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情慾解放vs.醫學性教育權威(論戰文章)

(1995年3月17日《中國時報》生活周報刊出中華民國性教育協會理事長鄭丞傑醫師一篇五千餘字的長文〈好坑鬥相報?抑是詛咒乎別人死?〉,該文以醫療專業的權威立場對《豪爽女人》書中的女性情慾解放說法多所質疑,且在次日舉行之年會裡分發並宣讀。3月24日《中國時報》繼續刊出趙堅醫師的〈謝謝你,何教授〉一文,進一步以反諷加恐嚇的方式批判女性情慾解放論述。何春蕤當然沒有從這次和醫療、性教育人士的論戰中退卻,於是4月14日在《中國時報》家庭版發表文章〈親愛的,你把情慾變成消毒水了!〉作為回應,並於當天晚上在TVBS電視台的「全民開講」節目裡與江漢聲醫師辯論女人是否可以好色4月21日鄭丞傑醫師又以〈滿街亂灑春水,不噴消毒水行嗎?〉繼續批判,何春蕤則於4月28日以〈重整性道德〉再度反擊,拉高討論的層次,論戰以此終結,相關文章都收入《呼喚台灣新女性》一書。

事實上,醫療公衛人士對性論述的權威壟斷,促成了1996年性/別研究室搶先在亞洲性教育學術會議召開之前推出「四性研討會」,以便凝聚並展現人社領域對性議題的積極論述與耕耘,建立性/別研究的學術實力。

好坑鬥相報?:抑是詛咒乎別人死?             

鄭丞傑   (1995年3月17日中國時報)

大師揚長而去,基層女子慘遭滅頂?

台灣地區的女權運動,從早期的呂秀蓮披荊斬棘、開疆闢土以來,雖然速度也許不是很快,但一直有很好的進展;不過1990年代,有關性解放議題卻被何春蕤等一小撮人吹縐一池春水,引得爭議四起,批判不停。

這其中最大的贏家,恐怕是何春蕤本人,因為她可能已經名利雙收了。最大的輸家,容我大膽地預測,將是盲目跟進想做「豪爽女人」,而奮勇跳入情慾大池,卻不會游泳,也沒有救生圈,而不幸慘遭滅頂的基層女子。

做為一個婦科醫師,性的社會問題原非我的研究專長(不過應該也不是教英美文學者的專長吧?如用標準來看,激進的婦運份子又有何權利批評某些醫學專家為何也在談性問題的社會面、思想面呢?)不過由於本版老編的力邀,加上在明天的中華民國性教育協會年會中,晏涵文理事長要我發表一點見解,只好勉為其難,在此野人獻曝了。

急著辦事,無心談情,這樣的關係是簡單又良好的起點嗎?

針對以何春蕤為主的激進婦運人士的一些高論,個人不夠專業,也沒有興趣參加「社運辯論會」,因此僅以婦科醫師的觀點,簡述如下:

一、何春蕤認為「男人比女人好色的原因,只是因為社會壓抑女人更多些,以及男人靠征服、宰制女人來證明自己。」不知道在這裡「好色」定義如何?不過如果就性慾而言,恐怕不宜為了強調社會心理文化的層面,就完全否定兩性的生理差異。事實上主宰男女性慾的荷爾蒙,最主要都是睪固酮,而這種荷爾蒙在人體的血中濃度,男人是女人的一、二十倍量。它也促使人肌肉強壯,而且富有攻擊力,因此所有的運動競賽,幾乎都要男女分組,否則變成不平等的比賽,有時候也不得不為此而做性別鑑定。

幾千年來,社會對女性情慾的漠視和壓抑,是事實,也是值得重視和解放的,不過,如果因而完全忽視兩性先天的生理差異,顯然容易失之偏頗地只能追求到假平等。

二、何春蕤大力鼓吹追求「沒有愛情、或不以婚姻為前提的性生活」,因此「婚前的性關係是非常必要的」,因為「性關係使雙方迅速卸除偽裝,省略一些無意義的交際儀式,並且撇清『愛/性慾』的混淆,是現代繁忙生活中,都會中產男女雙方進入愛情關係的一個簡單而又良好的起點。」

這看起來的確「簡單」,不過是否「良好」,不免令人懷疑,因為事實上青少年人一旦上床,幾乎以後約會見面就都是忙著想上床辦事,而沒興趣談心了。不知這樣如何能夠加速彼此的深入了解?我想愛情婚姻諮商專家們應該根據臨床經驗,發表一下高見才好。

假如青少年男女的交際都是無意義,只有趕快上床才能眞正彼此認識,那麼台灣地區的電影院、冰果室、咖啡屋……等,都可以關掉大部分,而改成「休息」專用的賓館了。

複數多元論的情慾萬能   「性涯規劃」置人性於何地?

三、何春蕤也極力鼓吹「打破一夫一妻的神話」婚後可以各自發展情慾,而且「不只要做第三者,還應該同時開發別的情慾對象,不但做不同人的第四者、 第五者、第六者……,更要培養自己的第二者、第三者、第四者……。讓男男女女大家都做彼此的第×者。」所以「我們不僅要外遇,還要更多的外慾。」

在這裡,我們卻看到她只強調人類的動物性,而完全否定了萬物之靈的人性面。我們可以尊重他人有權組「同性戀家庭」、「一夫多妻」、「一妻多夫」…… 不過旣然認為「一夫一妻」不應是唯一的正常,又有何理由要大家都去進行雜交式的群婚或群交呢?

