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尋語言/認識生命:與污名主體的訪談經驗(發言稿)

(這是我2004年11月12日在香港大學Doing Oral History in Chinese Societies會議中的發言)

農業時代家庭成員在農閒時光中的講古,社區成員在節慶互動文化傳承中的歷史回溯,其實就是口述歷史。然而當這種在平凡生活中一向就存在的口述歷史轉變成一種專業收集田野素材做歷史的研究方法時,它的意義和操作方式也有了很重要的轉變。

「口述歷史」一般被視為一種特別貼近真實、收集保存歷史資訊和經驗的方法。由於它往往是訪談曾經親身參與重大事件或者經歷過某種生活方式的人,因此口述歷史可以說是從個體的生命記憶來挖掘捕捉歷史文化的陳跡。從這個角度來看,相較於官方的、客觀的、有政治目的的正式歷史,口述歷史似乎遙指屬於個人的、庶民文化的意義和色彩。

不過,口述歷史的庶民精神還是需要經過一定的歷史過程才得以實現。畢竟,這裡的關鍵字既然是「歷史」,那麼我們對歷史的思考概念也就直接影響到口述歷史會關注哪些被認為值得執行的訪談議題和對象。許多人覺得只有某些偉大的歷史時刻或事件才值得做口述歷史,而訪談的對象也應該是那些接近這些大事的政治、企業、專業、社會生活上的菁英。不過,就以美國為例,1930至1940年代,美國總統羅斯福因為想證明新政的實施果效而發動進行對大批勞動階級的訪談,1960年代更因為社會運動的衝擊和非菁英的思考,想要讓弱勢或邊緣的主體(當時的少數民族成員、勞動階級、女人、政治異議份子等等)享有發聲的機會,因此選擇這些主體作為被訪談的對象。這些因應社會歷史變化而出現的焦點轉移,倒是對口述歷史的庶民化有著極為正面的促成。

順著這個庶民化的趨勢,我想來談談我過去七年訪談污名主體的經驗。由於我的研究問題是污名主體的存活經驗和力量來源,我的研究訪談對象因此都是一些目前還在社會污名下隱姓埋名力圖生存的人,從性工作者到跨性別者到援交者到刺青穿洞者。污名主體的重要特徵就在於她們多半是盡量隱形低調,以免遭遇社會成見的衝擊挑戰,不過,近年來也有越來越多掛著面具的主體以社會運動的姿態出現在媒體上,這反映了污名主體的逐步現身。然而即使現身,這些主體通常不被視為有麼特殊的經驗和知識值得被深入訪談,就算她們說出什麼經驗和知識,也不被認為有什麼重要的文化或歷史價值。但是令我每每驚覺的,則是在訪談這類主體時特別感受到語言的侷限和常識的成見,這也使我對於「污名」的操作和效應有更深一層的體驗。

1997年,台北市政府雷厲風行的在住宅區掃黃、新聞局點名批判電視節目中的性暗示、各縣市大力掃蕩檳榔西施和特種行業、學術及教育界舉行一連串網路色情座談、台北市政府片面決定廢除合法的公娼──這一連串與色情和性工作有關的事件標誌了台灣社會正在逐步緊縮它的情慾佈局(sexual deployment)。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個掃黃過程中,主流女性主義者竟然扮演了極為重要的催生角色,提供給決策者最有正義形象的說詞。[1]

可是在掃黃風潮中浮現的性工作者卻對這個掛著女性主義標籤的性別政治提出了最慘烈的質疑和抗議。被廢的台北公娼並沒有屈從政府的趕盡殺絕政策,也不接受婦女團體「救援轉業」的好意,反而持續挺身為自己的基本工作權和人權進行抗爭,不但激發了大眾對性工作的討論,也挑戰了根深蒂固的性/別成見。面對眾多不願離開而且對色情行業安之若素的女性性工作者,女性主義的性別政治倒底還可以有什麼樣的面貌?掃黃廢娼的政策有著什麼樣的女性主義政治內涵?也就是在這樣的問題意識之下,我開始重頭學習認識女人的多樣存在。

不過,想要學習認識性工作者的生存狀態和智慧,其實不如想像的簡單。我很幸運,在一次又一次的並肩抗爭中認識了一些公娼,但是一旦要想訪談她們,那原來並肩作戰的同志情懷就立刻令人聯想到她們熟悉的機構式訪談;原本忘我的相互合作聲援,立刻就要遭到侵入個人隱私的腐蝕。

