婆女性主义:网路专访Minni Bruce Pratt(翻译校订)

朴蜜妮与费雷思2003年11月来台时合影于台北故宫

(以下的网路访谈是2000年9月由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的丁乃非向朴蜜妮提出问题,然后由朴蜜妮自己撰写答案。张玉芬翻译,何春蕤校订。刊登于《跨性别》,何春蕤编,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2003年,页359-366) 

 

Q1. 您现在是一个有婆认同的诗文作家、教育者及运动份子,请问是如何达到今日的政治立场与运动位置的?

朴:我出生于1946年,老家是曾经施行奴隶制度而且在19世纪和其他南方各州一起点燃美国南北内战的阿拉巴马州。而我在个人生命中反抗妇女压迫和种族歧视,完全是因为受到这个出生时空的巧合所影响。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美国南方还普遍存在着种族隔离政策,就像现在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一样。在这个政策下,「有色」人种(包括非裔、印第安原住民、中南美拉丁裔、华人)都不准与所谓的「白人」通婚或与他们共同用餐、上学,就连和「白人」共用一个饮水器都不可以。我的父母、长辈、教会领袖、学校老师和政府官员都教导我,这样的种族歧视系统是正确且道德的生活方式。

但是到了1970年我开始拒斥这样的价值观,因为我亲身接触到历史的洪流。1950年代晚期和1960年代,越南、中国大陆、非洲等地区的解放抗争激励了全世界,好几波解放运动也横扫过美国。虽然当时我对这个国际层次一无所知,但是非裔美国人士在我家乡阿拉巴马州发动大型的组织造势活动以终结白人优越主义,却深深影响到我。后来南方的民权运动和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反越战运动衍生出妇女解放运动,我也被吸引加入。

在国际抗争中担任领导地位的女性都是美国妇女解放运动成员们仰望的对象,几乎每个成员家中或聚会地点都有那张中国革命口号之一「女人撑起半边天」(Women Hold Up Half the Sky)的海报!那个时候,我们都是说「女人解放」(women’s liberation),而不仅仅是「女性主义」(feminism)。换句话说,我们了解到,女人的命运是经由抗争来决定,而不仅只靠理论!而且我们也将妇女的抗争连结到全世界反帝国主义、反种族歧视、反殖民主义的抗争上。

这就是我在1975年「出柜」为女同志时面对的政治环境。当时我仍居住在美国南方,有着近十年的异性恋婚姻,有两个年岁尚小的儿子。当我公然宣告自己是女同性恋并与丈夫分居之后就失去了孩子的监护权,因为法院和社会都认定我既然是个女同性恋者,那就一定是个「不适任」的母亲。

我的朋友圈里主要是自诩为妇女解放运动份子或女性主义者的女人,许多也自认是女同性恋者。除了政治运动工作之外,我们也为自己创造了一些新的社会空间和机构,例如为举办文化活动的咖啡屋、各自带菜合吃的晚餐、文学杂志等。但是我们也会去同志酒吧社交,并在那里接触到许多不必然借由认同政治抗争来「进入同志身分」的女同志、同性恋女人和男人。

就是在这些同志酒吧中,我们有关性、性别角色和性别表现的妇女解放讨论,终于际会了T、婆、「变换者」(原文kiki,就是性别流动,随时更替或综合T婆特质者)、变装国王与变装皇后们的漫长同志生命历史。

 

Q2. 您觉得您自己的婆性/别政治与1970至1990年代衍生的美国女同志女性主义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女性主义内部外部的哪些矛盾冲突可能塑造了您的政治立场?

朴:原本我个人的「女人」认同完全被我的出生地及其文化所塑造,所以当我在1975年「出柜」为一位女同性恋者时,我也开始和这个事实挣扎角力。(而这也是我们许多妇女解放运动份子当时挣扎着面对的!)

对我个人来说,我当然知道我的父母和家乡都冀望我长成异性恋、嫁给白种男人、让丈夫掌管我的想法和计画、继续做个基督徒、生养子女、担负起照顾家庭的责任、不要追究那些「男主外」的男人在外面的世界里做些什么…在他们传统的定义之下,一个「真正的」女人(当然)拥有女性的生殖器、是「白人」、是异性恋、「有女人味」(feminine)、只和单一性伴侣作爱而且总是被动的、已婚且有小孩、拥有一个低薪低地位的「女人的工作」──以上这些特色都必须同时存在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女人。

我们这一波美国妇女解放运动的贡献之一就是粉碎了那个看来完美一致的图像,打破了上述那种单一的「女人」定义。在我个人生活中,我以出柜现身成为女同性恋者并且成为妇女解放的政治组织者来突破我的文化调教:我变成了诗人,取得了博士学位,找到了一份专业的工作;我享受非单一伴侣的恋爱,学习照顾自己的财务,维护我自己的公寓和我自己的车;我开始独自驾车长途旅行,跋涉千百英哩去参加妇女研讨会与各种会议。这些举动在今日似乎是再平凡不过的,美国任何一个女人都这么做,但是在当年,我家或我社群中的女人是完全不准做这些事情的。

在整个妇女运动中,打倒这个单一的「女人」定义就意味着发动许多不一样的、挑战性与性别成见的抗争。妇女解放运动组织群众来抗拒工作歧视与薪资不平等,呼吁不应该区分「男人的工作」和「女人的工作」,反对同工不同酬。我们有些人则努力争取全面开放堕胎权与堕胎管道,主张「女人」的意义不应该是强迫生育;有些人则争取增设价格合理的日间托儿制度,认为「女人」的意义不应该是筋疲力竭、缺乏支援的母职;有些人则反对强迫有色女人绝育,因为我们相信女人应该有权利选择是否愿意当母亲,我们相信「女人」不能以种族歧视的方式来定义,母职不应该是只保留给富裕白种女人的选择;还有一些人致力争取同性恋和双性恋女人的情欲自由,认为「女人」这个名词不能只让异性恋女人使用。

借着打倒这些很侷限的社会定义,我们认识到:基于阶级地位、种族、地区、性、肢体能力、语言、国族等等方面的差异,女人们的经验和生命是不同的。我们认识到:「女人」是生理性别和文化教养复杂交织著「男性特质」与「女性特质」的结果。我们引述西蒙波娃的话:「女人是制造出来的,不是天生的。」(”Woman is made, not born.”)

