身獨特的研究領域,招牌的「世界文學」課也被譏為只不過教學生讀英譯世界名著而已,是滲了水的文學課,根本無力從事不同文化之文學作品的嚴肅比較工作 [3]。這種慘淡經營到了二次大戰前後才因為天時地利人和而有了戲劇性的轉機,比較文學也在那個時候得到正式的認可,擔負起其時代的使命。

1945年二次大戰尾聲時,推動比較文學最力的北卡羅萊那州大學比較文學系主任Werner P. Friederich在《美國大學教授協會通訊》上發表〈擁護比較文學〉一文 [4],呼籲以國際眼光或「比較方法」來研究文學的人文學者團結起來,謀求比較文學在美國學術圈內的合法地位,Friederich並自資自立發行《比較文學通訊》(1952年改組為《比較文學及一般文學年鑑》)以聯絡同路。這些早期的比較文學熱心人士看準了最有效的戰略便是集結已有的人力造成聲勢,而當時在文學及語言學者組成的最大組織──美國現代語言學會(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簡稱MLA)──中已有七個討論小組的研究方向很接近比較文學的方法學及宗旨:無韻文、通俗文學、亞瑟王文學、文藝復興、英法美文學關係、英德文學關係、及法德關係(由這七個小組的名稱便可見其興趣所在僅包含歐洲與英美的文學而已),但是這七個小組之間沒有統一的宗旨,也沒有彼此合作,因此早期比較文學在美國的推動者所努力的目標便是聯合並統一這七個小組,促使MLA承認「比較文學」為其正式研究部門之一。1947年國際局勢惡化,冷戰開始之際,MLA決定接受他們的申請,這個新成立的研究部門基本上承襲原有7個小組的傳統,以研究歐洲重要國家及英美文學彼此之間的關聯和影響為主,在MLA的羽翼下逐漸茁壯。

比較文學有了人文學術界的認可之後便要籌組自身之學術刊物以壯大聲勢並向外宣傳。Friederich自資的《比較文學通訊》固然已建立口碑,但當時也只是一種私人的通訊網,聯絡情誼有餘,建立學術地位不足。在多方奔走之下,《比較文學季刊》於1949年發刊,由奧瑞崗大學主編,集結了最有名的學者為編輯委員會,其中包括哈佛的Harry Levin及耶魯的Rene Wellek,所刊登的論文大部分以英文發表,但不乏法、西、德、意等語言寫成的論文,而且也接受歐洲學者的作品,儼然有國際刊物的氣派。1950年Friederich與法國比較文學學者Fernand Baldensperger合力編纂了包括三萬三千個項目的《比較文學書目》[5],為這個正在美國成長的領域建立其過去的文化遺產,也規劃出比較文學的範疇。1958年並且由福特基金會出資與北卡大學合力邀請國際比較文學協會在美國召開第二次大會(並提供各國學者旅遊美國的機會),以此鞏固比較文學的國際地位。

一旦有了權威──MLA及國際比較文學協會的認可;有了組織──原有MLA的7小組結合的力量;有了著名學者掛帥──Levin、Wellek、Friederich等等;加上傳播管道──《比較文學》季刊及改組之後《比較文學與一般文學年鑑》;又趕上1950年代美國高等教育因經濟生產所需以及因與蘇聯冷戰競爭而亟需科學軍備人才訓練而獲得政府財力的大量支援,這麼一來,比較文學作為一個專業的學術領域就在美國一步步開展了。

在我們繼續審視比較文學發展的脈絡之前,也許應該停下來探討一下為什麼比較文學在二次大戰後的歷史時刻中獲得這樣大的轉機。這樣一個現象有什麼深遠的意義呢?

由於Friederich是當時運動的主要推動人及代表學者,我們也許可以由他的言論中找到答案來了解當時的運動對當事人有何深意。Friederich在1956年MLA大會中發表演講回溯十年來比較文學部門在MLA中的發展時曾明言,比較文學往往是在世界大戰之後痛定思痛之餘集結力量。第一次世界大戰及國際聯盟成立後,法國比較學者集合力量,推廣比較文學的學術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學者也起而在大西洋的這一邊發起比較文學運動 [6]。個中原因很簡單:他們以為大戰是因政治及文化沙文主義的狹隘排他心理而起,故而希翼透過研究各國文學之間的相通相連關係,來促進Friederich所稱之「文學國際主義」[7]。另外,他們也認為學院內太嚴謹的區分科系及其獨有領域,可能助長對其他文化的無知及國家中心主義,故而認為各校皆需要比較文學的學者居中做連結的工作。

