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1997年三個梯次的中小學教師性別教育研討會， 1997-1998年的《性／別教育通訊》出版經驗，以及1998年的《性／別校園：新世代的性別教育》撰寫成果，1999年性／別研究室決心主辦一個為期4天的「中小學教師性教育與性別工作坊」，以密集的互動和激盪，試圖創造不一樣的、建基於主體經驗的性教育思考。這篇文章是我當時在工作坊中的演講，1999年3月27日發表。工作坊的成果則成為《進步的性教育》電子專書。）
在許多第一線教師的經驗中，可能常常聽到「教改」這兩個字，但是，到底什麼是教育改革？
有些老師感覺完全沒有改，只是多了一些口號，多了一些研習活動，另外一些老師在實際的經驗中則有許多不同的理解。他們從自己的關切和體認提出很多不同的說法，例如，教改可能是入學管道的多元化；可能是教材及老師聘任制度的改變精簡；可能是師資培育的多元化和師培法的修正，以便更新老師的觀念、態度、教學方法；可能是行政人員對基層教師的管理人性化；可能是藉著成立教師人權促進會來尋求一個合法合理合情正常的教育環境、教學環境。
但是有些老師也觀察到，教育改革可能是「教」別人「改」，也就是自己認為成熟的人去改革那些他們認為不合法不合理不合情的老師；教改可能是在精神層面上強調教育改革的觀念，即使有些人會詮釋成全面都開放自由，但是教育改革還是要綁，只是鬆鬆的綁；教改可能是拿掉鐵飯碗，不適任的老師就不被續聘，還因此使得有些校長變成驚弓之鳥，覺得他們要被改掉了等等。
從這些第一線的經驗來看，老師們都頗為熟悉教改的一些基本概念和原則，對教改相關的理念或者實踐也有著一定程度的期望和觀察，顯見教改已經在老師的印象中形成各式各樣的沈澱。如果進一步問為什麼會有教改時，老師們則說那是因為教育出了問題，而且要跟得上時代的潮流。可是，教育出了問題也不是這幾年才有的現象，各級教育一向都是有問題的，只不過有時候欲蓋彌彰，有時候敷敷衍衍，因此有問題也沒改成；另外，跟上時代潮流也一直是這個國家的既定政策，常常在各種主題的宣導工作中聽到這個口號。然而，這些說法都無法解釋，為什麼「在此時此刻」會有這麼一股很大很急促的動力推著要教改，並且形成具體的政策，甚至民間的共識？
從某個角度來說，這個改革和台灣此刻所面對的工業升級瓶頸以及國際競爭壓力有著不可忽視的聯繫。
填鴨式、考試掛帥式、文憑取向式的教育已經行之多年，並且在過去30年台灣加工出口導向的經濟模式中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溫馴勞動力，但是面對勞力密集工業的利潤下降及外移到東南亞或大陸，台灣追求技術密集工業的目標愈來愈明顯，需求也愈來愈迫切，這就意味著所需的新勞動力已經不再是被動的按照訂單辦事的工人；台灣的經濟生產要有競爭力，就必須調教全新的、能創意思考求新求變、能自主自制精益求精、能獨立作業開拓先機的生產者。唯有這樣的生產者才可能讓台灣經濟奇蹟（也就是商機和利潤）繼續下去。
另外，在台灣經濟奇蹟中逐漸鞏固自信的新中產階級，為了彰顯屬於他們自己的階級氣質和品味，也開始需求與傳統不同的文化標記、成長經驗、教育調教。這些中產階級在早幾年已經透過人本教育的理念而形成對正規教育的批評和衝擊，這幾年則更清楚的提出教育改革的要求。也就是在這些迫切的需求之下，台灣的教育當局才讓已經說了多年的教育鬆綁漸次成為正式的政府政策，而也是在這個務實的政策之下，台灣中產階級對填鴨教育的不滿才部份得到了紓解。
有人認為「政治的民主化」也和教育改革的動力相關。解嚴前由於政治原因而對教育的內容和方式都有諸多限制，有些老師甚至因為「某種特別的不適任」而被去職，這裡的不適任是什麼？比方說：在課堂上談到了與國家基本反共政策不合的言論，或者有具體對政府的質疑或批評言論，要是當時在學校裡說出來，都會被當時所謂的「人二室」登記後不再續聘。甚至到今日，就在兩年前彰化也有一位國中教師在考題中出了有關賀伯颱風的題目，問了一些有關哪位官員應該為這樣的災害負責任之類的問題，結果引起軒然大波，校方對她施加壓力，幾乎要把她免職。這件事情要是發生在當年，這位老師可能默默的就被去職了，但是現在年頭不一樣了，在過去20年的政治自由化過程中所創造出來的多元空間使得不同政治立場的人終於可以開口發聲而不至於遭到懲罰，這位女老師的事情見報後，得到全國民眾的認同，她也因此就沒事了。不但如此，很多民眾在有關這個事件的投書中都提到現在是教改的年代，也是民主的年代，對這位老師的勇敢大大的激賞，並嚴厲要求校方不得秋後算帳。從這個例子就可以看到民心的向背。政治改革帶動著教育改革，也使得教改的基本理念得以透過圍繞著這種事件的討論來深入人心。
