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別與同志運動

(這篇歷史回顧刊登於《揚起彩虹旗:我的同志運動經驗1990-2001》,莊慧秋編,2002年9月,頁131-138)

1990年代是女性主義與婦女運動在台灣勃興的年代,我有幸參與在這樣的運動中。不過,同時我(還有另外一些朋友)也意識到,台灣有一場性革命正在發生,而這個澎湃變化中的趨勢是不是能有性別解放的眼界,能不能接合進步的力量而突破社會成規,都還需要社會運動的努力。1994年我在婦運的高峰期,也是性學論述方興未艾之時,出版《豪爽女人:女性主義與性解放》,積極把女性情慾接合到女性主義的解放理想,我的主要對話對象雖然以異性戀女人為主,但是出書後有不少男女同志表示,同志也需要性解放。這一方面顯示了當時一些同志的情慾發展需求,另方面也顯示原本存在於婦女運動內部與外部的同志在此時開始更自主地獨立發聲。

不過,性與性別顯然是兩個重疊但不同、並且有衝突張力的領域,我們這幾位左翼的女性主義朋友也因此從1995年起漸次被主流女性主義「疏離」。為了維持一個激進的性政治與性別政治的學術/運動據點,1995年10月我和丁乃非、卡維波以及另外一些友好的學術朋友在中央大學成立了「性/別研究室」,在命名上就宣告了性別與性既不可分離也有所距離,並強調在性中有別(差異),更關注性別與其他社會差異的關連。這個命名的理論蘊涵後來就成了性/別在各種社會爭議上介入時的基本立場。

性/別開幕時我們邀請了美國著名男同志學者D. A. Miller來台,談論的題目則是從好萊塢電影談肛門強制,以及著名文學理論家巴特的同志書寫。這些話題是學術性的,但是也是另類邊緣的學術顛覆,頗有以此明志的意味。我們的研究室也自此成為校內同志學生團體與一些性別異議學生的聚會地點,有時還有鄰近學校的同志學生前來,大家呼朋引伴在研究室內聯誼,頗為熱鬧,這些學生也一直是性/別研究室群眾活動的參與主力或幕後出力者。

性/別研究室這些年來舉辦或參與了許多和同志相關的活動,想要知道詳細表列的朋友可以上我們的網站去看活動記錄(http://sex.ncu.edu.tw/activities/index.html)。在這篇文章中我只想就性/別參與同志運動的一些基本理念來談一談,也算是為這些活動提供一個理論和歷史的脈絡。

充斥同志情慾的四性研討會

女性情慾論述一發聲就引來保守性學人士和公衛人士的撻伐,各式各樣的生理醫學、傳統道德論述都企圖把性的議題再度歸於一言堂。1996年,性學人士籌劃7月在台灣召開一個大型的學術會議,性/別研究室則決心搶在他們前面召開一個不一樣的研討會,把文化和運動角度的觀點引介進性領域學術的領域,積極打開多元性言論的空間,以學術的論述來挑戰性學和公衛人士在台灣一向獨大的正當性。

為了有針對性,也為了開拓版圖,這個會議的名稱很煞費苦心的寫成「性教育、性學、同性戀研究、暨性別研究學術研討會」,高亢的要求這些領域必須串連在一起,相互啟發,相互詰問,形成豐厚的研討和論述環境。由於名稱太長,卡維波也把它暱稱為「四性研討會」,一方面指稱題目中的四個「性」字,另方面也想顯示,在台灣已經熟悉的兩性、第三性之外,我們強調「四性」,就像台灣當時蓬勃發展的有線電視被統稱「第四台」一樣,有其邊緣的、多元的、不斷衍生變形的含意。

就性/別運動的發展而論,第一屆的四性研討會也有其歷史的徵兆意義。為了對抗本地的性學人士,我們聯繫了香港地區的開明性教育人士吳敏倫和同志論述作者周華山來發表論文,以呈現另外一些觀點。另外,當時雖然在婦女運動中已經開始有不同路線間的緊張關係,然而各方人馬還是意識到這個首度針對性別和性議題的研討會有其重要性,因此就連後來和我們在性工作議題上尖銳對立的劉毓秀和林芳玫都參與了這個會議擔任講評;婦女新知家變事件中的主角王蘋和倪家珍則在這個會議中對婦女運動和同性戀運動的發展提出了針貶的論文,在某個程度上標記了當時的張力。這兩個趨勢後來成為每一屆四性研討會的特色:我們總是設法聯繫性/別研究領域中活躍的華人學者(從香港一直到中國大陸),並且在議程中反映當下炙手可熱的性/別爭議(從同性戀到性工作到性騷擾到青少年情慾)。

就剛剛起步的同性戀論述和研究而言,從第一屆四性研討會開始,每一屆的會議中不但包含多篇針對同性戀文化和運動的專題論文,更安排針對同性戀政治的座談。而由於這個明確的運動和非主流色彩,四性研討會也成為同志與性別異議份子集結的場域。每一屆四性研討會都有三百五十人次以上的與會者(由會議論文集的印行數字為佐證),不管是在台北或中壢,四性研討會總是大客滿,就連第六屆四性研討會適逢桃芝颱風襲台,會議廳還是連著滿座兩天,紫色的會議布幕映照著鮮黃色的會議字樣,廳中熱烈流動著的則是各校的同志學生、運動人士、性別學者等等,令我們都為之動容。