再說,天下有多少人的性愛不是自私的、排他的?有多少人不在意對方有一大堆床伴?難怪「林芳玫、張小虹等人認為,何春蕤的性解放論述已經偏離社會現實,是自我構築的烏托邦。」( 83、11、24中國時報,洪金珠),郭力昕懷疑「誰能『玩』性?」( 84、2、13、14中國時報)

四、何春蕤認為男人能做的事,女人也要去做,這樣才會兩性平等,而她並不在乎男人做的是對的還是錯的事。比方說,男人站著小便,因此女人為了解放自我, 應該「洗澡時站著小便」,而且「到郊外時放著公廁不上而去隨地撒尿,滋潤大地」。

她之所以主張女人必需多和不同的男人上床,甚至要在生涯規劃中,計畫自己準備和多少男人、女人上床,這種複數多元情慾萬能論,也是基於同樣的道理,而且恐怕還超越男性,因為大槪男人中的「獵艷高手」也多數沒有這樣慎重其事的「性」涯規劃吧?看來頗似黃春明筆下的日本「千人斬」!

降格以求去爭做男人做錯的事,是否兩性就能平等和諧了呢?大家不妨思考思考,我們更需要教育和社會學家的高見。

兇惡的兔子就能搏善良的老虎嗎?

五、何春蕤認為「所謂醫學專家或諮商專家絕對是鞏固現有男女不平權體制的重要力量」,因此所謂性伴侶太多容易增加性傳染病和子宮頸癌的機率,完全是以男性為主的醫學界,用來恫嚇女人,以控制她們不敢多和不同的男人上床罷了。

此外,我想何春蕤還是忽略了兩性生殖構造的不同。在性行為中,陰莖是輸出的,陰道是輸入的,而且醫學研究早已證實,包括愛滋病在內,一些性傳染病病原體在精液內的濃度都比在陰道分泌物內的濃度高,因而男傳女比女傳男容易。這種道理和事實,不必引述自高深的醫學書,一般人看得懂的通俗書本即可查到(《金賽性學報告》頁 716、733 )。

至於子宮頸癌,雖然還有遺傳、營養、吸菸……等可能的因子,不過全世界的醫學研究都指出,其成因和太早開始性行為,以及多重性伴侶有重大關係。在這裡,男性的雜交,對即使是只有單一性伴侶的女方仍是不利的。事實上有些研究者,已經把子宮頸癌視為廣義的性傳染病之一了,因為它和人類乳頭瘤狀病毒(HPV)關係密切(《金賽性學報告》頁 716、765)。

但是何春蕤不信這一套,她鼓勵少年男女早早開始上床交媾,並且多多益善,愈多愈爽。因為她以為只要使用保險套就沒事了:「愛滋病不是透過性交來傳染的。愛滋病是透過沒有隔絕體液血液的活動來傳染的」。只可惜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事實上使用保險套並非就是萬靈丹,並非就是百分之百、萬分之萬的安全,那是「較安全的性」(Safer Sex),而非「絕對安全的」(《金賽性學報告》頁 717 )。更何況,有多少女性有把握能掌控上床時保險套的必然使用?即使是兇惡的兔子,體力能超越善良的老虎嗎?而老虎的善惡也沒寫在臉上。當然,我們多麼期望不只是體能,即使心地,男女也都永遠不是老虎對兔子。(老虎與兔子借用自謝長廷立委對兩岸關係的比喻。)

要嚐美食固然不必問腸胃科醫生,但是吃到拉肚子,就不能不問醫生了

六、何春蕤認為「泌尿科和婦產科的專業功能說起來和性活動本身是沒多大關聯的。這就好像我們想知道哪家餐廳的菜好吃,想知道什麼叫做美食,想知道如何享受好菜的時候,絕不會去問腸胃科的醫生一般。」

但是,如果你吃了肚子不舒服,或者不知道吃了某些食物,會不會影響自己身體的肝膽腸胃,難道你不去找腸胃科醫師嗎?

泌尿科和婦產科醫師所處理的多數和性活動有關,例如懷孕、生產、子宮外孕、陰道炎、骨盆腔炎、男性尿道炎、陽痿、性交痛……等,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基本常識才對。

至於指導人們如何做愛享樂,那當然並不一定是泌尿科、婦產科、精神科醫師才夠權威了,正如同何春蕤不是已經在著書立說,教導女性們如何「和陌生人在賓館做愛一夜後,早上拎著包包毫無眷戀的走開。」「要上床嗎?去就是。」嗎?

另外,何春蕤說「醫學專家們對女人一無所知,卻有膽大放厥詞。」別的科我不清楚,不過就婦產科而言,相信國內有不少男女醫師,由臨床經驗中,對女性情慾和性困擾的了解,遠超過那一小撮激進的性萬能論者的個人性體驗。當然,我們也不能排除,可能有些醫師其實很少接觸到女人的性問題,卻時發議論,不過說成「一無所知」恐怕也言過其實吧?

注意力和認識面只及於性文化、性文學,卻一味批判性教育

七、何春蕤說「照醫學人士自己的說法,性事上的問題百分之八、九十源自心理的問題,那麼,專攻生理和病理的醫學人士又有什麼權威來解決性方面的問題呢?」

這個「百分之八、九十」不知根據何處?十分可疑!不過心理因素所佔百分比的高低,當然也要看分母的性問題、性困擾或性功能障礙所涵蓋的範圍是大是小而定。

而且,何春蕤顯然並不知道國內外不少性醫學專家是精神科醫師,例如廿年前首開台灣性治療門診的文榮光醫師便是。而精神科醫師正是治療心理障礙的專家呀!

何春蕤也以為「醫學專家們旣然一心規範管教,他們對個別差異是完全沒有興趣的。」

事實上醫學很重視人體的生物差異性,所謂「正常值」不僅是人為訂出來的,而且大都有很大的幅度,這使得絕大多數健康的人不致杞人憂天。也正因為個別差異大,因此電腦永遠不可能完完全全取代人腦的疾病診斷。

有關性生理方面的人際差異,男女都有,女性之間尤其差異更大,這在筆者所執筆的專欄文章以及最近剛由時報文化出版的《杏談性話》一書中,都不時提及。

另外,國內也有醫師以外的性教育和諮商專家,在熱心地推廣性知識的普及,而何春蕤的注意力和認識面似乎只及於性文化、性文學,卻一味地批判性教育?

