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2008年9月7日性／別團隊出訪大陸時在北京大學風入松書店《中國女性主義》女性主義沙龍中的談話實錄，刊登於苦勞網2008年9月7日）
荒林（主持人，首都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
在9月中被稱為無與倫比的第29屆奧運會剛剛閉幕，昨天晚上殘奧會又開幕了，今天我們迎來了台灣中央大學非常出色的學者，他們的學術成果是享譽全球的，今天帶著他們最新的學術成果來到我們學術沙龍進行演講，大家都感到非常的榮幸，得知這個消息而來的朋友非常的多，平常我們的空間比較寬敞，現在都坐滿了人，所以今天大家可能要包涵一下。
我們這個沙龍在北京已經有四年半、將近五年的歷史了，在這五年中的學術活動與我們合作最友好的夥伴就是「風入松書店」，與我們建下了深厚的友誼。每一次我們都得到經營者最好的支持，今天他們刻意從很遠的地方開車趕過來歡迎台灣的朋友，我們對風入松表示非常感謝！今天來沙龍的學者們都是從北京高校的和全國各地來的，都是學識非常淵博同時對女性議題也非常的關注，正是她們的支持使得《中國女性主義》學術沙龍每次能做比較前緣的學術話題，我們也會始終如一的以學術來吸引大家。我們的沙龍也始終榮譽的得到中國媒體的支持，今天來到我們沙龍的都是非常優秀的媒體：《半邊天》、《讀書》、《時尚》、《新探索》，還有一些網路的媒體來到現場，我們都非常的感謝，另外，《政法大學學報》、《新世紀週刊》也來了。
這次出席我們沙龍的台灣學者很特別，這五位同路的朋友一齊來北京，在飛機上遇到另外一些台灣的學者，對方說，「哇！在台灣都不太可能同時見到你們上場！」所以我們這一次感到非常的榮幸，因為能在北京見到這個最有力量的女性主義學者隊伍。首先是何春蕤教授！第二位是甯應斌教授，接下來的另一位男學者是黃道明教授。男學者做女性主義研究是最應該受到掌聲歡迎的。然後下一位是王蘋，再下一位是丁乃非教授，謝謝。這個台灣最強的女性主義隊伍的學術都是與社會活動息息相關的，所以來到我們學術沙龍也是她們的一個學術事業活動，各位手上拿到的《性／別演講集》是她們的主要成果之一，非常的有意思。
現在我們沙龍將進行學術的正題，請何春蕤教授先介紹一下這個學學術團隊，謝謝。
何春蕤教授︰
大家好，我想先解釋一下今天的主題：「台灣性／別權力的浮現」。當時我們在挑選這個題目的時候是有一些想法的。
前面兩個字講的是「台灣」，因為我們這五個人可以說都在台灣的性別運動和女性主義發展歷史上扮演還蠻重要的角色，特別是衝擊的角色。我們今天講的也是我們在台灣的經驗，對大陸的朋友會有什麼樣的參考意義，就請大家自己定奪了。
接下來兩個字是「性／別」。不過各位看到「性」和「別」的中間有一條斜線，那個斜線並不是打錯字，說起來是一個很複雜的理論思惟進路，詳細的解釋我們已經放在各位手上「性／別研究室簡介」裡，請自行翻看。如果簡單的說，我們這個團隊在看「性別」的時候絕對不是看男女兩性和她們之間的關係，而是同時關注到性、性別、以及其他的社會差異（例如階級、種族、年齡、身體），還有它們之間的複雜糾葛，希望能夠引介一個比較寬廣多面向的思考眼界。
再下來的字眼是「權力」。英文說power，有時候指的是力量，有的時候則是指權力的對等關係。我們今天在這裡談「權力」，比較要談的是過去二十年我們在台灣所看到的性和性別權力的不對等關係的出現過程。我們在這個過程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參與，也在不同時刻對抗了那些不對等的權力關係，以便扶持女性以及弱勢主體的力量成長。
最後的兩個字就是「浮現」。我本來也想過要不要用「崛起」，但是覺得「崛起」包含了一個比較單向的、猛烈的擴張過程，而用「浮現」則是希望捕捉它的複雜動態表現。也就是說，性別這個權力目前在台灣的發展過程中有很多複雜的因素，也有很多對抗的力量在彼此操作，所以在過程中我用「浮現」去關注這個動態的過程，也以此說明我們自己如何動態地參與在這中間。
今天我們這五個人會從自己所關心、所參與的一些事情出發。其中甯應斌是中央大學哲研所的老師，所以他的語言跟我們這些文學出身的人不太一樣。我跟丁乃非是英文系出身的，黃道明是媒體研究、文化研究出身的，我們各自的研究進路也有一些差別。這個團隊其實是用不同的人文社會研究方法來看待在台灣發生的一些現象。
王蘋雖然不是中央大學的老師，不過王蘋是台灣婦女運動和女性主義發展史當中一個關鍵的角色。如果大家對台灣的婦女團體有所認知，台灣有一個歷史很悠久、力量很大的婦女團體，王蘋曾經是那個團體的執行長，不過她後來被開除了，至於為什麼被開除，就跟剛才說的那條斜線有點關連，這裡面到底發生了什麼樣的轉折，等一下她會講。其實在這一代婦女運動以及現在台灣的同性戀運動裡，王蘋都是關鍵人物，非常非常重要！我們今天也請她第一個開講，從運動的角度來給大家一個整體的印象，然後我們四個再試著從我們自己的學術經驗和運動參與來談台灣性別權力浮現的動態過程。好，我們現在就歡迎王蘋。
王蘋 台灣的婦女運動發展︰
謝謝何老師，大家好。我先開始談台灣的婦女運動。我必須誠實說，這個題目我已經很少談了，現在還要從頭講起，好累喔，不過今天在這邊有很多新的朋友，也有些認識的朋友，還是稍微說一下吧。我想從歷史的脈絡大概提一些也許你們不太熟悉的過程，但是重點是，我把我個人的整個經歷、我自己的女性主義實踐放在這個過程當中，這樣可能會比較清楚一點。
我先講一下我覺得「女性主義」對我來說是什麼。其實我並不是學術圈的人，對於唸書這件事情，我從來沒有太多興趣，雖然我念到了碩士，但是我覺得我的個人實踐是真的在行動的實踐上，所以女性主義對我來說其實是一個不斷發展的行動過程，因此也就從來沒有停過。從我認識女性主義這個東西，到我意識到我自己的某一種生為女性，和我後來發現我的慾望，這種種的連結其實跟女性主義是有很緊密的關係的，但是它從來不是像教科書一樣會告訴我應該怎麼做，我都是在社會現實裡經歷了社會運動，參與了實際發生的狀況，然後對我造成非常多巨大的改變。所以我可能就從簡單的去看台灣的婦女運動的發展，以及像我這樣把女性主義當作我自我不斷擴展、自我不斷改變的過程的這個經驗來談女性主義內在的差異，以及它如何絕對不可能只有一個、一種而必然是很複雜的面向。
台灣的婦女運動可以推到很早的時期，一般在書上會把1970年代當成拓荒的時期，也就是當年呂秀蓮出版《新女性主義》的日子。在那個時期，台灣有一些從各地回來的知識份子，他們的集結可能就從讀書會開始，這可能要稍微解釋一下。台灣的政治體制在1987年之前是個戒嚴的狀況，人們不能自由的組織活動，包括唸書，所以讀書會其實有一點是秘密組織，就是偷偷來念一些書，偷偷來念一些跟社會主流思想有點不太一樣的反社會的書，類似這樣。當時有些女性知識份子是有集結的，也希望能夠有些社會的實踐，後來也確實做了一些事情，我的參與其實蠻晚的，大概是1987年才有機會跟這一塊的女性知識份子聯繫，當然也就參與了讀書會，開始接觸一些社會實踐。我想舉的第一個例子就是我第一次還懵懵懂懂不是很清楚的時候就走上街頭的例子。
1987年在台灣有一個現在已經發展得非常主流的活動，可是當時它其實是一個剛剛開始萌芽的小運動，就是針對未成年女性（雛妓）被迫賣淫所進行的救援行動。在台北有一條街叫華西街，裡面的娼館有很多雛妓，因為原住民的少女被迫賣淫的比例很高，當時人權團體、婦女團體、宗教團體、還有原住民團體都聚集去反對這件事情。我們很清楚為什麼要反對這件事情，在人權的立場我們應該反對人口的販賣，因為她們是被脅迫的，所以我就第一次跟著這個遊行的隊伍走上街頭，走到華西街裏面，當時心裡還有點小小的膽怯，其實我現在還搞不太清楚我為什麼會去，反正知識青年應該參與社會，我就去了。到了現場看到那些口號，我就覺得這些少女好可憐喔，一天要接客多少次，女性被剝削，然後現場就聽到原住民的婦女在娼館外頭高喊：「姐妹們，我們來了！我們要把你們救出來！」其實在那個區域的娼館都鐵門深鎖，當然不可能讓你看到裡面，但是你走在街上參與那個行動，走在一群人裡面，大家有共同的目的，心裡有一個很崇高的理想，其實還蠻感動人的。我覺得我大概那時有一點被啟發了，就從開始懵懵懂懂覺得該去，然後就去了，然後在那邊街上走一圈，最後就走到警察局前面抗議。為什麼去警察局呢？因為人口販賣通常是白道、黑道共同挾持的，所以警察通常也在包庇這樣的事情，我們抗議警察的時候就突然覺得我們好像做了一些事。那個時候反人口販賣有非常正當的理由，我也參與，好像也有一些改變，所以從義工開始一直到延續著。
到了1992年，我就真的加入了一個婦女團體，就是剛剛何老師介紹在台灣現在推動婦女運動算是比較明顯的一個團體，我是直接進去當全職的工作人員，進入所謂的婦運機構工作就是要第一線去發動其他的運動，也參與其他的工作項目。其實這一段時間台灣已經陸陸續續出現了蠻多的婦女團體，不只是我參加的這一個，有知識份子集結的，也有另外一些身分，譬如說家庭主婦的團體，離婚婦女或是婚姻不幸福婦女的團體等等，還蠻多各式各樣的團體，慢慢長成。反正1987年之後台灣解嚴了，人民團體可以直接立案登記成為團體。如果說這就叫婦女運動，那它是系列的在展開，它爭取的當然是所謂的平權，不過這個時候的平權比較單一，它談的是兩性的平權，就是男性和女性平權。那在哪一些方面平權呢？大概就是先爭取不要困在家裡而能參與社會，可能是工作的權利、教育的權利，譬如說抗拒高階工作限制女性名額之類的，其實做得蠻多。我剛剛很快的翻看了一下今天現場發的《中國女性主義》刊物，裡頭有一篇提到台灣的法律運動，那台灣的法律運動其實也就是在這個時期慢慢開始有一些成效的，從我參與到後來離開那個團體，大概就是從立法到成功的過程，其中主要包括兩塊，一個是跟家庭有關的，就是「民法親屬篇」的整個修正；另外一個是有關工作權的，是「兩性工作平等法」的制定。所以整個來說，台灣好像在法律的制度上算是有一些進展，而這些成效出現的時候我已經離開了那個婦女團體。
