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压迫」:跨性别主体在台湾

(这篇2002年11月15日在文化研究学会年会「重访东亚」中宣读,修订后收入《跨性别》,何春蕤编,中坜: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73-122。也收入《异议》下册,台社思想读本02,徐进钰、陈光兴编,台北:台社,2008年。59-98。引用本文请参考附档刊出文之pdf档。)[1]

2002年10月3日旧金山湾区一位17岁的跨性别青少年葛雯因勇于做自己而被三位男性群殴刀伤,然后被绑手缚脚绳索勒颈毕命,弃尸于150英里外的山区。葛雯是今年第25个被谋杀的跨性人,根据美国跨性别权益促进联盟的统计,2002年是跨性人最血腥的一年。──David Steinberg

虽然没有像美国那样刺眼的暴力记录 [2],2002年的台湾却也是跨性人权益问题清楚浮上台面的开始。

媒体的耸动报导往往是这些事件浮现的主要场域。5月底,艺人陈俊生著女装夜游台北京华城购物中心,因体型高大不似女性而被警卫怀疑不轨追捕曝光,引发性别衣着自由的辩论,后来以尝试新戏角色解释变装行为而渡过难关 [3]。6月初,歌手秀兰玛雅出片时爆出同志疑云,据说她浑然不知曾经同居数月并携手拍摄婚照的男友并非男性,后来以秀兰玛雅涉世未深、为人单纯而平息风暴,所谓「男」友则在媒体曝光后继续就学,努力回复生活常轨。7月初,台北市跨性别市民蔡雅婷以平日女性装扮的照片申办国民身分证遭承办人员拒绝,蔡因此向总统府提出陈情,要求废止内政部所订歧视和损害变性欲者弱势族群权益之行政法规,这个事件不但揭露了众多跨性人在身分证件和外表呈现方式上所承受的限制,也凸显了跨性人在身分盘查时刻(从临检到海关)所遭遇的多重质疑 [4]。8月中,台北警方在路检时发现一名持有伪造女性身分证的长发柔弱女性竟然是即将抽签入伍的蔡性役男,媒体的疯狂追逐报导引发了跨性别团体发声批判媒体恶意侵犯跨性人的隐私权 [5]。稍后在8月底,台北市警局少年队在临检时捕获阴阳人流莺小茹,收押过程中爆发疑似性侵害疑云,后来并牵扯出线民、警员身分不清等等情事,震动警界,最后则以测谎结果认定小茹伪证诬告收场。[6]

早几年台湾媒体中不乏与跨性别(例如反串从业的红顶艺人和第三性公关)相关的耸动奇观式报导,也有少数触法(例如偷窃或伪造文书)的跨性别主体引起心理医疗人士对这类主体提出诊断式的定义论述,更广受瞩目的则是电视节目中至今热炒未歇的性别变装秀 [7]、在文化表演领域中的性别变装风气 [8]、以及在时尚领域中处处可见的性别变装越界 [9]。这些可见度(visibility)虽然不足以改变众多跨性人的生存现实,但是至少为那些孤立摸索自我身分的跨性人提供了一些恍如隔世的遥远相认。然而上述2002年一连串有关跨性别者的事件却标记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里程碑,那就是:跨性别的社会存在不再侷限于娱乐表演论述或心理医疗论述,而正式与人权论述接合起来。跨性别身分的暧昧或越界不再自外于一般大众的生活实践,而挺身与一般人的自由和自我权益直接相连,跨性别主体所承受的各种限制、猜忌、敌意也因而成为值得众人关切的事情。

美国的跨性别社群也曾经经历过一个类似的转变。人类学家Anne Bolin曾经在1982年对美国的跨性别主体进行了民族志的研究,当时变性者和变装者还是截然区隔的主体群,但是时至1992年,Bolin观察到跨性别社群俨然成形,各种在性别认同上变调移位越界(gender-transposed)的主体已经透过运动团体的意识建设形成连续体,携手合作面对有关污名、接纳、医疗等等共同问题(1994: 461)。Bolin认为这个转变的动力不但建基于跨性别草根团体的串连组织努力,也得力于女性主义对异性恋父权社会和传统女性形象的挑战打开了文化空间,使得更多呈现非正统性别形象的跨性别者和男女同志一样,都可以争取对自我实现的肯定,因而更建立起跨性别群体的团结壮大。原生女性的TS跨性别学者Henry S. Rubin在回顾「跨性别研究」(trans studies)的理论发展时也观察到这个转变的另一征兆:变装经典片Paris is Burning在1991年上映时被阅读为同志片,片中人物也被视为同志变装皇后的代表人物,然而时至1999年,已经有愈来愈多人看懂了这部片子中的跨性别主体和她们的愿望(1999: 173)。不管过去的女性主义性别解放运动或同志酷儿解放运动是否有意的积极促成跨性别运动的集结,它们所开创累积的论述和抗争典范都提供了宝贵资源给晚近才逐步展开的跨性别运动。

在台湾,这个转变之所以能够形成,主要也是因为这一、两年跨性别权益团体的论述策略积极的将跨性别议题和另外一些被大众关切的议题接合起来(例如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思考跨性别的衣着自由,或是从隐私权来批判警方与媒体的共犯结构如何侵犯了跨性别人权)。这个接合则进一步把跨性别主体平实化,包含进普同的人权概念之下,更重要的是,从跨性别的主体位置来阐述「性别平等」的彻底含意,寻回这个理念的基进(radical)内涵。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近期跨性别论述的浮现发声,同时也揭露了台湾以「两性平权」为终极目标的性别政治在对于「性别」的认知上有其高度侷限的的认知盲点,这个盲点不但使得现有的两性平权论述无能维护跨性别主体的边缘认同与身分,反而还因为固守两性框架而更强化了跨性别主体的可疑与污名 [10]

Judith Butler早已质疑过这个盲点。她认为一般人所说的「性别身分」(gender identity)其实就是在生理性别、社会性别、性实践、和欲望之间建立的一致、连贯关系,这个一致而连贯的关系正是强迫式异性恋(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所执行的那些规范措施所建构并持续维持的(1990: 17-18)。Butler因此认为,被排除在这些「可辨识的性别」(intelligible genders)之外的主体──那些性别暧昧、不一致的主体和实践,那些常常搅扰、揭露、置换有关男性/女性、阳刚/阴柔等固定气质呈现方式的主体和实践,那些跨越、揉合、改装性别(诸如变装皇后或国王)的实践,

以及Butler当时没有着墨但是事实上更完整「体现」(embody)这个论点的跨性别主体──已经用其肉身的具体存在和操演实践,在不断进行着抵御两性霸权的肉搏战。

然而在台湾,主流的性别文化一直拥抱着上述那个有关「性别」的正统侷限思考,大多数女性主义者的关切往往只集中于两性角色气质的局部松动以及相应的社会资源重分配,对于另外一些在层次上更为「敏感」且深刻的性别越界(例如关系到性或者身体)则多所保留,甚至只能充满疑惧;以致于在面对跨性别主体时,要不是完全无法阅读/理解,就是只能误读/误解,而无法用一个比较复杂成熟的角度来认识这些在性别认同/归属上暧昧的、错置的、游移的、骑墙的、强行越界的性别异类主体。当性别体制只容许二元分野,而且把日常生活世界架构在这个敌我二分的基础上时,这种非彼即此的定位当然使得那些性别暧昧游移的主体打从一开始就会不断觉得「自己有什么地方不对」、「我的身体是错的」、「我的灵魂装错了身体」。

用另一种方式来说,正是因为简单的性别二分架构强制的要在复杂多元的身体和欲望世界中划下毫无模糊暧昧的二元分野,才──照傅柯的说法──「生产」(produce)了跨性别主体,也就是在维持那个截然分野中创造出那些不能、不愿、不甘、不肯归属被派定范畴的「问题」(problematic)主体。同时,性别二分体制对于它者(other)的严密搜寻和医疗定位则形成强大的污名效应,使得这些性别异类在纵轴上时时承受现身曝光的压力(axial visibility),在横轴上则饱受孤立无援、见不到同道的隔绝处境(lateral invisibility)[11]。这个孤立、监控的主体建构过程也正是本文企图描绘的。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跨性别(transgender, TG)并不是一个统筹划一的名称,而是一个包含了许多不同性质之主体、不断改变定义与疆界、不断浮现新的主体和性别想像的概括名词 [12]。本文将以对台湾20位跨性别主体的深入访谈来揭示跨性别主体的日常社会存在,以及他/她们如何面对并斡旋那个时时检验性别归属、强化性别二分意识的社会环境 [13]。事实上,本探究将显示,「性别二分」作为一个基本的社会区分因素是如何深刻的构筑了我们的社会空间与人际互动,从而使得跨性别主体的日常生活充满了尴尬无奈难堪,迫使她/他们以自闭退缩来自保,而这样的侷限压抑则更进一步恶化跨性别者的形象,缩减其可使用的社会资源。

从性别校园到跨性别教育 [14]

当我还小的时候,好像别人都知道自己是女孩或男孩或女人或男人,可是我从来就不知道自己是什么。那时不知道,现在也不知道。──美国加州的原生男性跨性别作家和表演者Kate Bornstein

尽管家庭常常被视为性别角色区隔的启蒙场域,然而事实上,许多家庭或社区中的性别氛围却是比较松散的。特别当孩子年纪尚小还没入学时,即使孩子偶尔自行越界试穿异性的衣物,成人也往往不会看得太严重:「小孩子嘛!懂什么?」正是因为这样,从小就拒绝当女生的原生女性TG小佳和阿尼在家中都有很长一段日子可以随心所欲的做男生,也被家人当成男孩对待。小佳的祖父甚至认定小佳才是大孙子,总是问小佳的弟弟,「你大哥怎么没在家?」;弟弟的同学永远搞不清楚弟弟到底是有三个姊姊,还是一个哥哥、二个姊姊……;连邻居和母亲闲聊时也常说,「妳那个大儿子如何如何」。而阿尼虽然另外还有三个姊姊,但是排行夹在哥哥和弟弟中间的阿尼总是和哥哥弟弟穿着一样的男装,爸爸也总是带着这三个孩子一起出去钓鱼。在这两个内部互动频繁的家庭生活中,生理性别从没有被当成决定性的因素来限定一个孩子的性别表现。

事实上,在物资匮乏的家庭中,许多年龄较小的弟弟妹妹根本就没有选择性别标记的奢侈,而很自然的就不论性别的接收了兄姐在发育过程中再也穿不下的衣物。原生男性TS小苗年近40岁,成长在台湾经济尚未起飞的年代,所以从小就全面接收姊姊的旧衣服,家人甚至把姊姊旧制服的学号拆掉重绣作为小苗的制服。令小苗不解的是,从上衣到长裤到皮鞋都可以接收,为什么唯独姊姊的裙子被排除在外?不过,既然有这个接收衣服的传统,小苗也就一直觉得自己(偷)穿姊姊的裙子是天经地义的理所当然。实际上,在经济困窘的年代,从衣着装扮到头发样式,刻意呈现性别标记(意味着需要花费更多资源来彰显孩子的性别)都算是奢侈的行为,儿童不分性别的传统也就因此成为许多家庭中的常规。

