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保险套迷思

(这篇文章于1998年12月24日刊登在《自由时报》5 版,主要是批判保险套长年被当成卖淫证据的这种执法陋习,同时也提出性工作者和性活跃人士在推广保险套使用上的重要功能。)

最近中央或地方政府都在大力扫黄,媒体报导中天天都可以见到抱头遮脸的男人和衣着清凉的女人,另外,所有相关婚外情的花边新闻中也描绘出一个个在警方临检中尴尬现身的男女主角。有趣的是,在这些报导中最常见而且最主要提出的证物就是保险套。不管是不是使用过,应召站搜出保险套就是淫媒营业的证据,特种营业场所从业人员身上的保险套就是性交易的证据。这个小小的玩意儿竟然成为这些男男女女被社会定罪的主要祸因。

如果我们再扩大一些来看,前两年有个国中在搜索安非他命的过程中发现一个女学生书包中有个未使用过的保险套,在震怒中立刻记了这个女生一大过。还有更多无辜但有识的男人只因为在热情缱绻中从皮夹掏出了保险套,就被女友严斥出局说是没想到他竟然有「预谋」,或是被太太震怒的怀疑他在搞「外遇」。

从这些不断重复浮现的日常例子,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社会对和性有关的事物抱持着何种强烈的猜忌和排拒。换句话说,保险套还真是警察和训导单位口中的危险违禁物品──因为,只要有了它在身上,一个人就立刻被定罪为人格有问题、行为不检点、心怀不轨、可能性犯罪等等。

然而,每当公布青少女堕胎统计数字或是染患爱滋等和性相关的疾病人数时,卫生宣导单位就大叹工作困难,好像无论怎么宣导,就是没法子说服民众进行安全性行为,全程使用保险套。卫生单位虽然不断印刷各种充满恐吓字眼的避病文宣,举办各种道貌岸然严肃无比的宣导活动,邀请那些满口「正确」和「尊重」的性教育专家演讲示范推广,人们却似乎永远提不起兴趣,也感受不到任何急迫性。

老实说,如果说我们的社会对保险套赋予如此强烈的负面价值判断,如果我们的社会对乐意而且忠实使用保险套的人口(性工作者、性工业业者、随时有备而来的情欲玩家等等)表现出最大的轻蔑和惩罚,那也就很可以理解为什么安全性行为的宣导一直不成功了。毕竟,还有谁比这些人更忠诚的实践安全性行为呢?然而他们却是第一批被污名、被丑化、被定罪、被践踏的。

最近有些台北市的高中开始推动所谓「安全性行为」的活动,由性教育专家示范解说如何正确使用保险套以及如何避免不当性行为,甚至安排学生利用模拟阳具进行「套套看」比赛以增加趣味性(女校除外)。我们姑且不讨论为什么学校和性教育单位可以公开展示和使用保险套,但是某些个人却不能在私密生活中拥有保险套,这显然是极大的矛盾;我们也姑且不讨论仅仅凭著这种性教育是否就能消除原先对保险套所抱持的忌讳态度──单单就这种宣导工作而言,我们就觉得还有更多人更适合从「切身的经验」来扩大宣导保险套的使用:那就是那些在每次性活动中都全程使用保险套的公娼暗娼,那些随时随身携带保险套的真正新好男人新好女人,那些不在乎谈性而且有力说服对手戴保险套的豪爽女人。她/他们谈性、谈安全性行为时的自在和自然,经验和智慧,绝对比那些有点难堪、非常戒慎、总是空泛的纸上谈兵的专家和教师们更来得有说服力。

毕竟,最有效的安全性行为教育,决不会把保险套当成什么严重得不得了的神圣之物,决不会用恐吓或者道德说教来使得保险套戴上一层特殊的色彩。相反的,要达成真正有效的安全性行为教育,一定要从积极抗衡并且努力消除这个社会对性、对性的积极份子的成见和歧视开始,要从肯定并褒扬那些已经在爱用保险套、常用保险套的人(性工作者、性爱玩家)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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