我在婦女團體工作的整個過程中其實會碰到一些事情，在內部討論的時候就會讓我感到很困惑。譬如說在剛進去工作的第一年，因為台灣經濟轉型的關係，工廠大量關廠，關廠之後有很多女性的勞動者失去了工作。如果大量的女性沒有工作，這樣的一個集體社會現象到底是不是婦女運動應該關切的呢？這答案太明確，當然就是要關切。可是當我在工作上提醒應該要關切這個議題的時候，其他的人就不是這麼想，我說的其他人不是我的工作夥伴，而是我們上面制定政策方向的董事會。工作團隊說應該參與幫助這麼大量失業的女性爭取工作權，上面的董事會就會說，「為什麼要關心這個？這是婦運嗎？」她們說這應該是屬於工運的範圍。我說：「可是她們都是女的喔。」董事會說：「雖然是女的，可是你看這是經濟的問題，所以它是工運，應該是工運團體去協助。」結果後來工運團體的內部有女性出來組織上班族成為「粉領聯盟」，又另外組織基層女工成為「女工團結生產線」，她們就去做了這個領域的運動。我就一直不懂，為什麼那兩個團體不叫婦運組織？譬如說我們常常會辦婦女團體的聯誼會，那兩個團體有時候就不會被找進來參加，因為說她們是工運，這對我來說困惑非常大，也因此有點在內部常常跟董事會有小小的爭執。
這是一件事，還有一件事情就更了不起了，這就跟何春蕤老師有點關係。1994年在大學校園裡發生了一些性騷擾的事件，也包括有權力者對於沒有權力者的性侵害，當時台灣的臺大、師大、清大都有類似事件發生。那時候有很多女學生的組織在各個大專院校裡面，叫做「女性研究社」，還蠻蓬勃的，在那個年代，1992年到1994年，幾乎所有的大專院校都成立了「女性研究社」。女研社的學生就覺得應該去關注這樣的事情，因為學校都不管，都會把事情壓下去，說沒這種事，要是老師牽涉在內，學校就說老師可能是被學生陷害的，女學生就很不爽。於是我們就跟女學生結合，也找了當時一些還蠻有行動力的女老師，我們決心一定要讓社會知道這件事情，我們就去申請主辦了一個合法的遊行，這個遊行隊伍叫做「反性騷擾大遊行」。為了推動遊行，我們還要到各個學校去做宣導，請更多人來參加這個遊行，也讓女生可以壯大，我們大概辦了二十場在校園的討論，在討論的過程中，包括女學生跟女老師還有我們其實都很清楚，我們在反的是暴力本身，但是我們並不反性，所以那時的論述是很明確的，就是反性騷擾是反騷擾，但是我們沒有反性，所以在籌劃遊行的時候也還蠻開心的。
大家知道，在遊行的時候總會要想要一些口號，讓群眾跟著你不會太無聊，所以就發生了在台灣女性主義和婦女運動發展史上第一個最值得歷史記載的事件，就叫何春蕤事件。1994年5月，我們在走性騷擾遊行隊伍裡的時候，走著走著，遊行隊伍真的是蠻無聊，排在最後面的大隊是社會人士參與的大隊，就有些其他的社會運動朋友一起走，她們精力旺盛，又很有經驗，就開始討論：「不行，遊行要想些有力量的口號。」有一位女性的工會幹部平常腦子就很好，她覺得不能只說不要性騷擾，還得積極要點什麼，例如性經驗，於是大家就開始東講西講，試驗各種口號。這種亂講是很振奮的，走在遊行隊伍裡一開始討論，群眾就有力量了，後來何老師上指揮車去講話，結尾的時候就把原先討論的性經驗口號改了對仗，然後變成「我要性高潮，不要性騷擾，你再性騷擾，我就動剪刀」，帶著群眾大喊，就喊得非常爽。
不過現場當然也有媒體記者，第二天的報紙頭版頭條就寫著「婦女運動上大街，高喊『我要性高潮』」，這就引發了女性主義內部的檢討。有些人說，我們的訴求是要平等的工作權、平等的教育權，哪裡說過女人要性高潮！內部這些董事就覺得好像哪裡怪怪的。你也知道，社會是對話的，媒體這樣報導，就有很多很保守、宗教背景的衛道人士跳出來，覺得你們那些婦女運動本來就有問題，哪有這樣的？還講這種話？就開始後續發燒，各式各樣的批評都跑出來。外在的壓力過來的時候，內部的檢討就很奇怪，就失去了中心的思想，組織遊行的女性主義者就認為，問題就出在何春蕤身上，「你怎麼可以喊這個口號？你是故意陷害我們的運動！」她們不會覺得是那些衛道人士有問題，剝奪了女性的自主權，她們也不會覺得是媒體記者有問題，為了渲染創造那個收視率而凸顯這個聳動口號，不報導我們的真實訴求。反正最後就有一個內部的總檢討，然後就檢討到何春蕤個人身上。
這對我來說就是另外一個很大的問號：為什麼我們在女性主義運動裡面有一個共同的訴求，而且在遊行現場大家喊口號也都很ok，可是第二天當有一個外界的報導讓我們感受到報導對我們的運動可能有一點殺傷力的時候，因為保守力量來了，我們感覺被夾擊了，而我們竟然會內部檢討要把團體裡面喊出那個口號的人驅逐出去，以便向社會表明：「她不是我們。」這是我沒有辦法接受的，所以我在那個團體裡面就越來越覺得和董事會格格不入，不過我還是繼續的工作，也努力的推動修訂民法親屬篇，成功了很大一半。到了1997年，我就忍不下了。
先回到1996年。其實我們的團體雖然都是女生，是個女生的團體，可是大家也知道，女同性戀在女性主義團體裡面通常不在少數，這是在台灣的經驗，但是不太能講。因為你知道同性戀這個東西在不同的華人社會都是一個隱喻，不太能直接說，雖然老闆都知道你是，可是不要講就好了，就大家有個禮貌的底限，都不太說。1996年我們在內部的雜誌上覺得我們應該具體呈現我們真實的狀況，所以就做了一個女同性戀的專題，訪問了一些女性學的學者來跟真實的女同性戀議題做對話。雜誌刊出之後當然就有一些比較資深的女性主義者有意見，覺得這種事情幹嘛講這麼清楚？就算女人團體裡有女同志，你不要講就好。那時上級雖然有這個壓力，我們還是沒有發作，但是在1997年，台灣發生了另外一個對婦女運動來說更值得大說特說的事件，這個事件就讓我們忍無可忍了。
台灣有一群人叫做公娼，就是政府發牌的性工作者，1997年台北市政府下令要把公娼的執照廢掉，這些性工作者就覺得自己的工作權被剝奪，所以一百多個公娼就出來抗議。這個事件在台灣的女性主義運動裡面是很重要的，因為它帶動了整個運動去思考性工作的議題，我們做為婦運的份子，就覺得應該去了解這個議題，因為過去沒有機會了解，那接觸了這些公娼之後就發現，她們真的是很自主的出來捍衛她們的工作權，所以我們工作人員的決議就是說，我們應該去聲援她們的行動，跟她們一起去肯定她們的工作權，然後跟市政府做對話。
因為這個事件，我跟我的團體又不太合了。這個不合的原因有一些政治因素，但是也有對性工作的理解。不管怎樣，當時就爆發一個很大的討論，就是「性工作到底是不是一個工作？」「女人做性工作，是不是必然對女性就是剝削？」顯然很多女性主義者都認為這個工作是絕對不可以存在的。因為這個結論，我就跟我所屬的這個婦女團體在意見上發生了最大的不合。剛剛何老師說我被開除，其實有一點是將計就計，因為實在也忍不下去了，所以就離開了這個婦運團體。這件事情也是一個很大的社會事件，我們還把這個事件裡雙方的辯論登在台灣的《當代》雜誌上面做個學術的討論，然後工作團隊就整個的離開，也促成那個團體很大的思考，我們當時也給了那個原來的團體一個很大的罪名，叫做「中產階級婦運的問題」這樣。
好，我大概就講到這裡，我要講的是，從我自己參與台灣整個女性主義運動開始，我真的有很大的學習，因為每一次不同的群眾出現，就是學習的開始，而且是在親身經歷運動的過程中學習。譬如說1993年台灣有個殺夫案，就是家庭暴力承受不了，然後妻子就把丈夫殺了，我們都會實際的探訪，跟當事者並肩作戰，最後促成台灣「家庭暴力防治法」的通過。在整個的過程裡，其實我覺得作為一個組織者，就是作一個運動參與者，就是很大的學習，可是在林林總總的學習過程裡面我看到很多問題，在這一個女性組織裡面，大家是不是跟你一樣都知道我們需要跟著群眾學習？是不是都知道我們應該有自我改變的可能性？如果沒有的話，其實會出現一些蠻奇怪的狀況。我再舉幾個例子給各位參考。
我跟現在已經不同路的女性主義者曾經有一些很奇怪的對話，我講一些例子。譬如說一個很有名的女性律師，當時我們希望能夠在修改民法親屬篇的時候把同志（同性戀）的需求放進去，因為這裡面談到結婚權，結婚的契約，結婚的規定，離婚的規定等等，都只包括一男一女或是夫妻。其實既然要修法，為什麼不廣納各界意見，把當時有需求的都放進去呢？或者至少討論討論？所以我們就辦了一個蠻大的座談會，邀請這些修法的女律師一起談談。現場當然通知了很多朋友到場，來的據我所知應該百分之九十是女同志，可是台上的這個律師就非常天真可愛的拿著麥克風說：「女同志要爭取跟民法有關的任何權益，這當然應該他們自己出來爭取。如果她們不出來說她們的需求是什麼，那我們怎麼做？可是，女同志們在哪裡呢？」現場就一片錯愕，想說：「哎，我們是死人還是怎樣？你完全看不見我們，我們剛剛不是都講得這麼清楚了嗎？」這就是有一種無知，或者是潛意識裡面的不想看見。其實內部討論的時候大家都很清楚，當你做一個法律的動作，想要通過其實是一種非常現實的問題，你要它通過就必須讓容易的東西過，如果夾雜很困難的部份，那其實就要妥協掉。為什麼要妥協？因為你搞什麼同性戀，又搞什麼婚姻的重新定義，那這一輩子都過不了，那我為什麼要等？我當然要先讓我要的先通過。浙些我們也理解，所以其實內部是有妥協的，只是希望還是談談未來的可能性，可是這位女律師公開發言時竟然會說，她看不到女同志！這就是一個例子。另外一位在場做回應的女學者就會跟你說：「真的，我們搞運動也很累耶。我是學者，我平常光是寫報告就來不及了，今天還要我上街？那我當然有所選擇。我覺得我比較有感覺的，我會去；如果沒感覺的，我寧願在家睡覺，我幹嘛浪費我的時間？我還要升等。」這個話就講得很清楚了。我也曾經被質疑說：「公娼運動，這些娼妓們，這些性工作者們，她們真的知道她們要什麼嗎？什麼『我的身體我決定』，這真的是她們自己說的嗎？我才不相信！」她就質疑那些女性主體，她認為自己有知識背景所以能夠講得出來這種話，而那些沒有知識背景的人要是說出一樣的話，那應該是有人敎她們的，絕對不是她們有自主性講出來的。