但是,我们大多数人在套用这句话的时候都有选择性的设限。例如我从小就认为自己是个「女孩」,因此我的抗争方式就是夺回「女人」的自我定义权。其中一部份就是开始来回穿越所谓「男性」和「女性」之间的疆界──独自旅行、搞婚外情、成为一位诗人。当然还有很多未被检验的假设…

可是,虽然我在同志酒吧中的社交生活使我熟悉了如何以「婆」的身分来做女同性恋,但是当年我正在妇女解放风潮的影响之下全心重新学习做「女人」,以致于没有仔细检视我的「婆」认同。毕竟,在旧的「女人」定义下,「阴柔」(feminine)被认为是「柔弱」(weakness)的同义词。然而从我以女同志的身分生活以来,我就知道自己是个比较女性化的「婆」(femme),只消看一眼我三岁时的照片就可以看出我那时就已经是个「婆」了!

但是这个「婆认同」却和我的女同志生涯及女性主义者生涯格格不入。基于人们对「阴柔」的预设,她们(包括女同志在内)都用那些社会调教的刻板印象来看待我。在某些层面上,我知道我的性别表现(gender expression)并不一定紧密的连结到社会化定义下的那些「女性」(female)特质(例如:女性不会替车子换机油、不会直接了当的表达沟通等等);但是,不论外在世界或我自己都没有完全领悟到:性别表现(阳刚性、阴柔性、中性)就只不过是「个人自我被性别化了的表现」,就这样而已。

这些就是当今跨性别解放运动正在好好挑战的假设。这个运动重新打开了那个被妇女解放运动开启的讨论,以彻底思考「女人是制造出来的,不是天生的」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Q3. 婆往往因为她的「阴柔」而被视为是以主流的、过时的、传统的性别表现模式蒙混度日,也因此承受污名的压力。请问您如何看待婆(femme)和女性特质(femininity)之间的关系?又如何看待婆和「女人」(就是女性主义定义之下的那种标榜「认同女人」或「生为女人」的女人)之间的关连?

朴:婆的性别表现是阴柔的,当然也比较容易被这个没有跨性别意识的世界诠释为体现了女性气质的内涵。而在那个世界里,女性气质是被鄙视和压迫的,所以阴柔就被视为最低贱的特质,因此婆也就被说成是柔弱的、被动的、工于心计、现实、自私自利、虚荣等等。反正任何加诸于「女人」的负面刻板印象都会被加诸于「婆」身上。有时候连一些「正面的」描述也会被加诸于「婆」,当然这些正面描述有可能是恭维之词,但是如果是基于性别的刻板定型,那可就不是什么赞美之词了:例如有人会说,婆「天生」比较善长煮饭、打扫、购物、养花莳草、照顾别人等等。

事实上,当一个婆,就只不过是拥有一种阴柔的性别表现。婆可以打篮球、做女红、做粗工、熟练的操作电脑、养小孩、或决定不生育;婆可以是异性恋、双性恋或同性恋女人(其风格细节当然会不尽相同)。婆还可以是男变女的变性女人、女变男的变性男人、同性恋男人、异性恋男人或双性恋男人。婆,甚至可以完全不认同女人。

做一个婆,并不表示就「认同男性」,并不表示她会认为男人的想法与关注比女人的想法和关注来得重要。做一个婆当然也不表示就是「认同女人」的。做一个婆就仅仅表示这个人的性别表现是阴柔的,而这个阴柔的风格还会因人而异、因文化而异。

 

Q4. 被压迫者之间的连结(例如在台湾,酷儿与性工作者在1997年妓权运动中的集结)是既困难但又十分重要的。请问您如何看待美国性与性别的叛乱份子(gender and sexuality outlaws)所集结的这种结盟?

朴:美国当代的同志运动是由1969年6月纽约市石墙事件所点燃,当时女男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社群中最受压迫的成员们团结一致反抗警察暴力。在石墙酒吧发动反击的人正是那些非裔和拉丁裔的变装皇后和T女同志,她/他们有些人无家可归或被迫从事性工作谋生,而她们全都因为没有活在「适当的」性别中而遭到警察骚扰。这个当代同志运动的起源在美国从未被遗忘,而伴随着跨性别运动的浮现,大家正在努力再生那些影响力,强化那些连结。费雷思就在最近的新书《跨解放:粉红与粉蓝之外》(Trans Liberation: Beyond Pink and Blue)中强而有力的促进了这些连结的形成。

但是,想要更巩固各种性/别被压迫人士之间的连结,就必须在分析中清楚理解种族歧视和阶级不平等在维系压迫中扮演的角色。就像「女人」并不是一个同质单一的群体,我们的「酷儿」社群也不仅仅是一群同质单一的人们:有色人种或贫穷的酷儿们,以及那些最昭然或公然过著跨性别生活的人,都承受着比别人更多的暴力、歧视、压迫。任何性/别被压迫人士之间的结盟如果想要很坚固,就必须关切我们自己社群中受压迫最深者的需求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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