這個說辭聽來很合理,但是放在當時更大的歷史背景中來看,就破綻百出了。Friederich及其同道認為,比較文學的發展是為了消除文化沙文主義,促進國際合作,避免再次世界大戰,可是剛才我們已經看見當時比較文學研究的目標侷限於歐洲某些國家及美國,這些國家雖然有時因帝國之利益而互相衝突,但大致上同樣是基督教的白人國家,素來便有相似文化及立場,那為什麼特別需要比較文學來推動這種僅限於這些國家的文學「國際」主義呢?而且,如果要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戰,在二次大戰後敵我分明的狀況下,美國的比較文學運動研究的對象應該是結合成聯合戰線的俄國及東歐文化,或是共產黨開始坐大的中國及其文化,或者是當時動盪不安、要求獨立的亞非殖民地及其文化,唯有這樣的研究及溝通才可能促進真正的國際合作及了解,從而消滅大戰的可能性。然而我們所看見的比較文學運動卻選擇研究歐美國家之間的文學關聯,這樣的偏頗當然有其歷史意義,我們等下次再談。

再說,如果要消除文化(種族)沙文主義,美國的比較文學運動必需先正視美國本土對黑人的歧視(民權運動「正好」是1960年代的事)以及歐美國家對亞非殖民地的剝削及壓迫,這才算是真正對沙文主義進行反省。可是為什麼早期比較學者的「反沙文主義」只限於以白人為主的歐美國家呢?

還有,學院內嚴密區分科系與領域,這並非戰後才有,那麼為什麼非得等到大戰之後比較文學才大步向前發展呢?戰前早有大批歐洲學者避難到美國,其中不乏文學及語言方面的專才,不但帶來已有根基的歐洲比較文學理論及方法,更由於歐洲的語言環境使然,這些學者都有一身外語技能,能真正進行不同語言之作品的比較。事實上,有很大一部分早期比較學者是歐洲移民,推動比較文學也早已多時,但是一直沒有什麼效果。為什麼到了戰後,突然有如神助,一下子便搞起轟轟烈烈的比較文學運動了呢?

追根究底,比較文學在美國的契機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客觀形勢為其基礎的。由歷史的角度來看,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左派與右派(包括中派)聯手共同對抗右派法西斯的戰爭。戰後,左派與右(中)派分別收取戰果,於是形成了東西歐分裂,左派連結東歐各國及蘇俄,右(中)派則聯合西歐各國及英美。但是即使在西歐,戰後的民生凋敝及貧富懸殊使左派勢力在當時亦大有可為,美國於是以軍事力量(駐軍)介入西歐,後來並用大量援助(即馬歇爾計劃)穩住了西歐政局右(中)派的勢力,可是危機仍在。

這個危機不僅包含蘇俄與東歐在共產主義旗幟下統一立場,一致對外,而且也明顯於第三世界的一片「反帝反殖」呼聲中。左派勢力既逐步擴張,在此時,資本主義世界的危機就成了西方世界或西方文明的危機。西方世界一方面決定必要時讓殖民地獨立,以換取殖民地右(中)派掌權的條件,另方面也開始成立新的軍事同盟,這便是1948年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以向共產世界表示有維持既存現狀不惜一戰的決心,以後又在全球各地區組織各種軍事協防條約,對共產世界進行圍堵。

但是只有軍事同盟是不夠的,西方國家本身的團結也要求大家忘記過去種種摩擦,重新開始整合,這就需要意識形態的工作,故而當時非常強調歐洲與美國的共同西方遺產,表示大家同出一源,有共同的過去,也因此有共同的未來,要為維護這共同的西方文化而戰而死。但如何顯示在不同的西方語言、風俗習慣背後有一共同的西方文化遺產呢?比較文學在這裡就顯出其重要性了。由於比較文學能在此歷史時刻扮演一不可或缺的意識形態角色,其興起與發展就必然得到教育決策者的資金與政策之支持,這就解釋了為什麼美國的比較文學會在戰後興起,而在冷戰的年歲中壯大了。