或許正是因為四性研討會擺明了有同志運動的色彩,因此這個研討會也有它一定的品牌效應。我曾經聽到無數朋友提到,四性研討會已經成為同志在學術和運動圈中正式「出櫃」的場合,許多同志朋友定時參加四性以便看看今年又出現哪些同志論述和同志研究者,許多同志相約在四性會場一齊感受屬於自己的公開空間,遇到同志發表論文時甚至還會有自己的啦啦隊到場助陣打氣等等,至於場內場外會前會後的各種情慾流動,那就是四性的另外一種效應了。前兩年,四性也開始成為跨性別朋友到訪的場域,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運動的擴散轉折。

四性研討會舉辦了六屆之後,台灣同性戀研究的學術風氣已經大開,以同性戀或性為主題的大型研討會也有其他學術機構舉辦(如2002年謝臥龍教授在高師大召開的同志學術會議),性/別覺得在某種程度上已經完成了階段性滋養同志學術研究的任務,接下來將大步向前繼續去經營以國際連線為規模的「性/別政治超薄型學術研討會」,以聚焦於開拓空間討論那些尚未獲得正當性的(包括同志)邊緣情慾議題。

開拓同志空間的串連活動

不管是舉辦研討會,參與各種同志抗爭活動,撰寫各式抗議聲明,性/別研究室一直相信同志議題絕非僅僅相關「和相同性別發生情慾關係的主體」這個單一面向;事實上,我們認為同志議題或同志運動還應該包含了性工作、跨性別、藥解放、愛滋人權、S/M、女性情慾、跨代戀、網路自由、反對色情檢查、公共性愛等等議題,這才是一個有前瞻遠景、抗爭活力源源不絕、向外拓展的運動。畢竟,同志議題的開拓總是和其他情慾邊緣主體及議題相關,社會污名和歧視,在這些主體身上有著異曲同工的排擠效應,這些主體所面對的壓迫也有其共通性。而面對社會污名,性/別的抗爭也總是以高亢的自我肯定語言來對抗污名的羞辱效果,因此,例如舉辦座談會時就會毫不妥協的把主題定為「如何把孩子教養成同性戀」或者自我命名為「性別壞份子」,各種街頭遊行時更以尖銳的口號來衝撞常識。

舉一個明顯的例子。面對那個已經有些成就但是對自己運動隊伍中同志的存在視若無睹的婦女運動,性/別不遺餘力的積極引入同志觀點,試圖串連起抗爭的力量來。因此在1996年紀念彭婉如夜間大遊行的隊伍經過新公園時,性/別的團隊就在宣傳車上提及彭婉如生前如何對同志友善,然後在女性主義為基調的遊行裡喊出了「同志也需要夜間安全空間」的相關口號,雖然後來還因此遭受某些婦女團體非難,然而令人難忘的卻是當時街頭上澎湃的同志情感。

再舉另一個例子。1998年5月爭取教科文預算遊行走上台北街頭,當時台北公娼抗爭正烈,她們深感教育不足而承受社會歧視因此加入了遊行隊伍,我們中央的酷兒同學和已經畢業教書的校友們也決定參加遊行以表達自己的特殊關切。雖然當時遊行活動嚴格限制訴求方向,並且規定個別隊伍不能喊自己的口號,但是為了凸顯我們的立場──同性戀老師和學生的校園處境──我們決定製作自己的海報標語掛在身上,並且沿路喊著自己創造的、針對台北市中產形象的口號:

             我是好老師,也是同性戀
             多元性教育,快樂新同志
            搞快樂的教育,有希望的同志

這些口號不但吸引了其他隊伍中的同志學生和社會人士加入這個可以公開宣告自我身分的隊伍,我們大聲宣揚的口號也震動了在正前方隊伍中的公娼回過頭來看看這些坦然自在的同性戀。在遊行的過程中,在抗爭中壯大的公娼和那些一直在抗爭中支持她們的同志終於相認相知,互相以口號呼應。

這種串連不同弱勢群體的努力一直都是性/別在思考解放運動和性別理論時的基調。每年秋天舉辦的「性/別政治超薄型國際學術研討會」從1997年開始便引介許多重要的同志學者,以期深化並複雜化同志這個概念。從女同志愛滋文化研究學者Cindy Patton(裴新),到酷兒理論大師級學者Eve Kosofsky Sedgewick(賽菊蔻),到跨性別學者Judith Halberstam(哈柏斯坦),到菲律賓的同志教授Cabanero Garcia,到2003年終於要來台訪問的跨性別作家Leslie Feinberg(費雷思),我們總是希望藉著這些知名同志所帶來的論述,一方面打開本地同志研究的正當性,另方面也形成國際連線,讓台灣的同志運動逐漸滲入國際版圖。

不過,就算直接研討同志議題,性/別的活動和論述也總是首先關照那些邊緣的同志以及這些主體可能帶來的另類思考。1999年舉辦第三屆超薄型研討會時,我們特別針對同志中特具性別含意而因此常常被政治正確的論述嘲弄排擠的弱勢主體(即女同志中的T/婆和男同志中的CCGay),把會議主題定為「宛若TC」的同時,我們又在C的尖角上掛了一個淺色的T,以宣示其TG(跨性別)的蘊涵,預示了下一屆超薄型研討會所關注的跨性別主題,也指出了同志議題所需要的跨性別眼界。

在我們的觀察裡,台灣社會有愈來愈多同志認識到同志議題必須和邊緣的(性/別或其他)議題不斷串連,而且她/他們也已經以各自的方式開始實踐了。這是台灣同志運動的未來與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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