一般常识观点可能会认为,正是因为这些家庭没有好好执行性别教育,因此造成孩子在性别认同上的角色混淆,形成跨性别主体。然而下面的访谈结果将显示,这些就主流性别区隔观点而言没有善尽性别教养任务的边缘家庭,事实上却提供了唯一友善包容的环境,让跨性别主体在人生旅程中得以短暂享受自在做自己的机会。相较之下,一旦达到学龄进入学校,进入一个高度制度化的性别区隔体制,原来自由自在的主体就面对了一个一个晴天霹雳的场景。

台湾各级学校男女分界的性别布局往往构成明显的分隔,使得许多跨性别主体第一次强烈感受到自己的格格不入,感受到性别二分的强制性,也首度开始摸索如何抗拒这样的分派。即使尚无严格性别分班的幼稚园也都会以不同颜色或设计的围兜来标示性别,原生女性TS小许很清楚的记得女生的围兜滚的是红边,男生的则滚蓝边,被派定要穿红边围兜的他觉得非常不舒服,觉得那不是他的归属,因此往往在早操之后就脱掉围兜,满园乱跑。到了小学,虽然早期还没有施行制度性的性别分班,但是孩子们已经开始自己的性别区隔。个子很小的原生男性TG小丽对此有着很复杂的心情︰

国小一年级到三年级,那时候男女没分班,可是过得有点悲惨感觉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好像大家都排斥我呀!感觉不会很自然。我印象很深刻,因为那时候我一、二、三年级过得一半快乐、一半不快乐吧!因为我们班是男生一堆,女生一堆,然后我是唯一被男生排斥的,因为我都求女孩子把我跟女孩子排在一起就对了。

在学校里,男生和女生「自然的」一边一堆,不再混杂,不再不分彼此,而是用性别来作为分国分班的基本划分线。

从某个角度来说,「男女区隔」是在融洽的混沌不清中硬生生的划分出界限来,限定原本自由选择玩伴的主体只能归属于某个性别群体,只能和某些人同班同玩。在周遭的异性恋氛围中,看似天然就如此的区隔透露著一股不言而自明的想当然尔,因此也带来一股很难抗拒的强制力。对于那些从来不把性别当一回事的孩子而言,这个完全不能质疑的硬性区隔时时围堵着她/他们原本习以为常的行为举止,孩子所有的不解于是陆续沈淀为心中的大石。原生女性TS小许就记得很清楚:

我在国小三四年级的时候就沈了下来,那为什么沈下来?因为国小三、四年级的时候,男生女生开始分开坐。那我就觉得奇怪,为什么我是坐这一边?我的朋友都在那一边,为什么我是坐这一边?那个时候就开始觉得难过。…..那时候好像也有一些事情是男生女生必须要分开,譬如说男生球队和女生球队就是分开的。好像你生活当中就是有分男生女生的那个地方。只要有区分,你就会觉得很难过。

只因为学校相信同样生理性别的学生一起学习,效果比较好;只因为和生理异性保持距离及隔绝是学校对青春期学生的首要处理原则──跨性别的孩子们于是「被迫」和自小就玩在一起的朋友硬生生隔绝,被迫走上命定的性别教养之路。性别分班像一把锋利的刀,切开了原本没有特殊性别意识的幼年。

因着管理上的方便而进行的性别分班往往也意味着学程的分流。校园中建立在性别分野上的课程不在少数,军训/护理课、家政/工艺课(甚至有着天生体力差别作为基础的体育课),这类按著性别来进行的分开授课早已受到主流女性主义者的批评,近年来也已经开始淡化其中的性别分界。但是这样进步的两性平等思惟恐怕从来没有想到过,校园中无数看似平淡无害但是标记性别差异的学习活动,却也正是跨性别主体可能被迫「现形」的时刻。举个最常见的例子,对于那些想要变性的TS而言,体育课──特别是人人视为现代基本技能的游泳课──简直就是一场可怕的梦魇:原生女性的TS对于穿着凸显女性身材的泳衣退避三舍(「怎么可以公开自己拼命掩饰但是却逐渐凹凹凸凸的身体呢?」),原生男性的TS更是绝不肯穿泳裤下水(「女生怎么可以在那么多男生面前赤裸上身、暴露身体呢?」)──于是跨性别主体只好用各式各样的理由来躲过体育课。有的一到了夏天上游泳课时就托病躲到保健室去,有的和体育老师商量用跑百米或立定投篮来代替游泳考试,有的则选择为学校提供各种特殊技能的服务,例如发挥电脑长才,好让行政人员替她向体育老师打通关免上体育课。从最起码的中学教育开始,跨性别主体就得操练复杂多样的协商应变技巧,以平安航过那些看来最自然、最普及、但是也最难堪的性别障碍。

即使没有明显性别分班的课程也常常包含了另外一些绝对有性别分野的操作,而其中根深蒂固的性别差别待遇对于跨性别主体而言,更间接形成另外一种压力。身材高大但气质优柔的原生男性TS小青就一直很不平:虽然家政课的作业她和女生做得一样好(甚至手更巧一些),但是体育课考试的时候,小青被要求考1600公尺(相较于女生的800公尺),受罚的时候,她被要求做伏地挺身(「女生随便跳几个青蛙跳就可以了」)。不过,小青的不平倒不是因为她想偷巧,也不是她的体力不足以负担这些考验,而是因为这个差别待遇的架构恰恰体现了那个让她万分难堪的强迫二选一性别体制。说白一点,正是因为有犯错受罚或者体育考试这种性别差别待遇明显操作的时刻,才提供了绝佳的场域可以对比呈现她明明看起来很男生的体型体能,以及她日常生活中明确表现的女性自我定位和气质举动。在这种时刻,她在性别定位上的冲突矛盾明显可见,更给予同学们理直气壮的机会大大的取笑她「阴阳怪气」(阴阳怪气正是跨越两边、拒绝二选一的表现)。换句话说,愈是性别含意丰厚的场域,就愈容易凸显跨性别者的性别暧昧矛盾,引来强大的群众语言暴力,这些时刻也就成为跨性别主体体验锥心之痛的时刻。小青想起往日就恨恨的说:

因为他们觉得我就是阴阳怪气,那时同学就笑说,「你就交互蹲跳呀!」好,做就做啊!后来我真的做交互蹲跳给他们看,全班就看到…他们其实还是觉得我是男生,只是喜欢调侃我。然后我们老师还把这件事情拿到他另外一个班级去讲,我们那八个班全部都知道我的事情,说我娘娘腔同性恋,就是这样。听到他们这样讲,我好想把他们杀掉。我觉得人的嘴巴有时候,讲难听点,蛮贱的!…我觉得那个眼光会让人觉得喘不过气,尤其他们喜欢在你背后指指点点,这样扎你,用针扎你,又不跟你正面交锋,我觉得他们很孬种,…

校园环境中的性别分野和差别待遇正是所有青少年必经的性别调教场域,这种沈重的统合压力常常激化青少年对性别异类的敏感敌意,明显异类的跨性别者自然又遭了殃。现在正在读研究所的原生男性TG美穗和小青有着类似的经验,在国中的阳刚环境中都常常被莫名其妙的挑衅,想逼出她的男子气概:

当你很容易跟女孩子打成一片的时候,男生就当作你是怪胎,你是异类。然后,男生三不五时经过你的时候,手就会往你头上打一下。譬如说早上有朝会嘛,对不对,大家排排队从操场走过去,他会过去踩你的鞋带。

有时候连老师也和同学一起表达对这种怪胎学生的厌恶。原生男性TS小苗在体育课上土风舞的时候坚持要跳女生的舞步和位置,跳得不是很好,体育老师就带着其他同学公开嘲笑他,故意让她出糗,使她十分难堪。原生女性TS小许也遭遇过类似的集体嘲讽:

因为我念过全女生班,我觉得很痛苦。当她们开始交男朋友的时候啊,那堆男的就会每天在那边问,「你们这班怎么得到了一个男生?」更好玩的就是,老师还点名说「ㄟ,你们班怎么只有一个男生啊?」就是我啦!「到底学校是那里出了错啊?」还有老师说她要去问教务处,说「怎么会班上有一个男生?到底是怎么分班的,会分成这样子?」

像这种公开的冷嘲热讽,在跨性别学生的校园生命中简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更可怕的是,有些时候老师言语上的冷箭还可能变成具体的暴力。原生男性TS小苗国中时有一次上课无聊,在自己的笔记本上画着她最有心得的各式各样女性服装设计,老师发现后在盛怒中用力推小苗的头撞到窗边的钉子,缝了五针──这是其他那些在课堂中同样不专心听讲的同学从来不会遭遇到的待遇,自此之后,小苗愈来愈对上学读书不感兴趣,成绩也愈来愈差,三不五时就会和那些一心一意想要「矫正」她性别的老师冲突,不断有紧张的局面。然而,由于她是学生,是弱势,终究还是倒楣,有一次发考卷时老师故意把她的考卷撕碎丢在地上,说是「懒得再打你,打你这种怪物何用」之类的话语,还要她用狗爬的姿势去捡考卷。小苗气不过而顶撞老师,抗议老师践踏她的尊严,但是结果是被学校记大过,次学期被分发到放牛班,开始另一段可怕的校园生涯,而这段可怕校园生活的内容一直要到2000年4月20日高雄县高树国中三年级学生叶永志在学校厕所中离奇死亡事件时才有了说出来的迫切性。

小苗和叶永志一样都不喜欢在学校上厕所,因为会被同学戏弄。小苗上的是纯男校,根本没有学生可以使用的女生厕所,她只能利用快要打上课钟的时候或者已经上课以后的时间偷偷去使用女教师的厕所。不幸的是,有一天被跷课的放牛班老大和他的两个跟班同学抓到,嘲讽的质疑她是男是女,把她拖到男学生厕所检查,发现她是男性身体后便强迫替他们轮流肛交、口交、打手枪,小苗痛苦万分,但是又无法抗拒群体暴力,只能委曲求全。她清楚知道老师们根本不管放牛班,想管也管不了,日后只有设法讨好老大,要求作为老大个人的禁脔,才得以不再被多人轮暴。二十年后,在叶永志的新闻中,小苗看到了自己:

当我看到叶永志命案消息的时候,我非常的悲伤耶!因为我觉得他好像是我国中的时候的写照。我认为叶永志根本不是Gay。他流这么多血,死在厕所里面,我觉得可能跟我是一样的遭遇,只不过他可能很激烈的抵抗。这个案子被报导出来的时候,我就有一种想法,为什么这种事情会一再发生呢?就是因为经过了这么多年,一直没有人会好好把这件事情看得很清楚。当然我不晓得叶永志到底怎么死的?但是我可以想见到那种激烈的状况。

对小苗以及其他许多跨性别主体而言,学校这个处处预设性别分野的空间是个危险的地方:她/他们会被嘲笑,会被殴打,会被出糗,会被要求做一些违背自身性别认同的事情,但是这些日复一日的暴力羞辱就算曝光,也总是被当成单一偶发事件来处理,而看不见正是那个两性教育的架构孤立起跨性别主体来,来自制度或个人对她/他们的各式整治则正是这个两性架构巡逻监控性别(policing gender)的作为。