早期比較學者對比較文學扮演的意理功能並非一無所感,只不過由於歷史位置,視線有限而已。《比較文學》季刊於1949年發刊時正值冷戰高峰,其發刊詞中開宗明義地指出,這個季刊建立在「迫切需要加強良好國際關係的時刻」;此處的國際關係指的當然是西歐與英美的兄弟情誼。(到了1972年,這標明歷史時刻的字句被刪去,顯見事過境遷,發刊人士覺得已沒有意義,而且與學術中立的形象不符,徒增困擾,不如刪去。)既打著旗號以此歷史時刻為出刊背景,《比較文學》季刊希望「為有志以國際眼光來研究文學的學者及批評家提供討論的場地」,以促進「國際」關係與了解。以這個發刊詞來看,戰後在美國大力推動比較文學的學者並非只志在學術交流而已。

1955年美國比較文學運動奠基人Friederich在《比較文學與一般文學年鑑》中發表〈我們的共同目的〉一文,向文學同道表明立場:比較文學不是侵佔國家文學系的領土,搶他人的飯碗,更不是用文化沙文主義來貶低同道,特別是當時開始流行的新批評。但是Friederich也說:「我們這個時代背負著過去的悲劇及戰後重建的新希望,迫切需要不斷地努力,以確保西方世界的政治與文化團結。今天我們已不能再浸潤於主觀美學中,年輕一代所需要的是認清西方文明的一致性及其主要文化之間持續有成的交流...我們之中有許多人拋棄了個別國家文學的研究,投入比較文學,不單是因為我們覺得文化及學術分系分工的狹隘令人沮喪,更因為我們擁護一個政治理想,而且在我們的本行專業中,我們希望進一己之力,促成西方團結此一偉大目標的實現 [8]。」這段話清楚地反映出當時西方世界的危機感,中國赤化,韓、越相繼分裂為兩半,再加上亞非各地一連串的獨立運動,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了西方各國緊密連結的唯一保障,連Friederich自己也曾戲稱,比較文學研究的文學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文學」[9]。這裡一語道破了比較文學在西方世界追求團結自保的過程中所扮演的意理角色。

這種明顯的例子很多。1948年Friederich在巴黎演講時也情詞懇切地向歐洲人士保證,《比較文學》季刊並不是要向法國的《比較文學評論》挖角,只不過想對戰後經濟困窘、紙張缺乏的歐洲一伸援手,因此才向歐洲學者拉稿。Friederich且明言:「我們很高興也很驕傲,因為我們所做的可以說是馬歇爾(援歐)計劃的一部份,我們的努力不但超越學術領域,更可促進互相幫助,互相了解,攜手拯救我們共有的西方世界偉大文化遺產 [10]。」二次大戰結束後兩年,歐洲的社會衰頹與經濟崩潰有增無減,長此下去,難保不走上革命與暴亂之路,在戰時美國已是「民主國家的兵工廠」,此時更通過1948年經濟復原法案(馬歇爾計劃就涵蓋在內),以金錢、產品、物資、和技術助成西歐的經濟復甦,在外交上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共同鞏固美國與西歐的組織,圍堵蘇聯與東歐勢力之擴張,在經濟上亦使美國國內工商業獲利,促進大繁榮的1950年代,也孕育了日後的歐洲共同市場。Friederich的這段說辭恰恰地道出了美國當時的優勢地位及比較文學可能扮演的意理功能。

Friederich的這兩次演講針對的是當時對美國比較文學施加壓力的兩群同路人。簡言之,前者主要是向美國的文學語言學者辨明比較文學的重要性與時代使命,後者則向歐洲既存的比較文學傳統權威說明自身的性質與目的,以搏同情與支持。Friederich也許相信這樣坦誠以待可以獲得聽眾的支持,畢竟他是美國比較文學運動的推動人,有一定的影響力;殊不知在這些話語中正暴露了當時比較文學運動的正身本相,印證了比較文學在那歷史時刻中提供的意識形態功能。

美國的比較文學與法國的比較文學由於客觀環境不同,歷史條件不同,因而在研究目標及方法學上也有出入,造成另外一層緊張氣氛。法國的比較文學承襲十九世紀實證主義的傳統,著重科學的、事實的研究,追溯作品的源頭、對其他作品及作家的影響、在各國的接受狀況等等可以以用數據或切實事件來印證的話題,因而創立了發送者(emittor)、接受者(receiver)、及中介者(intermediary)等概念來為文化的關連建構流程圖。由於這個基本的方法學,法國比較文學不做沒有實際關連的作品間的比較,也不把文學詮釋及批評包含在比較文學的範疇內。可是,在美國方面,由於新批評方法對文學研究的全面影響,比較文學也著重對作品之詮釋及評析;此外,由於其政治目標的要求,美國比較學者相信,兩篇沒有明顯關連的歐美作品更能顯示文學的普同本質;不但如此,比較的範圍甚至可以擴展到文學與其他學科之間的關係,以彌補學術分工的狹隘與缺憾,這是法國的「純文學」手法所不容的。