對教改脈絡的歷史探究帶來下面這個相關的問題：為什麼大家此刻都那麼急迫的要談兩性教育，好像這個課題非教不可、非講不可，好像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全國都需要上行下效的政策？到底是什麼樣的歷史社會脈絡使得兩性教育突然變成了解決諸多社會問題的不二法門？而如果照教育部的構想，兩性教育是教育改革的基本環節之一，兩性教育就是教育改革，那麼以此來推想，在教改的精神之下，兩性教育應該有著什麼樣的面貌？會以什麼樣的理念作為其基本精神？
兩性教育的時代與社會脈絡
問到為什麼會出現兩性教育作為政策，許多老師都說是因為1996年底的彭婉如命案。但是為什麼彭婉如命案會導致全國上下一心推動「兩性教育」，而不是推動法治教育、人格教育、心靈教育這些看來更有直接關連的改革呢？
這中間的原因當然有很大一部份是和彭婉如的身分（而不僅僅是她的死亡）有關。作為一個知名的、特別是在反對黨中佔據重要地位的女性主義者，彭婉如有著非比尋常的意義：
第一，在政治運動方面，反對黨近年來致力擺脫暴力政黨的惡名，尋求建立開明進步的形象，而積極表現對婦女議題的關注正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環，彭婉如的重要性可以說和這個新形象的建立息息相關；
第二，在社會運動方面，作為女性主義者，彭婉如在婦女運動及其他進步運動圈內也因著過去各種議題和事件而建立起其實際的人際網絡，她的不幸遭遇──特別是因為它來自治安不佳而造成的不法橫行──自然會牽動社運長久以來對體制不滿而發出的澎湃動力。
彭婉如在這兩個圈子內的活躍運作，對照著她死亡時的孤獨痛苦，在大眾想像中刻劃了驚人的對比，而彭婉如痛苦死亡的殘暴方式更在這個社會安全早已亮起紅燈的時刻，以最大的戲劇張力──男對女的性暴力──來凸顯兩性之間的緊張局勢和女性的惡劣處境。
由於這個殘暴的事件發生在組織群眾很有經驗而且對街頭運動一點也不陌生的政運和社運圈中，再加上1996年彭婉如去世之前的兩年，台灣的大學女生女性主義社團已經動員了好一陣子，要求教育部重視並改革校園內的性別歧視和性別敵意（特別是在1994年師大及中正大學性騷擾案件之後），這股要求改革的力量因此立刻和彭婉如案所帶動的女性恐懼及怨忿之氣連結起來，很具體的要求政府提出因應的改革誠意，要求在兩性教育上必須有積極的政策出來，以調教新的一代，徹底消除性別歧視和性暴力的源頭。
這股對性別教育的呼求在1997年春天發生白曉燕命案後達到了最高峰。純潔無辜少女在歹徒要犯手中的殘暴受害，再度凝聚了大眾的想像及不滿，終於在人本教育基金會所串連的各種教改及社運組織的努力之下，形成十餘萬人走上台北街頭，以無數斗大的「怨」字表達對政府的不滿。這次的抗議不但是有史以來人數最多的，而且參與的人並不是從前常常看到的街頭社運人士，而主要是台北市的中產階級社會中堅，是那些從前從來不會上街頭（說不定還抱怨上街頭的人阻礙了交通）的民眾，但是這一次，連這些中產階級也攜家帶眷的走向總統府前廣場，這種廣泛的不滿具體的造成了執政黨前所未有的統治危機。
隨著五月份相關白案的三次大型街頭遊行，民眾的不滿升高到政府不得不回應的程度，既有的社運訴求於是成為當局考量的主要方向，也因而使得婦女運動一直想要推動的兩性教育一下子就在民怨的風潮頂上成為最耀眼的民間要求。畢竟，對這個議題的關注，不但可以讓當局展現它解決眾多社會問題的誠意和具體措施，同時也可以在日漸激烈的政黨政治中贏得婦女選民的青睞。
由這個脈絡看來，其實兩性教育在教育改革整個大風潮裡面是因應了一些很特殊的狀況而得到動力，也因而似乎在教育改革的整個領域之內腳步很快（雖然實質上投入的資源並不多），它快速的形成政策，快速的變成各級政府舉辦的各式各樣研習會，而每一個學校所舉辦的所謂的教改研習會也都把兩性教育當成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來談。
這樣一個歷史分析顯示，所謂「教育改革」，特別是其中的兩性教育，其衝力和動力不見得來自於只是趕上世界潮流，追求流行的的動力通常是很薄弱的；它也不見得只是我們突然覺得學校裡的問題很嚴重，畢竟學校裡的問題一向就是蠻嚴重的。照上面所說，兩性教育的動力主要來自幾個在媒體上得到很大報導的案子所帶動的民間焦慮（從彭婉如和白曉燕的命案，到層出不窮的國中校園騷擾案和女生懷孕墮胎案），而當這些焦慮竟然造成統治危機的時候，連統治當局都會產生很大的動力：要改！要改！要改！可是也由於這些改革的出現是為了解決統治危機，因此鬆綁的結果就只能是鬆鬆的綁，要是全部都不綁的話，這個統治危機就會變成另一種危機，一種失去掌控能力的危機。在要改也要綁的兩極之間，這些考量便筐定了此刻教育改革以至於兩性教育的範圍。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老師通常是教育改革中第一個要被改的對象，是所有新政策的承擔者和實踐者，因此所有的研習會都是召集老師集訓，從來沒有把學生召集起來談教改的理念，測試學生對自身教育改革的需求。這樣一種做法事實上也把教改的重擔完全放在教師身上，而沒有嘗試普及教改所包含的廣泛社會意義，也因此常常使得熱心推動教改的教師陷入孤軍奮戰的困境，必須以個人之力來改變根深蒂固的社會既有成見。另一方面，這幾年推動各種教改所辦理的研習會層出不窮，許多老師認為這些活動只是虛應事務而沒有真正改變的力量；特別在兩性教育的這個層次，不管在媒體的談話性節目中，或是在專家的演講中，兩性關係和性關係都被說成是非常嚴重、有著深意的人生課題，因而老師的任何積極處理都很容易動輒得咎，再加上每個老師也在自身的人際親密關係中面對各式各樣衝突矛盾難解的情結，因此在這方面的教育工作上常常只能急怒攻心的數落學生、家長、媒體，而沒有辦法提出什麼具有突破性的做法。
