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何春蕤在1993年7月1日《島嶼邊緣》第8期53頁上發表的簡短書評】
作爲一個「離開眷村而又想念眷村的女孩兒」，朱天心試圖以記憶中眷村生活的點點滴滴，在「各自求生」的人群中召喚出眷村的弟兄（姐妹）們來共同建構其以族群爲本的共同記憶。
朱天心或許相信眷村人口那種「無法落地生根的危機迫促之感」形成了他們驛動的心，使得他們缺少了本省男孩的「篤定怡然」，但是眷村的生命史也同時是台灣社會的變遷史，這個變遷的衝擊也同樣造成了無數離鄉背井到都市謀生的年輕人口，在在可見的台語「出外人」歌曲正記載了相似的危機迫促感。從這個角度來看，朱天心所感受到本省男孩的篤定怡然，與其說是族群差異的表徵，倒不如說是她出於性別立場考量婚姻前途而對某些（本省）男孩的階級成分所做的投射。
由這個女性的角度來看，朱天心耿耿難忘的（眷村）女孩典型「小玲」便成了故事中觸目驚心的一個標竿。她是個叫不出全名的平凡女子，胸中埋著不明所以然但絕不與人分享的性秘密，默默地行走人生。這個女孩事實上不是外省人，也不是本省人，而是處處可見的性別政治下的產品。朱天心在小說結尾點名叫出眷村子弟時，最令人難忘的却是這個橫跨族群分界、突顯性別身分的小玲。
強勢主流論述的翅膀掃過許多作家，使她們的作品也呈現出與主流相似的關懷，好在她們並不都全面屈服配合，發人深省的作品還是會（自覺或不自覺的）向主流論述「揚起驅魔的法索」（典出電影《大法師The Exorcist第二集》）。
後記：在台灣，1990年代是族群政治奔騰拉扯的年代，也是性別政治冒芽的時刻，當時這篇小文企圖用關注性別來抵抗對族群的加碼。事過境遷，21世紀的第二個10年，性別治理已然成形，本土化也定局了族群階序，此刻倒是重新理解孤臣孽子的鄉愁，灌注眷村陳跡與兩岸連結的時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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