即使在大学这样的高等学府中都仍然有着类似的强制场景。原生女性TS小许因为天天都穿长裤,样子也不太像女生那样娇弱玲珑,因此大一时在过年的前一天还被宿舍同寝室的女同学起哄,强迫要他像班上其他女生一样穿裙子。这些群众暴力的场面都令跨性别主体感觉万分的孤立、愤怒、和无力。年近30,原生男性TS如芸也曾经在大学的男生宿舍住过四年,问起宿舍生活,她异常平静的说:「其实我现在根本想不起来我那个时候日子到底怎么过的。如果现在要我再去过那样的日子,简直是要我的命。」轻描淡写的遗忘,在平静中嘶喊著跨性别主体不为人知、不能回想的具体经验。被视为黄金岁月的校园生活对许多跨性别主体而言,却是充满羞辱和痛苦的日子,在这样的校园中苦撑十余年,也难怪一个个成年后的身心都是伤痕累累。

具体的环境改善看来遥遥无期,一代又一代的跨性别者也逐渐领悟到不能再侷限于自己的悲情,他/她们开始在自己的周围发觉/掘那些更年轻的跨性别生命,并努力呵护这些幼苗,寄望后者能因为有一些些支持而不必再经过自己已经承受过的孤立痛苦。原生女性TG阿尼在学校任教,虽然自己也有一箩筐的问题,但是却无法割舍另外那些年轻的原生女性跨性别生命:

我在一个小学碰到一个小五的,那实在是,第一,帅毙了,第二个,全校都知道他是。这个小孩子还批评我,他说「你应该头发更短,要穿西装」。……这个孩子就特别会跟我们有种感觉……,很奇怪,他也知道谁能讲,谁不能。他才小五欸!然后他讲这样的话,你会觉得说,那都是你经历过来的,你理解那样的话语。就像他跟你讲:「我永远不会是男的。」那个话有一种很奇特的力气在里面,虽然很悲哀,可是它有一种力气……我somehow觉得有很多我们的影子在他身上。我不晓得他以后会活成怎样,他那个环境真的很差,所以我可能会陪着他,可是我也不知道我能够做什么,我很希望说他可以活得比较好一点。

教育部次长范巽绿2000年12月16日在叶永志命案喧腾半年后,于「教育部两性平等教育委员会」的年终成果发表记者会时宣告,成立三年的「两性平等教育委员会」正式更名为「性别平等教育委员会」。发言稿中还说到:「本部希望借此前瞻和进步的做法,尊重多元的性别文化。最后,期望每位学生都不因其性别而影响其学习机会、能力与资源,也期待学校教师能在教育的过程,以更多元、更开放、且更平等的方式去启迪学生,并身体力行两性相处之道,将两性平等教育落实于日常生活中,以期待两性平等教育在历经种籽的发芽茁长,能长成一片缤纷瑰丽的美景」(见教育部网站,黑体为本文添加标示)。值得注意的是,组织架构名称上的更动(变成「性别」平等教育委员会)听起来遥遥指向一个新的认知和宽广的跨性别意识,但是讽刺的是,声明后半部描绘的教育愿景却仍然拥抱了最常见的「两性」基本框架,也就是那个迫使无数跨性别主体耗费心力在校园中奋力抗拒言语暴力和肢体暴力以维持自己尊严学习生涯的「两性」体制。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性别教育首要就必须去深刻认识跨性别主体在校园成长过程中的具体经验,并以此来重新检视两性教育框架的预设和其中的粗暴强制,以及这些盲点所造成的无数生命耗损。

为什么我不敢告诉你我爱你

跨性经验就像乱伦经验一样,它夺走我们的身体、我们的亲密时刻、我们的性、我们的童年。它夺走了坦诚,夺走了开放的友情,使我们只要一望进镜子,就与痛苦对视。──原生男性跨性人Riki Anne Wilchins

跨性别主体在青少年就学时期不但需要竭力面对并处理(那些被主体视为完全不应该属于自己的)身体性征的冲击,而且由于这个阶段多半也是青涩恋情初初发生的时期,这两方面的戏剧性变化在时间上和结构上紧密相连,更使得主体在企图经营自己的身体、形象、自我,以便发挥吸引力、建立情爱关系时,强烈的感觉到捉襟见肘。一般人都可以理解被污名的主体将支付极其重大的心理代价,因为有很高的焦虑,「活着一个随时可能崩解的生活」[15],然而这样一个随时可能崩解的生活在主体遇到心仪而想接近的对象时才算真正达到了临界点。

在一个以异性恋为唯一情感想像框架的社会脉络中,恋情的萌芽当然直接冲击到跨性别主体自身还在摸索著建立或著每日奋力维护的性别认同。原生男性TS小青在中学时期发现了与自己出生性别同性的欲望对象,当时「变性」的医疗科技在台湾还没有被广泛报导,变性者的主体位置也还没有形成,唯一可以用来理解这种情感的普及字眼就是「同性恋」。恋情的浮现使得小青陷入了困惑:

后来到了国二吧!我发现我竟然喜欢班上的一个男孩子,而且…那时候我就在想:「奇怪!我到底是不是同性恋?还是干嘛?」因为那时候我完全不知道「变性」这个名词,所以我所能认知的就是「我当然是同性恋」。

小青一直认为自己是女生,现在喜欢了男生,原本在异性恋社会的脉络中应该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小青却也同时清楚的知道自己的身体还是男生的样子,那是个还无法否认的物质现实,而且对方也视她为男性的同学,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在有限的语言名称概念之下只能称为同性恋──然而,「同性恋」预设了相恋的双方是同一性别,在为自己的「情感内涵」找到可以理解的名称的同时,小青的「性别认同」却被迫退隐。

这个两难的情况并非少见,已经完成变性手术的原生男性TS Coco也遭遇过同样的混乱:

我原先以为我是gay。刚踏进这个圈子的时候……因为我都是被男人追着跑。那时候我只知道男人跟男人在一起就是同性恋,而我就是那个零号的男生。可是我觉得我想当女人,你懂吗?等我看过TS、CD这种网站,我看过之后才知道原来我不是……因为那就是资讯上的缺乏。

同性恋论述的浮现使得无数爱慕同性的人找到了描述自我情感的语言,但是在这个论述中栖身的主体并不都能满意于这个主体位置,有些人总觉得自己认定的性别身分没有得到肯定,有点不情愿自我悉心维护的性别认同就这样被略过(「可是我觉得我想当女人,你懂吗?」)。现在回头看去,原生男性TS的Coco觉得同性恋这个位置当时至少部份或暂时的使得她的对象选择得以被理解,但是如果自我认定的性别归属要因此而被放逐,这却是有点难以割舍的。前面提过的原生男性TS小苗则有着另外一种轨迹。虽然从小就认为自己是女生,但是身体的男性现实却使得她很困惑,不知道要如何调和这个女性认同和那个男性身体。上中学以后,她一直被说成娘娘腔,又喜欢男生,因此就照一般的说法认定自己是「同性恋」,把自己的女性认同视为娘娘腔的表现。然而大四时在公卫书籍中看到「变性欲」的说法时,小苗突然发现这个新的位置更为贴近自己的性别定位,也可以同时重新解释她的对象选择。认同、身体、对象、气质这几组变数的复杂配搭状态,在主体意识的个人生命史以及历史命名的社会发展过程中于是形成了看来很「自然」的位移。

值得观察的是,同样是原生男性TS,另外一些主体则没有在同性恋和跨性别这两个身分中间做一选择,反而选择把同性恋论述和跨性别身分接合了起来。现在在就读研究所的原生男性TG美穗成长在女性主义理论洗礼的年代,也一直在找寻适合的语言来描述自己的性别位置和对象选择。她喜欢的是女生,在尚未取用跨性别身分前有一段日子只能把自己称为「男身女同志」(male lesbian);在认同跨性别而且逐步开始变身以后终于甩掉了「男身」这个部份,自我定位为跨性别(TG),但是仍然坚定的拥抱女同志(lesbian)的主体位置。[16]

个人性别身分定位之所以被凸显为那样重要,正是因为在爱慕对象的那一刻,性别二分的异性恋社会在性别与性之间建立的贯穿相连,经常使得跨性别者不但对自身的性别认同和定位感到困扰,同时更陷入另一个难题:要如何向对方解释自己生理状态与性别认同的不统一。另外,跨性别论述和跨性别意识的不够发达普及,意味着大多数人根本就无法想像在两性分野和异性恋框架之外还有非男非女的可欲主体 [17],现有语言框架中的两性预设更使得跨性别者的自我描述不断的被化约成为不可解的错乱──像这样充满疑点的主体状况要如何勾起对方的爱恋回应呢?这些顾忌和焦虑遂使得许多跨性别主体有口难言,不知要如何开口说明自己,更不知道要如何让对方在异性恋的两性架构之外「理解」这份感情,莫以名状的迟疑退缩成为跨性别者在感情路上很常见的表现 [18]

有时即使对方友善的主动示意追求,跨性别者仍然常常囿于「自知之明」而迟疑自惭。原生男性的TS如芸因为外观非常女性化,秀气温婉,有很多男生对她有好感,不时约她出去,她对这种邀约也感到非常高兴︰

当然很高兴呀,这个当然是对我自己的肯定呀!其实我觉得身为女生的那个信心呀,就算是正常的女生也是一样,这个信心是一点一点在建立的。从自己的外表,然后从别人对你的肯定,如果说有人肯跟你做朋友,不要说男女朋友啦,有人跟你做朋友就已经是很值得高兴的一件事情。

然而,在欢喜赴约的同时,如芸也感到「心里觉得忐忐忑忑的,觉得说我哪里对不起他」,因为︰

怎么讲…?我觉得我可能不是那个男生他心里面想要的那个类型呀!就是说因为我知道交男女朋友绝对不是那种牵牵手呀、然后亲亲嘴这样子而已,那我就想说,我自己还不是很完全的女生,然后男生追求我,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我好像很对不起他。…..我不是真的女生,我不是他想到的那种真的样子。

这方面的歉疚在这个愈来愈被情欲充分渗透的文化中更显得难以承受。如芸曾经被一个男生追求,她也对对方很有好感,甚至曾经很亲密的拥抱,但是她却在重要的部位不断阻挡对方的手,不让对方越雷池一步。她很清楚感觉到自己的欲望,也感觉到自己的甘心情愿,但是身体的现实却使她不得不沉默的推开对方,终至分手。如芸感叹的谈到这个经验:

当然觉得很无奈呀!如果「那里」都有的话,我就不会拒绝他呀!这个也是为什么我非常的坚决想要做变性手术,因为如果说我可以做完手术的话,那我在谈恋爱的这个事情才不会有阻碍,不然的话我都要遮遮掩掩,结果弄到最后就是分手。

这种复杂的心情和矛盾的挣扎当然并不是跨性别主体所独有,所有难以出柜的身分主体都会在这种时刻陷入天人交战。毕竟,感情的表白总是意味着个人亲密资讯的主动提供交换,也包含了身体的亲密探索接触;然而对于跨性别主体来说,最贴身的资讯往往却也是最不能启齿的资讯,更不用说「真相大白就可能见光死」的身体接触了。这种双重的困难使得许多跨性别主体在亲密关系上都形成了退缩迟疑的基本模式,原生女性TG小佳就绝对不会轻易向对方表白,而是要等到对方主动:

J:我有一个状况,那就是只要是我喜欢的女生,我绝不会开口,这样可以减少出错的机会。一定等到对方愿意表白再说。

何:那对方表白了,然后呢?妳就两下一拍即合?