兩性性反應的不同,豈能睜眼說瞎話

其實目前國內性醫學、教育、諮商專家們所引用的性生理知識,大都來自當代性學大師馬斯特(婦產科醫師)和瓊森(心理學家)在1950和1960年代所作的大規模科學化研究,而瓊森便是個女性。其他的女性性醫學、性教育諮商專家,也所在多有,例如精神科的卡普蘭醫師、電視名嘴露絲博士都是。

許多專家們所引用的警語﹐不但根據國內外的研究,其實在《金賽性學報告》中,也都可以找到,而此書的原著者瑞妮絲博士,也是個女性。著名的《海蒂報告》,亦出自女性之筆。

因此,否定生理醫學,甚至以為那是男性設下的騙局,這樣不但是偏見,而且如果非女人之言皆不採信,其實不也是一種性別歧視嗎?性別歧視就是不當的性教育了。

部份激進的婦運人士質疑,為何婦產科醫師多為男性?為何泌尿科醫師全是男性?其實全台灣有哪一科的醫師是女比男多呢?這當然基本上和過去兩性受教育機會不均等有關,不過也跟醫師──尤其各科醫師的工作性質有關,外科系統因為時常要緊急開刀或長時間開刀,而不大受女醫師青睞,而泌尿科之所以特別不受女醫師歡迎,自然是和檢查男病人容易引起立即可見的生理反應有關,這種情形舉世皆然。兩性性反應的不同,我們豈能睜眼說瞎話?

令人欣慰的是,不單近年來婦產科女醫師已逐漸增多,而且國內也已經出現了女泌尿科醫師,這是個好的開始。

不過,如果以為只有女醫師才會善待女病人,甚至以為只有體驗過月經痛或生產痛的醫師,才夠格做一個好的婦產科醫師,則不但是一廂情願的想法,對不少女醫師也是一種侮辱,同時,更是一種性別歧視。

大男人主義不好、不對,並不表示我們需要大女人主義。

值得我們呼籲改善的是醫療場所設計對女病患的尊重,以及保險制度的合理化,以便使許許多多的男女婦產科醫師都能顯現出他們的好。

給女性尊重、方便,讓她們發揮潛能,做一個全方位的「好爽女人」

倡導女權、促進兩性平等是時代潮流,主張女性充分發揮天賦的情慾潛能,相信多數人也都能贊同,若不然,則也值得有識之士繼續努力去推廣。

但是如果完全否定兩性生理上的差異,恐怕追求到的只是形式上的假平等吧?

比方說,曾有加拿大的激進婦運份子宣稱,男人可以打赤膊,為何女人不行,於是她們脫光上衣上街去,結局如何,大家可想而知。試問這種「平等」,眞的就是兩性平權嗎?

有人倡導「女人在上」,其實只要兩人喜歡,誰一直在上,誰一直在下,或者輪流上下,都不干他人的事,這事其實在兩人之間眞是「歡喜就好」。但是如果說一定要騎在男人身上,才表示女人翻身了、女人出頭天了,那恐怕也未必吧?眞那麼計較這種假平等的話,就只好兩人平行平躺、永遠沒交集了。

何春蕤提倡「我要性高潮,不要性騷擾」,立意頗佳,只是前半段在街上大喊大叫,不但對路人和居民是一種騷擾﹐而且也用錯了場合﹐因為你可以呼籲滿街的男人不對妳性騷擾﹐但是能請他們幫助妳性高潮嗎?張娟芬提出的「自學方案」(1985.03.08至11《中國時報》)倒是一個可能有助於解放女人性壓抑,有助於女性高潮的意見,那裡面其實也包含了現代性醫學的做法在內。

當然,何春蕤是用心良苦的,如同「豪爽女人」一樣,為達目的,不則手段。下猛藥的苦心,少部份高層知識份子可以體會,但是很可能只是瀏覽一下內容大槪,或者根本看了也不可能去想到深一層意義的基層男女,他們吃下這猛藥,能不壞肚子,甚至壞了腦袋瓜嗎?我有點懷疑何春蕤不過是孫中山當年所批判的馬克斯般「只是個社會病理學家」(而且只是瞎子摸象而已)卻開出了一大批方劑?

究竟應該加強從小做起的兩性尊重教育,加強教化男性才對?還是應該鼓勵所有的女性做「何式性解放」,以便「妳們爽,我們也爽,大家都爽」?何春蕤認為,唯有如此的性解放,兩性才能平等;而事實上,美國在1960、1970年代早已徹底性解放,請問他們現在男女平權了沒有?為什麼1980年代以後,他們卻開始回歸傳統家庭?性教育、諮商、以及社會學者,或許可以給大家一個淺顯易懂的答案?

個人認為,現階段的婦運工作,從法律、社會、政治、經濟等層面,去追求兩性平等,例如民法親屬編的修正、單身和禁孕條款的廢止、公共設施多考慮女性的需求……等,不但切合實際,而且不像何式性萬能論般,令人有「詛咒乎別人死」之虞。

眞平等應該是基於先天生理上不平等的事實,去追求後天各種人為的平等,而多照顧女性、給予女性方便,讓她們能夠發揮各方面的潛能,這樣才是全方位的「好爽」女人。(註:本文中引用之何氏論點,皆出自其著作之言論,為節省版面而刪去出處說明,讀者如有疑義,可來信詢問。)

 

謝謝你,何教授          

趙堅    (1995年3月24日中國時報家庭版)

看了上周(1995.3.17)生活周報鄭丞傑醫師所寫的〈好坑鬥相報?抑是詛咒乎別人死?〉一文,深感近幾年社會的快速變遷,使得男女之間的關係與地位產生了極微妙的變化,或許多數男人還沉醉於以往男尊女卑的關係中,但身為服務婦女健康與疾病的婦產科醫師,卻已透徹地覺悟到女性同胞「性」意識的覺醒與追求女權的執著。