這兩種方法學的衝突於1958年國際比較文學會議中白熱化。Wellek在大會中發表「比較文學的危機」一文 [11],抨擊(法國)研究方法太機械化,並批評(法國)對作品來源、影響、接受等方面的實證研究骨子裡仍是國家主義掛帥,Wellek且呼籲比較學者們不要因不相干的皮毛研究而忘了比較文學的主要工作:對世界名著的藝術評價。1960年Henry H. H. Remak發表「十字路口的比較文學」[12],也分析了美國學派與法國學派的分歧,使裂縫更明顯化。

這次分析留下的痕跡使希望看見美法合作的學者大傷腦筋。美國的比較文學扶搖直上,與法國並駕齊驅,共執牛耳,更加深裂痕。Friederich面對美法比較文學界關係的惡化,在1964年撰文,以歷史地理等外在偶然因素婉言解釋為何美國比法國更適合做法國比較文學大師P.Van Tieghem所謂的「中介者」。根據Friederich的分析,原因有三:一,美國本身是文化熔爐,很適合做比較的工作,由於其文化的多樣性是最能中立無私地評價作品;二,戰後美國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皆有領先地位;三,最重要的原因乃是美國的地理位置及國際局勢的發展。

Friederich指出,過去歐洲文化藉西班牙做中介國,隨殖民主義傳入拉丁美洲,但法朗哥執政後,這條文化路線受阻,只有由美國間接傳遞。日本戰敗投降後由美國接管,使美國成為通往亞洲的中介國。大英帝國本來經由蘇伊士運河與太平洋地區的殖民地聯繫,那塞掌政埃及後,將蘇伊士運河收為國有,採不合作路線,給大英帝國平添無限苦惱,想繞道好望角,又遭遇南非情勢不穩,因此大英帝國通往印度、新加坡之路還得經過美國才行。這些政治局勢無形中提高了美國的中間轉口地位,Friederich以為,既是局勢使然,法國也就應該接受現實了[13]

Friederich的這一番分析間接反映了二次大戰後世界局勢及權力重心的轉移。歐洲因大戰而破產,美國則因大戰推動軍火及工業生產,不但得以跳出經濟大蕭條的後遺症,還大發戰爭財;歐洲因戰爭耗損,無力顧及亞非及南美的殖民地時,美國則趁機建立在當地的正經軍事影響力,取代歐洲各國的霸權地位。如此看來,比較文學泰斗由法國轉到美國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由以上的歷史敘述,我們可以粗略地看出,比較文學在戰後獲得美國的支持和推廣,實在是事出必有因:它的政治意理與當時美國拉攏歐洲的政策相合。有此合適的客觀環境,人文熱情的學者們也就在標榜「國際」(只限西方世界的「國際」)合作團結的招牌下獻力了。

隨著美國客觀環境的變遷,比較文學也逐漸感覺到必需對自己的範疇加以修正,以繼續扮演其角色。1960年代美國種族動亂時,比較文學由Friederich為代言人,撰成1964年的〈比較文學的挑戰〉一文,不但回顧比較文學的過去,並強調「歸根究底,『比較主義』就是一種棄絕各種形式的種族歧視的政治信條 [14]」。Friederich且公開歡迎黑人文學加入比較文學耕耘的園地。到了這一刻我們才看見,本來以歐美為中心的政治理想在客觀情勢改變後也可以很快地擴張為反種族歧視的政治信條。而後來當拉丁美洲、非洲、中國次第出現在美國外交政治的舞台上時,比較文學也隨之逐漸擴大了它的疆域;通俗文化隨電影電視普及其影響時,比較文學也把它們收入了版圖。於是比較文學變成了呈現五花八門的比較研究。