從制度的制定和個體的執行來看，推動兩性教育的強大力量所配搭的，是躊躇不前瞻前顧後的心態，也因此使得兩性教育先天就有侷限。然而在這個急速變動的社會裡，性別關係和性關係或許是最多變、最複雜的環節，性別教育和性教育也因此可能是教改所有領域中最有潛力的領域。在這個領域中的變化都直接關係到人格的調教、情緒的培育、人際關係的期望，而這些才是任何改革活動最根本要努力的──畢竟，獨立、自制、創意、多樣主體的養成，正是此刻教育改革的終極目標，因此，如何在教改的基本精神之下推動進步的兩性教育就成了此刻的重要課題。
性別教育的改革蘊涵
其實我們不是沒有兩性教育，只是過去那種教男生要像男生、女生要像女生、各自謹守本位的性別教育已經證明失敗，因此，此刻思考兩性教育就需要從台灣近年已經在進行的各種重要改革來吸取其中的含意。
在政治層面上，可能大家都已經看到了政治改革是什麼。政治改革指的並不只是人民每隔幾年就有機會做總統的頭家，可以用選票來決定要誰進入國會。政治改革其實最重要的基本精神就是：不同的意見或不同的立場或不同的價值考量，都可以平實的、理性的、自由的、不受壓抑的表達、交流並擴散，在民主的殿堂中激盪對話，也只有在這樣的多元環境中我們才可能建立所謂的「共識」。過去在政治高壓的年代，如果有不同的意見是不能說的，說了之後就會在綠島見，在火燒島見，或者就不見了，或者見到的時候已經不是原來的樣子了，這些事情在過去台灣史上不是沒有過。換句話說，在政治高壓之下，「異己」──也就是不一樣的政治理念──根本就不能出來，如果講出來就會有壓力，有危險。更令人深思的是，這樣的寒蟬效應基本上也構成了我們膽怯怕事退縮被動的人格情緒結構。
如今政治改革如果有了什麼初步的成果，那就是各政黨的勢力競爭和媒體的解禁提供了一個還算開放的環境，讓壓抑多年的聲音出來，於是大家開始有了各式各樣的發言台，民眾的自我定位和發言的膽量也隨之壯大起來。早期在地下電台的對話中調教起來的言論表達氣勢總是講得火氣很大，很聳動，很氣憤，好像要在有限的管道中盡情宣洩所有在真實政治中被壓抑的異議，在周圍管制很緊的條件下，這樣的反應似乎也是很正常的。可是現在經過了開放言論管道所帶來的「鬆鬆綁」效果，民眾似乎也慢慢學會了發言要切中主題，言論有20秒鐘限制，有話就要快說。在這個改變的過程中，民眾也經歷了自我定位上的改變，我們可以上街頭表達不同的意見而不感覺膽怯難為情，我們可以組織成各式各樣的團體並且提出各式各樣明確的要求，以便在選舉的時候一較長短。換句話說，政治改革的成效正在深深的落實到個人的心理結構層次上。
從這個角度來思考教育改革或者兩性教育的推動，其中的意義就非常清楚了。教育改革也需要有一個基本理念，那就是「多元」：入學管道要多元化，教學方式和教材要多元，選讀的課程要多元，校內的權力關係要多元，希望在這種多元的環境中能夠擺脫制式威權統一教育的僵化，培養出有自主判斷能力，自足自制的個體。那麼在這樣的一個前提之下，到底性別教育會怎麼進行？
我們首先注意到的，就是所謂「兩性教育」思考框架的侷限。因為一旦在「兩性」的架構之下思考社會角色和互動模式，那麼無論怎麼說，都好像脫不了原先對「兩性」、對「男」「女」的許多假設。在實際操作上，原有的性別角色當然有可能被挑戰，被修訂，但是這個框架卻已經先行設定了兩性的分野及互動還是會以某種很明確的形式存在，而這個明確的分野則先行排除了「多元」的可能。這個基本層次上的侷限性是任何進步的兩性教育需要思考的。
其次，「多元」的先決條件就表示要有許多不同的理念和實踐同時並存，否則哪能叫做「多元」呢？比方說，在政治立場上有人要統一，有人要台獨，有人要維持現狀，有人新中間路線，有各式各樣說法，而各式各樣說法都可以得到傳播的管道，不受阻礙的交流，而且可以理性的對話辯論，這就是政治上的多元。在性別立場上又如何呢？目前在校園裡以及更寬廣的社會整體環境中，有關性別、有關性、有關生活方式的教育言論──相較於其他議題上的言論而言──是非常高度的被大家關注管理的。這也就是說，一到了教導學生應該在性別和身體上有何表現和活動，教導有關人生和人際關係的互動模式時，我們突然又回到了只有一套價值觀可以被提出，只有某一類型的學生被我們獎賞鼓勵，只有某種性別角色被我們教導的權威做法。大家總是擔心性別角色的多元化會影響青少年的身分認同（就好像過去我們擔心有關台灣前途的各種立場會混淆民眾的國家認同一樣）；大家總是擔心媒體上活躍的身體訊息會誤導並腐蝕青少年的心靈（就好像過去我們擔心資訊的自由流通會影響政局的穩定一樣）；大家總是希望教育只設立一種良好正確的榜樣，只提供一種良好正確的訊息（就好像課本裡只能有良好正確的榜樣，考試制度只能有一個標準答案一樣）──而這裡所說的「良好正確」從來不是在多元觀念並陳的條件之下所形成的共識，而是由傳統威權所單向設立的標準規範。