一貫在救援或矯正機構裡做訪談研究的人,可能永遠不明白污名主體願意跟你說話、願意回答你的問題是多大的恩惠。畢竟,她們所承受的污名壓力已經是重大的人生代價,憑什麼要再容許你進一步榨取她們的生命?我曾經掛在台北華西街娼館的門口將近兩小時,只為了能夠建立起起碼的信任,好讓性工作者願意和我說幾句話。下班後是她們的生活,我無權佔據;上班時是她們的生計,我更無權攪擾。於是,我只能等候有限的空檔。

更大的問題是,當我求到了可以訪談的一點點時間時,我卻屢屢發現自己原本想好了要問的問題實在無聊、無知,而受訪者給我的回答常常會把我帶到一些從沒想過的境界,以致於訪談過程反而變成我個人的知識探險和學習。有一次訪談台灣的檳榔西施,我順著一般大眾的觀點問她們會不會覺得有些西施跟客人之間很隨便,西施的回答是,她們一定會主動的和客人打情罵俏,不過,倒不只是為了拉住客源,而更重要的是獲得身體上的主動權:「寧可你摸他,不要他摸你」。這種操作的智慧,不但是在有限的現實中開發出大膽的「以進為退」策略,更完全挑戰了好女人一貫所接受的迴避退縮教育。還有一次訪談一位剛做完男變女變性手術的跨性別者,我很想當然爾的問她現在小便時會不會覺得「空虛」,她很平淡的回答:「不會啊,那個東西一向就不存在。」顯然我的問題還是假設了一個非常傳統的性別身體觀。

我的訪談對象和討論議題多多少少都和性脫不了關係,在訪談中我所感受到很大一部份的語言侷限,正來自於我們根本就缺乏一個公共的語言來談和性相關的無數事情。性總是被當成一個不必說、不能說、或者說了就得感覺羞恥的東西。這個禁忌的環境直接形成了強大的情緒灌注,也形成了我們對性的思考非常貧乏,我們甚至還沒有開始初步探究性的複雜面向和微妙心理。在這樣一個貧瘠的互動脈絡中和邊緣主體進行深度訪談,能夠多多少少挖到一些可用之寶,也真是非常可貴的。也被挑戰要開拓新的論述,找尋新的意象,建構新的認知。

語言就是認知的疆界。語言的貧瘠反映了認知的單薄,而這個認知的單薄則延續了狹隘的成見,這也就是為什麼成見總是在最普通的常識中生根著床,因為常識正是最不被反思和挑戰的。研究者的幸運,則在於她被賦予一個極佳的機會,因著接觸異質的主體生命,而有機會檢視自身與社會的深植成見,進而學會誠懇的謙遜。

最後我還想談一個和污名主體最直接相關的研究倫理問題。過去在研究倫理中總是關注隱私的問題,可是對於隱私的理解卻多半集中於如何隱藏並保護受訪者的身分這一方面。然而對污名主體而言,不但其身分是誰是個隱私的問題,甚至整個訪談的每一點內容都是不希望別人知道、不希望別人注意的隱私。畢竟,污名主體的社會存在有兩個重要的壓抑因素:第一就是她們往往有著非法的身分,第二,就算沒有非法身分,也極可能嚴重缺乏正當性。這兩個因素使得她們在日常生活中必須有意的低調,才能成功的隱形,避免非法身分或無正當性身分所可能引發的質疑。我在訪談跨性別者的時候就深刻體認這其中的困難矛盾:一方面,理解跨性別者的身體改造和經歷是很重要的訪談目標,可是另一方面,這個和身體打造策略相關的資訊一旦公開(不是個人資訊的公開),卻可能立即影響到這些主體的存活和隱形,使得她們得以被辨識被檢驗,更可能引發聳動媒體或官方管理的關切。跨性別者若是,性工作者更若是。有關污名主體的生存方式和技巧的資訊,因此對研究者形成極大的兩難情境,我個人也仍然在摸索並和污名主體持續討論如何處理這類的兩難情境。

顯然,要徹底解決這個兩難,我們需要的恐怕不是更為精巧的敘事和撰寫方式,而是更為廣泛根本的去改變那個使得邊緣污名主體無法現身的社會環境。

 

[1] 當時知名的「國家女性主義者」(state feminist)劉毓秀在TVBS「全民開講」節目中承認,台北市的掃黃是女性主義者向陳水扁提議而且督促發動的;她還說,「掃了黃,男人就回家了,家就有機會幸福美滿了」。台北市廢公娼的決策過程中也得到許多女性主義策士以及其他主流婦女團體的支持。事實上,台北市政府當時敢於在這個和女人緊密相關的政策上放手一搏,是不可能不先得到(至少)某些女性主義者的背書的。

轉載本文請保留網頁註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