J:就是可能会再拖一下吧!如果可以,再进行。我不知道,我觉得如果对方表白,这样对我来讲比较安全一点。

何:可是对方还是有可能以后觉得说,「喔,当时妳骗我」。

J:在她表白的时候,就要问她是不是弄清楚状况。我现在还没有碰到那种在表白的时候还没搞清楚状况的。

换句话说,对方不但要主动追求,还得完全了解体谅她的情况,接受她的复杂身分和身体,小佳才会(拖拖拉拉犹犹豫豫的)做出具体回应。问题是,既然小佳从不会主动说明自己的状态身分,也不积极追求而是默默的等候,那么对方是要从何知道,在什么基础上形成体谅,以致于积极主动的来追求十分被动的小佳呢?很明显的,跨性别主体在认同和性别上的暧昧矛盾,对于可能作为亲密爱人的对象构成了额外的认知和情感要求,也使得确切的关系受到百般的考验。更煎熬的是,万一对方并没有弄清楚状况,但是喜爱小佳,积极的追求他,小佳是要接受(这就意味着「东窗事发」的时候要不是需要百般解释以消除欺骗的罪名,要不然就是忍受对方可能的拂袖绝情而去)[19]?还是忍着不做回应,等候哪天对方可能突然开窍(可是在这个交友机会很多、过程很短的社会中,这个等候可能遥遥无期)?这种两难正是无数跨性别主体在求爱过程中常常前思后想、驻足不前,然后又充满悔恨、痛苦万分的另一个原因。

跨性别主体在情爱关系中所感受到的犹豫焦虑,当然并不只是个人信心不足或者双方默契沟通不足的反映;在现实的生活里,跨性别主体的爱恋关系显得特别脆弱易伤,很基本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缺少文化和体制上的支撑。不但主流文化中缺乏对于跨性别可欲品质的正面描绘(仅止于舞台上的跨性别形象而尚未扩及现实生活中的跨性别),也缺乏对跨性恋互动关系的操演和再现(相较于处处可见的异性恋文本和逐渐累积的同性恋文本),更缺乏对跨性恋关系可能拥有稳固愿景的着墨。原生女性TG小佳就曾经从一位过来人身上感受到那份无奈,而这份无奈其实是在性别异类圈中很常识型的说法:

酒店里的一个合伙人──姚姐,是一个老T,表哥坚持要她跟我聊聊,她其实也没多说什么,我只记得她说,这条路不好走,劝我别像她一样。她大致说了一些感情生活的部份,她说:「那些女人就是被真正的男人甩怕了,不然就是你愿意付出,不计代价地,她们才会跟你在一起。等她们有了更好的选择,又会把你甩了。」好像注定就会是一种悲哀似的。一辈子,我真的胆怯了。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到底是谁对我的控诉,我到底犯了什么错?

台湾本地其实不乏少数能够幸福快乐度日的跨性别爱侣,彼此之间也紧密联系形成小社群,但是由于污名的压力,绝大多数都不能现身,反而被迫积极努力抹去跨性生涯的痕迹,以免东窗事发影响到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新生命。这种隐晦的前景也使得众多还在摸索前进的单身跨性别主体总是带着阴影在异性恋当道的两性社会文化环境中蹉跎等候。

在另一方面,如果牵涉到既存的婚姻关系,跨性别主体要面对的又是另外一堆问题。那些在婚后才走上变性之路的跨性别者不但要忍受「欺骗」、「隐瞒」、「利用」的恶名,还必须就个别所处情境和家庭关系来斡旋协商如何解决这个冲击整个家族的复杂问题。[20] 独生子原生男性TS小苗当年顺应父母传宗接代的意思成婚,婚后的性生活十分不协调,虽然小苗很得意自己因为是跨性别所以完全知道要如何取悦妻子,然而总是需要妻子主动要求而且采取在上的体位,两人才能进行性行为,妻子也抱怨连连。小苗目前有两个孩子,还好因为工作的缘故,夫妻分隔两地,相聚的时光不多,小苗也得以在日常生活中维持她的跨性别自我。但是这两年妻子调了职,全家「团圆」,小苗的跨性别身分再也遮掩不住,终于在妻子发现小苗收藏的女装和化妆品后爆发,从此开始了无休无止的梦魇。小苗虽然承诺变性后仍然会善尽责任继续照顾家庭,甚至勉强同意离婚以免让妻子难堪,妻子却完全无法接受,两人于是开始了牵扯到整个家族的怨忿缠斗,到现在都还没有结局。

像这样的故事在跨性别群体中流传时,总是引动复杂的情绪和忧虑,那个看来解不了的情绪死结也隐隐的在其他的亲密关系中投下莫名的阴影。

好女当然不当兵

之前常常有很多人会觉得我是gay,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结果后来有一个朋友告诉我,他说,「你知道吗?在台湾如果做男人太客气了,人家会觉得你是gay,所以你有一些口头禅要改变,你有一些说话的方式可能要屌儿郎当一点。」所以我就觉得,为什么我们的社会已经根深蒂固到他们对性别的认知那么深刻?──原生女性TS小堤

在异性恋两性区隔体制中最明确纯净而又充满规范压力的单一性别空间就是军队。军旅中对于性别角色的简单想像则使得任何跨越性别疆界的役龄生理男性在征兵制的压力下都有可能必须经历这个可怕的命运:被羞辱、被侵略、被折磨,都是常态。[21]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比较幸运或精灵古怪的主体仍然可能在这个高压的空间中营造出另外一些机遇来。

跨性别主体在军中最典型的遭遇就是被长官「特别照顾」,加强磨练,因为很多人以为这些主体之所以缺乏男性气概就是因为太过养尊处优,被长期宠爱保护,若是多接受一些磨练就可以磨出主体「真正」应该有的男性气概来。原生男性TS小苗对这种磨练有过很多经验,她也想出了一个很另类的理解来面对这段折磨的岁月:

我服兵役是预官,所以长官会说,「怎么搞的?喊个口令也这副娘娘腔的德性?」我就是很那个….对呀!然后讲话的那种姿态啊、那种手势啊,就感觉出来不太像一般男生那种样子,所以他就特意加强磨练,这样子我才会比较像男生嘛。我在想,反正古时候有花木兰嘛,花木兰代父从军不也是当兵吗?对不对,唉,好吧,你要磨练我,反正我现在身分是军人,军人哪有分男女?那没关系,我就让你操好了。

在这个纯阳的环境之内,当时还以为自己是同性恋的小苗虽然百般不情愿和几十个男人脱光了一起洗澡,但是好在三分钟战斗澡的压力使得大家都没有太多精神管别人的身体,只要尽量背对他人也就过了。只是上厕所的时候,不管大号小号,小苗都坚持不要和男生排排站,一定要到内间关上门,所以常常在集合时迟到而被罚扛枪跑步。不过,小苗算是运气不错,在成功岭受训时遇到了一些怜香惜玉的同僚,甚至还发展了一段小艳遇:

那个班长就会说,「哎呀,那个太危险,妳不要去做啦!」然后就说….他们都叫我「娃娃」啊!就是我绰号,我会唱黄梅调啊,我会什么啊,所以那些工作啊!比较轻松的工作都派给我做,而且那个我隔邻的那个男生他也知道我….我很喜欢他啊……有一次我们被派公差去晾衣服嘛!晾衣服之后就觉得月色很好啊!觉得好像很浪漫,就可以摊开心啊!那我就跟他谈心,然后我就跟他打波儿。他吓一跳啊!但是他的反应还好啦!他就说「妳是不是有点那个?」那意思就是同志啦!不过那时候他对我的态度还算友善……纯粹只是一时兴起,纯纯的爱….

到了预官的阶段,小苗已经觉悟自己是TS,于是更积极的以女性的角色身分来和隔邻的一位排长进行了一段缠绵的感情,直到对方出国深造才被迫分手。对于这段感情,小苗只能幽幽的解释:「人家毕竟是嫌我不是个真女人」。这其实也是许多渴望爱情的跨性别者内心最深处的隐忧。

曾经做过第三性公关、现在已经完成变性手术的原生男性TS Coco有着少有的世故经验,当年靠着这些经验以及个人的美发手艺在军中打下一片天空。由于她从小就跟着家人学美发,有特殊专长,因此服役时在营里的福利社担任理发的工作,透过这个位置,她甚至可以争取到一些特权,得以在阳刚的军中维持她跨性别的自我形象:

你有特殊专长,然后你识相,人家不敢点你,军官也一样。而且我老板也是司令官,整个花东地区的司令官,我们营长就有盯我一次,说我的指甲太长,叫我剪掉。好,我就乖乖的剪掉。后来司令官来理发洗头的时候说:「啊!你怎么没有留指甲?」因为那种外省人洗头都喜欢用指甲抓。我就说:「司令官,我们营长说不能留指甲,谁都一样,所以叫我剪掉。」然后营长就被我们司令官骂,我也就可以留指甲了。

我的军队制服穿起来看起来一点都不像军服,因为我的迷彩服我还特地去改腰身,就是让它有腰身,多缝一个釦子,多别一个釦子,腰身就出来了。然后我的大头兵鞋再去加两个鞋跟。当兵的时候我会擦那种润色粉底,就是润色隔离霜,画眉毛。谁要是囉唆,剪头发的时候就给我小心一点。

不管是被怜爱的小苗或是耍手段的Coco,她们都利用自己的方式在军中存活,并且获得一些愉悦的空间。可是对另外一些也同样顺利蒙混过关的跨性别主体而言,那种纯男性而且充满压抑的侵略性场所却也让她们更加深刻的厌弃自己的生理性别。原生男性TG美穗在成功岭受训时便看穿了性别教养的内涵:

根据成功岭二十几天的经验,那实在不是个对女性友善的环境,也决不是什么军教片里刻画的那种什么一群男性流血流汗打拼的过程。一群大专兵,在班长的带领下,除了讲女人外,还是讲女人,不然就是哪个学校的女人没被「用过」的比较多,或是经常出现莫名地贬抑女性的话语(最简单的例子:答数声音太小就会被「干」:「你是女人啊!」)不然就是看到军中的腐败及做表面工夫,在那种环境待久了,还真的是可以让人成为「真正的男人」啊!原来把人培养成只知整天想女人、贬抑女人、不会用大脑的,就叫做打造成真正的男人。那我还是不要参与,比较好些。那样封闭的环境也难以令我忍受。老实说,它让我对所谓男性(或是其应有的特质)更加不能接受,以及更厌恶这个制度了。

