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性别主体在台湾

(本文刊登于同志新闻通讯社2002年12月3日周末评论第10号)

2002年10月3日旧金山湾区一位17岁的跨性别青少年葛雯因勇于做自己而被三位男性群殴刀伤,然后被绑手缚脚绳索勒颈毕命,弃尸于150英里外的山区。葛雯是今年第25个被谋杀的跨性人,根据美国跨性别权益促进联盟的统计,2002年是跨性人最血腥的一年。──David Steinberg

虽然没有像美国那样刺眼的暴力记录,2002年的台湾却也是跨性人权益问题最清楚浮上台面的一年。五月底,艺人陈俊生著女装夜游台北京华城购物中心,因体型高大不似女性而被警卫怀疑不轨追捕曝光,引发性别衣着自由的辩论,后来以尝试新戏角色解释变装行为而渡过难关。

六月初,歌手秀兰玛雅出片时爆出同志疑云,据说她浑然不知曾经同居数月并携手拍摄婚照的男友并非男性,后来以秀兰玛雅涉世未深、为人单纯而平息风暴,所谓「男」友则在媒体曝光后继续就学,努力回复生活常轨。

七月初,台北市跨性别市民蔡雅婷以平日女性装扮的照片申办国民身分证遭承办人员拒绝,蔡因此向总统府提出陈情,要求废止内政部所订歧视和损害变性欲者弱势族群权益之行政法规,这个事件不但揭露了众多跨性人在身分证件和外表呈现方式上所承受的限制,也凸显了跨性人在身分盘查时刻(从临检到海关)所遭遇的多重质疑。

八月中,台北警方在路检时发现一名持有伪造女性身分证的长发柔弱女性竟然是即将抽签入伍的蔡性役男,媒体的疯狂追逐报导引发了跨性别团体发声批判媒体恶意侵犯跨性人的隐私权。稍后在八月底,台北市警局少年队在临检时捕获阴阳人流莺小茹,收押过程中爆发疑似性侵害疑云,后来并牵扯出线民、警员身分不清等等情事,震动警界,最后则以测谎结果认定小茹伪证诬告收场。

早几年媒体中不乏与跨性别(例如红顶艺人和第三性公关)相关的耸动奇观式报导,也有少数触法的跨性别主体(例如偷窃或伪造文书)引起心理医疗人士对这类主体提出诊断式的定义论述,更广受瞩目的则是电视节目中至今未歇的变装秀,以及在文化表演领域中的变装风气。

这些可见度虽然不足以改变跨性人的生存现实,但是至少为那些孤立摸索自我身分的跨性人提供了一些恍如隔世的遥远相认。相较之下,上述2002年一连串的跨性别事件除了因为牵涉到数位知名艺人而广受瞩目之外,更重要的是,它们标记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里程碑,那就是:跨性别的社会存在不再局限于娱乐表演论述或心理医疗论述,而正式与人权论述接合起来;跨性别身分的暧昧或越界不再自外于一般大众的生活实践,而挺身与一般人的自由和自我权益直接相连,跨性别主体所承受的各种限制、猜忌、敌意也因而成为值得众人关切的事情。

这个转变之所以能够形成,主要是因为跨性别权益团体的论述策略积极将跨性别议题和另外一些被大众关切的议题联系起来(例如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思考跨性别的衣着自由,或是从隐私权来批判警方与媒体的共犯结构如何侵犯了跨性别人权)。

这个接合则进一步把跨性别主体平实化,包含进普同的人权概念之下,并且从跨性别的主体位置来阐述性别平等的彻底(radical)含意。换句话说,近期跨性别论述的浮现发声,同时也揭露了台湾以「两性平等」为终极目标的性别政治在面对跨性别主体之时有其特殊的的认知盲点,这个盲点不但使得现有的两性平等论述无能维护跨性别主体的边缘认同与身分,反而更强化了跨性别主体的可疑与污名。

转载本网页时请保留本版权注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