這可由太多的事實與科學統計來證實,但相對的,女性同胞確也付出慘烈的代價,這個代價包括了幸福與健康的喪失。

前幾年接受人工流產數的婦女,絕大多數是子女數已夠、夫妻間避孕失敗、年輕男女已論及婚嫁或剛結婚經濟情況不穩定,不小心懷孕,當然還有從事性交易的上班女郎為最多數,但現已改變成青少年男女性探索,都會男女性解放所導致的懷孕佔極大的比例,這使得婦產科醫師慨嘆萬分。人工流產手術,這個過程有相當詳盡的實況影片可看,反對墮胎的宗教界人士,不斷找機會放映,宣揚尊重人權的理念,拒看過影片的女孩們叙述,他們心中沒有不深感震撼的。當女士們躺在手術檯上,麻醉藥剛開始作用,面對心靈最脆弱的一刻,莫不對自己的「外慾」悔恨萬分,受苦受難的又是誰?難道是何教授極力鼓吹追求性樂第一,眞是婦女之間的好坑鬥相報?

由於性觀念的解放,性壓抑的解脫,使得婦產科醫師卯盡全力對付性病及性病後遺症,但是由於性知識的缺乏,使得性病及其後遺症至今仍四處猖獗,而婦女也身受其害。例如:披衣菌、淋病、非特異性陰道感染,使得婦女生殖系統受到侵害,造成輸卵管及骨盆腔的阻塞及沾黏,輸卵管阻塞與沾黏造成不孕,導致婦女四處求醫,花費大量金錢、精神、進而家庭夫妻失和,其例不勝枚舉;如果輸卵管部分阻塞,造成的子宮外孕是常奪去婦女性命的急症,骨盆腔慢性發炎及沾黏更是性交疼痛的一個主要原因,久而久之造成婦女性障礙、性冷感,而您想這是盲目追求性的好處嗎?

何教授大力鼓吹性濫交,男士朋友以後可好了,不要再懼怕強姦罪,也不要再修身養性,因為也沒有所謂的性騷擾、性犯罪(多年婦女界努力追求的要男性尊重女性的努力也泡湯了)。何教授口中的醫生或許是唯一個贏家,因為婦產科醫師將有拿不完的孩子,治不完的性病、不孕、子宮外孕及子宮頸癌症,如此說來,眞要謝謝你啊,何教授。

 

親愛的,你把情慾變成消毒水了!    

何春蕤   (1995年4月14日中國時報家庭版)

許多醫學和性教育人士把《豪爽女人》當成洪水猛獸,而且為了說服一般人(特別是女人)不要閱讀此書,不斷提筆為文或者在公開演講中激動的駁斥女性情慾解放之說。《豪爽女人》到底說了什麼?為什麼女人需要解放情慾?這些答案有待讀者自行去面對此書。但是,鄭醫師和趙醫師的論點多多少少代表了醫學和性教育人士的某種眼界,我在此針對其主要的論點作答,提供全社會作為公斷。

強調生物生理觀點的執著,到底掩藏了什麼秘密?

任何醫學科學都帶著歷史的烙印,多多少少都會反映出當下社會的性別成見,可惜我們的醫學專家們鮮少對自己的專業和這個專業的性別成見加以反省批判;相反的,他們熱烈的擁抱自己的專業權威,不斷訴諸他們所謂「先天的生理差異」來劃分兩性在情慾上的需求和表現。

於是,當女人要求更多情慾選擇與經驗,肯定女人也可以發展情慾需要,也可以好色時,鄭醫師立刻強調,男人血液中主宰性慾的荷爾蒙在濃度上比女人高一、二十倍,也就是說,男人的好色並非全然是社會文化的鼓勵所造成的,而是有先天的生理為基礎,男人好色因此是「天性」。這個科學證據的另一個內在含意就是:女人血液中的性慾荷爾蒙濃度旣然很低,那麼我們現在所觀察到的退縮、被動、冷感等等女性情慾表現也是「生理」使然,而不能全然歸罪社會文化。在這個邏輯之下,豪爽女人的好色因此是違反天性、違反生理常態的特例,而作為特例,她們的情慾模式就不應該被鼓勵或推廣。

可是即使女人的性慾荷爾蒙濃度比男人低,難道這就表示她們無權嘗試追求豐盛多樣的情慾生活嗎?我們從不因為一個人失明就斷定他不應被鼓勵繼續讀書求知,我們從不因為一個人肢障就斷定他不應被鼓勵打球、就業、旅行。事實上,我們不但鼓勵他們嘗試突破,並且積極提供資源,改造社會環境,以便他們有更大的發展空間。很顯然我們已經承認,社會資源的重新調整分配和社會文化的改造提昇,可以克服我們的「先天侷限」。

旣然先天的裝備並非發展的極限,那麼為什麼當女人要主動改造情慾文化的品質,要發展她們好色的能力時,醫師們就立刻祭出生理生物觀點,要女人順其「自然」呢?再說,即使女人先天的性慾荷爾蒙濃度比男人低,比較不好色,但是,從小我們就被教導「人定勝天」,「以後天的努力來克服先天的侷限」,只要女人積極努力,她們一樣可以在後天發展情慾能耐,成為好色的豪爽女人。這麼看來,生理生物觀點顯然只是一個限制女人的人生選擇,以說服女人不要好色的說詞而已。

保守的醫學專家當然明白過分強調生理觀點會站不住腳。生理觀點無法說明具有相同生理器官和性慾荷爾蒙濃度的兩個男人之中,哪一個會早洩,哪一個會偏好肛交,哪一個會熱愛女伴的腳踝;生理觀點也無法解析為什麼有些男人能夠無性低慾度日,而許多女人可以五、六次高潮而情趣不衰。面對這麼廣泛而明顯的個別差異,生物生理觀點立刻捉襟見肘,因此就連最保守的醫學人士也不得不承認還有社會文化及個人的因素在其中施力,影響兩性的情慾發展。

可是,即使認識到生物生理觀點的侷限,保守的醫學和性教育人士還是不斷強調生物生理觀點的正確性與重要性,這種執著到底掩藏了什麼秘密?