還有很多類似的例子就不要再舉下去，我只是想說，這總總的過程的思考，也讓我在想一件事情：當我在實踐我的女性主義的時候，我突然覺得，也許我在台灣就不要說我是女性主義者，如果她們是的話。因為我突然有一點焦慮我要怎麼樣才能讓我覺得我跟她們不同。後來我們就不斷地在各種場合會至少提出來說，今天當你說「我要做婦女運動」，今天當你說「我要促進女性的權益」，我真的要問一個問題：「你說的女性，包含了誰？誰在裡面，誰不在裡面？我們又是誰？」
你說我們要「全部的女人一起」來爭取婦女的參政權，我就不懂了，因為在你的說法裡，那些公娼不算「女人」，那些女工也不算「女人」，那些殺夫的也不夠格當「女人」，那些被性侵害的如果有任何瑕疵（例如性的名聲不好），她也不算「女人」。當這些人都不算的時候，為什麼我們是「一起」來爭取所謂「女人的權益」？我們要去參政？一百個女人選不出一個，一萬個也選不出一個，最後就是那一兩個頂尖的菁英婦女可以上到高層。所以在這種很多問號之下，我們就順水推舟，既然要開除我們，我們就被它開除了，然後造成一個蠻大的社會事件。我們在離開那個婦女團體之後，就有機會成立我們現在自己的團體「性別人權協會」，真正去從事我們所關懷的性別的運動。
整個台灣所謂「性別」的討論，從過去很單一的兩性慢慢發展到同志的議題，跨性別的議題，它有一個很漫長的過程，連台灣的法律也都在做修正，2002年在大家的努力之下通過的「兩性工作平等法」，在2007年年底改名叫「性別工作平等法」，也就是裡面包含很多不一樣的內涵了，這就是運動團體的努力達成的。這樣的運動結果其實也回過頭去逼使所謂的婦女運動在內部必須思考，它不能再以僵化的兩性──男和女──去看所有的問題。現在必然的，我們要思考更多，我覺得有兩個面向可能是現在的婦女運動不能忘記的，一個是階級的面向，再來就是多元性別的面向。
丁乃非 家庭與婚姻的女「性」主義政治︰
1988年，台灣解嚴後一年，我從美國加州回台灣，正好參加了台灣人權、宗教和婦女團體主辦的一場遊行。我們在台北的娼館聚集地華西街遊行，對著滿街矮樓緊閉的窗子高呼口號。同時期，我正開始寫論文：為明末淫書《金瓶梅》作女性主義解讀／解毒，替小說想像出來的惡毒淫婦翻案。
幾年後，在當時台灣最主要的婦運團體「婦女新知」內部發表論文的時候，有位婦運大老問我︰細讀淫婦潘金蓮好色行徑展露的主體性，尤其是（女人的）性的主體性，對台灣的婦女到底有甚麼用？有甚麼意義？作為一個女研究生的我，和以文化再現合成的淫婦，又是甚麼關係？淫婦，是文本與歷史累進再現的產物、成品；她是一種製造出來的「傀儡」，我和這個傀儡假人的關係是甚麼？用各種當時比較文學的思想工具（女性主義理論，符號學，心裡分析）來解說她是如何被眾多文本拼貼出來，同時又被嫁禍，被世世代代的讀者慾望閱讀，然而龐大的歷史閱讀傳統卻又忙著以各種批判自我撇清閱讀活動中的快感和愉悅，這樣做，有甚麼現世作用？
我剛開始的閱讀方法是基本的女性主義投射認同閱讀法：將潘金蓮納入只有性別而且也只有兩個性別的框架來閱讀，於是她雖然身處明末，卻可以用一種普遍的、橫跨時間和空間的方式來同理的理解。這個方法不僅假定了我和她的跨時空同一生理性別，還假定了她所處的複雜一夫一妻多妾的家族感情是（當時的）我可以度量理解的。這種讀法，將性別與性，做了扁平化又切割了的字面的理解，好像這些意義範疇歷時不變似的，性別與性和其他的社會權力關係之間切不斷的複雜聯繫，以及後者特定社會時空之縱向橫向的細微變革，都不見了。
一直到1997年發生台北公娼運動，我所參與的女性主義團體有了歷史的機會和公娼阿姨面對面並一起走上街頭抗爭，但是此刻這個團體內部竟陷入爭戰，躊躇不前，無法想通自己何以無論如何都不能和公娼阿姨做女性主義的好姊妹。這時我才開始理解我對於潘金蓮是多麼的不理解。我以前是相對架空的，在女性主義理論論述的脈絡中找尋理解她的資源，但是要在台灣有效的理解淫婦，讓這份理解能夠回應到台灣的女性主義，那麼知識份子與公娼、良家婦女與不良份子、高尚與卑賤、生殖的性和各式各樣其他的、溢出生殖以外的愉悅的性──這些活生生的但也是歷史的範疇都需要被介入攪擾，才可能開始理解公娼運動啟動的女性知識份子的思想和感情困境。
換句話說︰問題不在公娼，她們已經做了抉擇，擔負起代價，走上街頭。真正的問題在女性主義知識份子。這個問題要怎麼理解，是我近來的研究重點。
1997年，台北市的陳水扁市長為了展現治理鐵腕而廢除公娼，台北市一百多位公娼於是戴上採茶帽遮臉走上街頭。公娼阿姨有些來自農村背景，不識字，平均年齡五十左右，不太講國語／普通話。當她們走上街頭捍衛自身的工作權力時，自稱女性主義的團體竟然陷入泥濘，百般遲疑，多數都反對姊妹們去和公娼阿姨相認、相挺，甚至有人質問，公娼算是女性主義者嗎？後來，和公娼站在一起抗爭的只有女性勞工團體、當時已經開始集結的同志團體、還有一些脫隊的女性主義者。
晚近女性主義的主流為什麼只想而且只談廢除娼妓制度？對於家庭與婚姻的詰問去了哪裡呢？我於是重新開始閱讀整理英美資本主義世界的女性主義理路，尤其是和家庭與婚姻相關的研究。
早在19世紀歐洲工業化的尖峰時期，恩格思曾分析過歐美當時的專偶婚姻如何確保了中產上層的財產長子獨享和不外流，以致荷蘭菁英階層到20世紀初期仍是長子成家鞏固家族財產，其他的兒子則不必結婚。恩格思認為專偶（一夫一妻）的婚姻不僅鞏固父權（他稱之為女性集體淪亡的開始），同時也是與娼妓制度連帶的。娼妓制度只不過是專偶婚姻的體制外延伸，婚姻制度（而非體制外之個別性買賣）才是交易女性的大宗。如果要反對交易女性，那就應該先想像如何廢除專偶婚姻制。恩格思還認為十九世紀的浪漫愛遮蔽了專偶婚姻的獨攬社會價值、法律保障和經濟好處，美化也合理化了多數專偶婚姻是植基於不平等的社會條件交易與向上爬升之利益結合。相對於浪漫愛，恩格思嚮往著解放個人的自由性愛，他假設後者才能真正談情說愛，並（理想化的）想像大約只可能發生在邊緣主體之間。如果當作理論而非歷史的命題，這個說法的前半部份曾經是1960、1970年代美國激進女性主義的基本共識，也就是少數持續到1980年代還置疑、批判婚姻制度的女性主義論述（美、英、法）的看法。
吊詭的是，愛情與婚姻家庭同時也成為資本主義現代個人最終的依歸與最高的價值。是否夠現代，就看你的戀和性是否夠自主、平等而且高尚，亦即，年齡不能差距太大，不能交易金錢，不與變態沾邊。任何形式的性交易或是商業的性服務，不正當或不正典的性，很容易就被打入「不夠現代」或「不夠本土」之流，成為需要被拯救或改造的對象。
台灣1970、1980年代的女性小說文本就提出了一種嚮往現代婚姻的想像，以及相對應於這種想像的女性主體。
這些小說在特定的歷史時刻就是台灣1970年代工業化、都會化以後政治解嚴前夕的1980年代社會，是都會婦女運動正要風起雲湧的時刻，卻也是這個社會的法律正式的宣稱妾侍制度已經不存在、已經不再是社會事實的時刻，然而這些小說卻參與締造了一種新的都會女性化的想像，這種想像環繞著家庭中兩性關係的再造，也關係到家庭外新的女性公共角色的建立。看似現代都會化、嚮往婚姻或是婚姻中的新女性，在這些小說的想像中卻是妾侍陰魂不散的。妾侍的身影不是在女主角的心裡（她的痴心等待，她猶如二號、小星的處境，她母親的沒面子，她自己因為成為婚姻第三者的強大污穢羞恥感知），就是和她常相左右（第三者的單身美貌，她的經歷男人無數，她一定具備的蕩婦身段，很可能就是好朋友的妹妹，或隔壁鄰居的女兒），以致危害到她的身家安全（以致女主角必須以自殺／殺全家作為出路）。更有甚者，這些小說裡的妾侍想像一部份還來自遺傳的情境，亦即，這些女主角的母親（用呂秀蓮小說裡的話來說）都是幽幽怨怨的過了一生：母親有的是再嫁而承受再嫁的污名無奈，不然就是丈夫有小老婆或是不斷上酒家（台灣1990年代主流女性主義常說的台灣特有的父權酒家商業文化）。
這裡的妾侍已經不再是一種制度，但又不只是一種所謂封建的過去，因為聽似妾侍的修辭和價值仍然活躍於我們的社會，作為女性之間的差異、歧視的對待。也就是說，在一個不再有妾侍制度的家國和時空裡，卻在小說的想像裡處處可以閱讀到，女性最主要害怕的，不是自己莫名其妙陷入猶如妾侍的困境無以自拔，就是自己被妾侍威脅（因為丈夫外遇）進而被取代以致淪落為棄婦。這可以稱之為一種召喚妾侍的想像與情感結構。它到底起著甚麼樣的作用？尤其就性主體和社會而言。這需要進一步追問。
1980年代的台灣，歷史的物質條件足以讓這些小說裡的女主角（都會中產高等教育婦女）不再是永遠等待的妾侍或永遠等不到歸人的棄婦。但是，這些想像所造就的女「性」主體卻在感情結構上起著重大的作用，也讓小說和女主角一起做了重要的抉擇。小說的敘事邏輯和女主角一起順著妾侍想像的恐懼，將和妾侍處境相連的女性的性以及性愉悅（蕩婦的性）讓渡給有（性）經驗的男人，或是那些被說成是不懂得正確的現代女性自尊、猶如過去妾侍心態的等而下之、可以被鄙夷的女人，當然也暗示是有過多性經驗的女人。這些女人於是成了現代好女性的「她者」。在小說家蕭颯一篇著名的「給前夫的一封信」（收在《唯良的愛》）裡就說著︰「我和她唯一的不同，就是她經歷了無數的男人，而我只有你一個」。我只有你一個，成了現代到位的、新的性感知和情感狀態的一種典範。其他的則被看成不是落後的，就是太超前的（太超過的），總之不合時宜，不到位，有些變態的，甚至下賤的情感和性的關係。
妾侍想像所引發的恐懼，在1970、1980零年代的台灣接合了女性主義論述的風起雲湧，成為一種大眾的女性主義觀感（populist feminism）。這種恐懼替永遠不到（現代一對一平等婚姻家庭之）位的集體焦慮找到了社會中與家庭內的代罪羔羊：就是那些不安分的壞男人（侵略或欺騙或性騷擾的性主體），以及各種壞女人（感情不到位的酒家女、性工作者、晚近的援交或性打工妹、傳播妹等），還有各式各樣和這些被看成「偏差」的性主體，因為邊緣的、甚至不法的性和性別表達而搭上了邊的性別壞份子。其中，願意投誠好女人（或是好男人）的少數，經過自我改造，可以被容忍或接受，甚至榮登模範少數之列（堅守忠貞的，不太變態的那些性少數）。