當然我們可以做此解釋,說比較學者由於寬廣的眼界,特別傾向於把對現實的興趣帶入它們的學術領域中,而且這種百花齊放、百鳥齊鳴的景象正符合比較學者的理想,不再侷限一隅,而能把胸襟與領域擴展到極限。然而,事實上這種百花齊放、百鳥齊鳴的繁榮景象並不是比較文學活力興旺的表現,反而是垂死前的掙扎。正如快要淹死的人連一根稻草也要抓住,比較文學的擴展疆域(即什麼東西都想要一把抓,都想插一腳)正是它失去舊有意理功能而正在尋找新意理功能時期中嚴重認同危機的表現。

「認同危機」是什麼意思呢?簡單地說,就是不知道自己是什麼,也不知道自己該幹什麼好。這個危機首先表現為一些比較學者開始對比較文學建立在國家文學的假設上進行反省。這個反省不僅包含了方法論上的檢討,更包含了對整個領域是否夠格作為學術領域的質疑。這些由比較文學的學者自己提出來的反省與挑戰,就是比較文學內在的認同危機了。

不過,只要沒有外在的認同危機,內在的認同危機並不是一件太危險的事。換句話說,只要比較文學所提供的意識形態功能仍然是客觀環境所需,即使再大的內部危機也不會爆發而形成現在比較文學在1980年代面對的真正危機。問題就在於,客觀形式的變化已模糊了傳統比較文學的意理功能,這個外部的認同危機才真正主宰了其內部的認同危機。過去在冷戰時期前後,比較文學可以幫助鞏固西方聯合一致的基礎,因為歐美的文化畢竟同多於異,所得的結論也就特別顯得有力;比較文學擴大層面(特別是加上第三世界文學)之後,由於所比較的文學(文化)差異極大,即使做成什麼普同性的結論,也只限於抽象層面,沒多少現實作用。再說,如果要為國防、外交、商業、情報的目的而去了解──比方說──中國,美國已有的東亞研究、中國研究、亞洲研究等單位都比單由文學下手的比較文學來得切合實際,因此比較文學在這方面能提供的服務也有限。

至於比較文學固有的歐美比較,其意理功能則已大大減低。1970年代的「和解政策」大致上已穩定了歐洲親美國家的危機感,其國內霸權結構也由右派掌握,即使社會主義政黨執政,西歐國家在重大問題上仍是與美國同進退,這樣的客觀形式當然降低了對團結合作之意理的需要,比較文學也就喪失它與當前客觀環境的親和性而顯得多餘了。這也就是1972年《比較文學》季刊刪除那些發刊時的歷史時刻字眼的真正意義了。

1980年代的比較文學面臨了三個更重要的問題,也加深了它內在外在的認同危機。第一個問題:比較文學要能比較不同文化語言的作品,學生就必需有外國語的能力,但是政府不支持外語課程,反而減縮各級學校外語課程的補助,學位的語言要求也由流利運用縮水為電腦閱題的統一測試或流於形式的惡補課;沒有這個基本的語言訓練,單單讀英譯本根本摸不著重點,比較文學的工作愈來愈難做。

第二個問題:美國政府裁減一般人文教育經費,增加學生貨款的困難,使得主修人文的學生愈來愈少,比較文學的問題則更嚴重。本來1960、1970年代比較文學的擴張期中,畢業生可以在本行就業,客觀環境改變之後,擴張停滯,呈現飽和,原有空缺已滿,新的位置難求。1982年《比較文學與一般文學年鑑》的統計顯示,比較文學的大學部學生已減少三分之一,博士班的學生則因為循序而上,人數還維持1976年的水準,這也就是說,比較文學對教職的需求減少,而製造出來的博士卻一樣多,遲早勢必會有僧多粥少的困難 [15]。畢業生若想在其他文學語言系謀職則往往遭打回票,原因是他們不是英國文學、美國文學等等領域的「專業」。本來比較文學本身的獨特性──「寬廣的視野」──現在成了就業障礙,這大概不是早期比較學者所能預料的。出路的困難因此成了目前的一個大瓶頸。