這個工作坊之所以以互動討論為基本運作方式，就是要提供一個機會，讓老師們認識到彼此之間在觀念和感受上的重大差異，認識到自己透過第一線的工作經驗已經發展出各式各樣的智慧、各式各樣的觀點，已經對抽象虛幻的道德宣示有了一些反省，已經認識到很多複雜的狀況要用不同的方式來處理。這樣一個公開的論壇，可以讓不同的老師的不同理念在這裡互相的激盪，互相的影響，以便形成真正的共識。這樣一個進步的教育，是符合教育改革的基本精神的，也是我們希望看到的性別教育的做法。
性別教育的一言堂
許多教師說：在他們兩性教育崗位上有很多話是不能說的。有些非常開明的輔導室老師，用非常另類的、輕鬆的方式去處理學生所面對各式各樣的身體情慾問題，但是輔導老師也說：我只能這樣悄悄地處理，不能拿到學校台面上去講，因為如果拿到台面上講，全校的老師都不會同意我的處理方式。還有很多老師說，他們在學校裡面很特立獨行的和學生打成一片，他們和學生之間沒有維持階層的關係，他們非常非常瞭解學生的感情和性問題，結果，這也使得其他老師對他們看不順眼，覺得怎麼老師沒有老師的樣子。
什麼是「老師的樣子」？這個問題深究起來就會揭露我們對老師適任與否的雙重標準。校園裡一向有很多不長進的老師、從來都不讀書的老師、吹牛拍馬的老師、對學生頤指氣使發脾氣的老師、威權心態不講理的老師。其實，要談不適任，有很多不適任的老師在我們周圍，可是我們往往會因為人情關係、長幼倫理、以及各式各樣的原因，而不覺得有那個急迫性要質疑這些老師的繼續留任。可是如果校園裡出現一個同性戀老師、第三者老師、未婚生子老師、或者辣妹老師，大家就突然擔心他們會不會誤導青少年，覺得這種老師的存在對教育是一個重大的威脅。
我覺得像這一類型的講法，這一類型的現象，其實讓我們看到教育改革所謂的「多元」常常有著很多很多的限制。恐怕大家高舉的「多元」都只是口頭說說而已，因為一旦有「某些」類型的差異出現時，大家的反應又都回到了一言獨大的時代，對於異於己者心存著強烈的芥蒂。（這也顯示，某些其他的所謂差異，其實並不是什麼真正的差異，因為大家竟然對它們視若無睹。）
正是因為這樣的基本心態，因此老師們常常也不會容許同學們自由的發言，說出她們對各種爭議性的問題的想法，而如果有同學膽敢講出和一般常理不合的說法時，老師（或其他同學）都會立刻做出激烈的回應，撲滅這樣的說法。面對性別議題的複雜化，面對性圖像和性資訊的快速流通，同學心裡面怎麼想？同學有沒有什麼樣的具體經驗？老師其實都不太清楚，老師也沒有興趣要問，因為老師假設孩子們應該都是很單純的、不成熟的，就算有什麼看法也可能是錯誤的，最好不要鼓勵她們說出來。另外，有些老師也是怕事的，寧可少一事也不願意多一事。不過，這種怕事往往是在一個很長久被威嚇的情形下形成的，因為老師要為教室中出現的任何不尋常的事情負責，因此威權的統治（掃除一切可能越軌的事物）就變成保障不出事的安全帶。這些做法都是違背多元的原則的。
多元的理念和實踐不是什麼抽象的說法而已；它是可以在實際的層面上做出來的。最起碼的就是，多元的說法都必須被容許，不受阻礙的在校園裡流通。講到這裡，大家可以回頭去想，請問：在你的教室裡面有沒有多元的理念？如果學生講了一些不一樣的言論時，你會馬上義正辭嚴出面評論嗎？如果有一個孩子舉起手來告訴你：「其實我覺得做檳榔西施很好啊！」老師應該做出什麼樣的反應？
有一些老師會說：因為孩子不太懂事嘛！他們不太可能講出什麼有道理的話來，所以與其讓錯誤的觀念流傳，還不如不要講。因為如果不要講，不讓各種訊息進入孩子的心靈，就不會有錯誤的觀念流傳，影響就會比較小，不說就沒事了。
可是，爭議的話題充斥在每天的媒體上，也流傳在大人口中，性和性別的相關議題本來就佔據了許多人的注意力，如果我們還是認為教室裡不要談，這些訊息不要在課堂上討論，有不同的意見也不要交流，那麼我們一方面是把學生丟給萬般百態的混亂訊息，沒有和她們一起練習資訊管理和意見的評估，另方面則是在課堂中建立某種白色恐怖，不准某些議題資訊和討論進入校園。大家沒有意識到的是，性別的現象、性的訊息存在在我們周圍的日常生活中，不管是檳榔西施也好，安琪與琳達二選一的廣告也好，寫真集漫畫書也好，每一件在我們周圍發生的事情其實都可以形成我們討論性別這個議題的一個機會，每一個不同的說法和價值觀都值得我們聆聽、討論、辯駁。換句話說，性別教育簡直是無所不在。
教育部在推動兩性教育的時候，想法是蠻簡單的，就是告訴大家要「彼此尊重」，這是最常聽到的一句話。可是什麼叫「彼此尊重」？在性別或者兩性教育的這個層次上面，如果真的要做到我們所談到的教改基本理念，那麼「尊重」會是什麼樣的互動關係呢？
