罷教也是一種再教育

(這是我1994年6月11日在《聯合報》民意論壇發表的投書,收入我的《不同國女人》)

反對賦與教師集體罷教權的人最喜歡用的理由是:教師們應顧及學生的權益,即學生的受教權。於是我們驚訝的發現,連排課陞遷都操在上級教師及行政人員手中的基層教師是校園中的二等公民,而為了剝奪他們唯一的抗爭權,反對罷教權的人竟然動用到在校園中最不受重視和保障的三等公民——學生——做為藉口。

但是,如果我們真的為學生的權益著想,我們一定要賦與教師有集體罷教權。

罷工、罷課、罷教,在中國歷史上曾做出可歌可泣、推動歷史進展的貢獻。不論是民國初年反抗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壓迫,或是五四時追求傳統文化的蛻變,甚至在1994年文化大學美術系學生追求創作自由的抗爭過程中,這些看來激烈的手段不但樹起了對抗強權的人權大旗,也為周遭的社會建立了積極的正面的教育功能。

罷課或罷教不是中止教育,相反的,罷課和罷教是再教育,是展現另類教育之可能。從天安門的民運學生到文大美術系的抗爭學生,他們在罷課活動中仍繼續著民主大學式及小草藝術學院式的自主教育活動,在廣場開放的空間中重新思考教育的內容。這種對自身權益的體認,對教育體制的省思,以抗爭做為一種教育形式的經驗,都不是制式教育、考試掛帥的短視教育可能提供的。

因此,罷教教師在抗爭活動中的觀念傳遞和對話思考,可以形成對於學生的最佳身教,使學生深切體認到自身的權益不可輕忽,並且在和教師平等交流的空間中形成嶄新的師生關係。

有人或許以為中小學的學生「身心尚未成熟」,因此罷教權應加以限制。持這種論調的人大大的低估了當前複雜的媒體社會對孩子們的催熟影響,更忽略了罷教可以幫助學生自小摒除奴性教育,學習維護自身權益。更何況中小學的教師是教師中的弱勢,他們所受的壓迫和限制也最大,他們的罷教權應該可以為中小學的學生提供最佳最深刻的身教。

如果反對罷教權的人真正地關心學生的權益,那麼,他們應該做的是主動為學生的權益而戰,支持學生的罷課權,而且支持學生爭取參與校務、系務、課務的權利,支持學生發展對教師的教學給分進行評估和考核。唯有這樣,才是真正維護學生的權益。可是,我倒懷疑,當學生主動集結,要求提升學生權益的時候,這些反對罷教權的人士又會擋在學生前面,推說學生不成熟,不懂事,阻止學生爭取自身的權益了。這種兩面人做法又是什麼樣的身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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