一夫一妻自私排他的性愛模式從來不是什麼永恆不變的人性

或許我們可以在鄭醫師的文中找到某種跡象。鄭醫師在文中多次提到「兩性先天的生理差異」,但是他在文章的最後一段說:「眞平等應該是基於先天生理上不平等的事實,再追求後天各種人為的平等,而多照顧女性、給予女性方便、讓她們能夠發揮各方面的潛能,這樣才是分方位的『好爽』女人。」在這段聽來寬大胸懷的話語中有一個小動作:原本的「先天生理差異」不知何時變成了「先天生理上的不平等」,而正是在這個語詞變化中讓我們看出了性別歧視的玄機。

從「生理差異」到「生理不平等」的轉換包涵了一個社會運作的過程:如果醫學科學眞的中立客觀,那麼,「差異」只是「不同」,而不能引申為帶有價值判斷、優劣高下的「不平等」,更不能引申為牽涉到權力、地位、機會、資源分配上的「不平等」。女性主義者從未像醜化她們的人所說的那樣否認兩性生理上的差異,但是女性主義者絕對反對以生理差異來命定個人可以選擇什麼人生道路,更反對把「天生如此」或「自然有別」延伸為對個人情慾開拓所施展的限制與壓抑。

在人類克服自然侷限,奮勇促進人人平等享受豐盛生命的歷史進程中,我們的鄭醫師卻偷天換日的把生理差異延伸為生理不平等,為男人的優勢和女人的弱勢提供正當化的解釋,然後再來故示恩惠的表示男人會保護女人,這眞是父權最慣用的手法之一。以此看來,保守的醫師和性教育人士熱烈擁抱生理生物觀點,主要還是為了用科學「事實」和專業術語來侷限女人的情慾發展,掩蓋父權制度的不公義和不平等。

此外,所謂生物觀點也常常自我矛盾。比方說,生物生理觀點說早洩是雄性動物的「天性」,也說雜交傾向是人的「天性」,在這些論點上,醫學及性教育 人士絕不會勸人「順其自然」;可是,在企圖證明兩性情慾的需要和能力有先天差異,以便正當化男人的好色並且勸女人不必嘗試好色時,醫師和性教育人士絕對死守生理生物觀點,說這些差異是「天性使然」。而當情慾的發展直接挑戰現有道德規範和婚姻束縛時,專家們又立刻捨棄生理生物觀點,大聲譴責自在開放的情慾活動是只注意「人類的動物性」,也就是只注意人類的生理生物需求,而忽略了「萬物之靈的人性面」。

當然,此處的「人性面」絕不是指情慾人權的尊嚴,也不是情慾活動中雙方的平等資源與互動,更不是人類追求自我實現和多元多樣人生經驗等等以情慾正 義為目標的人生取向。相反的,所謂的「萬物之靈的人性面」在鄭醫師的文中指的就是「自私的、排他的性愛」這種壓抑他人、侷限自我的「人性」,而這種人性據說是以(一夫一妻)婚姻為最主要的表現形式。

事實上,一夫一妻、自私排他的性愛模式從來就不是什麼永恆不變的人性,因為歷史和文化人類學都指出,許多民族(如愛斯基摩人)和許多時代(如過去的群婚時代)都沒有這種「人性」。不過,按照鄭醫師的邏輯,如果人是「萬物之靈」,那麼他們不但可以超越動物性,同時更應該能透過理想和情操來提昇自我,超越利己的自私心胸,超越「自私、排外」的低劣人性,而達到「開闊、容他」的高貴情操吧!這麼一來,我們倒想不透,為什麼一心要提昇人類情慾水平超越動物性的鄭醫師,會繼續不斷肯定「自私、排外」的低劣「人性」是人類情慾發展的極限?或許答案是:鄭醫師所津津樂道的動物性和人性之分,並沒有什麼眞正的高下之別,而只是用來抬高婚姻的說詞而已。

所以,關鍵問題還是在性與婚姻之間的關係。

對婚外性的焦慮恐嚇,使婚內婚外的性品質都無法提昇

保守的性道德當然認為性與婚姻應該全然重疊;換句話說,性必須以婚姻為唯一場域,任何婚外性(包括婚前性)都因此變成被詛咒的行為,而「自私的、排他的」婚內性則成為保守的性道德所推崇的情慾模式。

相信性與婚姻應該重疊的人或許會說:「我們彼此的關係不是自私、排他,而是一種執著,一種承諾,一種對彼此負責的做法。」這種建立在雙方意願上的投入當然是美事,但是,當這種個人的人生選擇同時還是一個社會以法律、教育、媒體強力推動實施的唯一生活規範及道德標準時,它在集體層面上的惡果也明顯可見了。

我們首先注意到的惡果就是:婚內性之所以能在道德尺度上居於優越的地位,並不是因為它在各種性模式的「公平呈現」中被多數人歡欣自在地選擇為自己的偏好。(我們連談「性」的時候都一定聯想到「婚前」、「婚外」、「婚內」,以婚姻為基點,這正是婚姻霸權的徵兆。)事實上,與其說婚內性是因為自身某種可取的特質而受歡迎,倒不如說它是在其他的(婚前和婚外)性模式遭受持續醜化抹黑之中爬昇為優先選擇的。

畢竟,如果婚內性眞的那麼美好,那麼合乎「人性」,我們又何必需要灌輸責任和承諾的重要,用壓抑、監督、情感勒索等等負面力量,甚至法律的規範,來「確保」婚內之人堅守其選擇?如果婚內性眞的這麼可取,我們的社會文化又何必透過醫學及性教育人士的各種警語和「關心」,不斷努力在尚未選擇它或執意拋棄它的人心中製造出那麼多罪惡、羞愧和恐懼?為什麼不讓婚內性的光芒自然吸引他們呢?