反讽的是,一心一意想要借着阳刚的训练来纠正性别异类的军旅,最终反而使得跨性别主体彻底厌弃军旅生活,更加厌弃自己的生理性别,坚心的踏上打造新的性别身体之路。

近年来,军中的的性别暴力终于被揭露,不但公开了性别异类所承受的迫害,也为后来的跨性别主体打开了一些空间。充分女性化的原生男性TS如芸一直希望能够避开兵役这场梦魇,但是父亲却寄望军旅能改变儿子的性别表现,坚持儿子应该去接受男子汉的训练,直到后来认识到儿子可能在军中受到伤害,父亲才同意让她申请复检退役。如芸认为这个转折实在很反讽:「他们认为既然是男生就要去当兵,结果从头到尾,我不用去当兵的理由居然是我哥哥跟我爸爸说,因为在军队里面发生的一些事情,最好不要发生在我身上。」父亲虽然坚持儿子「当兵变成男子汉」,但是显然对于军中的性别暴力可能如何对待跨性别的儿子是有着一定认知的,这个认知也迫使父亲不得不因为保护儿子而接受后者的跨性别现实。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跨性别主体之所以千方百计的避开服役,倒不是因为逃避国民应尽的义务,而是因为这段服役的经验可能会根本打乱她们打造新身体、实现真自我的计画。原生男性TS如芸坚持不愿服役,不但是因为畏惧可能的军中暴力,更重要的是,当兵时期的操练将会完全破坏她苦心维持了多年、外观性别形象完美、准备终究手术变性的身体。如芸很清楚的说明:

当兵在操练的时候,你整个人身材都会改变,那就会变得更男性化,更不适合去做变性手术。如果你就这样顺理成章的去当兵的话,会破坏你整个维持的身体、或者变性、或者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女性形象,都会被破坏。

如芸绝非唯一一个从这个角度来抗拒服役的跨性别主体。打造身体的过程本来就是一个漫长摸索前进的过程,上一代的跨性别主体常常因为在经济上无法独立生存,因此往往在家庭和工作的夹杀之下潜隐自我,无法实现那个自己想要的身体。但是台湾经济形态的变迁使得许多年轻的跨性别主体即使尚未累积很多专业实力,也得以透过新的服务业甚至兼差的性工作来找到自已独立生存的能力,因此很多主体从学生时期开始就断断续续的服用荷尔蒙,他/她们的身体也已经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性别符码混杂并列的状态。据圈内人说,单单全省第三性公关行业中未满二十岁(尚未服役)、吃避孕药或者注射女性荷尔蒙、因而拥有乳房的人数约有一百人 [22]。温柔汉协会也表示,该会的成员中年纪最小而想变性的人才14岁,从小学六年级起就决心变性,并且计画以女性身分去念高中、大学,然后结婚,而且她现在已经有一个完全接受这种状况并支持她动手术的男友 [23]。当愈来愈多跨性别主体早早便开始规划打造自己的身体(也就是跨性别年龄层逐渐下降)时,也难怪台湾各个地方政府兵役科每年兵役体检时都面临了愈来愈多这类无法投入单一性别军旅训练的案例 [24]

同时,另外一类跨性别主体的浮现也为那个严格维持单一性别的兵役制度带来新的挑战。原生女性的跨性人在台湾本来就比原生男性的跨性人来得多 [25],而一旦更换户籍身分证件,那些年龄层愈来愈低的原生女性变性者也立刻碰触到役男身分的问题。即使他们大部分并不介意入伍,甚至很兴奋有此机会可以肯定本身已经成功转换了性别,但是对兵役体检单位而言却带来各种或过虑或荒谬的联想 [26]。凡此种种,都反映了不管是以哪一个性别为基础的征兵体制,在遇到跨性别主体时都会立刻左支右绌,暴露出其性别二分的僵化思考架构及侷限。

在性别二分中夹杀的自我身分

许多在结构上非常不同的状况都需要时时警惕、丰富资源、恒久耐力、持续动机、事先安排…. –Harold Garfinkel (1967: 137) [27]

兵役体检和跨性别者的相逢,展现了国家机器管理/纯化性别的企图;但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有无数其他正式与非正式的性别机制,时时封锁跨性别者的自我表现。

2002年艺人陈俊生变装夜游京华城购物中心被追捕的例子,揭露了众多跨性别者的尴尬社会处境。首先,如果有人男扮女装或不男不女,就往往被视为「企图不轨」、「形迹可疑」或甚至有危险性,这种罪犯化/妖魔化正是性别歧视的明显表现:不管个人是男身或女身,只要外观上不能合乎主流的性别成规,就要被怀疑、被盘查、甚至被逮捕,被视为犯罪嫌疑犯。原生男性TV小L曾经在女装逛街时被警方拦下盘查身分,虽然输入身分证字号后证明并无前科,拥有正职,而且毫无任何非法行为或企图,变装也并不违法,然而警方仍然语带威胁的警告这位朋友,下次要是再看到他穿着女装,就会通知媒体前来拍摄。像这样以污名曝光来恐吓性别异类,正反映了警方严重侵犯跨性别的人权。

即使没有像小L那样被警方恐吓,大部分跨性别者还是会因为外观和身分的不协调而在临检时刻遭到为难,而且外观打扮和生理性别之间的差距愈大就愈容易引来麻烦。原生女性TG小佳有一次骑摩托车的时候被警察临检,驾照上面虽然注明性别是女的,但是因为上面的大头照是穿着西装打领带的,结果就被警察刁难:

那个警察就一直问,「妳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我就不理他,然后他就说,「妳不知道自己是男的还是女的啊!」我还是不说话。最后他就说,「妳要不要我告诉妳什么是男的?什么是女的?」然后,因为上面有身份证字号嘛,他就说,「妳不知道2开头是女的啊?妳不知道妳自己是个女的啊?」

像这样明显嘲讽挑衅的话语,是许多跨性别的朋友们在最寻常的临检中不断遭遇的,跨性别者即使并未有任何非法的行为,也必须承受这种明显超越临检职权的性别压力。当性别二分的基本要求被体现为警察权时,跨性别主体真是点滴在心头。

最明确支撑这种性别压力的,就是被大家视为常规的法定文件中记载的性别。2002年7月,一位台北市跨性别市民蔡雅婷向内政部和总统府提出陈情,说明自身以女性角色全时工作生活,持续筹措款项以便日后进行变性手术,已经数年之久,也已改换女性名字。然而,她为了避免层出不穷的困扰及身分质疑,向户政事务所申请换发贴有其女装相片的国民身分证时,户政人员却拒绝了她的要求,认为身分证是一种公文书,必须有「正确性」和正确的性别注记,其上的相片也必须符合本人的法定性别,如果换贴照片恐怕会误导外界判断。蔡雅婷因此向有关单位提出陈情,至今尚未得到回应,跨性别团体也已经酝酿发声支援。在另外一个例子中,前面提过已经以女性身分生活多年的原生男性TS如芸终于筹够了钱要去泰国接受变性手术,但是申请护照时被退件,因为发照单位说她相片中的脸看起来太像女生,和她身分证上的国中时代男装相片以及法定(男性)性别不符,外交部人员并且建议她剪掉长发,打扮成男生,出关时才不会产生冲击。如芸不肯剪去好不容易留了几年的长发,但是又需要护照前往泰国接受手术,最后只好穿上西装领带,绑起头发,画粗眉毛,照了张男生味道的照片,才申请到了护照。问题是,进出海关时,如芸的本人外貌和护照上的照片将有极大差距,恐怕仍然难免狐疑的眼光;再加上泰国变性完之后回台时,她的身体和认同都是女性,那张刻意制造的男性照片反而成为另一个可能招来质疑的引爆点。[28] 在这些荒谬的、执意要求主体否认自身性别形象的例子中都充分看到,对跨性别主体而言,身分证明文件从不只是「确认」个人身分之用,而是要求个人削足适屦、箝制个人不得实现性别自我的牢笼。

上述法定文件和法定性别并不总是由官方单位和人员来执行验证,事实上,在现代这个高度「证件化」的社会里,跨性别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活动和决定几乎都会牵涉到某种验证,而性别则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项检验项目。这些验证的要求是如此频繁,它们甚至部份构成了如芸迫切想要接受变性手术的原因之一。如芸因为外观和声音都极端女性化,常常因为身分证件上的「男」而感到困扰,她一半无奈,一半期待的说:

变性这件事情最大的贡献就是可以换身分证,因为男生的身分证带给我相当大的困扰。像找工作,找房子,甚至于说银行啊,反正是有关于身分登记的,像办大哥大,办信用卡那些的。

然而,就算办到了大哥大,办好了信用卡,对某些跨性别者来说,恐怕还是免不了接下来经常不断的验证关卡。原生女性TG小佳是一个常常跑外务的工作者,在使用信用卡时就常常遇到说不清楚的情况:

比如说1996年我办公室里面有一个同事是个男的,可是他的声音就是跟女生一模一样,反正我们两个在办公室里面接电话,对方都会觉得他们打错了电话。我一接,他们就觉得是个男的,他一接听,人家就觉得是一个女的。那一年,不知道为了什么,我们办公室联名的信用卡大家的帐单好像都出了差错,银行打电话来跟你确定你所有的身份、所有的资料,大概确认了二十次,颠过来倒过去,什么都问了,最后他们还是问你,「妳是本人吗?」…..我在跟信用卡公司吵架,他也在跟银行吵架,后来就有一个同事开玩笑说,「唉,你们两个就互换打电话,就不会有事了。」

在这种常见的情况中,信用卡公司虽然已经确认了各项个人资料,但是最终还是卡在有关声音的性别成见上,不管是否已经完成手术更改身分,只要声音不符合性别刻板印象,都要承受一再的确认。再加上最近盗卡盗刷蔚为风气,信用卡公司极力加强对身分确认的工作,不少跨性别者因此都不断遭遇这种质疑,也在对方礼貌的坚持询问中听见他人对自我性别身分的坚决否定。后来小佳实在被问烦了,索性一口气剪掉了所有的信用卡,彻底和这种性别傲慢说再见。

即使外观和声音通得过初步的验证,工作上表现良好,在办公室里面已经可以穿女装来往,上司也完全谅解这个情况,跨性别者还是有些顾忌。因为,按照担任工业工程师的原生男性TS如芸的说法︰

别人知道你是男生以后,对你这个人就会有另外一种看法。就是说像你这个人,不男不女呀,还有什么表里不一,看起来像女生但是事实上是男生。其实同事们他们知道,只是他们不说,他们就是当做在看笑话就对了。

典型的性别歧视就是这样略过个人的具体表现,只因着主体所呈现/归属的性别而加以负面的评断。正因为这样,有关个人的资讯管理就变成跨性别主体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已经做完手术的原生女性TS小威因为从15岁踏入职场开始就在外观上先陆续做了调整修饰,一向以男性打扮上班,只有上司和人事处管理个人资料的人知道他的生理性别,后来经历手术时他也只向管理阶层的人员说他是因为双性恋而做手术 [29],对同事则说是纤维囊肿而切除,因此在手臂上留下疤痕。他的坦然态度和听来具体可信的说法反而没有引起同事的任何关注。

事实上,跨性别主体若是想要顺利的找到并维持一份工作,往往都需要周全的规划和小心的执行。正在进行变性手术的双性人(intersexual)小雨在广告公司做事,她在求职求偶上都透露出因着边缘处境和经验所发展出来的世故和果决︰