尊重到底是什麼？
雖然我們常常聽到這個口號，但是尊重畢竟只是一個抽象字，它的意義和內容都需要進一步分析。可是我覺得有一個很基本的測驗可以試出來到底我們對別人有多尊重。比方說：面對校園裡的同性戀教師或同性戀學生，有些人會說我們應該尊重同性戀的存在。可是，什麼叫做「尊重」同性戀的存在？絕對不是只講這句空話。
如果我說我尊重同性戀的存在，我就不能老是猜想他是不是因為曾經遭遇了什麼樣子人生的重創，以致變成了一個同性戀。
如果我說我尊重同性戀的存在，我就不能老是刻意和他保持距離以免被他「污染」，或者擔心別人和她接觸會被誤導變成同性戀。
如果我說我尊重同性戀的存在，我就不能特別去關注同性戀老師或者學生有什麼特別不一樣的，值得輔導的，隨時提防她們「出事」。
「輔導」其實是一個很奇怪的字眼，很多人的理解就是「導正」，導向正途。老實說，「導正」就是說，你有問題，需要放棄現在在走的方向，讓我引導你走我在走的方向。如果我說我尊重同性戀，可是我同時對同性戀的成因有特別的興趣，對同性戀的行為有很大的關注，我處處要輔導他、導正他，有事沒事給他介紹男朋友、女朋友，希望他能夠因為接觸到異性而認識到生命是很寬闊的，等等。我覺得這個熱心的關懷其實是「不尊重」，是非常深刻的不尊重。這個關懷是在善意的表象之下積極的否認對方的存在和生活選擇。
你可以看得出來，我這裡所說的「尊重」不是什麼空泛的尊重，而是：看到了跟自己非常不一樣的人，聽到了他說非常不一樣的觀點，看到他做了非常不一樣的生活實踐，而你能夠撤手，你能夠忍住不要跨過界線去「輔導他」、「幫助他」、「拯救他」。面對差異而能夠冷靜理性的不做成見式的判斷，這就是「尊重」的第一步。就算你不同意他的選擇，你也沒有權力硬性使用自己的特權來抹煞別人的存在。
在這方面，大家要開始想另外一件校園裡常做的事，那就是「搜書包」。很多人認為我們為了學校能夠有比較好的管理，對學生攜帶的危險物品有所掌握，當然我們可以進行「安全檢查」。我個人對於校園的安全當然是很關切的，但是我不能不同時想到，搜書包這個動作所代表的權威統治是會被個人內化到人格裡面去的東西。換句話說，今日老師搜他的書包，家長搜他的信，這些都會在這個孩子的生命當中繼續地沈澱下去，而這個沈澱通常會以兩方面的形式存在：第一，他受到你怎樣的尊重，日後也會以同樣方式去「尊重」別人，也就是侵犯別人的隱私或主權；第二，他日後在面對即使是不合理的強權時，也很可能只能默默的承受而無力反抗。我覺得大家需要開始去想想安檢所造成的比較長遠的影響。
教育改革也好，政治民主改革也好，兩性教育也好，它很重要的真正的落實，是落實在人對自己本身權力的概念上，落實在本身人格情緒上面，落實在人與人之間互動的關係上面。這些方面才真正地看出整個社會的改變。在性別教育的教室裡，我們要在這樣的理念之下重新思考，學校裡面規定學生不准染髮是不是一個有問題的作法？對於學生有同性戀傾向加以特殊輔導，是不是有問題？老師特別監控學生之間談戀愛，建立親密關係，是不是一個有問題的做法？這些都考驗著我們對於教改理念的體認，都考驗了我們對於尊重到底認識多少，都考驗我們重新思考什麼叫做「做老師」。
我覺得我們校園裡面其實處處都在考驗我們對於實施自由化、民主化、多元化、開明化有多大的誠意。口頭上，我們可以說，我多元，我開明，我尊重。可是只要出現一個異己，一個和你不一樣的人的時候，你就要接受嚴苛的考驗，到底你有多大的誠意，來歡迎一個不一樣的實踐，或者不一樣的說法、不一樣的價值觀？在我們自己生活當中，面對到各式各樣的現象的時候，我們都必須要重新檢驗我們到底對於開明，對於多元，有多大的信念？有多大的熱情去維護它的存在？
當然有一些人可能會沒有膽量在學校裡面大聲說出和別人不太一樣的立場，可是這也沒關係，因為多元有積極的表現和消極的表現，積極的表現可以去捍衛異類的存在，去和別的立場對話辯論，而消極的表現則是在別人批評異類時不隨波逐流，反而輕描淡寫的說，沒那麼嚴重吧！這也沒什麼不好呀！只要不繼續強化原有的歧視和成見，就能夠削弱原有的共識，阻斷歧視的擴張。
大家要開始認識到一件事情，我們現在關心的是現代的青少年如何如何，但是我們不要忘記：新一代的教師已經出現，而且新一代的教師都是從這樣的青少年慢慢地長出來的。這些老師進入校園以後，最先出現的就是，老師和老師之間的價值觀開始有了衝突，新的老師立刻就會受到各式各樣的批評。從教育改革到性別教育，新的教育理念本來就需要新的承擔者和實踐者。因此如何在老師的層次呵護異己，讓多元的意見存在，也是一個重要的課題。任何想要在這樣一個教育環境當中注入一些新的不一樣東西的人，其實都應該把握目前稍微有一點鬆鬆綁的空間和時刻，推動一些不一樣的說法和做法。
有一些老師或許會覺得在學校裡很孤單，要是做了什麼不一樣的事情，就會遭到秋後算帳。不過，我們從來就不是孤單的。教育改革所帶動的意見沖激，性別教育所引動的自我重塑，都會使得各種各樣的意見明白化，因而也使得志同道合者有機會對話合作。在這個政治局勢變遷、性別局勢變動的時刻，當「多元」和「尊重」成為全民共識的時刻，我們可以透過對這兩個理念的深刻認識來創造徹底改革的契機。