婚外性並不一定比婚內性來得爽,婚內性也並不一定比婚外性來得美好。我要強調的是,當我們用恐嚇、罪惡、焦慮、道德來禁制情慾的自在發展,當我們強烈要求情慾活動必須在婚姻的框架之內進行時,我們已經扼殺了整體情慾文化細緻發展的空間,從而使得婚外婚內之性活動的品質一併無法提昇。

試想,人類所有的活動都因為歷史文化過程中持續的積累發展,開創運用,討論改進,因而更加細緻優雅;反觀性的活動,承載著各種道德的、情感的、責任的、權力的重擔,沒有正面的積極的鼓勵力量,沒有資訊經驗交流的自在管道,被焦慮、恐懼圍繞,被兩性不平等的權力關係穿透。如何能奢望性活動和性文化有什麼好品質呢?

先承認自己很壞、很獸性,以此規勸女人「不要降格學男人」的詭計

而當豪爽女人挺身投入開創新的情慾生態,以自在的愉悅來取代敵意和畏縮之時,鄭醫師的反應居然是:女人應該不要「降格以求去爭做男人做錯的事。」

過去一有女人開拓新的女性人生選擇(比如專心事業、獨立自主等等),就會有男人不屑的說沒什麼了不起,只不過是女人想學男人、想做超級女強人而已。現在比較高明的策略則是,一有女人開拓了更新的女性人生選擇(比如開發情慾能量、累積情慾經驗等等),男人便滿面關懷地先承認自己很壞、很獸性,說自己做的事情不一定好,以此來勸女人「不要降格學男人」。

這種策略其早就有別人用過了。父母炒股票、上酒店,但是禁止子女玩電動玩具或去 KTV;高官打高爾夫或利益輸送,但是禁止百姓開墾山林或自力救濟;這些場合中我們都聽到過類似的說詞:「我們做得不好,你們千萬別學我們」。其實翻譯出來,他們眞正說的是:「我們苦心建立的權力不平等生態不能被你們介入而攪擾,權力是不能分享的」。州官可以放火,百姓不許點燈,因為,州官的優勢和權力正建立在「壟斷」之上;同樣的,男人勸女人不要涉足情慾也是不希望女人改變現有情慾文化中的不平等權力生態。

提出「因性而起」的疾病來警告女人,是軟硬兼施都無效之後,最後可用的一招?

如果軟硬功夫並施,威嚇苦勸都阻止不了女人肯定女她們的情慾人權,醫師和性教育人士還有最後一招可用。那就是提出各式各樣「因性而起」的疾病來警告女人。在這一點上,鄭醫師比起在他後面跟進的趙醫師可敬得多,因為鄭醫師充其量只敢斷言性病、子宮頸癌、愛滋病與某些性行為之間「可能」有關聯;趙醫師則一桿子把所有和女性生殖系統有關的疾病和感染全部算到「性觀念解放」的頭上,令諸多不幸染病而性觀念又不解放的女性「含冤莫白」。

從行文的語氣來看,與其說趙醫師是從專業的觀點提醒婦女同胞們注意自己的身體狀況,倒不如說他是藉這篇短文表達他個人對婦科疾病的痛恨。(而他還自稱是「服務婦女健康與疾病」的!)我們無法想像一個心臟科的醫生以如此強烈的道德情操來譴責一個愛吃肥肉的病人,我們也無法想像一個泌尿科的醫生以同樣的恐嚇語言來警告一個長期憋尿的病人,可是,我們有點擔心趙醫師會用何種眼神來逼視在他面前的婦科女病人(不管她們是如何致病的)。

正是這種缺乏醫學專業精神但充斥盲目道德義憤的態度,才暴露出國內某些婦產科醫生「關切婦女健康」的眞正動機。他們並不思考是什麼樣反性和反情慾的文化使得女人與她們的身體隔絕,連照顧自己的衛生和健康都諱言;醫生們也不反省是什麼樣的性別偏見,使得他們的專業視女人的生殖功能為首要關切,而從不理會女人在身體和情慾上的感受和需要。總之,他們對女人的社會處境沒有興趣,對女人情慾出路的關切則只是重「量」(女人不可有太多性伴侶)而不重「質」(只要伴侶固定,情慾品質不佳也應該「體諒」)。

此外,醫師和性教育人士經常用性與疾病之間的關聯來證明某些情慾模式很「危險」,其中最出名的例子就是鄭醫師文中所提:子宮頸癌和太早開始性行為以及多重性伴侶「有關」。不過,任何一個對統計學有點常識的人都知道,「有關」只是相關係數的表現,並無「因果關係」的暗示;而且,有說法指出,台灣地區婦女罹患子宮頸癌的比例偏高有可能是和此地男人大都沒有割包皮、個人衛生沒有做好而導致細菌感染女伴有關。另外,太早開始性行為或多重性伴侶這兩個因素被獨立出來,而沒有詢問在性行為過程中,男性(不管是丈夫或是其他男人)如何進行性活動或如何對待女性的生理器官,這種選擇注意「量」而不探究「質」的做法再一次顯示研究方向及其「成果」的預存偏見。

性與疾病之間的因果關聯尚有待證明,不過,即使某種情慾生活方式有可能導致疾病,這並不表示這種情慾生活方式是不道德的。就好像不規律的生活方式雖然可能致病,也和道德與否無關。更重要的是,每個人都應該有權利選擇她想要的生活方式。