第三個問題:面對1970年代末期開始衝擊整個文學研究領域的新文學理論,比較文學應如何自處?這個問題比較複雜,我們必須詳細地分析。

許多對比較文學的現況有反省的學者已經指出,傳統比較文學建基在國家文學及國魂等等狹隘抽象的文化觀點上,1970、1980年代的文學理論則直接向比較文學的傳統預設提出挑戰,視「國家」、「國家文學」、「文學經典巨著」、「文學價值」等等比較文學的基本概念無實存的本體,新理論中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瓦解了比較文學研究「作者或作品影響」的理論基礎;新理論中的「接受美學」要求比較文學提出比數據事實更深刻的解釋來說明為何一篇作品在不同時期、不同讀者群中有不同的命運;新理論也指出所謂文類(genre)或區分時期(periodization)都是文學建制依循傳統而推廣的慣性看法,並無任何真實或真理。總而言之,新理論要求文學研究(包括比較文學)澈底分析並坦承自身對語言、對文字系統、對讀者、對閱讀活動等等的預設,並認清自身並無什麼本體真實性,而只是意理的承擔者。這種種挑戰都直接命中的比較文學的根基,因此這些學者也認為基本上是理論的挑戰造成的比較文學今日的最大危機。

這個分析在某個有限的角度來說是個有道理的,新理論所呈現的研究典範與比較文學所從出的舊典範格格不入,對比較文學當然有衝擊力。但是一個領域的基本假設受到挑戰並不一定會導致那領域的急劇轉向,我們比較常見的情況是:一旦受到的挑戰,即存的領域會更加嚴謹的規劃它的範疇與概念,反而因此獲得新生,可以在舊有的道路上繼續走下去。或者向英文系一般,新理論儘管挑戰,英文系的絕大部份師資與課程仍是照傳統辦事或者發展其他研究,對挑戰置之不理。可是,在比較文學的例子中,新理論一出,許多比較學者便棄甲投降,視新理論為重要(甚至是主要)的研究方向,這樣的現象要如何解釋呢?

在還沒有人回答這個問題之前,讓我們先來看看比較文學界是如何向新理論投降的。這可以由下列三個現象來說明:第一件,1979年國際比較文學在大會中做成決議,認定「比較文學就使用國際比較的角度來研究文學史、文學理論、及作品詮釋」,這個決議的重要性在於它推翻了19968年(新理論尚未興起)美國比較文學協會大會上主席Harry Levin的講詞,Levin抨擊當時的比較文學「太注重建立或拆毀框架」,沒有從事比較文學真正的工作:「實際比較文學作品 [16]」。可是事隔十年,Levin及其他早期比較學者再也想不到,不但比較文學的傳統責任與目標被拋諸腦後(見前述1972年「比較文學」季刊編輯方針的刪改),就連早期學者不屑一為的理論也要反客為主了。1980年「比較文學」季刊將編輯方針全面撤換為:「『比較文學』季刊旨在探索不限於單一國家文學範疇之內有關文學理論及文學史方面之重要問題」,顯然內部權力已然易主,改革派控制了刊物。)

第二件,文學理論不但接手比較文學的刊物,而且也成為新的研究方向。1982年「比較文學及一般文學年鑑」在數年一次的問卷調查中發現,百分之六十以上的比較文學系在自填學術專長時寫了「文學理論」,比較文學傳統的題目──如影嚮、接受、文類等等卻乏人問津 [17]。這個現象表示,比較文學的師資、課程、和研究方向都有了大輻度的轉變,由傳統比較文學領域移至新文學理論。

第三件,老一輩的保守派學者當然不會輕易拱手退隱,新人與舊人的鬥爭在1985年召開的國際比較文學大會上更顯尖銳。對文學理論採懷疑態度的傳統保守學者(如Wellek與曾四度參加台灣的國際比較文學會議的A. Owen Aldridge)在會上批評新理論太否認美感經驗、脫離現實、瓦解作品,是一種文字遊戲,只是利用作品當跳板以遁入空談而已。傳統學者並指出新理論之最大缺點是它不討論作品的價值或道德問題;換句話說,新理論完全漠視早期學者「歷史使命感」。因為如此Aldridge在1987年春天接受訪問時很輕蔑的說,新理論的流派來得快去得也快,不過是曇花一現:「凡一種新理論出籠,總似乎有振聾發聵之勢,像暴風雨般震驚比較文學界,經常有年輕教授或學生抓住它死不放,滿以為一染指就一輩子有靠山,一個猛子扎了進去,可是不過幾年,那種理論就被人淡忘,再無人問津,於是大家又回到傳統上來。」[18] 言下之意,理論萬變也不離傳統比較文學之宗。

Aldridge的這番話是否為真,不是從比較文學的「本質」、新理論的「合乎潮流」、或學者們本身的「理性判斷」可以決定的,正如前面所說,比較文學的棄戈轉向不是偶然,我們必須在更大的背景中才能尋得答案,這個答案也可以做為奧德里奇的「預言」的一個回應。