性與性別的到位，成了現代個人一種根本的想像和嚮往。它多半是以歐美現代世界源自19世紀的一對一浪漫性愛關係作為想像基準，跟著這想像透過小說和電影全球移植，發揮著一種權力的作用，在各地在地化過程中，它有了國家的正字標記，有法律政策背書，社會輿論支撐。這種現代全球化的集體性愛想像會壓迫甚至迫害到不作此想，或是想像不一樣的一些人們和性／戀關係。壓迫的同時，它也製作了新的不法、不倫關係和主體。
針對這份壓迫，人類學女性主義酷兒研究者魯賓（Gayle Rubin）分析得極為精準。魯賓在《思考性》（”Thinking Sex”）這篇文章裡分析了美國進入20世紀以後如何發生一連串環繞性以及以性為對象的社會恐慌，這種集體恐慌又如何牽動修法，社會恐慌與立法修法又如何反挫壓制好不容易為自己的現代權益而走出性變態醫學污名框架的各式各樣的新人類、新興性少數族裔。這篇文章的分析非常的脈絡化，在地歷史化：文章的重點與分析對象都是特定時空中的轉變──美國20世紀以來各式各樣的性佈署。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剖析了當前妨礙阻擾甚至自稱進步開明的運動份子（左翼，女性主義者，社會運動者）在性方面之思惟何以無法前進。這也是文章題目的由來：性，好像人人都得而說它，好像人人都輕易的理解它，但是魯賓指出，其實思考「性」的障礙之多，難以想像，以致連號稱習慣於逆向思考的女性主義者或左派進步人士都很容易重複、複製關於性的充滿偏見之常識性說法。這些不能算是性的知識。
魯賓特別分析了妨礙阻擾思考「性」的六大習慣性思惟：其中第一個就是性的階序（hierarchy）。魯賓的意思是說，人人平等的20世紀民主的美國在性的方面卻有著深不可動搖的性階序思惟與價值。想到性，我們會不自覺的劃分好的性與壞的性。魯賓畫了一個圖：一個有兩層的同心圓，圓圈的內圈是各式好的性，外圈則是壞的性。好的性就是：兩人的，有固定關係的，以生殖為導向的，姿勢單一的（男上女下的），裸體的，非商業的，不用玩具的，不在戶外或公共場所的，不看鎖碼台的，等等。壞的性正好相對於這些：獨自（自慰）或多人的，偶發或是偶然的，以享樂而非生殖為目的，姿勢多樣的，穿道具玩角色，商業的，在戶外或其他公共場所，看Ａ片的，等等。
魯賓的分析針對了進步份子的性思惟障礙。要是放在台灣來理解女性主義者的性思惟難題，相當準確。但是她分析的性階層／階序中的性別上層，亦即，一夫一妻的生殖的乖巧的性，要是放在台灣的脈絡思考，就還需要參照和台灣特殊近代之現代化歷程更為接近的一些地區之研究。
史得克（Verena Stolcke）和史密斯（Raymond T. Smith）兩位歷史人類學家對於加勒比海的研究，正好提供了我認為很重要的參照，來思考台灣家庭與婚姻現代化過程中，性別以及女性主義扮演何種角色。
史密斯發現，在加勒比海島嶼的特殊帝國主義殖民的奴隸制度之下，雙軌婚姻制度（dual marriage system）是當地的主要婚姻形態。但是大多數家庭社會學家甚至包括女性主義學者，往往因為以現代歐美專偶（一夫一妻）小家庭為不自覺的標準，故而無法準確掌握解釋西印度群島的家庭與婚姻，甚至常把後者理解成為變形、變態、放浪、性混亂，總的來說，就是「不到位」。雙軌婚姻制度，簡單的說，就是上層階級（當年的殖民主，19世紀後期以至現代各島嶼成為獨立國家後的中產統治階級有色人種或非白人）的婚姻主要形態雖號稱一夫一妻，但男性除了妻子，多半會另有妾室，而下層男性和女性則多數同居，各自多偶。在奴隸制度下，這種只有統治階層才結婚，並且男方泰半多偶的狀態，主要目的與作用就是再生產並延續白種男性與白種女性種族與階級財產的優勢社會位置。後來進入20世紀，脫離殖民之後，演變成為種族化也同時階級化的家庭組織形態：20世紀的加勒比海島國，中產階級實行名目上的一夫一妻，而勞動階級則多不婚、晚婚、多偶多子，女性往往成了實質單親家庭的一家之主。
非常粗略的講，史多克的研究發現，在這樣的歷史過程裡，婚姻和家庭成為女性向上攀升、階級種族移動的重要途徑，正式的家庭婚姻就是上層階層的表徵，而能否成婚、結婚，就成了女性化價值的主要度量。奴隸當年的無法結婚，至今演變成為下層女性的難以成婚，以及下層女性構成多數的單親家庭。婚姻以及是否適婚的女性特質（女性化）成了階級的旋轉門，什麼樣（的種族、階層特質）的女性有條件擇偶成婚，早已是歷史的決定。
我認為這些其他區域的研究可以讓我們重新思考階級、性別與性之間在20世紀急速工業化的社會如何相互構成，以及表面上因為性或愛或婚姻、家庭而引發的在台灣女性之間的階級化的種族、族群爭戰。台灣近年的新聞報導中，台商在廣東包二奶，導致台灣高雄的妻子（元配）帶著兩個小孩自殺。媒體也不時將在台灣的外籍家務勞動者／家務幫傭（即，菲傭或印傭）再現為對於「家庭」的外來可能侵害人。作為女性家務勞動的替身，她既內又外於家庭親情的想像，這個「裡外都不是」的位置可能導致她裡外都不被看待成人。
或許，我們在這個時刻必須重提歷史過程所造就的階級差異，尤其階級與性、性別之間的不斷關連仍然是重要課題。當家庭、婚姻、愛與性被當成需要重點提倡甚至保護的對象，當親密情感與親人關係組織形態必須時刻審視它是否「到位」、是否合宜，在這個時刻，（下層）階級化的性、（過時或超前）醜怪化的性，便恰巧如投射出的影子，往往極其方便的成為握有話語權之一方操作假想敵的媒介場域。
何春蕤 我的三個女性主義覺悟︰
我從小就是個蠻好動的小孩，在家裡是老二，上面是哥哥。從小就很清楚自己的地位跟哥哥有差別，家裡發零用金的時候我跟我哥哥雖然只差一歲半，零用金卻一定不一樣，可是卻不是因為我排行老二。有一次問我媽說：「為什麼我的零用金不一樣？」我媽說：「你哥要交女朋友，要花錢。」我說：「我也要交男朋友啊！」我媽說：「那該男朋友花錢啊！」這一件事就讓我清楚看到，我早就被定位是那個被花錢照顧的人，我沒有主體性可以選擇我要請誰、我要幹啥。所以說，坐在老二位子上的女生很容易就看到了這些性別差距在家裡形成的位階差距。小時候我們只說中國人重男輕女，好像這是個傳統，是爸媽偏心，但是當你遇到女性主義理論的時候，它突然讓你明白了一些事情：第一，這個重男輕女並非天經地義而是人的安排；第二，它不是只有我才有的遭遇，不是只有我們家才重男輕女，而是整個社會的體制。所以在知識份子的位置上遭遇女性主義的時候，你會突然得到一種力量，覺得說：「是啊！女性主義講得有道理。這個分析很有力量，我們或許可以從其中找到一些解放之道。」
在知識份子的教室裡遭遇女性主義也有它的問題。那時候我周圍的美國女性主義學生和老師有某一些談話方式常常讓我覺得有點不安，因為她們在教室裡的批判聲音很大：「男人怎樣怎樣，男權怎樣怎樣，婦權怎樣怎樣」，她們常常批判男人，可是在這教室裡很少自我批判，很少去反省：這樣的男人是怎樣養出來的？這些男人在成長過程中都和很多女人互動過，例如他們的媽媽、姊妹、女性親戚、女老師、女同學、女同事，那這些女人為什麼會容許這個男孩長成那樣的囂張男人呢？女人為甚麼不反省自己的作為呢？當年在女性主義教室裡我是有點不太適應的。老師和同學只會把矛頭指向另一個性別而沒有去反省自己的性別調教，老是在那邊罵男人可是同時又強烈寄望男人會改變世界或者改變自己。我覺得那是很渺茫的啦，所以我不太喜歡這種女性主義教室。後來我自己開始寫女性相關的文化和性的時候就比較不寫男人，我通常寫女人，寫女人自己的身體、肢體、感覺、說話的方式是怎麼樣侷限了自己，我希望女人能從自己的壯大開始。你管男人怎樣啊！他囂張他的，你壯大起來，他們就不能囂張了！
我想我在那個教室裡有點覺悟了知識份子擁抱女性主義的方式有時候是很書本的，也就是說在概念上大家都知道女性主義有哪些說法、講法，但是在書本和學術論文之外是有一個現實世界的，而我在行走這個現實世界的過程中，因緣際會的遇到了一些很不一樣的人，也從此開始了我對女性主義的一些覺悟。不過先說一下，我今天所批判的「女性主義」指的是逐漸成為主流政策的女性主義，也就是現在上至聯合國、下至在地的婦女團體都齊心在推動的性別主流化。但是女性主義理論本身其實很多樣化，像我就曾說自己是女性主義性基進派，因此，我並不是對女性主義絕望，而是希望透過我自己的覺悟來顯示女性主義不能是我們理解世界的唯一框架，我們還必須多認識不符合這個框架的主體，多學習其他的理論和實踐。今天我從過去15年的經驗中挑了三個比較特別的覺悟來講。
我的第一個女性主義覺悟是王蘋提到的從1994年發生的一些事情出來的，我再補充講一些。1994年的3月8號國際婦女節，我們為大學女生辦了一個講座，安排了八位學者從女性主義的各個角度談台灣當時的社會現象。每位女性學者講的主題都不一樣，我就決定要從之前一年我主持「性心情工作坊」的時候和一些女人深入談性的觀察來講。我知道面對的是大學女生，而很多女生已經開始活躍的性生活，雖然大家都不公開講可是已經有很多性經驗，連和男生同居都很常見。可是我也遇到一些女生跑來向我求助，她們在性的過程中有很多不愉快的經驗，又不能和同學講，覺得蠻鬱悶的，我決定從『女「性」解放』這個題目來幫助她們找出路。
我講的內容其實很簡潔很生活。我說你們這些大學女生至少要在三方面多多鍛鍊，才不會在性活動中變成只是被男人使用的對象。第一個：鍛鍊身體，身體好，做愛能做的好。第二個，吸收各種黃色材料，想像力豐富，知道性是怎麼一回事，而且知道性的多樣，才能充分的參與性活動。第三個：要壯大自己的主體性，也就是有能力有膽量協商和表達，要能夠掌握性活動的內容、節奏、模式，慢慢熟悉，慢慢享受。簡單的說，一個女人要對自己的身體和自己的欲望、對這個文化的情慾資源都有所掌握，才能夠說在情慾活動中做平等玩家，才不會只是被人家使用而已。其實我講的也沒什麼特別啊，只是想鼓勵她們不要怕，要做自己身體和情慾的主人而已。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我當時的演講完整的保留在Youtube上，歡迎點選。