我在人事档案上性别那一栏一定会打上「女性」,interview完了以后,我一定会跟最上面那个主管讲我的事情,所以,整个公司来讲,可能只有三四个人知道,我会讲说,「嗯,我现在生理上有个医学要解决的问题,我有两个性别的器官,这一部份因为当初报户口出了问题,所以我从小还是这样子过的。这个问题在这几年就会解决,可是不影响工作。来,先看我的作品。」这样一来,那些事情就不重要了。我就跟他讲,「这些是我做的,你们公司的东西对我来讲不是很难,我可以做的很好。而且你们可以试试看啊!试用期不用三个月,一个礼拜就好;不可以,就踢走,可以,就留下我,加薪。就这样。」所以我都这样,我对工作非常有自信,所以我到哪个地方,我觉得我都做得很好。在伴侣这部份如果有比较好的对象,觉得可能有机会在一起生活的话,就跟他老实讲,而且提早讲,通常被排斥都很少很少,非常少。我们讲的术语是,你先布局,比方说,广告策略先拟好,你要怎么样,这整个过程你要怎么样让人接受,妳自己的优点在哪里,缺点在哪里,妳要先想好。你待在这里,能待,你布的那个局就有用,她就能接受。不能待,她不能接受,我们就走嘛!跟这种人就不相干了。所以一直是这样,我一直这样想。就和工作一样,感情上也一定要果决。

然而,长期的共事多多少少都会增加个体和他人互动的机会,毕竟,不是所有的工作都可能像小雨从事的美工设计那样自成一个格局。跨性别朋友中特别常要和人接触的工作形式──例如教师或媒体工作人员──都会有额外的人际互动问题。即使尽量避开互动场域,例如选择比较没有人的时刻去学校的便利商店买东西,或者用餐时间过了之后才去餐厅吃饭,甚至开会时缩在最角落的位置而且不发言,但是还是会遇上一些必须牵涉到面对身分的时刻,也因此形成对跨性别者的难题。

最起码的尴尬场面就是生熟混杂的职场互动时刻。出于职务需要,跨性别者难免会遇到陌生但是必须交往的人,这时,相互的称呼介绍就形成了问题。例如客户到访,公司内的同事被介绍时,跨性别主体就躲不开一阵尴尬,在另一方面,知道实情的同事们反而会不确定是要介绍这是小姐还是先生。原生女性TS小许的解决方式就是一个箭步向前,伸出手,然后主动报上自己的姓名,点头示意。既然是自己报上姓名,就躲过了被介绍成先生小姐的难关了。

然而日常生活中充斥了各种不同的状况和互动,每一个新的人员组合或场域都可能形成一些复杂的情境。毕竟,连最起码的招呼和称呼都总是预设了性别二元分野,因此任何需要招呼和称呼的场域也都是可能为跨性别者制造尴尬的场合。在这里,问题已经不是按照跨性别者意愿的性别来称呼就可以解决的,因为知(多少)情/不知情、诚恳/讽刺、善意解释/刻意强调之间,包含了各种微妙游移、相互牵动的可能,这几个不同层面之间更可能因着个人关系和动机情绪而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复杂纠葛,也因此往往使得跨性别者自己都不知道该如何解读别人所赋予的性别称谓,对各种场合中的称谓形式因而充满不安和疑惧。原生女性TG阿尼在参加学术研讨会被人介绍时就面对了这种困局:

尼:你叫我「小姐」,我很不舒服啊!可是你在那个那么多人的场合里面叫我「先生」,那个总觉得有一点东西被人家看到的那种感觉。

何:那你要怎么样被人称呼?

尼:我不知道。

更复杂的是,即使当一旁的同事善意的帮忙解释时,当事人的感觉也是充满矛盾猜疑。原生女性TS小许对此就很自觉:

只要人家打电话来或者是其他处室的人来找我,误认了我,同事都会帮我解释说:「他是小姐,不是先生」。这点让我蛮困扰的,但是我知道他们非常的友善,因为他们觉得人家称呼我「先生」是对我不礼貌。但是我当然希望他不要去纠正,可是不要纠正,你也会觉得怪啊!当今天人家称你「先生」,我同事不纠正的话,那我会怀疑他们心里面是怎么看我,我心里反而会觉得怪怪的。

跨性别者的意识、身体、认同、生命本来就不是那个截然二分的性别文化所可以捕捉固定的,因此,不管在这个二元的称谓系统中如何调整移位,跨性别者的两难位置总还会勾动各种有关情绪、动机的猜测,也使得主体的感受总是幽幽的溢出这个框架。

除了总是预设了两性分野的称谓难题之外,由于在工作上需要和同事互动或者需要同行出差,在这些时刻,另外一些类似的困难也会陆续浮现,考验跨性别者的应变智慧。例如出差的时候要和哪种性别的同事合住一个房间就是一个大问题,跨性别者和男的或女的同事合住都会心中不安,原生女性TS小许的对策是制造各种理由来要求公司给他个人一间房(说摄影机器需要充电啦!或者故意赶掉飞机,搭晚一班的到达,结果同事都已经分配好房间啦!),反正就是设法自己住一间,实在不行就只好自己掏腰包了。又例如集体团队出差,搭飞机时在机场取机票,票面上总是按照身分证的注记打好了Mr.或Ms.,柜台人员大声召唤Mr.某某的时候,已经开始性别转型的原生男性跨性别主体就尴尬了:是要一身女性模样的去领一张属于Mr.的票而承受他人的猜疑的异样眼光,还是要拒绝领票,脱队独行?或者像前面提过的海关过关问题,若是跨性别的主体被海关进行目光检验,拖了很久,甚至可能被请到办公室去详细查明身分,在这种时刻,原本需要和同事一起团进团出的跨性别主体还会成为耽搁行程的罪魁祸首。

从上面这些很平常的例子看来,面对这个只认识两性的社会,跨性别主体若是坚持做自己,往往就会显得很不合群,很难搞,甚至恶化和同事之间的共事关系。例如下班之后或特殊节庆时同事的聚餐或其他活动往往都会形成另外一些压力出现的场合。原生女性TG阿尼一向就回避同事聚餐的场合:

我讨厌这样,所以我根本不要参加聚餐,因为一讲就会往我身上讲,明明在讲「你老公怎样」,突然就跳到你这个人身上,都无关的喔!那种情况常常有,所以我很拒绝聚餐之类的活动,因为他们就会讲到你身上来,不知道为什么。你不讲话都不行,你一定要讲一些、挤出一些私人的东西让他们…,我就觉得很疲倦。

然而这样的回避并不一定能够降温,工作同仁对性别异类同事的「兴趣」有时也可能转为明显的敌意。原生女性TG小佳一直留着超短的平头,要是有时候留久了一些才突然剪掉,上司看到就会挑衅的说:「ㄟ,妳又跑去变性了,是不是?」小佳心情好的时候不理会,但是有时太受不了的时候就会反击:「对,那又怎么样?」这样的回应当然有可能形成上司下属之间的紧张状态,但是对跨性别者来说,这样的紧张似乎是既必要而又难堪的。小佳带着淡淡的无奈说:

如果说今天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人,他们有一些比较凶悍的表现,这都算好的,因为他们至少理直气壮。可是妳今天呢!「不三不四的,你还跟我搞这些飞机」,妳就有一点自己应该要自知理亏似的。

无奈的感觉当然是来自别人的成见,可是有时这种成见还会深刻的影响到跨性别者的工作前程。小佳的老板就曾经在考量升迁人选的时候很明白的告诉他:「我不能让妳这样去带人。」他的意思是说,在组长的位置上,原生女性的TG小佳每天必须碰到的人大概有三、四十个,如果因为这样的性别暧昧而造成业务上的困难,老板当然会有所保留。这──又是另一种明显的性别歧视案例。

职场中这些层出不穷的经验迫使跨性别主体养成处处警觉自律、时时察言观色的习惯,用高度的自我反思来管理斡旋复杂多变的人际关系。原生女性TS小威对此有很深刻的体验:

以前我伪装的不好,或者是有些思想方面、应对方面没有调适过来的时候会有这些问题,会有挫折感。但是我会告诉我自己,这是经验,一直累积一直累积,累积到最后就好像那个石头,你磨久了就圆了,皮也厚了。你自己给自己的观念很正确很明确的时候,有一些小小的凸槌(出错),那没怎么样嘛!但是你会下意识的很机警的马上就把那个情况拉回来,所以这都是需要锻炼的。

日常生活中或隐或现的两性二元框架并非只在职场中操作,事实上,即使跨性别者被自己的原生家庭接受,有了一些自在的空间,他/她们仍然难以避免必须参加一些有着清楚性别划分的场合,其中又以涵盖家族所有成员的婚丧喜庆为最典型也最难处理的场合,因为这个庆典也是各方远近亲疏的亲友聚首的时刻,在这里,各种资讯有了多方印证的机会,因此也很容易使跨性别者的私人资讯管理功亏一篑。

在一次原生女性TS跨性别者的小聚会中,有人提到准备明年和身边的爱人结婚,但是难题是双方家族见面时会如何。女方家人并不知道新郎的变性身分,新郎则因为选择变性而早已被原生家庭放逐,在婚礼上恐怕根本没有家人会到场,这么一来,新娘的家人可能会起疑,新郎的变性身分就极有可能曝光。正在手术阶段过程中的原生女性TS小堤半开玩笑的说,大家可以集合起来组一个家族队伍,专门替跨性别的朋友出席婚礼,你做小弟,我做大表哥,老一点的就说是二叔,免得亲家说这家亲友怎么都没出场。在满屋的大笑声中,一个个孤单的身影突然有了温暖的家族。

就算不是本人的婚礼,而只是出席远房亲友的婚礼,性别身分暧昧的跨性别主体还是会遭遇困扰,因为久未见面的亲友总是会追着问这是谁家的儿子女儿,以便重温血缘的回忆。在这种时刻,那个彻底架构在异性恋体制上的亲属系统总会使跨性别主体无处容身。原生女性TG小佳有个大家族,这种场合也就多了:

比如像我大小表哥结婚的时候,吃喜酒我只会穿西装去,如果我坐在我妈旁边,我妈要是被问那是谁的时候,就会很尴尬。你要跟你的家人保持距离,部份也就是避免被介绍来、介绍去的。如果躲不掉,我都会先报告我是某某某,这个样子,接下来就不用讲了。

在婚礼的场合只需要声明身分,忍受一下异样的眼光或好奇的询问,就可以多多少少过关,大不了宣称有事,早点离席。但是换做家族里的丧事,难题就更大了。传统习俗规定在告别式中,子女分排两边,连在讣文上也得写清楚子或女,这对还在性别转型过程中或甚至已经转型成功的变性子女而言,构成了明确的困难:到底是要披麻衣,还是戴麻帽?要跪在女性这边,还是跪男性那边?原来不是一个儿子吗?怎么现在跪了个女儿?告别式中子女按照性别和排行顺序排排的跪倒,要是被细心的亲友注意到异样,搞不好还会出言斥责,要求更衣归位,这时跨性别主体又将如何?

