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春蕤回台任教後，剛好遇到通識教育改革的呼聲，於是積極加入規劃工作，企圖引介文化研究進入台灣的通識教育版圖。這篇文章發表於聯合報1993年2月18日〈學人短打43〉】
在台灣，通識教育的改革聲中還很少聽見「文化研究應作為一種通識教育」這樣的呼聲，更遑論像「通識教育的重要功能之一即是文化研究」這樣的認識。
文化建設是六年國建很重要的一部份，如果文化研究在通識教育以至於大學教育中未占一席之地，文化建設即失去了「制度化地研究文化」這一根主樑，從而六年國建也必有一大缺憾。
文化研究不應當只由中文系、英文系、藝術系、建築系、傳播科系、新聞系、哲學系或人類學系來做。在國外，文化研究是一門跨學科、跨領域的學問。以筆者最近參加的一次文化批評國際會議為例，除了上述諸系的學者外，尚包括了歷史、社會、心理、經濟、政治、電影研究、公共行政、教育、景觀設計等領域的學者。以文化研究這種多樣的性質，十分適合通識教育的特性。
在這次國際會議中，香港中文大學通識教育副主任張燦輝博士提出論文，題為〈作為文化研究的通識教育〉。張博士在論文中主張通識教育的主要功用就是文化研究。他分別從通識教育、大學教育、文化研究的理念出發，並分析高等教育的危機、學術與現實生活的脫節、本土文化認同的喪失等情況而得出結論：「如果通識教育是大學教育的重要環節，那麼通識課程必須包含對於具體現實生活世界的文化研究。」
張博士指出，通識教育一般只注意到C. P. Snow講的「科學與人文之分」這兩種文化，而忽略了「學術文化與實存的每日生活世界文化之分」的這兩種文化。這也就是說，學生在面對最切身實際的文化世界時竟然缺乏可用的智性工具與學術訓練，而文化研究正可以提供這樣的工具與訓練來幫助學生批判地審視身邊的各種文化現象。
文化研究在台灣不但有六年國建文化建設的意義，還有本土化與國際化的雙重意義。文化研究一方面重新定位中西文化對峙的脈絡，另方面也否認方法學（如實證主義）或西方社會理論範疇（如階級）是超越文化的。這有助於我們從微觀的文化研究中發展出本土的社會理論來。同時，所謂「台灣經驗」的政治經濟學是不能沒有文化研究的，因為台灣經驗的國際意義需要文化研究來對台灣資本主義文化發展加以分析（例如筆者常提到的「麥當勞化」觀念），並對所謂「公共領域」「市民社會」之形成和文化的關連加以審視。凡此種種均表明文化研究的本土與國際意義及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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