我是個經常公眾演講的人，對於群眾的反應很能掌握，但是那天那個場子裡600個女生澎湃的情緒實在很驚人，我每講兩句話她們就大笑鼓掌，興奮得不得了。我只好直說：「拜託不要鼓掌啦，你們一鼓掌一笑，我就要停下來等你們笑完了才能講，主辦單位只給了我15分鐘呢！」我以為「性」這個禁忌的題目很少在公眾場所聽到，可能女生會不好意思表現她們的反應，可是在演講的過程中，這600個女生既沒有害羞也沒有害怕，反而大笑鼓掌興奮騷動，連坐都坐不住。我在那個場合中第一次感受到：當人們可以正面而自在的去面對「性」這個禁忌話題的時候，這會產生一個充分解放的力道。
有意思的是，講完以後好像沒有人記得那天講座的其他講題，甚至沒人記得我講的題目和內容，大家都只記得第二天媒體報導我在演講中鼓勵女生「打破處女情結」！其實我在演講中並沒有說過這句話，我只是告訴那些女生，如果想要情慾生活品質好，就需要拋掉處女的自持心態，從各方面去探索吸收情慾經驗，這才能形成強大的自信。本來嘛！知己知彼啊！當然我當時演講的態度和精神確實示範了那種拒絕退縮的精神，而這種精神是很有感染力的，600個在場女生的瘋狂興奮就是證明。不過，或許是媒體的聳動標題太過突出，或許是「打破」和「處女」放在一起太過刺激，引發了許多人的不安，對我的言論也開始有戒心。
1994年5月我又引爆了另外一次類似的事件，那就是王蘋剛剛講到的反性騷擾遊行。我們在第三大隊的隊伍裡確實亂想了很多口號，因為「反性騷擾」這個口號在音律上很難喊得有力，而且大家都覺得「不能只反啊！我們得想想我們要什麼！」有位工運的朋友說：「要性經驗」，可是萬一經驗不太好怎麼辦？大家七嘴八舌的講著講著就到了隊伍中途休息的地方，宣傳車上的朋友已經喊得精疲力竭，所以叫我上去講一講。既然臨時被召喚出來，我決定嘗試避開個人主義式的批評個別男人，而把矛頭指向整個社會環境。我透過麥克風先要求群眾想一想倒底「性騷擾」是什麼？為什麼這個社會有些男人會直接佔女人便宜而不想要和她正面協商？是什麼樣的文化才養出這樣不問別人有沒有意願也不知道怎樣和別人互動就隨便上來吃豆腐的人？我的分析是：當整個社會文化把情慾互動看成嚴重而慎重的事情，不鼓勵自由開放嘗試，也不積極調教情慾協商的藝術和技術，只把身體看成寶貝般的守著，這樣匱乏的情慾環境當然會刺激有些人用掠奪的方式趁機偷吃一口，偷摸一把，因為偷到就賺到啦。如果情慾自在些，互動輕鬆些，代價不那麼沈重，騷擾才會越來越不必要。換句話說，要解決騷擾的問題，就得根本而徹底的解決情慾封閉而匱乏的問題。
講到這裡，隊伍準備再度出發。而隊伍要出發，總要把氣勢帶起來，一般來說就要喊個口號。我並不滿意「要性經驗，不要性騷擾」這句討論中的口號，節奏不好，韻也沒押到，我想到「高潮」還蠻合音律的，於是邊想邊喊出：「我要性高潮，不要性騷擾」。可是只有兩句也不行，中國文字都要四句，所以我又臨時謅出來「你再性騷擾，我就動剪刀！」還好，都押到了韻。群眾跟著大喊這個新鮮的打油詩口號，邊喊邊笑，簡直爽到不行，逼得我欲罷不能的還擠出了第五句沒押韻的「把你剪光光」，然後在大笑中隨著群眾出發繼續遊行。
這個機緣湊巧的口號後來在隊伍中不斷傳播。群眾喊出來的時候，性騷擾不再是一件羞恥可怕的事情，不再是讓女人吃了虧還說不出口的事情，她們反而在這個口號裡找到了力量和高亢的氣勢。媒體當然也注意到這個口號，第二天的報紙在頭版上寫著「台灣女性上街頭要性高潮」，有些女性主義者就很不高興：怎麼反性騷擾變成了我要性高潮？她們認為我標新立異，篡奪了反性騷擾的議題，說我的言論破壞了女性主義的形象，甚至後來和我劃清界線。
可是我認為女人要有力量對抗威脅和危險，就一定要發掘新的力量來源，就一定要撇棄那些本來讓女人退縮的東西。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也見過對性方面的事情毫不在意、豪爽有力的女性，那為什麼這些女性總是被當成壞女人，需要被迴避的女人？憑什麼我們遇到性騷擾就只能憤怒，只能害怕，只能哭，只能控訴？為什麼女人會沒有力量和智慧來當場把這種不愉快的互動處理掉？如果很多女人一碰到性的話題就忐忑不安，戒慎恐懼，難道這不應該是女性主義好好分析，努力破解的問題嗎？在這兩場演說中，我已經親眼看到了女人可以用歡愉興奮和輕鬆自在來面對身體情慾和男女互動，她們一點也不覺得害怕，反而覺得勇氣百倍，相信自己有力量，那為什麼女性主義者反而退縮畏懼害怕了呢？
這些問題促成了我對女性主義的第一個覺悟，而過去15年來我所做的就是努力開創女性主義可以怎樣正面的看待「性」，可以怎樣看到其中諸多的複雜多樣矛盾歡愉，可以怎樣在這樣的努力中認識各式各樣的性主體和性別主體。這第一個覺悟是很重要的，有這樣的覺悟才可以理解為什麼台灣的女性主義者無法理解台北公娼爭取工作權的努力，為什麼台灣的女性主義者對於身邊共同努力的女同性戀視若無睹。我覺得這個視若無睹和無力處理也反映出一個階級的面向，因為自命正統優勢的中產女性主義根本看不見其他的社會差異，她們對親密關係的想像還是很傳統的一夫一妻白首到老，完全沒辦法接受多元多樣自在愉悅的性。她們看到不熟悉的東西就只能說，那是──像剛才丁乃非說的──「超前的」或是「落後的」，她們沒辦法面對真正的社會現實，對性工作者或者女同性戀主體在現實生活中已經發展出來的生存策略也完全看不懂。這就是女性主義很大的盲點。
所以我的第一個女性主義覺悟就是發現女性主義在「性」的領域中有著很多無知和盲目和自以為是。我的第二個覺悟就是發現，女性主義雖然號稱是性別方面的專家，可是對於「性別」卻所知甚少。這怎麼說呢？
在過去15年參與台灣女性主義和性別運動的過程中，我們常常聽到「兩性」平權的說法。聽起來是個很好的理想，但是後來就越來越發現這個思考框架有它的侷限。因為它一開始就假設天生只有兩性，男和女，接下來大多數人都會問：「那麼兩性要怎樣相處才能和諧呢？」這個問題當然反映了社會變遷所帶來的衝擊讓大家都很焦慮人際關係的調整，可是女性主義性別解放運動總不能變成道德倫理重整運動吧！我另外舉個例子，搞了很久的兩性平等教育，很多人的理解竟然只是「我們教養孩子應該要讓男生學會哭泣，學會做家事」。有些老師在學校的兩性平權教育中竟然是這樣教孩子：「男生要尊重女生，女生要尊重自己」。難道性別解放運動就只是這樣的層次？
用這種「兩性」的模式來想「性別」就會產生一些嚴重的盲點。女性主義者在分析性別的時候都說要區分「生理性別」和「社會性別」，說生理性別就是天生的身體裝備，說社會性別是社會認定有這種生理裝備的人應該有怎樣的性別特質，應該扮演怎樣的角色，而女性主義者抗拒的就是社會依著生理性別而分配個人的社會性別、社會角色、和性別特質。說白了，就是不願意接受社會規定生為女人就應該女主內，溫柔賢淑，順從丈夫，孝順公婆；女性主義者要爭取女人也有實現自我的各種能力和機會。
這些都很好，也確實為女性爭取了一些空間，可是後來我們就越來越看出來，其實很多女性主義者對「性別」的認知最終還是只看到「生理性別」而已。她們或許會爭取社會讓女性有更大的空間和自由，但是這只適用於「生理」女性而已。遇到了那些生為男性但堅心認同自己是女性的跨性別主體時，女性主義者還是很有保留，總覺得沒經過女性的成長過程就永遠不可能理解女性的處境，就永遠不可能有正確的女性意識；而遇到了那些很陽剛、man到很像男人的女同性戀時，女性主義者還會責怪她們被父權洗腦，太貼近男性認同。最近這幾年，女性主義者越來越相信生理性別，因為她們越來越覺得只要是生理男性，不管有沒有事實佐證，不管所謂「受害者」有沒有控訴，都可能對女性或兒童施暴，因此女性主義者積極立法保護婦女和兒童，男人對女性或兒童的親密表達都被另眼看待，都很容易被說成是性騷擾或性侵犯。說穿了，這種對「性別」的認知是很雙重標準的：只有生理女人的性別要被解放，要享受更大的空間，別人的性別──不管是跨性別還是男人──都是有問題的，都要被檢驗被批判。
我的運氣比較好，有機會學習到和「性別」有關的很多經驗。2000年我第一次認識了一個跨性別的朋友，也透過她而結識了更多跨性別朋友，很快就覺悟到，過去讀性別理論的時候遇到過「跨性別」（transgender）這個概念，可是我並不真的了解它，所以讀了理論也是虛的，就像王蘋剛才說的，認識社會現實才是所有的知識的基礎──我在認識跨性別的朋友時才開始學習什麼叫做「性別」，我開始懂所謂的「性別」並不是兩個框框，男的在這邊，女的在那邊，此外就沒有別的選項了，所謂的性別既不是生理的也不是社會的，而是主體不斷在社會脈絡中定義自己的過程。事實上，當我認識跨性別的朋友的時候，我開始學習看到那兩個框框是框不住所有人的，有很多人在框與框之間，有些人在框框之外，有些人從這個框移動到那個框，或者跨在兩個框上，多樣性非常之大。連我自己都開始注意到，有一陣子我會比較女性，會喜歡穿比較陰柔的衣服，頭髮燙著捲捲的大波浪，可是有另外一陣子，我就比較喜歡打扮得很中性，甚至非常陽剛，理著超短的直髮。每一個階段的打扮都代表了那一段時間我對自己的性別想像，可是別的時候我又覺得另外一些樣子也是我。能夠有那麼多樣的呈現方式不是挺好嗎？
當我認識越來越多跨性別朋友，我也越來越知道自己的無知，越來越懂得謙虛，因為我的性別判斷太常錯誤了。我們組織的跨性別團體每兩個月聚會一次，每次都有十幾個新朋友來，見到新人的時候我總會習慣性的斷定對方的性別，可是百分之六十的時候會錯。我以為這是個漂亮女生，結果卻發現是個原生男性；我以為那是個陰柔的男同性戀，結果卻是個有著女性身體裝備但是認同男性卻也愛戀女性的人。如果你有點聽不懂我在講什麼，那你學習對性別謙虛的時刻就到了，因為我們對性別的自信往往就建立在我們確信能辨識對方屬於哪個框框，而且只有兩個框的基礎上。但是我這幾年在跨性別的群體當中學到了很多，不單學到了「兩性」框架完全不符合社會現實，也學習到這兩個框架的狹隘性，更重要的是看到這兩個框架會造成許多人的痛苦。
