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論文是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晚期／後）現代性的身體形構──變身：當代台灣肉身政治」第二年研究成果的一部份。初稿〈世俗與驚駭：台灣刺青的敘事化〉於2009年元月3-4日文化研究學會年會中首次宣讀[1]。引用本文請參看附檔的刊出pdf檔案】
摘要：近年台灣浮現於公共領域的身體刺青越來越鑲崁在豐富的文字論述中，看似描述了刺青者個人的獨特動機和創新構思，然而其主體多以女性為大宗，所座落的敘事結構總是大眾最熟悉的主流溫情論述和情感腳本。這個現象其實直接相關當代性別主體在身體實踐上的特殊發展，而刺青的「女性化」趨勢不但在消費者、圖案、部位、面積、品味上帶來明顯的多樣化，也在相應的文化意義和公共論述上促進了敘事化、溫情化、柔美化的趨勢，使得刺青更加容易被大眾接受，形成流行風潮，也改變了刺青的傳統階級定位。即使是抗拒溫情陰柔、堅持凸顯陽剛風格的激情驚駭刺青，也在其追求高度藝術性的過程中，充分展現向上提升的階級移位，而在這個階級上升的過程中被模糊了面貌的，正是與偏差犯罪相連的傳統底層刺青；其中很重要的動力則是刺青專業人士以積極集結社群、建立專業規範、打造媒體形象等等策略，極有意識的創造轉化刺青的專業形象，促成一個污名的、邊緣的行業提升其階級屬性的契機。本文想要探究的就是這個日趨分歧的脈絡發展，以及性別與階級之間的連帶互動。
西方社會從1990年代起就陸續觀察到一個「變身／修身」（body modification）實踐的大爆炸。從刺青、穿洞／體環[2]、疤紋[3]，到裂舌[4]、倣獸[5]，各種或來自民族特色（如非洲、印度、玻里尼西亞、印第安人及其他文化）或來自邊緣小眾次文化（電音族、SM族、橡膠／乳膠／PVC族等等[6]）的身體改造，持續在越來越多身體上擴散浮現（Pitts, 2003: 3-4），豐富的展現了追求主體個別性的各種身體打造，不但催生了許多邊緣群體以這些實踐作為其認同的體現，全球化的媒體管道更催動了多元多樣的身體美學品味快速擴散全球。面對這個變身／修身的熱潮，學者視其為或來自資本主義生產模式變遷下勞動身體轉為慾望身體的大趨勢（Turner, 1996, 1997, 1999: 2），或來自身體在晚期現代個人化趨勢中越來越成為個體展現個別差異的自我大業（Giddens 1991: 99），或來自承受多方壓迫的邊緣小眾宣告自主自我放逐的表達形式（Hebdige 1979: 2）。無論如何，晚期現代對於身體的關注以及對操作身體、改造身體的慾望，正隨著科技的發展、文化的流通而擴散。
這些變身實踐中目前散布最廣、接受度最高的就是刺青，西方學者甚至以「刺青的文藝復興」來描述當下刺青文化在理念、技術和藝術上的蓬勃躍進[7]，積極追溯紋身在歷史進程中不斷變化的文化意義、情感內涵與公共論述。Halnon和Cohen在擴大討論底層文化符號的「仕紳化」（gentrification）現象時曾指出，像健身、拉風機車漫遊（此刻恐怕需要改為名牌自行車）、身體刺青等等過去屬於底層的文化實踐都經歷了這種廣義的「仕紳化」現象（2006: 35-36），透過專家、知識份子、展覽、會議──也就是「帶有階級含意的細緻美學操作」──等等外來力量，將原來邊緣底層的文化實踐轉化為中產階級的品味標記（2006: 37）。例如西方刺青研究透過主流出版業和高眉文化的涉入，將刺青崁入西方藝術史的脈絡中，視為合理的身體行為藝術，提升了刺青的文化定位（Halnon 2002: 511; Halnon & Cohen 2006: 47-48），也逐步突破了紋身與罪犯、偏差的慣常聯想。