教師回應
A：我有一些感想。我們班上有個女生講髒話和狠話的頻率比男生高一倍，連音量也高一倍，班上要是有女生以前曾經倍受欺負，或者在她來了之後被別的班同學欺負，她一定找一堆女生去把他揍一頓，所以她在我們班上廣受歡迎。後來班上有幾個女生想去打工，她就帶她們去，她自己覺得這些女孩子，叫她們做檳榔西施，她們於心不忍，因此就和她們一起去西餐廳打工，一直到畢業都這樣。這個學生的父母離了婚，爸爸找了另一個女人，她因為不喜歡回家，所以就去打工養活自己。她非常的漂亮，所以在西餐廳收到很多花，很多男生找她說話。但是其他三個女生和她一起去打工其實並沒有負面的效果，她們在西餐廳從下午四點開始打工到晚上十點，我自己觀察其實並沒有特別負面的效果。她雖然在畢業以前有一段時間逃家，和另外一個男生住在一起，她也曾經做過檳榔西施，但是在求學時並沒有因為是檳榔西施而影響到求學，在同學之間應該做的事情她都做了，反而同學從她身上得到很大一股的力量，也就是解決問題的力量。這給我一個很大的啟示，我們對異類的學生好像也不必太有成見，總是把她們當成問題學生，說不定她們只是解決問題的學生。
何：我的思考是：老師和學生之間的權力關係，是不是也要在這個教育改革之下被重新建構？在「安檢」的議題上，可能為了校園裡面的安全，我們必須做這樣一個措施，可是安全問題只能夠靠安檢來達成嗎？是不是還有其他的方式？比方說，反省一下我們把哪些東西當成安檢的對象，那些東西又為什麼對學生有那麼大的吸引力？那也就是說，可能在學校裡面，老師被賦予了這個責任跟義務，好像無形當中我們會把自己的權力擴張了，然後把安檢的不尊重的事實合理化。這樣說來，可能安檢只不過是因為大人想要偷懶，不想再花力氣去達到安全的問題時所設計出來的一個策略。
B：我也想講一下，很多大人這樣安檢，說真的，沒有用。你只會抓到第一次。我們自己做學生的時候都是這樣，就是在安檢的時候把東西放到別的地方而已。如果老師真正想要知道學生在幹嘛，說真的，用溝通的方式比較有效。跟學生混熟了，他真的什麼事都告訴你，真正去了解學生的生活，可能還會有點效果！
C：剛才兩位我都非常認同，我舉一個實例。我曾經帶過一個班，我剛到那個學校時每個人都向我警告：這個班是全校最不好的。我進教室的第一天，起立的時候就有一個學生在座位的中間把一個最大的垃圾桶從空中丟到垃圾桶的位置去，我立刻衝過去問：是不是你？他說：不是。我就問旁邊的人說：是不是他？他們當然就袒護他，就說：不知道，因為他們認識他，不認識我。那時候我就想，如果我硬要去處理，一定會很不好。我就說：好，我相信你。我就回座位開始處理班務，以後他們就變得蠻好的，全校都覺得他們變了很多，怎麼整潔秩序都是全校第一？畢業的時候還有三分之一的人操行超過一百分。另外一個老師告訴我：有一次他在輔導室看到那一群以前他當導師的學生，就進去跟他們說：你們很不給我面子，以前我當導師的時候，你們就不好，現在為什麼這麼乖？結果那些學生就跟他說：沒辦法，每次我們講到後來都講輸老師，我們只好聽他的話。所以說，用理性討論的方式，要比強制管理來得有效。至於安檢的問題，我在班上就沒有安檢過，因為如果真的要帶的話，藏在哪裡都有可能，你就用你的各種方式讓他真的懂得照顧自己，讓他懂得什麼是好的，什麼是不好的，那他就自然而然不會帶。能夠達到這樣是最好的。
D：我本身是實習老師，我覺得這一年的實習以來，有很多困惑和質疑的地方。剛剛老師一直在提醒我們，做一個新生代的老師可能是要具備多元理念的，我們在校園裡可能希望讓學生有不同的聲音出來，可是我現在比較擔心的是，90以年後國教政策改變，授課時數減少，師生互動的品質可以提高嗎？像在實習的過程裡，我們的導師時間雖然都是安排的，可是有多少像我們這樣一群有愛心的老師，願意這樣花時間跟學生溝通？溝通是一段很長的歷程，而且有些學生在這個過程裡可能不理你，你也可能會受到各界的質疑、壓力，我覺得長期的研習下來，我也在想到底研習有什麼用？我覺得蠻懷疑的。我們這些人現在有積極的表現，但是怎麼持續這個動力？我總覺得說：來研習完，那個動力很強，回去之後又沈寂下來了，這是我覺得比較無力的地方。