認識了跨性別，才看得到我們社會裡太多事情建立在兩性的基礎上而排除了任何其他可能。就連每天最簡單的上廁所都造成跨性別的痛苦，你能進哪邊？到這邊有危險，到那邊被當成亂闖，在學校裡被同學取笑戲弄，被老師當成需要被矯正的對象，找工作的時候公司不錄用，說形象不對、不能代表公司。過去這幾年甚至有好幾位跨性別朋友因為走投無路而自殺，這些都是被我們這個兩性框架的社會造成的人生代價。因此我的第二個覺悟就是發現女性主義竟然對於性別所知這麼少，竟然還是擁抱生理性別的決斷性。在一個不斷說要性別平等、性別多樣化的社會脈絡裡，跨性別竟然不被女性主義視為自己性別奮鬥之路上的戰友。女性主義竟然看不到：不解決跨性別所承受的歧視，就沒辦法徹底消除自己所受到的性別歧視。這也構成了我這幾年的研究項目，希望能凸顯性別框架的排它性和規範性。
如果女性主義只能看到男人女人，只能要「兩性」平權，只能擴充生理女性的權力，老實說，這樣的女性主義可就錯過了世界上很大的一群人。我們這次帶來的書籍裡面就有一本是我們後來編寫的《跨性別》，這在中文世界裡是唯一一本有關跨性別的理論和文化分析，我們希望女性主義要有跨性別的視野，也希望這個議題能在大陸的性別圈子裡開始與社會現實並進。
好，該講我的第三個女性主義覺悟，這第三個覺悟也讓我從性和性別的主題更延伸到法律和政治的議題。從2000年開始，我很深刻的感覺到新興的網路世界越來越沒有自由，我們原以為網路的匿名世界可以提供一個空間，讓平日無法表達、無法接觸的性言論和資訊能夠自在的流動，性的文化素材能有一個自在的空間發展，不再被商業體系壟斷，而這些自在的發展不但能讓各種性主體伸展自我，也可以豐富我們的情慾文化，減少壓抑，提升品質。
可是在台灣，我們的婦女團體、兒少團體、保守的宗教團體竟然團結起來，以保護兒少、維護善良社會風氣、甚至「尊重女性」為名，設立了很多超越世界水準的法令，從2000年起，規定網路上不能談某些話題，不能用某些字眼，不能提供某些資訊，不能交換交流，否則就是觸法，就可以被起訴。這不是當代的文字獄嗎？網路上網友們彼此交換養眼的圖像，訴說情慾的經歷，詢問一夜情的對象，這種好不容易在匿名中養出來的勇氣和自在，現在都被當成刑事案件，說是散播猥褻，都被約談起訴了。我們過去以為台灣是自由世界，應該有言論自由，不過現在台灣的自由尺度好像越來越差。
在2000年以前，我們女性主義者常常像王蘋提到的在內部討論辯論，或者寫文章在刊物和報紙上辯論，和不同意見的人是可以對話的。可是2000年以後就再也不用辯論了，要是不喜歡你的論點，就讓法律來處置你。像我們性／別研究室一向很直接的批判各種不公不義，維護性的自由權利，2001年我們批判警方用誘捕的方式偵查網路性交易，結果就被婦女團體檢舉，差點關了我們的網站。2003年甚至有11個婦女、兒少的團體聯手到法院告發，說我的性學術網站包括了一些有問題的邊緣項目，還提供相關連結，有散播色情的嫌疑，結果我花了一年半的時間打官司捍衛自己的權利，還好最後被判無罪，也保住了學術圈的言論和資訊自由。這就讓我很感慨，不同意我的理念也沒關係，可是用法律來讓我噤聲，這也未免太讓人寒心了吧。
除了和我自己相關的司法糾葛之外，我也在這些年中收到很多人來信，他們都因為在網路上自在的留言而被偵辦起訴，所有的調情曖昧露骨文字都被當成企圖性交易或者傳播色情，很多案情荒謬牽強到不可思議的地步。透過這些經驗和故事，我有了第三個覺悟，我覺悟到這些保守團體正在擴大女性主義的母性保護語言，極力淨化社會空間和網路空間，而這種保守的女性主義目前已經逐漸取代了男權和父權，成為了新的道德霸權，用保護兒少的名來限縮人民的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學術自由。而在此同時，某些進入權力核心的女性主義者更是道貌岸然，眼中只有教條，只有權力，只有狹隘的正義和道德，只會利用機會極力排擠異己，以便壯大自己的勢力。她們執行的是最粗淺的生理教條，推動的是最簡單的男女邏輯，結果，這個主流化的女性主義在當代很多議題上都提不出什麼進步的看法，反而去接合了倒退的力量，立了很多爛法，也因此激起很多不滿的聲音。
在觀察這個近年的發展時，我也注意到台灣的新興民主體制好像總是在表面上有著很大的自由，但是在性的議題上卻走到了絕對的封鎖主義，而在關閉性言論空間的過程中，女性主義語言和女性主義團體竟然是最主要的推動力量。事實上，目前我最主要參與的運動都和對抗這個主流化的力量有關。當女性主義走到這一步的時候，我想大家都應該覺悟，女性主義不夠用啦！大家需要研究別的觀點，深入其他理論，充實我們的思想內容，豐富我們對社會和歷史的認知，也唯有這樣才能重新思考要怎樣改造女性主義。
在女性主義的路上走了二十年，我得到這三個覺悟：我覺悟女性主義在「性」領域缺乏正面積極的說法，我覺悟女性主義在「性別」的路途上認識很狹隘很有限，最後也覺悟主流化的女性主義是一個壓迫異己的龐然怪獸，亟需批判和改造。這三個覺悟讓我積極努力的開拓新的眼界，但是這也讓我更為清楚，我們不能只擁抱一種理論，一條道路，社會的變化非常複雜，我們需要更多分析工具，我們需要更多不同的理論，我們需要更多的認知，更多的社會參與。這也是我們這一次四處交流、多方學習的目的。
黃道明 臺灣公權力的性部署︰
我今天的發言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先在1990年代的歷史脈絡裡談談學術與社運對我的研究的深刻啟發。第二部份我將回顧歷史，就我的博士論文研究來談談臺灣戰後國民黨政府對性的規訓以及對男同性戀次文化的管制。最後我將提及我新的研究方向，也就是對當下的臺灣主流女性主義所建立的新性道德秩序提出反思。我將透過這三部分的敘事來說明臺灣公權力和性部署的關係。扼要來說，這個公權力是上層對下層的管理和規訓，例如政權對不同人口群的統治，而這般階序式的作用當然有其深刻的性別意涵，所以這裡的「公」字不但有著傳統「父」的印記，同時女權主義在性別主流化後進入體制內行使的權力亦鑲嵌於其中。而我所要揭示的是：「性」如何透過公權力諸如規範、管制的運作和配置而被部署于臺灣社會文化裡。
我在大學的求學時期正是臺灣解嚴後社會運動蓬勃發展的時期，而文化研究、性別研究和同志研究也都正開始在臺灣生根萌芽。當時，對一個對性別議題和文化政治有興趣的大學生而言，整個北臺灣的風氣可以說是令人振奮的。而我在研究所和博士的求學過程也深受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的滋養和呵護，無論是研究室本身空間最不制式的舒適研究環境，還是當時舉辦多年的「四性」研討會所提供給年輕學者寬闊的論述平臺和空間。我在當時因為這樣的環境而發掘自我的同志認同，因此可以說我是吃性／別研究室奶水長大的酷兒。很榮幸能在去年加入性／別研究室團隊。
除此之外，我想提及兩個對我的研究有重大影響的政治時刻。第一個是1992年，臺灣的金馬獎影展首度堆出Queer Cinema專題。這個由香港小劇場人林亦華所規劃的專題引介了當時西方興起的酷兒視覺美學與政治，他也在當時將queer一詞翻譯為後來大家所熟悉的「同志」一詞。雖然一般都將「同志」一詞的歷史回溯到這個影展而因此確立它的歷史定位，不過對我而言，這個影展讓我難以忘懷的是它讓我看到了愛滋病社會運動的政治面向。如大家所熟知的，1990年代歐美酷兒運動的興起與愛滋病的政治化有相當密切的關聯，當我看到Gregg Bordowitz所執導的愛滋病紀錄片Voices From the Front (1992)裡，ACT UP 組織如何以街頭行動劇die-in的方式抗議美國政府草菅愛滋病患人命時，那種衝擊和感動是我至今無法忘記的。在臺灣，官方雖然提供免費愛滋病治療，但這卻是愛滋感染者被政府視為性嫌疑犯來加以列管、監控和處罰之一環。而相對之下，當年的紀錄片則呈現了愛滋運動是如何不求憐憫，以政治行動積極介入社會現實，與政府對抗爭取權益！這是我從酷兒理論／同志研究全球化過程中獲益良多的一個重要啟蒙時刻。
第二個時刻是1997年，當時任職臺北市長的陳水扁倉促廢娼，引發了公娼自救與妓權運動。這個事件對當時婦運的衝擊，前面幾位已經做了大略的陳述，而我所要提的是它對我當時在進行的博士研究的重大影響。我當初所做的是用白先勇的著名長篇小說「孽子」為媒介，來勾連出臺灣男同性戀文化的歷史和政治。我在研究過程中注意到了1970到1980年代間大眾媒體對臺灣俗稱為「玻璃圈」的男同性戀社群的呈現，和色情性交易有著多所連結，而白先勇的小說裡描寫的正是一群以賣淫為生的地下族群，但是如果沒有公娼事件的鼓舞，那麼受限於中產教養的我仍然會看不到這些不同場域之間的再現與關連。公娼肩並肩，不畏懼向員警挺進、討公道、爭取工作尊嚴的畫面，徹徹底底地撞擊了我的中產思維；在那一刻，我開始發現，縱然我和她們的生命軌跡是多麼的不一樣，我仍能強烈感受到她們所承載的性汙名。作為不同的性邊緣主體，我們都在力抗性汙名的強大壓迫力量。是公娼事件驅使了我去探討公權力與性部署的關聯，以及性汙名在臺灣戰後歷史中的形構，也是因為公娼事件所引爆的婦運間差異政治，讓我想去探究那時對執政當局多所批判的婦運在性／別的場域上究竟和國家政府有何共謀共構的關係。於是原先模糊的博士論文問題意識終於開始有了清楚的輪廓，那就是去追問，「孽子」所再現的同性戀究竟有何歷史的特殊性？為什麼絕大部分關於孽子的文學批評都對小說所再現的男妓主體視而不見？如果說，當時興起的同志運動將「孽子」視為臺灣同性戀歷史書寫而將之政治化，那麼在一個反娼的主流性別政治環節之下，這個去除賣淫主體的同志政治意味著什麼？如果說前面所提的第一個政治時刻是全球化的一環，那麼第二個政治時刻無寧說是非常屬於臺灣在地的。
我的博士研究因此致力去探索公權力和性部署的歷史進程，追溯了冷戰時期國民黨政權統治之下為打造正統國族文化所執行的風化管制。我所關注的是，公權力是如何去管理伴隨臺灣極度壓縮現代化與快速工業化過程中而興起的龐大性產業，並深入分析這個性的經濟政治體的轉變與其蘊含的文化政治。特別的是，我檢視了公權力如何依據民國時期所頒佈的「違警罰法」，以一種儒家道統的「君子」治理位置，透過政策與個人規訓兩個層面上的極度矛盾操作，造就了所謂 「善良風俗」這個意識型態的建構，也同時生產了性別化了的正規「國民」主體。我的研究結果顯示，在這個「善良風俗」的性規範運作下，所有婚姻之外的性關係（包括跨性別、同性戀以及未婚女性）都被公權力以娼妓嫌疑犯來加以管制。依據這個歷史研究，我發現了「孽子」這個文本再現了一個跟賣淫相連且女性化的羞恥感，而這個在臺灣歷史脈絡下所形構出的負面情感結構正是當時新興「同志國」的文化想像裡諸多關於不同於西方的「現身」討論與擁抱陽光的「出櫃」策略所欲置換掉的。