Halnon和Cohen將此種中產階級透過美學的挪用改造把原來屬於底層的文化實踐轉化為中產階級展示其自身品味的中介，視為一種對底層文化的「掠奪」，認為下層的文化符號因此被物化、淨化、美學化，成為短暫流逝的風尚。在台灣，刺青的普及已明顯可見，其文化轉型過程是否也符合上述仕紳化的描述？是否也只是另一輪的階級掠奪[8]？本文的分析將透過這個行業近年的具體變化和操作來顯示，刺青的普及化、溫情化、時尚化、以及去黑道化，恐怕不是「單向粗暴的階級掠奪」可以完全解釋的；刺青的文化位移過程和動力其實頗為複雜，牽涉到不同主體群體在不同的慾望需求和不同的文化資本情境中的斡旋轉化，需要我們在性別、階級、國族、專業等等軸線上同時進行觀察。
原本台灣的紋身業者多半寄身老舊城區的老舊綜合大樓之內，極少呈現特定店名，僅以不甚明顯的招牌書寫「紋身」[9]，低調而隱約。近年來則有越來越多業者入駐都會熱門商圈和夜市附近年輕人口密集之處[10]，不但招牌大而明顯，也積極亮出各有特色和霸氣的店名，凸顯強烈品牌意味，有的標示師門（如模仿日本紋身店名的「彫之」系列家族刺青店）；有以專業命名（如刺客山莊）；或以日本景點地名掛帥（如雷門、橫濱）；有以神祕聳動立意（如鬼魅、魅影、花魁）；或有強烈文學及意象韻味（如詠墨、蒼龍、夜行、創世、聖痕、驚駭空間）。這些宣告自信與自我期許的店名，透露了刺青行業新發展出來的氣魄，顯示業者對自我的社會存在有了更多自信，也反映了市場的成長與競爭壓力。2003年業者曾估計台灣每1500人就有一人刺青，稍後另一有關役男的研究也顯示年輕男性近年刺青人數呈倍數增加[11]，如果再加上媒體報導刺青的女性人數持續成長已超過男性[12]，這個現象的普及性在此刻應該頗為可觀。
更值得注意的是，刺青的意義不再侷限於犯罪、黑道、兄弟的同義詞，反而成為一般主體銘記重大生活轉折事件或追求時尚個性自我的流行標記[13]。當代研究者追隨Anthony Giddens的理論解釋，把蔚為風潮的刺青視為晚期現代個人化、個性化趨勢的展現：「和社會規範、大自然、以及自我一樣，身體現在被視為是向著歷史和文化開放的，總是可以協商而且不斷改變的」（Pitts，2003: 28），這類研究因此聚焦於刺青者個人的動機和決定，觀察主體如何以刺青表達示愛、紀念、盟誓、青春印記、象徵性的死亡或再生等等意義。隨著知名藝人的示範展演，刺青似乎日益成為年輕主體「銘刻自我」的時尚場域（蔡幸秀，2006: 14）。
然而除了「個人的認同建構」（personal identity construction）之外，當代刺青同時也承載了重要的社會文化意義與實踐，從被隔離的邊緣逐步嵌入了社會「相互倚賴、高度理性化而且深具情感的詮釋結構中」（Atkinson，2003: 5）。這部份正是台灣刺青普及化、正當化的重要力道之一。近年浮現於公共領域的身體刺青總是鑲崁在豐富的文字論述中，這些論述看似描述了刺青者個人的獨特動機和創新構思，然而其所座落的敘事結構卻總是大眾最熟悉的主流溫情論述和情感腳本──並且以女性主體為關鍵的發言角色。也正是透過這樣的敘事鋪陳和情感描繪，長久被視為過度與自殘的刺青實踐得以淡化其邊緣偏差低下的階層意含，而在展現主流溫情敘事中逐步正常化、正當化。在此過程中扮演關鍵推手角色的刺青專業人士，則同時以積極集結社群、建立專業規範、打造媒體形象等等策略，極有意識的創造轉化刺青的專業形象，促成一個污名的、邊緣的行業提升其階級屬性的契機。從這個角度來思考近年刺青實踐和相關論述意義的轉變及蓬勃發展，就不能侷限在刺青主體個人意願和慾望的層次，而必須同時觀察刺青──作為一個形成中的專業──與整體社會文化之間的對話互動。