前面说过原生女性TG阿尼是父亲的最爱,总是和哥哥弟弟一起被父亲带去钓鱼,阿尼读国中时父亲因车祸不幸过世,这对阿尼而言是一个严重的打击,但是在送父亲最后一程的时候,阿尼却完全不被允许以过去和父亲共度快乐时光时的身分形象送葬,因为告别式的亲属秩序架构根本没有跨性别主体的位置,更不容许在空间位置上的任何性别越界移位。阿尼最后被迫以父亲完全不熟悉(恐怕也不会赞成)的孝女模样伴随父亲的棺木前行:

父亲车祸过世的时候……邻居来帮忙做丧衣,因为出殡时男女要各穿不一样的衣服,男生要穿麻衣,头上戴麻圈,女生则穿白衣,头上盖白布,头发上还要别一朵花结。大家都知道我们家有四女二男,所以邻居做了四套女衫,两套男衫,我没有选择,只能穿成孝女的样子,但是我就是没有办法在头发上戴上那朵丧花。还有,因为父亲是横死,按规矩,女儿要为父亲提一盏小灯笼,让他好好的走,我没办法照规矩好好提灯,我把小灯笼放在麻衣里面,没有用手提着,亲友街坊邻居都大表不满,说我不孝。不过他们都没看到,其实出殡棺木启动的那一刻,我哥哥是长子,抱着装满米的香炉走在最前面,我就跟在旁边。

在这沈重的路途中,跨性别的阿尼只能选择东减西丢,创造出一个让亲友邻居的性别逻辑非常不满但是却可以勉强面对父亲(和自己)的形象,无言的送完最后一程。

另一个原生女性TG小佳也出身大家族,而且过去两年中连续失去百般疼爱自己的爷爷和亲爱的妹妹,丧事的经验一下子丰富了起来。一肩扛起丧葬事宜的小佳也和阿尼一样,充分感受到其中令他无法接受的两性区隔架构。不过或许可以算是一种「幸运」,由于小佳算起来是老大,以男性身分在家中行走已经多年,爷爷奶奶又都接受他作为长孙,因此整个葬礼过程为了他而做了很多必要的调整,刻意的松动了男女分界,以便让小佳能够在葬礼中也扮演爷爷会想要他扮演的角色:

其实在丧葬习俗里有很多东西,女的是不能碰的。弟弟是长孙,但是还在金门赶不回来,于是所有的法事都是我在场,大家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一个棘手的状况,就是──我是个女的。结果变成披麻带孝改成全黑的制服,法事进行的时候男女混著一起跪拜,只有出殡当天公祭的时候是男女分开的。大家在做一种很诡异的妥协,可是因为家里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大家族,旁人看来不免觉得怪。弟弟手中捧著爷爷的骨灰时,他当着所有的人走到我面前,说:「这原本是你应该拿的。」我们家在台北有一个祖坟,塔里有祖先的骨坛,是不允许女性进去的,到爷爷骨灰进塔时,弟弟坚持要我进去跟爷爷说再见,帮他把骨灰放好。

在人生悲欢离合的婚丧喜庆场合中,性别二分的基本逻辑充分渗透了也主导了所有的空间和互动。跨性别主体连要站在哪里,穿些什么,能做些什么,如何表达自己的情感,如何与逝者告别,都深刻的感受到性别二分的强制放逐。这个蛮横的力量不是来自法律,不是来自什么个人的专制,而是来自根深蒂固、很少被人质疑的传统神圣仪式和礼节。如果说这些固定的仪式象征了一个文化的成员公开共享的信念和意义,那么显然需要调整更改的不是那些已经在现实中顽固存活的跨性别主体,而是那个拒绝承认甚至强制放逐跨性别主体的性别二分体制。

结语

对许多非跨性别者而言,「性别」或许只是偶尔的不方便,还不至于像跨性别运动份子Riki Anne Wilchins所说的,是一个「因为身体呈现的外观、爱恋的对象、或者有什么样的感觉就惩罚这些身体」的专断体制(1997: 16)。然而对众多跨性别主体而言,他/她们人生中与时俱增的经验却鲜活的显示,只有两性眼界的性别体制是一个处处压迫主体的体制,而那个被两性架构贯穿了的社会空间,也使得跨性别必须耗费心力来营造自己的人生。[30]

台湾社会近年来逐渐看到了一些争取跨性别人权的个体和团体(例如性别人权团体「台湾性别人权协会」,以及跨性别者团体「台湾TG蝶园」),也在一些个案中看到跨性别权益的推进,例如变性人收养子女的权利 [31],以及更改身分的可能。另外,数年前也曾经热烈讨论变性人是否可以在手术前保留精子卵子,冷冻留待日后透过人工生殖来拥有自己的子女 [32]。讽刺的是,阻挡这些实际改变跨性别处境的措施和议题的,竟然还是那些最正统的性别二分理念及其在社会建制中的体现。面对这个现实,号称挑战性别体制的女性主义运动显然还需要继续进一步与跨性别运动接合,积极模糊性别二元的分野与建制,以彻底消除性别压迫,开拓性别多元的世界。

  

[1] 本文系本人所主持的国科会三年专题研究计画「性别不驯的政略」的部份研究成果报告,2002年11月15日初稿首度在文化研究学会年会「重访东亚」中宣读,修订后收入本书。相关访谈于2000至2002年间进行,所有的访谈都录音誊稿,受访者原本就在圈内使用自定的代名,除了同意使用已知代名的朋友之外,其他代名都经过进一步改变并去除可能足供辨识身分的资讯。其中有关身体/身分方面的访谈结果已经撰写为〈认同的「体」现:打造跨性别〉一文,有关跨性别者之现实社会存在则整理于本文中。在此特别谢谢TG蝶园接受访谈的20位跨性别朋友,以及提供访谈场地的台湾性别人权协会。仅以此文献给这些奋力打造自我身体和人生、因而改变这个文化和社会的朋友们。

[2] 在此之前,台湾近年唯一受到广泛关注的跨性别暴力事件就是2000年4月20日高雄县高树国中三年级学生叶永志在学校厕所离奇死亡事件。家人提起叶永志常被同学取笑像女生、说他很恶心、还动手打他,而且叶永志一向不喜欢在学校正常下课时间上厕所,因为有些同学会联合起来脱他的裤子戏弄他。下文讨论跨性别主体与校园生活时将以另一个具体的案例来说明这个细节的可能沈痛含意。

[3] 何春蕤,<陈俊生夜游京华城,警卫媒体展现跨性别歧视>,2002年5月22日中国时报15版。此文和接下来两个注脚中的文章都是在本地跨性别团体「TG蝶园」的集体脉络中撰写的。

[4] 何春蕤,<失「真」的相片与身分夹杀了跨性人>,2002年7月13日联合报15版。文中的蔡雅婷和阿美都是TG蝶园的成员。

[5] 何春蕤,<警方与媒体的八卦共犯>,2002年8月27日中国时报15版。有几位蝶园的成员因为变装的经验很资深,已经有自信抗拒警方的侵权,宣告本身变装行为并不违法,但是另外至少有两位资浅的蝶园成员曾经明确经历过警方类似的曝光恐吓手法。

[6] 2003年跨性别事件仍然不断,最令人瞩目的就是变性人林国华在完成手术五年后因生活困难而自杀,凸显了跨性别族群的生存困境,不过本文以2002年为主要叙述脉络。

[7] 1995年著名的反串表演团体「红顶艺人」租下台北的统一饭店作为表演场地,首度为跨性别扮装表演赢得一个固定的场所,热潮过后移至南部的戏院表演,并偶尔担纲反串的婚纱礼服秀。原想在南部建筑自己的表演戏院,但是2003年初以未能取得建照及营业执照而被拆除。另外,1997年中视《天才bang bang bang》节目首创<世纪美男子>单元,由男性变装为女性比赛歌舞才艺,收视率超越黄金档节目;台视《台湾红不让》随即开辟<变男变女变变变>单元,也推出变装秀,并在变装表演后让参赛者回复原来的性别身分和装扮作为对比,一时间,变装秀蔚为风气。后来舆论批评反串秀错乱儿童的性别观,广电处的「关切」和罚金终于迫使这些单元被撤掉,改以模仿大赛、猜谜游戏等等不同形式在有线电视台继续不时浮现,变装主体也持续以其奇观表演来占领主流媒体的空间。

[8] 1996年9月29日中国时报24版<扮装风暴席卷台湾>报导,台北诚品书店敦南店外街举办「扮装风暴」晚会秀,集结了当时国立艺术学院学生组成的白雪综艺团、建中戏剧社校友组成的红绫金粉剧艺工作坊、以及台大学生组成的粉红迷宫戏剧团体,可见当时变装已经在各个校园蔚为风气。

[9] 在时尚的领域中,跨性别的主题和风格是创意的主要来源,但是几乎一概都用「第三性」来指称。1997年6月13日联合报以半版篇幅刊出<九○年代第三性理直气壮不男不女>,图文并茂的宣告:「九○年代是个兼容并蓄的时代,所有相关的或无关的、协调的或对立的、男的女的、各种可能的不可能的…都和平共处,在这样的情况下,二十一世纪出现一种新人种,称为第三性。台湾媒体习惯将男扮女装的酒店称作是第三性公关,然而对时尚人士来说,第三性是一种生活态度,流行工作者方登恺认为,简单来说,它就是不侷限性别的一种想法」(黑体为本文所加)。1998年9月15日中国时报35版也用全版刊登<妖娆与阳刚兼备的第三性时尚雌雄同体>,宣告新的跨性别时尚趋势。商业体系对跨性别形象的挪用至少为暧昧污名的「第三性」建立了新的诠释,将它描述为一种很正面的生活风格,并且标示了它超越性别疆界的基本精神,这种正当性若是能更有力的转移到跨性别主体身上,倒是不错的的助力。

[10] 台湾女性主义所延伸出来的性别「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趋势确实对本地的性别边缘主体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1990年代初期女同性恋团体在女性主义滋养下刚开始出现时,就已经在专属的刊物《女朋友》中对于T婆角色中蕴涵的(异性恋)性别含意多有微词,对阳刚女同性恋的性别表现有异议,并高举「不分」为女同性恋最高指导原则。而在性别政治氛围中逐渐开始思考出柜问题的男同志。对于高度阴柔形象的CCGay(sissy gay)原本就常常大加挞伐,抱怨他们印证了男同性恋的刻板形象。2000年台北市政府举办同玩节时,扮装男同性恋大胆现身获得媒体报导时,也被许多只敢在网路上大谈出柜理念的同性恋批判,说扮装同性恋破坏了群体形象。这些在同性恋群中出现的对跨性别呈现方式的不满,都呈现了女性主义性别理论的侷限眼界,也使得LGBT同志连线凭添困难。

[11] Michel Foucault,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 I: An Introduction, Trans. by Robert Hurley (New York: Vintage, 1978), 200.

[12] 相关台湾本地跨性别主体自我命名的详细分类和内涵,以及本文对受访跨性别主体的标示方式,请参见本人另一篇论文<认同的体现:打造跨性别>(亦收入本书中)「性别二分主义的幽灵」一节的详尽说明。

[13] 对许多想要接受变性手术的跨性别主体而言,获取医疗诊断书和父母同意书以便进行外科整型手术是一个非常痛苦挣扎的过程,不同阶段的医病关系和摸索沟通更构成了万分复杂敏感的情结,这方面的讨论将留在另外的论文中处理,本文将集中讨论日常生活的其他领域。

[14] 对所有的跨性别者而言,性别区隔分明的场域也是最为难的场域,其中又以行走公共场所时经常且必须使用的厕所构成了最为复杂微妙也危险的挑战,这部份的分析我已经在<认同的「体」现︰打造跨性别>一文中提出详细说明,在此不再赘述。

[15] Erving Goffman, Stigma: Notes on the Management of Spoiled Ident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63), 87.