在我現階段的研究裡，我則更引用了性／別研究室戰友的研究，進一步去深化對這個賣淫羞恥感的理解，檢視主流女性主義陣營的反娼立場與實踐如何在當下臺灣解嚴後重新打造政權的脈絡下造就了一個和國民黨政權下所建立的性秩序有連貫但卻也有別於前者的新性道德秩序。我分析的對象是臺灣的主流女性主義論述。這些論述在民進黨政權下所推行（而新近執政的國民黨也延續推行）的兩性平等與婦女政策制訂中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我延續了中央性／別研究室成員對主流女性主義的開拓性批判，進一步檢視主流婦運的福利論述，探究這個在全球化環節裡形構的女性主義文化想像有著什麼樣的階級、種族、與性的印記。我特別有興趣的是，這套福利論述如何接合了女性主義精神分析理論，生產出有著正常心性的母性主體，來進行專業社區照顧工作和家、國的改造。而令人深思的是，這個女性主體位置同時也高舉著一夫一妻的文化理想，以保守「良家婦女」的含蓄美德來教化被認為是破壞家庭與社會整體性的酷兒、妓權和性解放運動。雖說我們這群人在主流女性主義的文化想像裡被建構為腐蝕人心的「性變態」，但是我卻緊扣著這個負面性不放，進而逆勢操作，從而質疑主流女性主義所追求的大善，並詰問那種由上到下的性別福祉想像。
主流台灣婦運在近年來動員公民社會和公權力的緊密結合，推動性法律的修改與立法，進一步透過對性交易的禁制來教養兒童和青少年的性，以馴化他們成為「正常」人，而性的汙名和羞恥感也正透過這些新的法律和知識和新權力佈局而一再被強化。另一方面，她們所力倡的自由主義式「情欲自主」或「身體自主」，正是透過對性交易的持續汙名化所撐起來的。這意思是說，種種的情欲即便並非那麼傳統的同性情欲，只要乾乾淨淨、不和色情沾上邊，都可以被主流女性訂定下的新道德秩序所包容。套句丁乃非的話，在「男女老少都被要求成為良家婦女」的當下，挑戰這套新的女性主義道德秩序成為性權運動的最重要任務，而這也是我們這群人一直在努力的。
甯應斌 暫停女性主義︰
現在時間有點晚了，我就講的簡短些，大致勾勒一下我們共同的一些想法。大概今天很多人是衝著「女性主義」這四個字而來的，大家想聽我們幾個人談女性主義，但是從以上幾位的講話，大家發現好像我們是在挑戰女性主義。這也沒錯，我們是在反思女性主義。我們標舉的是性／別，也就是傳統的「性別」中間多一條斜線，性別當然是女性主義的主題，但是加一條斜線以後呢，又多了一個性字，所以是在性別裡面強調性的差異（差異就是「別」）。其實在英文裡面也有這種用法，也就是所謂的Gender／Sexuality，這種用法的出現反映了性別跟性的關係很密切、很辯證，所以連在一起、但又區分。
讓我稍微回溯一下性別跟性之間的運動歷史與中國的關連吧。關於性別權力關係的女性主義運動或婦女運動，在西方社會19世紀末期開始到20世紀初有過第一波運動，這波婦運後來是以婦女投票權這樣的自由主義路線與訴求成功而告終的。但是之中也有社會主義的路線，例如恩格斯其實便是那個時代的女性主義前驅；共產黨裡面都有個婦女支部。今天中國大陸對於女性問題的許多提法，其實是受到第一波婦運中進步路線的影響，像「婦女可以撐起半邊天」，或是「新婚姻法」等等，都是受第一波婦運影響後的產物。
西方第二波的婦女運動則發生於1960與1970年代，這個運動和西方反越戰與民權運動、（新）左派運動分不開。但是第二波婦運卻比較沒有進入中國大陸，雖然當時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對西方的這些運動有點推波助瀾，很多地方看得到小紅書或毛主席的像，有些人標榜、也有些人批判毛澤東思想，不過西方的這些運動思想（包括第二波婦運的女性主義）卻沒有反過來進入中國大陸。
比較少為人所知的，在西方，性的方面也有兩波運動。第一波性運動如果追溯到生育控制這些性科學實踐，其萌芽也是19世紀末，但是充分具有性政治意義的性運動則差不多是在第一波婦運的尾端與之後一段時間。第一波性運動中有像Reich這種左派激進的路線，也有主流改革路線的，當然還有更溫和的路線。第一波性運動中的主流路線有一個組織，叫做世界性改革聯盟，英文叫做：World League of Sexual Reform，領導者就是Magnus Hirschfeld。後來因為納粹的興起而被消滅掉，書燒了、機構也拆了。
這個第一波性運動也曾影響到中國。今天中國人講的性是科學的、性是美好的、還有科學的性教育、什麼性健康（包括用「成人保健」的名義來賣性用品）等等這一套東西，其實都是第一波運動的殘留，所以大家不要認為你們活在一個跟第一波性／別運動沒有關係的世界裡。不過中國只接收了第一波性運動中比較保守或溫和的部份，第一波性運動主流路線所強調的平反同性戀，卻沒有在中國出現。
西方的第二波的性運動，例如同性戀解放運動，是緊跟著西方的第二波性別解放運動。第二波性運動也比較沒有進入中國大陸，這和第二波性別運動一樣。
就整個第三世界來講，現在仍有很多地區的婦女還沒有基本的平等權利，在法律上與各方面的社會權都受到歧視。在這些地區，當地的某些女性主義者確實對西方的女性主義非常歡迎，用來批判自己社會中的男性特權或宗教壓迫；但是也有一些第三世界女性主義者批評西方女性主義的普世主義，而要調和自己社會的文化傳統與女性權益，或者強調下層婦女與反西方帝國主義的連結。在這些社會裡，除了愛滋病、性暴力與生育議題外，有的幾乎完全沒有性運動話語，沒有同性戀運動。有的地區像印度則還有性工作的性運動議題。
在西方與一些非西方的地區或社會，女性與男性大致上已經在法律政治等領域取得平等，女性主義中基本的男女平等話語已經是社會的主流話語，具有「政治正確」的地位。當然這不見得表示說這些社會裡的男女真的在各方面都實質地平等了，但是在這些社會裡，主流的婦女運動獲取了一些上層的有利位置。台灣就是一個例子。至於在中國大陸，我剛剛說曾經受到第一波性／別運動的影響，但是過去並沒有受到第二波性／別運動的影響，不過在改革開放之後，透過知識份子的思想傳播，西方的第二波婦運思想開始在大陸文化知識圈流傳開來，至於西方第二波性運的思想可能還沒有在大陸的文化知識圈流傳，不過近年來則在一些非政府組織的小圈子中開始吸收與挪用。
那麼今天我們這幾個台灣人在中國大陸，以性／別的角度視野來反思女性主義，意義究竟在哪裡？我們為什麼要討論性這個東西？我今天的題目叫做「暫停女性主義」，這個提法不是我的發明，因為自從第二波女性主義興起以後，到了1990年代，女性主義的一些問題慢慢跑出來了，剛剛前面幾位都有講。一些對於女性主義的反省，有時是用後女性主義、後殖民女性主義，或是反種族歧視的女性主義這類思潮表現出來，甚至在第二波女性主義諸多流派裡面的社會主義女性主義也持續對主流的基進女性主義有所批判與反思，影響深遠。（我這裡要補一句以免大家誤會，所謂基進女性主義不是形容其態度激進，而是說它以性別為其唯一的分析立足點，其他的分析角度像階級、族群、性等等都不被它認為是最基本或根本的。）
不過，在台灣的我們並不是受到西方後女性主義這些東西的影響因而展開對女性主義的反思。我們其實就是土生土長的，自己在台灣的婦女運動發展中、遭遇中開始覺悟出來一些東西，然後呢，我們忽然發現西方有些人稍早或同時也在思考同樣類似的東西。換句話說，主流女性主義本身有些問題的存在，是一個普世的問題，不是只在台灣才會發生，換句話說，在中國大陸，你們遲早也會走到這個地步，你們有一天會想起來：「有些女性主義的問題好像幾年前曾聽過台灣人講過。」那就太晚了。所以現在就要開始來好好批評，多多反思。
在今天很多的地區，女性主義或婦女運動已經進入了治理的層次。治理，有人叫做協同治理，也有人叫做共治或民主共治。這是什麼意思呢？「統治」在過去就是國家獨掌的職能，像共產黨掌握國家的權力，有個中央政府在統治你；這就是統治。那什麼是治理（共治或協同治理）呢？就是說「統治」這個東西它有一部分的權力分出來了，分給誰呢？分給一些民間的或公民社會裡面的一些人、一些團體或機構，這些團體或機構的性質可能很多樣，有些是NGO，有些是半官半民的、有些是立法或者政策的諮詢或監督的個人或委員會等等。這些參與治理的人或團體，他們實際有了部份或局部的統治權力，其權力有時看似很小（比起公部門或長官權力），有時甚至沒有可見度，但是卻可能影響許多人在某個層面的日常生活或身體與自我。
這種治理透過很多不同的途徑，其中有的是軟權力。從權力的角度來說，治理優於傳統的統治。譬如說，國家公部門有些事情做不好，其統治權力到達不了某些人身上，沒辦法推廣某些政策，國家接觸不到某些人群，所以國家公部門就把一些項目計劃交給某些民間團體去做，這些團體可以接觸某些人群或有效落實某些政策。也有些時候，公部門成立一些諮詢委員會，來協助立法或監督，或者落實或監督某些政策方向，當然有些諮商委員會形同虛設，只是替公部門背書或給予正當性，或者委員會中有些諮商委員毫無力量，有些委員則主導一切。還有一些機構是半官半民，做官方的白手套，或由國家幫忙成立的民間團體，這往往是因為某些領域或範疇要交給民間自治，國家的管制則只是程序部份，而非實體，像金融、股票這類領域。換句話說，國家把某些領域開放民營，或者國營變成私營，雖然說是開始了民間自治，但是國家還有某些管制，此時往往會採取各種治理形式。