西方的性學大師是移風易俗,我們的性學大師是複製現狀

女性主義者對男性價值觀主導的醫學及性教育強烈質疑時,我們的性學名嘴們經常搬出權威的後台來。據鄭醫師說,他們所引用的「性生理知識」大都來自「當代性學大師馬斯特和瓊森在五○、六○年代所做的大規模科學化研究」,金賽報告也是被引用的權威之一。可是如果我們切實理解這些性自由派大師的著作和他們的時代背景,就會發現我們島內自命性學大師或性教育專家的人,距離這些五○、六○年代研究者的眼界甚遠。

讓我舉兩個最明顯的例子。美國這些研究者雖然各自在某些方面受限於他們所處時代的價值觀,但是他們在當時全都是改造社會文化的進步分子,對鬆動當時的性壓抑作出不可磨滅的貢獻。

比方說,金賽的研究徹底扭轉了西方社會對婚前性行為及手淫的負面評斷。他的研究指出,青少年不但可以透過手淫時的性幻想練習人際互動,更應該藉著婚前性行為開始操練,以便適應日後的婚姻生活。金賽在同性戀的議題上也展現了當時少見的開明態度,視同性戀行為為情慾選擇的一種,而非病態。這些進步的主張甚至導致他在麥卡錫時代的白色恐怖中屢受迫害。

馬斯特和瓊森的研究則是出了名的女性主義立場。他們二人在研究中發現女人有無窮的性愉悅能力,遠比男人更為廣闊多樣,根本不是主流文化中描繪的薄弱冷感, 因而主張性的愉悅和滿足絕非男人的專利;相反的,女人有絕對的「高潮權」,這和本土女性主義者「我要性高潮」的口號是異曲同工的。具體的來說,他們認為女人在一切性活動中都至少應該掌握一半的主動權來經營情慾活動的內容和節奏,而男人在其中的性責任則是必須學會控制自己射精時間來完成雙向的愉悅。

比起這些四、五十年前就已經以清除壓抑、追求愉悅,改造社會文化為研究目標的美國性學大師而言,我們的醫學及性教育人士似乎只有生理生物的「事實」和激越的道德義憤。他們似乎只關心繼續維持現行社會的保守價值觀,正如本地的性教育領導人所說:「性教育是為了要產生社會和道德所接受的行為和態度」,也就是鞏固及強化現有的(性壓迫的)體制。在這個前提之下,我們的性學大師只是亦步亦趨的複製現狀,而不是像他們所引用的西方性學大師那樣,移風易俗,推動進步開明的新道德觀,追求各種性模式和生活方式的平等多元。

面對性學和性教育這種支持現狀的傾向,深受性別壓迫和性壓抑雙重迫害之苦的女性,特別是身為改造社會之先驅的女性主義者,逐漸看清楚自己的解放要靠自己。如果我們的性學和性教育以專家掛帥,以主流的父權道德為綱領,那麼,就讓我們的婦女運動者發動一個全新的性學和性教育,以每個個人的情慾經驗和情慾狂想掛帥,以不帶畏懼的健康和愉悅為綱領,積極改造我們的社會文化吧!

「好坑鬥相報」或是「詛咒乎別人死」都不過是情緒反應的說法而已,且看什麼人以什麼論述來促進社會的平等、自由和解放吧!

 

滿街亂灑春水,不噴消毒水行嗎?    

鄭丞傑   (1995年4月21日中國時報家庭版)

有人說:那種鼓勵青少年性行為和鼓勵發展婚外情、婚外性行為的妖言,只是為了語不驚人誓不休,以遂其得名獲利的目的,根本沒多少人不把它當笑話看待,你們又何必為她哄抬身價呢?

也有人說:那些聳人聽聞之語,只不過是為了顚覆一下目前的父權社會的一種手段,姑妄看之,又何必把它當一回事呢?

話是不錯,絕大多數的成人可能不受花言巧語迷惑,不過令人憂心的是正在身心發育中的青少年,以及部分在感情生活上遭遇挫折的女子,極可能因而對兩性關係的認知,發生嚴重的偏差。相信這也正是國內性教育人士們所眞正在意和擔心的吧!

不論醫學界或性教育界,多年來大家都在各種傳播媒體上宣導正確的性知識和性觀念,其中也包括女性如何做情慾解放,如何享受性的愉悅。一些醫院甚至也開設性治療門診,為寡歡的男女尋求正統中道的療方。

現在卻有人大力鼓吹青少年早早上床,並且和愈多對象愈爽,也鼓吹外遇和外慾,要每個人做別人的第三者、第四者、第五者、第六者……,假如說如此才是情慾解放,恐怕沒有多少人認為可行吧?

何況,如果自己厲行一夫一妻的性關係,卻大力宣揚應該多多外遇,這不是「咒詛別人死」嗎?

還有,這樣的複數多元情慾萬能論,不正是重量不重質嗎?

醫學界和性教育界都同意,兩性不僅先天生理上有差異,後天在社會化的過程中,也受到不同的影響而有差異。不過,如果說兩性差異完全是社會文化因素造成的,無疑地是偏見,而且也明顯地缺乏基本的性知識。

至於先天生理上的差異,是否造成生理上的不平等?當然是的,例子比比皆是:許多性傳染病都是男傳女,比女傳男容易。女人會懷孕,男人不會,所以避孕失敗後,要墮胎,刮的可是女人的子宮!子宮外孕的話,開刀是劃在女人的肚皮上!女人的尿道短,發生膀胱炎的機率是男人的數十倍之多……凡此種種,不勝枚舉。

正因為兩性先天上有一些不同,也造成一些不平等,因此我們要鼓吹在人力所能及的程度,多多照顧女性,多考慮婦女的需求。

缺乏相關醫學知識的人,實在不應該大肆鼓吹青少年和陌生人「要上床嗎?去就是。」享一時之樂,飲終身之恨的是青少年們,為她們收拾善後的是父母親、張老師、生命線、醫師、未婚媽媽之家……等,耗費的則是廣大的社會資源。

國內外的性教育都規勸性行動強烈的青少年男子,不要只求一泄為快的性,要有愛,要有情。現在卻有人鼓吹「沒有愛情的性生活」,以強化獸性,去除人性為職志,並且以為反對者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其實,如果男人想要「大家一起爽」,哪有不舉雙手贊成的道理呢?