何：為什麼會沒有動力？那是因為你不在那個位置上。如果你是個同性戀老師，如果你是個辣妹老師，如果你是個不一樣的老師，你就會有很大的動力要教改，因為那是你生活的全部，那是你所承受的壓力的來源。另外，教育的目的不是要創造充滿愛心的老師，而是要讓老師越來越有時間去提升自己，讓學生發展自治的能力自我學習，那才是真正最深層的動力。我們如果只是想去調教一批充滿熱心，24小時守候，全年無休的老師，這只是把老師累死而已，學生一點好處都沒有，因為他們還是被當作baby一樣來養。我們其實希望的是老師能夠在教學上有些改變，生活上有些改變，互動方式有些改變，用這種小小的四兩就能夠撥千斤，讓孩子們能夠自立自發的掌管自己。老實說，他們通常也能夠自立自發，掌管自己，問題是：他們自立自發掌管自己的時候常常被成人痛扁。成人一看到孩子自立自發掌管自己，就說青少年是「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我倒常常覺得，成人的基本原則是：「只要我不喜歡，什麼都不可以」。像這種獨裁型的教室運作永遠沒有辦法養出有自發性但是也有自制力的人。老話說：百年樹人。我們現在所做的很多事情其實都一點一滴的沈澱在這些孩子的心裡面，形成他們日後過生活的方式。因此我其實有點希望大家不要太有愛心，太有愛心只是增加青少年的困擾；你要做的事情是，站在旁邊，讓他長大嘛！頂多提供一些養料就好了。所以，沒關係啦！如果老師沒有太大的動力創新，那就沒有動力吧！只要你不繼續做壓迫者就好了。
E：我們回到學校後通常會遇到一些阻力。我剛到現在的這個學校一個月，也遇到類似的狀況。我在輔導課時教導性教育，我跟學生說要愛護自己的身體，不曾手淫或自慰的同學，可以可以在隱密的地方自己學著試試看。隔了一天以後，同學就來跟我說：「老師，我們老師說不可以」。我說：什麼事不可以？」同學說：「就是上次你說自己試試看的那個啊！」我只好說：「是這樣喔！也許很多老師可能觀念不太一樣，所以你們自己看看好了。」我只能這樣回答他。
F：我覺得沒什麼關係。這就是人生的現實，不同的人確實有很多不同的意見，學生也需要學會怎麼樣去處理不同的意見，做出他個人的抉擇，要是老師都口徑一致，那才是危機呢！
G：我覺得這樣一個討論給我很大的衝擊。我在做學生的時候，老師覺得我不是一個很好的學生，有一個導師還拿一隻原子筆當秤，對我說：「難道你有多重我會不知道嗎？」那時候我比較叛逆，我跟他說得很直接，我說：「我自己有多重，我自己都不知道，你怎麼會知道？」因為這樣的一句話，我被記了一個大過。我到學校教書的第一年，有個英文老師上課時注意到我班上有一個學生頭低低的，課本放著，沒有表現很尊重或很專注的樣子，結果那個老師就把他叫起來，說：「如果你不想聽，就給我出去！」既然同意學生不想聽就可以出去，學生當然有權力出去，那學生就很率性地走出去。那老師就說：「你還敢給我出去！」那學生就更坦白地說：「是你叫我出去的」。老師就說：「你不要臉！」然後就過去打他巴掌。當然其他同學也不太高興，後來那老師就說：「既然大家都不想上，就全部都給我出去」，結果全部的同學就很率性地走出去。那老師就氣極了，拿著藤條到辦公室來找我，跟我說：「你看看你們班，你教的這是什麼學生？」我聽他暴跳如雷，就跟他說：「是怎麼樣的情形，因為我當初並沒有看到，我會仔細跟我的學生談一談。」但是他堅持要我將學生記大過，我不願意記大過，我說：「我會跟他溝通，如果他在行為上沒有尊師重道，我同意可以記他曠課，因為他沒有上這堂課；那至於他對你的不禮貌，在跟他溝通之後，如果他有必要跟你道歉的話，我會請他跟你道歉。但是至於記大過，在我導師這一關，我不太認同，我不太願意去簽這個過。」由於我是剛到這個學校，而他是資深的老師，我也蠻為難的，所以在訓導會議時壓力也蠻大的，最後的結果，我選擇了離開日校，到夜校去教。我到夜校教了六年，我覺得我們的教育也蠻奇怪的，日校就是好學生，應該嚴一點，夜校的話就是半工半讀，只要有念就好了，你要怎麼管，隨便你。在這整個過程裡，我覺得有時候我們所定義的成年人各方面的價值觀都蠻成熟了，講出來的話卻是表裡不一的，當我們老師都不知道怎麼叫做尊重的時候，學生做出這樣的反應來，我覺得那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我常常在學校裡面看到很多老師對待學生的方式很有問題，所以覺得我們這樣的思辯過程其實非常好，它可以讓我們釐清非常多的問題。
H：我這邊有一個經驗蠻特別的。我以前在學校輔導室待了四年，因為兼行政，以往都會辦研習，就會請一些衛教系統的老師來講一些讓大家都覺得很溫馨、很窩心的話，台下的老師都覺得心滿意足的離開，但是事後就沒有下文了。兩年前我開始接觸女性主義，也在我們學校辦了一個「兩性教育」的系列活動，其中有一項議題就是：觀看「美麗少年」這部電影。我覺得同性戀的議題進入高中是比較特別的情況，所以我在學校的工作委員會提出來，詢問這部影片可不可以給我們的學生看。委員會的意見是覺得，先讓老師看完之後再考慮要不要給學生看，我們就先播放給導師看，還邀請了導演陳俊志來做說明。當天看影片的時候其實都還好，老師也覺得接觸到不一樣的東西，導師們的反應也都還好，可是後來看完影片接著座談，這個議題其實和老師們的觀念有很大的衝突，我們就看到很多老師坐立不安，站起來之後又很勉為其難地坐下來，有些老師提出問題就頗尖銳的，對陳導演的一些想法甚至牽扯到人身攻擊。後來整個座談會快結束時我們發便當，竟然有些老師很生氣的把便當丟在門口，會後還有幾個老師到輔導室跟我們說：「你們輔導室怎麼可以辦這樣一個活動？」也就是怪我們沒有提倡一些正確的性觀念，甚至有點警告我們主任說：「你走著瞧！」意思就是說他會有後續的動作。可是那天我覺得比較特別的是，其實有這樣保守意見的老師大概只有十幾個，我們那天整個會場大概有六十個導師，就私底下我的瞭解，有三分之二左右的老師還蠻認同這樣的活動。只是我覺得比較可惜的是，這些肯定的老師的聲音都沒有出來，也沒有給我們一些支持。換句話說，其實是有很多種聲音的，但是通常只有某些聲音有膽量出來。