要問比較文學為何轉向新文學理論,或者新文學理論能在比較文學裡維持多久,就必須先問新文學理論為比較文學提供了什麼可扮演的意理角色。也就是說,必須先了解新文學理論是因何興起的。這是個很複雜的問題,在本文範圍之內,我只提供一個比較簡化的答案,以後有機會再詳談。

簡單的來說,新文學理論是歐陸哲學向美國哲學界進軍的代言人。自從二次大戰開始,分析哲學(前身是邏輯實証論)便是美國哲學界的主流,移民來美國的分析哲學祖師爺們在著名大學中任教,並逐漸掌握哲學學術刊物,他們教出來的學生也分散到二、三流的學校去任教,繼續傳播分析哲學;沒有順著這股潮流走的哲學系及其教授則發現越來越難找到地盤發表論文,哲學會議上難以宣讀論文或發言,申請研究補助金也困難重重,在美國這個「出版,不然就出局」的學院制度中,這些系及教授直然聲望日衰。有些大學的文學院長為了整個大學的形象及評估著想,就會空降分析哲學家來「整頓系務」,這種整頓當然不是一場理性的、邏輯的辯論,而是以解僱、排擠、孤立、控制財源及升等、拉攏同路人等手段;漸漸的,分析哲學以便掌握的哲學研究的霸權了。

也許有人會說,分析哲學的大師及其弟子們之所以會受到重視,能逐漸控制名校、刊物、會議等,是因為本身學術過人,而非其他人為因素;可是人文學科中移民南美的大師級人物並不限於分析哲學的信徒,如法蘭克福學派的Herbert Marcuse,然而由於意識形態的原因,分析哲學受到重視,Marcuse等人卻不得出頭之日,或者像精神分析學者賴希(Wilhelm Reich)入境美國時莫名其妙被拘禁,以後屢受迫害,終於死於獄中。如果我們對分析哲學(或任何其他學術理論)的得勢採取知識社會學角度的探查,一定會發現許多「奧妙」。(有關分析哲學的意理功能請見Marcuse所著的《單向度的人》[19]。)

分析哲學一旦獲得霸權,其他哲學學派都被排擠到邊陲地帶,然而1960、1970年代的民權、女權、學生、反戰等等激進運動在學院內外都引起極大的反省,連帶也給傾向社會批判的歐陸學者哲學一個反攻的機會。這個反攻因應當時的歷史環境,是由「實踐應用」的層次上發起,在學院境內則由與現實較接近的社會科學首當其衝,因此現在我們就看見社會科學領域中歐陸哲學的研究取向逐漸興旺,不再單單進行完全實踐主義精神的孤立研究了。

既然分析哲學霸權下的實踐層次已和歐陸哲學有「遭遇戰」,而且備受壓力,如果分析哲學的理論層次不想和其實踐層次長期脫節的話,就必須遲早和歐陸哲學「對話」。可是在1980年代來說,分析哲學還有很堅強的生命力,還在「再生產」新的分析學者,也還把持了大部分學系、會議、及刊物,「對話」的機會一時間還不是絕對必要。然而歐陸哲學取向之實踐層次的學科不能單單實踐而沒有理論層次的支持,他們需要理論層次提供一個一致的世界觀來合理化其實踐,在這微妙的歷史時刻,新文學理論便興起為歐陸哲學進軍哲學理論層面的代言人了。這同時解釋了為什麼新文學理論看起來像哲學、像社會學、像心理學等等。

由新聞學理論來作歐陸哲學的灘頭堡並不是毫無道理。首先,文學研究的新批評取向在1960、1970年代的動亂中也遭受激進運動及現實要求的挑戰,其次,前面已經提過人文學科意識形態功能的模糊化(被大眾傳播取代)及文學研究的邊陲化,在此危機時刻,文學研究必須謀求新出路。最明顯的例子便是英國文學系,最近十年來以來,英文系投入越來越多的人力物力發展與教育實踐相關的研究及教學,如識字運動、寫作教學等,以期為社會所需提供服務,也好証實本身的現實功用;另一出路的是研究社會科學需求而哲學系不供應的歐陸哲學,由於歐陸哲學(如胡塞爾、海德格、尼采等人)有許多方面與文學相銜接,文學系又有一群人原來便研究這一些與文學相關的哲學,因此,擴大層面廣泛深入歐陸哲學以尋求對文學研究的啟示便成了理所當然的權宜之計了。