所謂國內的性學大師,不知究竟何在?不過以個人管見,以國內在這方面比西方慢了數十年才有機會開始發展的狀況而言,拓荒者如泌尿科的江萬瑄、婦產科的李鎡堯、精神科的文榮光,以及性教育的晏涵文,都已經或多或少在台灣做了一些移風易俗、改變觀念的工作,想要批判的人,實在應該先充實一下這方面的知識,才不致貽笑大方。

倒是雜交式的性解放,旣不是國內婦女運動的主流,又是美國六、七○年代已經證明失敗了的翻版而已,拾人牙慧,敝帚而自珍,又有何新意呢?

烏托邦畢竟是烏托邦,如果自己做不到,沒有「好坑」可以「鬥相報」,卻只是滿街春水,滿街亂灑,不噴一些消毒水清潔一下行嗎?

 

重整性道德      

何春蕤   1995年4月28日中國時報家庭版)

自命是「消毒水」的現有性道德捍衛者,從不會考量當事人的情慾人權及選擇,只一味高舉婚姻的神聖地位,反對一切婚外性行為(當然包括青少年的婚前性),說是婚外性會導致各種嚴重的「惡果」。

情慾解放運動挑戰的正是這種惡果論及其背後所包含的社會壓迫與歧視。目前的婚內性並未能免於疾病、墮胎、遺棄、暴力、心理傷害等等所謂婚外性會有的「惡果」,可是我們的社會卻為婚內性提供支援系統及道德上的正當性,而對婚外性百般抹黑,時刻施壓。我們要問的是:這種偏袒不公的性道德在眼下的情慾現實中還站得住腳嗎?

情慾解放運動更要進一步問:婚內婚外性一樣會有的各種「惡果」是必然出現的,還是一個全力壓抑青少年和女人的父權文化的特有產物?

面對這些挑戰,捍衛現有性道德的性醫學和性教育人士,除了重彈老調和道德恐嚇之外,好像還提不出什麼新的論點。而且,父權性道德雖然為青少年和女人製造了最大的壓抑和限制,剝奪了他們的情慾人權,然而一旦有情慾異議的聲音出現,父權性道德便立刻以青少年和女人的保護者自居,說什麼她們會被「誤導」而「偏差」,「享一時樂,飲終身之恨」,而且,「收拾善後的是父母親、張老師、生命線、醫師、未婚媽媽之家等等,耗費的則是廣大的社會資源。」

讓我在這裡一次說明什麼才是眞正的「誤導」、「偏差」或需要「善後」的事情。

性醫學與性教育者不斷告訴我們的青少年一大堆生理名詞,向他們宣示各種和性相關的責任、危險、疾病,以及一些抽象空洞的字眼(如尊重、愛惜、執著、眞情等等),這些說法不但沒有為青少年身上強大急迫的情慾需求與衝動提供肯定的、正面的宣洩,反而使得他們對自己的身體和情慾抱持極大的焦慮和恐慌,更使得那些尋求性愉悅的青少年深受罪惡感與矛盾心理之苦。其所形成的怯弱人格或猛爆行為要由誰來「善後」?

所謂的輔導和教育從來只教青少年忍,忍到結婚;只教青少年等,等到「成熟」;以為只要是成了人,結了婚,性就「自然」會美好。這種「誤導」的惡果已經在衆多無奈僵滯的夫妻關係中浮現,更迫使青少年在極其惡劣而且毫無後援的狀況下進行品質惡劣的情慾探索。

而且,醫學與性教育者對於青少年的性所持的負面壓抑態度,已經傳達了譴責與恐嚇,塑造了青少年脆弱和焦慮的性心理結構,也必然會侵蝕青少年未來面性事時坦然的態度與享受情慾的能力。這種「偏差」將為未來的性醫學和性治療創造出無數的病例,為我們的社會製造一個個體質不良的家庭。

「享一時之樂,飲終身之恨」不是青少年男女的「錯誤」所帶來的後果,而是我們這個對情慾過度打壓,對性事多所禁諱的文化為懲罰越界的男女所設立的 「報應制度」。如果醫學和性教育人士眞的關心青少年男女的福祉,那麼他們要努力的不是警惕青少年「一時之樂,飲終身之恨」,而是積極改造我們的性道德和性文化,促進婚外性與婚內性平等,青少年與成人平等,男人與女人平等,更讓每一次的「一時之樂」都能促進「終身之樂」。

我在《豪爽女人》中已經對現有的性道德及其偏見提出了歷史的、社會的、文化的、性別的整體分析,並說明為什麼我們需要一個擺脫性別歧視、鬆動性壓抑、 淡化婚姻規範、以積極營造愉悅為目標的性文化改造運動。這同時也是一個重整道德和權力分配的運動,希望以平權多元的人本性道德取代壓抑女人和青少年的壓迫性道德。

如果有人要質疑這樣一個道德重整運動,那麼他必須針對我已經提出的各層社會文化分析提出辯駁;他必須迎戰我對父權的各種情慾雙重標準和性壓抑所提出的嚴正批判;這樣才能深化我們對現有性道德的反省思考。質疑者不能像某些性醫學及性教育人士那樣,只是不斷陳述現有性道德的中心命題,或者覆誦那些大有問題的「正確性知識與性觀念」,如同即將在民主浪潮中失勢的獨裁政客一般,喃喃唸著:「不能解嚴,解嚴之後會天下大亂。」

這種唱片跳針式的「性教育」不但沒有正視社會變遷發展以及它對婚姻及人際關係的重塑,更沒有體會衆多女人和青少年親身感受的壓抑與痛苦,以及她們迫切渴望一個更公義平權的社會的有聲無聲吶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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