I：我聽到老師談到的那些多元化的做法和聲音，在我內心裡面有蠻大的震撼，因為可能我在學校是一個異類。我想，我們這樣的社會真的很少很少接納不一樣的聲音或作法，大人是這樣，以後那些小孩也會變成大人，就好像一種惡性的循環，不同的聲音永遠都很小，雖然是這樣，我還是願意發出我的聲音，願意在學校裡面表現出來。剛才那位老師說沒有動力，那種動力其實要自己去找。譬如說，我在剛帶學生時，就開始不一樣的班級經營，早自修的時候，我希望不是讓孩子靜靜讀書而是每週換不同的活動項目，比方說，我帶著學生在學校操場做慢跑，在慢跑之前，我會先跟他們做熱身，熱身時我會告訴他們，這種運動會讓我們健康，跑完以後我們就圍在一起聊天。在這樣的聊天中，孩子會告訴你很多很多不同的東西。另外一種方式是，我們圍在一起聽一段故事，聽完故事以後，我就會讓孩子發表一些他們的想法或做法，或是讓他們自己來講，或者是聽一段歌曲，讓他們想如果他們來改的話，會怎麼改。我們校長說他蠻同意我這種做法，但是後來換另一個校長，就開始在導師會報批判我這種做法，說：「怎麼隨便把學生在這種自修的時間、看書的時間，帶到操場去，做什麼？」還在廣播上說我是一個不負責任的老師，在整個操場上說我是一個不好的老師。但是在學生的心目中，我不至於啊！學生就問我：「老師，你聽到校長這樣說，你會怎樣？」我說：「你覺得呢？」他們就講：「這種校長很奇怪，是不是有點變態？」我覺得學生對我的做法已經有點肯定，所以這個時候，我就做我的，我不管校長怎麼說，我還是做我的事情。我就先去探求另一個跟我坐得比較近的老師，跟他說：「我想把週記的形式做個改革，不要再寫什麼一週大事、生活檢討，我們來改變一下，我們把它變成一種聯絡簿，每六天有一篇是週記，然後週記寫的是生活隨想。」那個老師就說：我們再找另一個老師好不好？最後我們終於找到一共有4個老師來做這個事情。我就把週記全部改掉，另外一個老師比較小心，他還在封面上寫：「生活週記」。我沒有，我完全讓學生自己設計封面，我們班就有人寫：「生活隨想」或者是「我有話說」、「寫真集」等等，反正孩子的創意很多，他們就寫了很多他們想寫的字眼，畫的圖案都很有創意。我心裡就想：「會不會在抽查週記的時候，我又被批判？」可是我想：「沒有關係，他要批判的話，反正我們有四個人，另外三個人也跟著我這樣做，有伴被批判的話，也比較不孤單」，不像我第一次被批判時，我非常孤單。我現在就會想找另外一些老師，所以這就是動力，你可以去試探一下別的聲音。我覺得這種聲音一定要讓它展現出來，不要一直深藏在內心，這樣才能找到新的動力。
J：這位老師很有創意，我不敢說「標新立異」啦！我是覺得她很認真，很喜歡跟學生打成一片。可是校園還是有校園的倫常，要是把全部好的意見呈獻給校長，我覺得校長也不是很固執的，他如果同意你去做這件事情，就會帶動整個環境更好，學生也會肯定你，你尊重校長，學生也會尊重你。
何：教改裡面有一個蠻重要的部份，就是教學的自主、教學的自由，老師有沒有權力做自己要作的事情，老師可不可以有自己新創的教學的方式？還是凡事都要秉承上意？這一部份也是要大家開始想喔！
K：我想就這個話題表達自己的意見。剛才這位老師講時，我很想說：這位老師，我很歡迎她來我的學校。因為我一直認為，如果有一天，我們的孩子都能自制，老師也有更多時間做自己喜歡的研究工作。教育改革的教師專業自主，就是在你課堂的時間跟空間都是你的，你可以變化教學，你可以給學生最需要的東西，校長應該是絕對尊重老師在這個時間、空間裡的表現。老師的創意其實就是一個教學最好的動力。
L：我要說的可能不太一樣。我之前有兩年在軍校教書，軍校就是收一些社會上認為的「人渣」，可是在那兩年的時間中，學校給我相當大的自主空間，可以說進了教室，我想怎麼做，只要學生認為是好的就可以了。後來這一年中，我是在一個教會學校當實習教師，那是一個非常非常有名的教會學校，在那個學校中沒有所謂的安全檢查，我是來這裡才知道什麼是安全檢查。可是那個學校從國一開始，安排一系列的宗教活動，每天告訴你主是怎麼愛你的，每天告訴你我們要守住真愛，為了真愛，要守住最後一條防線。在進高中部之前，大概所謂的「不適任學生」都已經轉學轉走了。可能外面的老師會覺得我從一個地獄般的學校，到一個天堂般的學校，因為那是一個多漂亮、多美好的學校，但是我真的覺得這兩個學校是非常不同的環境，關鍵就在於我們想要什麼樣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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