總而言之,新文學論的出現顯示文學研究找到了一個自身可以勝任扮演的意識形態功能,正合現今學術界的需求。英文系由於可以轉化為「服務功能」的關係,因此沒有一面倒的追求文學理論,只把它當成出路之一而已;比較文學系則不同了,作文理論及識字運動等題目都是英文系的專業,每所大學的大一寫作課也照傳統習慣完全由英文系包辦,比較文學沒有理由插手,新文學理論就成了唯一的出路了。

(比較文學大力投入新文學理論比英文系要佔點小便宜,因為比較文學的學者至少在語言上多半通法語或德語,可以直接研究歐陸哲學的原典,在這個方面來說,比較文學終於真正成為「中介者」,做為歐陸哲學與美國之文學研究之橋樑;不過,即使在這個功能上,比較文學系也有強勁的競爭者:法文系與德文系。)

七折八轉地談了這麼多,我們總算看清了美國比較文學的興起、轉型、困局、及可能的出路都是有其「社會—歷史」的原因的,也因為如此,任何對比較文學的未來所作的預測都必須以分析它所處社會結構及可能扮演的意識形態角色為依歸。換言之,中西比較也許在美國的比較文學界逐漸失勢,但是在台灣和中國大陸可能還大有可為。

就台灣在世界資本主義的體系中的邊陲地位來說,對西方的新理論總是亦步亦趨,深怕自己「過時」,因此可想而見的,台灣的比較文學也會和美國的比較文學一般掀起理論熱,最可能的趨勢便是把新文學理論和中西比較拼湊在一起,這主要是因為在台灣傳統的比較文學(即中西比較)還有可扮演的政治及意識形態的功能。那麼,這個功能是什麼呢?

這其實也不是什麼祕密了。

印地安那大學的比較學者兼東亞研究系系主任歐陽楨在1981年的《比較文學與一般文學年鑑》中撰文討論比較文學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發展情況時曾側面提起,台灣在1970年代早期「發現」比較文學(台灣淡江比較文學會議自1971年開始,四年舉辦一次)不是件偶然的事,暗示其與台灣退出聯合國脫不了干係 [20]

 

註腳

[1] Hans Robert Jauss, “Literary History as a Challenge to Literary Theory,” Toward an Aesthetic of Reception, tran. by Timothy Bahti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1982) 3-45. 此文部份中譯登載於《外國文學報導》(1987年1月號)「接受美學讀者反應批評」專號,23-26頁,上海出版。

[2] Ibid, 6-7.

[3] William J. Desua, ed., The Challeng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Other Addresses by Werner P. Friederich (Chapel Hill: U of North Carolina P, 1970): 8.

[4] Werner P. Friederich, “The Case for Comparative Literature,”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 (1945).

[5] Fernand Baldensperger & Werner P. Friederich, eds. Bibliograph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hapel Hill: U of N. Carolina P, 1950).

[6] Desua, 11.

[7] Ibid, 11.

[8] Ibid, 22-3.

[9] Ibid, 30.

[10] Ibid, 10.

[11] Rene Wellek, “The Crisi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Congress (1958): 149-59.

[12] Henry H. H. Remak,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t the Crossroads: Diagnosis, Therapy, and Prognosis,” Yearbook of Comparative and General Literature 9 (1960): 1-28.

[13] DeSua, 47-8.

[14] Ibid, 48.

[15] Leland Chamber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Programs in the US and Canada: A Survey,” Yearbook of Comparative and General Literature 31 (1981): 97.

[16] Harry Levin, “Comparative the Literature,” Yearbook of Comparative and General Literature 17(1968): 15.  Cf. Bernard F. Scholz, “Comparing the Theories of Literature?: Some Remarks on the New Task Description of the ICLA,” Yearbook of Comparative and General Literature 28 (1979): 26-30.

[17] Chambers, 96-119.

[18] 江宇應。<以事實為依據的比較文學樂觀主義──奧爾德里奇訪問錄>。《知識分子》,三卷三期(1987年春季號),3-11頁,紐約出版。

[19] 本文關於分析哲學的部份曾得自卡維波先生〈一個哲學的未來〉(《知識分子》,四卷二期,1988年冬季號,14-17頁)一文啟發甚多,謹此致謝。

[20] Eugene Chen Eoyang, “Comparing Literatur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Yearbook of Comparative and General Literature 30(1981):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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