[16] 同样的,在西方的运动历史中,跨性别和同性恋这两个主体位置之间错综复杂的、既重叠又可能相互排拒的关系,也曾经在这个高举认同的年代为许多主体带来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结。女性主义和同性恋解放运动都带了某种程度的政治正确焦虑,使得阳刚女同志与原生女性跨性别者之间的疆界战争持续进行了很多年。有识者提醒,重点恐怕不是谁的阳刚向父权输诚,或者哪个个别的主体应该属于哪个范畴,而是认识各种非男非女的性别认同有着何种多样的、超越一般想像的面貌,以及各种另类的阳刚气质应该如何和女性主义、反种族主义以及酷儿运动串连,以避免被父权收编(Halberstam 1998: 141-173)。

[17] 不过,事实上,对跨性人的迷恋和深情倒也不是什么少见的事情。在英美跨性别运动逐步发展之际,原本隐而不见的跨性人爱侣也逐渐浮上台面支持跨性别解放运动,也因而成为另一批(因「关连」而被包含在内的)性别异类(参见Califia 1997: 196-220)。在台湾,对于跨性别的迷恋虽然很广泛(从杨丽花、凌波、到孙翠凤所掀动的旋风可见一斑),但是尚未被正式命名为跨性恋,也尚未形成对于跨性别身分的肯定。

[18] 著名的台湾原生男性变性人林国华在1993年还在上工专时曾经暗恋班上一名男同学,想尽办法接近对方,还替对方打扫房间,后来终于鼓起勇气向对方示意,这名男生竟吓得转学,使得林国华大受打击(<林国华橡皮筋绑蛋蛋,变性不成屡自杀>, 1998年11月22-28日《独家报导》537期19-21页)。像这样的戏剧性反应通常不会出现在异性恋的情意表达之后,也因此往往被跨性别主体视为是对自身状态所做的负面回应,于是更加影响到主体的自我评价。

[19] 许多跨性别者在被揭露身分之前都是适应良好的。有一次高雄市取缔艳舞时逮捕两名女性舞者,但是检验身分证时发现其中之一竟是男扮女装,另外那位舞孃相知三个月也一同共事,但是一直不知她是男儿身(<混迹花丛无人知,姐儿俏大跳艳舞,哎唷喂她是男人>,1999年7月29日联合晚报5版)。同年,新竹地方法院裁示一名协寻到案者送入新竹看守所时发现,这名长发披肩、脸上化妆、举止娇媚的嫌犯身分证和其他文件上登记的竟是男性,而且还发现她在一年前进入高雄少年观护所勒戒时便因为心态举止均趋近女性而被特准收容于女所。而案发时他的男友和她同居两年余,从来不知她是男儿身(<女装男公关郑博文又回笼>,1999年8月1日联合报9版)。

[20] 在法律的层次上,台湾政府法务部对这种棘手案件的处理态度倾向务实。数年前,台湾中部有一名陈先生虽然一直有女性化的倾向,但是大哥过世后为了照顾大嫂及几名孩子而娶了其嫂为妻,后来自己做完变性手术成了「女儿身」,也制造了两个女人结婚的事实。她向户政机关申请把「性别」更改为「女性」,法务部经研究后认为,依据现行民法第973条、980条的规定,婚姻系以终身共同生活为目的之「一男一女」适法之结合关系,在本质上不容有同性相婚的情形,但如果当事人在婚姻关系存续中已经变性,造成「同性结婚」的事实,则其原有的婚姻关系仍不受影响,如果已有子女,其血亲关系也不受影响(<乌龙婚姻五花八门趣事多>,2000年2月5日中国时报8版)。

[21] 1998年苗栗的原生男性罗炜萱现身说法时就提到,她在宪兵部队服役时因为女性化的言行举止,晚上睡大通铺时还曾被旁边的学长上下其手骚扰她(<变性帮她找回生命之春>,1998年4月9日联合报7版)。

[22] <变性手术第三性公关不归路>,2000年8月22日台湾日报7版。

[23] <14岁香岱儿猛攒钱等变性>,2000年12月28日中时晚报3版。

[24] 许多人也注意到这个趋势已经愈来愈明显(<嗲嗲的役男,越来越多>,1999年11月5日联合晚报5版。)莺歌地区一位青年手持隆乳手术医师证明前往台北县兵役局陈情,要求改判免役体位,因为他还在等候阴茎截除手术,想到要和一大堆异性同食共寝就无法忍受(<男不男,女不女,叫我去当兵>, 1999年5月30日中国时报8版)。台中地区役男开征时也发现一位有女性倾向的役男,留长发,胸部丰满,说话嗲声嗲气,穿裙子与高跟鞋受检,并拒绝脱掉上衣,她说一年多以前就开始打女性荷尔蒙,由于台湾变性手术太贵,因此现在还在等候到泰国动手术变性(<台中役男开征,他穿裙子来体检>,2000年8月22日台湾日报7版)。

[25] 以施行变性手术著称的前台北荣总重建整形外科医师方荣煌表示,到1999年为止他个人已经完成了46件男变女手术以及100件女变男手术(1999年3月1日自立晚报4版)。

[26] 1995年新竹地区办理兵役体检时就发现三位女变男案例,虽然三人都有男性性征,但是女性性征仍隐约可见,军医局认为服役时可能会造成「不良影响」故批准免役(<女生变男生太凸出,免当阿兵哥>,1995年8月22日联合报7版)。嘉义市政府也传出一起原生女性变性人因兵役问题申请体位判定的案例,这位原生女性的变性人接受变性手术后,户籍上完成性别变更,但是并未及时通知兵役科一并处理其兵役问题,结果要出国旅游时因兵役问题而被限制出境,后来经过体位复检才判定丁等体位,取得免役证明(<变性人要出国,海关前被拦下>, 1999年1月31日联合报19版)。

[27] Harold Garfinkel和跨性别之间最主要的关连,除了在这个引句中所谈的蒙混(passing)之外,更重要的是,他的「常民方法论」(ethnomethodology)很大一部分正建立在一位跨性别者的故事上。”Agnes”于1951年到UCLA寻求心理评估时曾经接受Robert Stoller, Alexander Rosen以及Harold Garfinkel的访谈研究,单单Garfinkel就累积了35小时的详谈录音,最后三人的结论都证实Agnes确实是一个天生的intersexual(双性人,俗称阴阳人),因此合于手术的要件。手术五年后,Agnes向Stoller承认自己其实从12岁起就偷偷服用女性荷尔蒙,那看似天生的双性身体其实是7年的荷尔蒙功效,这个戏剧性的翻转后来也以附录的形式收入Garfinkel的书中。透过和Agnes的访谈,Garfinkel认识到性别是一种社会生产,是需要不断注意如何营造出男、女形象的社会成就(Kessler and McKenna, 1978: 112-115),同时,其常民方法论也揭露人们在每日的生活中是如何以各种技巧和反思说词来经营稳定而实际的生活。这些分析对于理解跨性别主体每日如何「做性别」(doing gender)是很有启发的。

[28] 常常因为公务出国的原生女性TG小佳就有很多这类经过海关的经验:

J:有一次护照照片我是理光头的,可是过海关的那时候我把头发留到肩膀那么长,然后我穿西装。海关看了很久,翻你的visa,搞了老半天,然后妳就只能杵在那边一直让他看。好像妳最好不要质疑他,装得愈傻,大概愈容易过。

何:最后他还是没问妳到底是男是女?

J:对,可是他给妳左打量右打量,就会花掉好久,那所有人都排著队,看着妳在那边被看。

虽然一句话都没说,质疑的眼光却已经足以深深的刺入跨性别者的心灵。

[29] 小威很清楚了解这个社会的歧视心态,所以在措词上经过审慎的考量︰「因为说自己是双性恋比较容易被人接受,人家听到这个名字,人家就会用比较医学的角度来看,说你是生病了,或者是你有这方面的缺陷,人家说不定还多多少少给你一点同情心。」另外两个常被使用的说法就是一般人比较容易懂得的「阴阳人」或「变性人」,跨性者往往会评估污名的份量,然后酌情使用,以解释自身身体状况的「天生如此」以及手术的当然必要。

[30] 2000年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女主角得奖者Hilary Swank在拍摄跨性别真实故事片《男孩别哭》(Boys Don’t Cry)一片时,曾经剪发、绑胸、塞跨,以男装男形在洛杉矶生活一个月。媒体报导中说:「她意外发现身旁的人只是因为搞不清楚她的性别,居然对她相当不友善,让她感到非常痛心」(<希拉蕊史温克为戏变性>, 2000年3月8日中国时报27版)。

[31] 嘉义地方法院民事庭裁定台湾第一起原生男性变性人收养子女案,艺名「钟玲」的张家菱争取收养六个月大男婴,法官认为男婴母亲在监服刑,父亲去向不明,张家菱也获得家人支持并承诺协助照护,因此认可张家菱收养这名男婴(<「妈妈」兴奋,全力抚养他长大>,2001年10月20日联合报8版)。

[32] 在荣总变性人档案中,有六、七位原生女性以及二位原生男性的患者最后觅得良缘,可是要育有自己的子女对他们却是件难事,因为变性前他们不愿意与异性发生性关系,变性后也不具有生产精子、卵子的能力,因此,有些变性人在术前提出保留精子、卵子的要求,以便日后用人工受精的方式育有自己的子女。对此,不孕症医师表示,事前冰存卵子、解冻后,还能受孕的案例在世界不到十例,原因是解冻后的卵子品质不佳,至于精子先行冰存、日后受孕,则是十分普遍的,这个问题也一度引起台湾社会讨论(<凤凰变2女医师喜结连理>,2000年2月28日中时晚报3版)。

 

引用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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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春蕤(2002).  <陈俊生夜游京华城,警卫媒体展现跨性别歧视>,5月22日中国时报15版。

何春蕤(2002).  <认同的「体」现:打造跨性别>,《台湾社会研究季刊》46期1-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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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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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装男公关郑博文又回笼>,1999年8月1日联合报9版。

<台中役男开征,他穿裙子来体检>,2000年8月22日台湾日报7版

<同性结婚于法不容>, 2000年10月23日中国时报8版。

<妖娆与阳刚兼备的第三性时尚雌雄同体>,1998年9月15日中国时报35版

<希拉蕊史温克为戏变性>, 2000年3月8日中国时报27版

<扮装风暴席卷台湾>, 1996年9月29日中国时报24版。

<男子反串槟榔西施>,1998年4月6日中国时报16版。

<男不男,女不女,叫我去当兵>,1999年5月30日中国时报8版。

<乌龙婚姻五花八门趣事多>, 2000年2月5日中国时报。

<混迹花丛无人知,姐儿俏大跳艳舞,哎唷喂她是男人>,1999年7月29日联合晚报15版。

<「妈妈」兴奋,全力抚养他长大>,2001年10月20日联合报8版

<嗲嗲的役男,越来越多>,1999年11月5日联合晚报5版。

<雌雄莫辨,有请法医验身>, 1999年3月7日中国时报8版。

<凤凰变2女医师喜结连理>, 2000年2月28日中时晚报3版。

<变性人要出国,海关前被拦下>, 1999年1月31日联合报19版

<变性手术第三性公关不归路>,2000年8月22日台湾日报7版。

<变性帮她找回生命之春>, 1998年4月9日联合报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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