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女性主义者会痛恨性工作?(演讲)

(这是我2000年8月25日在香港紫藤妓权组织谈「为什么女性主义者会痛恨性工作?」的发言稿)

请问:当你听到「妓女」这两个字的时候有什么联想?(请听众回应)在你脑中的妓女是什么样?

过去妇女团体及女性主义者对女性从事性工作有着一定的悲情想像,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在我们这个女性权益不受重视、被屡屡牺牲的文化中,女性性工作者的生涯当然是充满各种痛苦的──就像良家妇女在她们各自的人生路途中也经历了各种限制、压抑、羞辱、侵犯、恐惧、无奈无助一样。不过悲情想像之所以在女性主义和妇女团体中总是那么深刻、那么普遍,除了它部份描述了性工作者的现实之外,其实还有其他原因。

首先,这个悲情的形象似乎正是我们在萤幕前、在小说和流行歌曲中、在各种研究报告里所看到的妓女形象。这当然一方面是妓女们选择了这种「在公众面前呈现的自我」。原因很简单:如果卖淫被大家视为可耻,被大家视为只有在极为可悲可怜、有非常正当的理由的情境中才会选择的道路,那么很可见的,妓女们也会顺着这样的故事来诉说自己的处境,以减低大众的敌意,避免麻烦,并以此来回答充满暴力倾向的警方、以及善意有余但是智慧不足的研究者。老实说,在被逮捕之后,在戒备森严的管训机构中,谁会自找麻烦讲真话呢?

那么,为什么妓女在别的机会和场合里也不讲真话呢?因为,性工作者一向就被放逐在社区之外,不是被扫黄就是被检举驱逐,在这种敌意环境中谁想和你说话?「污名」最主要的作用就是把被污名化的人口群标记起来,用成见为她们着色,使她们永远都要受制于污名的阴影之下。如果「我们」只能用严厉指责、强制救援的高姿态来和「她们」互动,又怎能要求真的认识她们呢?老实说,以社会大众一般的态度而言,性工作者是宁可不要和大众有接触的,因为接触就是羞辱、责备、麻烦。

妇女团体和女性主义者一方面无从知晓性工作者的真貌,另一方面又只能直觉的在现有的道德规范中想像性工作者。这么一来,把性工作者说成悲情的受害者,不但可以帮助妇女团体和女性主义者理直气壮的在主流质疑的眼光中进行救援(好人家的子女为什么好端端的要去接近那些肮脏的事?),也可以说明自己是很幸运、但是也很有爱心、而且真心希望终结性工作的(我们是有智慧、辨是非的好女人,我们当然要拯救我们的姊妹)。她们没有想的是:把性工作者说成悲情的受害者,必然也同时把性工作者放在以下两种位置上:她们是悲惨无助、只能等人救援的;或者她们是明知不好还进这一行、价值混淆头脑不清的人。而这两种位置都侷限了性工作者的力量和主体性,对壮大她们恐怕都没有什么好处,这也是女性主义受害者论述的死路尽头。

如果说妇女团体和女性主义者多半以悲情的角度来认识性工作者,那么这股悲情又是如何变成痛恨的呢?为什么那么强大的同情心,里面会包含着那么强大的愤怒厌恶呢?

良家妇女当然会说她们痛恨的不是性工作者,而是性工作。不过,她们对性工作的痛恨却常常害到性工作者(如台北废娼),而妇女团体和女性主义者还不肯承认害了后者(我们是拯救你们脱离那个可怕的行业啊)。因此说穿了,身体经验和性观念都太过贫瘠的妇女团体和女性主义者的强大愤怒,还需要进一步深层的解释。其中有很大一部份反映了她们对「性」的畏惧和厌恶,因此对那些能在性中如鱼得水的女人也很厌恶(我不能有,你也不能有)。另一部份很可能是因为她们自己无力处理无意识中的冲动和矛盾自责,因而转移到性工作者身上(许多好女人在痛骂性工作和色情时透露出莫名的快感和激动)。还有一部份是因为好女人的性一向就是交换饭票、爱情、专一的筹码,现在性工作者的交换模式有可能打乱好女人的交换原则和市场行情,也就是危及好女人的出路,而且还使得别人推想好女人是不是也并没有那么清纯高超。这些当然会使不走好女人道路的女人遭忌(你真贱,真随便,破坏了女人形象,讨好了男人)。

一般民众对色情和性工作可能不像妇女团体和女性主义者那样义愤填膺。「不道德」是一个很简便的、不受质疑的标签,好像一旦用出去,自己就突然变成道德的,这么方便的掩盖法当然会很上手。然而什么是道德?什么人才有权利分发这个标签?这些都是需要思考的。不久以前,妇女团体和女性主义者也曾经被视为不道德(因为她们提升了妇女意义,危及了家庭中的权利关系),但是现在如果妇女团体和女性主义者站在所谓道德的那一边,那么她们需要好好想想,自己到底是顺从了哪种道德?义愤可以是力量来源,但在某些情况下,更常变成不自觉的阶级优势表现。

转载本网页时请保留本版权注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