像治理這樣的情形普遍地發生在很多國家裡面，中國大陸也開始有這樣的勢頭。在各國的治理狀態中，女性主義或婦運也參與了治理，而且有時影響深遠，美國有位女性主義者就指出了這點。我今天的題目，「暫停女性主義」，就是來自這位女性主義者，她的名字叫做Janet Halley，是位法學家，在美國紐約大學教書，她以前寫的一篇文章，收錄在我們性／別研究室出版的「性騷擾、性侵害之性解放」一書裡面，是我們的老朋友。她去年出版了一本新書，這本書的副標題就叫做How and Why To Take A Break From Feminism。“Take a break”的一個意思就是大家累了、休息一下。但是Break From Feminism有另外一個意思，break from講的嚴重點就是我跟你割袍斷義，我跟你分裂。所以她這個書的副標題是一語雙關。
Janet Halley是美國的女性主義者，但是為什麼她或一些人在搞這個Take a break from feminism？我把它轉譯成「暫停女性主義」。暫時要停一下，為什麼呢？因為Halley就發現，在今天很多地區與國家（也許不是中國大陸），在中央政府裡，在教室裡，在各個機構裡，在街頭，甚至在很多傳統上屬於私人領域裡，其實女性主義的權力已經進來了，已經參與治理了，已經在統治大家了。就如同何春蕤講的這個網路，你家電腦屬於很私密的空間，你回到家裡，把臥室門關起來，網路一打開，看著一大堆色情的東西，你就開始手淫了，這多私密啊！可是你就沒有想到說，其實在遙遠的某處，可能在過去某幾年的時間裡，有少數女性主義者已經決定了你此刻在網路上的命運，她們決定了你在網路上不能寫什麼，你不能看到什麼，你不能做什麼，你的命運已經就在那兒被人決定了，這個治理的影響很大。
這個女性主義的治理對於我們的影響有很多方面。比如就性騷擾立法來講，性騷擾立法的原始用意是處理不平等權力下的性別關係，例如我是你的老闆、你是我的員工，或者我是你的老師、你是我的學生，或者我是你的上級長官、你是我的下屬，我們兩個的權力不平等，而我們是一男一女，男方佔據權力優勢，在這個權力不平等的性別關係裡面，男方如果利用其優勢的權力來對女方做性方面的進犯，這就叫做性騷擾。
可是在台灣，現在性騷擾立法卻已經改變了原意，擴充到雙方沒有任何權力不平等關係，擴及到不涉及肢體的性侵犯，甚至擴及到沒有面對面的情境（如透過網路），而且有時還偏重女方的「主觀感受」來界定性騷擾。比如說，男女同學或同事之間，兩個人的權力是平等的，應該可以平等互動，但是女的還是控訴被性騷擾，甚至就算女的是上司，也會宣稱被男下屬性騷擾。路人甲在公共場所，對路人乙說「小姐你長的好漂亮」，或者凝視等等，這也可能變成性騷擾立法懲罰的對象。同事之間開個黃腔或搭個肩膀，現在也可以指控是性騷擾（實際上能否入罪判刑是一回事，重要的是，這些情況竟然可以提告，就已經形成某種社會氛圍了）。你可能認為這些確實就是性騷擾，或許如此，但是這種情況是不是需要立法來懲罰，那就是另外一個重要的問題。因為這裡面可能牽涉到表意的自由、表達的自由。如果路上或者網路上有一個人妳不認得，他也不是你老闆、他也不是你老師，他跟你說你很漂亮，你不高興，你覺得他騷擾你，你不理他就得了，或者你離開那裡，或者罵他一頓。可是如果現在有一個法律說可能可以把這個人抓起來，這就表示女性主義的治理已經到了一個深入與侵害很多方面的程度，它已經藉著國家在規訓我們的生活或性。
女性主義的治理或協同共治在許多國家已經是常態。Janet Halley就說，從白宮到個人自我的治理，都看到女性主義正在分享統治權力中。現在很多婦女學程的女學生畢業後第一志願就是進入某個NGO，也就是進入治理或協同共治。但是女性主義的治理後果在許多狀況下是不必交代的，就是沒有究責的（accountable），換句話說，治理所帶來的一些惡果找不到人負責。何春蕤舉的台灣網路文字獄例子雖然造成很多人的痛苦，也折損了言論自由，但是到現在為止並沒有任何究責。女性主義有治理但免於究責，這也成了一個相當普世的現象。這種有惡果、又沒有究責的治理，可以說是惡治（bad governance），而不是善治（good governance）。
如果要歸結主流女性主義的惡治和其思想本身的關連，那麼我們可以說（正如Halley和很多人都指出的），就是主流女性主義假設了女性都是受害的，女性都是無辜的，而男性都是免於壓迫或不會受傷害的。這些單向的假設決定了女性主義的治理方向：通常是盡一切方式或不擇手段地保護或甚至預防女人免於受害（保護與預防成為基調），這些保護與預防的手段往往會侵害人權或自由。然而，既然目的是為了保護無辜的受害者，當然也免於究責。惡治就是這樣產生的。
對於主流女性主義這樣的發展，當然也有反對的聲音。女性主義內部向來就有不同路線，Janet Halley認為有統合的女性主義（Convergentist feminist）就是將女性主義路線的各種衝突儘量都調和融合到女性主義框架內，還有決裂的路線（divergentist）則和主流女性主義分道揚鑣，例如後女性主義認為女性主義已成過去。Halley的「暫停女性主義」則是一個比較折衷的路線，只是暫停和休息，在女性主義之外流連探索。
為什麼要暫停女性主義？為什麼要在女性主義之外流連探索？因為很多新的利益與新的群眾不是女性主義能顧到的，有很多問題是現在女性主義處理不了的。為什麼處理不了？比如說前面何春蕤提過的跨性別吧，女性主義總是說性別是兩個階層，男人是擁有特權的上層，壓迫位居性別體制下層的女人，而且男女各有本質，女性的特質像關懷等等還是比較好的。可是遇到跨性別主體的時候，問題就來了。女性主義擁抱女性的本質特點，確認男女的性別差異，換句話說，她是肯認這個性別體制的性別分野的。跨性別的不男不女、又男又女、男變女或女變男，看似在複製性別階層的本質（例如許多男變女都宣稱自己是想要做「真正的」女人），但是卻把這個二分體制搞得昏頭轉向（例如性別二分體制很難容納兩個男變女之間的女同性戀關係），當然這也使得跨性別不斷受到質疑和排擠。從這個角度來說，性別體制其實是三個階層，男、女、跨性別，而女性作為性別體制裡面的中間階層（middle class），她對於性別解放的願望跟遠景是不會夠徹底的（radical），她不會要把性別的體制徹底打破，因為她雖然在性別體制中被男性壓迫，卻也在性別體制中得到完整自我（本質認同）。反而是跨性別的存在就不斷挑釁性別體制的二分法則；這是女性主義的性別觀不容易解釋的。（人們認為跨性別只是在複製性別本質，因為有時跨性別就是要做真正的男或女，但是本質是不能被複製的，複製這個實踐本身就說明了其實性別沒有本質存在，跨性別所作的只是引用與操演，因為跨性別引用了某些性別特質，操演了慣常的性別表現，所以就變成男或女了。那麼，一般所謂的男女其實也一樣靠著引用與操演才有性別，而不是具有什麼本質。跨性別因此凸顯了性別的操演性。這是Judith Butler所指出的。）
男女兩性的性別之分，其實裡面已經隱含了異性戀的系統，因為所謂男女兩性的二分說法不只是說男的有雄性性器官，女的有雌性性器官，而是說男的性要慾望女，女的性要慾望男，這才能構成完整的性別的男女。同性戀因此是「性別」無法單獨處理的問題。所以只建立在性別之上的女性主義在處理同性戀與跨性別的問題上本身就有侷限性。
女性主義也不能夠處理SM的問題，SM一般被當作性虐待，李銀河稱為虐戀（李銀河是少數將第二波性運思想引進大陸的中國知識份子），我們台灣叫作愉虐（戀）。女性主義認為SM或SM色情中既然是男人虐待女人，那麼這就是暴力或性暴力，不能因為女人接受或享受被男人虐待就容許SM，因為女性主義認為不能接受SM這種「女人自願受虐」的邏輯──否則就會接受「女人自願被壓迫、被支配」，這樣一來，只要女人自願接受男人的壓迫與支配，那麼男人父權的壓迫與支配就有了合理性。所以就女性主義的性別觀點而言，接受或享受SM受虐的女人都是被洗腦的、內化奴性的女人，就像某些被男性父權洗腦的女人，甘願接受男性支配一樣。
同樣的，女性主義不太能處理性工作，不太能處理色情，不太能夠處理女同性戀裡面的Ｔ婆（TP）之分，甚至連減肥瘦身也沒辦法很好地處理。這些我們在台灣都有過論述，也出版了一些書和文章（例如我編著的《身體政治與媒體批判》就有寫到女性主義關於減肥瘦身的標準答案錯在哪裡。我與何春蕤合編的《色情無價》則處理了色情問題。我們還出版了幾本關於性工作的書）。
此外，女性主義對於那些可能會改變人倫關係、改變家庭婚姻、改變性、改變身體的新興偏差行為與新興科技都感到很害怕。譬如說人工生殖的科技或代理孕母的問題，很多同性戀與跨性別聽到這些科技或實踐都覺得是好事，但是女性主義則通常站在反對立場。在這些議題裡，女性主義通常都站在比較保守的立場，在女性主義的想像裡面，她都還是個受害者，男性則都是加害者。但是女性主義者沒有考慮到，其實女性本身也有侵略進犯的傾向，也有對權力進取的慾望（也就是要掌握權力），同時很多女性也會被女性主義的某些作為所傷害。女性不總是那麼無辜，男性也可能受害。可是這些都是在女性主義的話語裡面比較聽不到的面向。
由於上述的種種因由，我們開始聽到西方有一些人要跟女性主義決裂。我個人覺得在中國大陸這樣的地方不應該和女性主義決裂（divergentist路線），因為大陸的性別處境在許多地方仍需要女性主義；可是又沒辦法採取統合路線（convergentist），因為一個巴掌拍不響，女性主義就是沒辦法把某些議題融合到女性主義框架內。所以現在比較折衷的方法就是剛剛講的，在涉及性、身體、族群（文化、殖民）、階級、年齡的許多議題上，不要用一個本質化的性別來分析理解，也就是要「暫停女性主義」。
暫停女性主義就是說：可以保留女性主義，世界還是有很多地方需要女性主義，女性主義仍然有價值；但是有的時候，有些問題她看不到，有些問題她掌握不了，有些問題她的思想是有限制的。在這個時候怎麼辦？我們要暫停一下，我們要在女性主義的範圍之外趕快去看一看世界上有沒有什麼樣新的說法、新的現象或問題，有沒有新的眼界去理解女性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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