在另一方面，這個階級屬性上的變化直接相關當代性別主體在身體實踐上的特殊發展。業者和研究者都注意到，當代刺青客戶在性別上以女性為大宗[14]，而且並不限於年輕的年齡層。女性客戶的擴張使得刺青的部位也出現戲劇性變化，從男性身體傳統常見的整片手臂、肩膀、前胸、背部、大腿等等，擴散到新近在女性身上開發的手指、肚臍、腳踝、臀部等等部位，連股溝的小刺青也配合著低腰褲的流行而成為新的時尚配件和性感標記。然而，只要藝術性和優美質感合於女性主體的需求，某些女性也不排斥大面積刺青，這也促使刺青師在設計圖案和構思時趨向藝術和優美，逐漸褪去底層粗獷的印象。有意思的是，刺青的這種「女性化」的趨勢，不但在圖案、部位、面積、品味上帶來明顯的多樣化，由陽剛、粗獷、力量，擴散到陰柔、美麗、時尚；也在相應的文化意義和公共論述上促進了敘事化、溫情化、柔美化的趨勢，使得刺青更加容易被大眾接受，加入流行風潮[15]。相應來說，凸顯陽剛氣息的激情驚駭刺青則傾向捨棄長久以來和日本黑社會相連的刺青圖案，轉向以中國傳統文化傳奇英雄神祇為主的圖案設計和風格，不但透過強調中國風味而贏得國際市場的競爭力，也在其追求藝術性的過程中充分展現向上提升的階級移位。在這個轉變過程中，過去與偏差犯罪相連的傳統底層刺青也越來越面目模糊。
本文想要探究的就是上述那個日趨分歧的脈絡發展，以及性別與階級之間的連帶互動。我也將透過訪談台灣刺青專業的代表性人物來理解當代刺青專業化與論述化的文化意含。
專業及社群的凝聚
作為人類遠古開始就擁有的文化儀式和身體實踐，刺青述說著人類的權力（或無力）、勇氣（或恐懼）、渴望（或記憶），也在當代刺青研究者的建構下，呈現出刺青歷史變遷中不同脈絡的意義轉化與文化互動。
西方刺青文化的歷史變遷標記了階級、種族、帝國主義、殖民、次文化、社運、時尚各種力道的交戰換手。羅馬時期作為奴隸歸屬或罪犯印記的刺青原為恥辱的符號，基督教掌權後中止了這種黥面措施，基督徒們反而開始選擇在自身刺上宗教符號或耶穌之名，以此驕傲的印記宣告個人信仰，甚至在中世紀十字軍東征時還以在身上刺青作為親炙聖地的紀念（Gay & Whittington, 2002: 23-25）。17、18世紀西方殖民主義和基督教的宣教行動，隨著帝國擴張探險而侵入太平洋地區偏遠島嶼，把當地原住民引為神聖圖騰或階級地位標記的刺青帶回文明世界，既作為原始、遙遠、「他者」的符號，也作為水手記載誇示自身探險經驗的記憶形式（DeMello, 2000: 47-49）。20世紀初期常常在巡迴旅行的雜技表演班或馬戲團中展覽表演的重度刺青者，在底層觀眾眼中是驚駭的奇觀，在中產觀眾眼中則和低俗偏差結了不解之緣（Gay & Whittington, 2002: 35）。不管如何，這些刺青身體的視覺衝撞及其情感效應的漸次普及化，刺激了後來不同群體採用刺青來進行強而有力的文化操作，例如兩次世界大戰之間軍伍中十分風行的刺青，因接合了愛國主義與對親人愛人的思念而獲得極高的正當性（DeMello, 2000: 63）[16]，1960年代的飛車黨和嬉皮則採用次文化的刺青圖案高亢的宣告身體的不馴（Gay & Whittington, 2002: 37; DeMello, 2000: 67）。隨著刺青可見度的提升和市場的擴張，越來越多藝術背景的工作者被吸引入行，刺青的圖樣和呈現也開始有了更為專業的考量和實踐，舶來的日本刺青以其整體的陽剛圖像刺激了新的圖案與藝術境界，反戰、同志、婦女運動則開發了概念領銜、深具運動意義的設計（DeMello, 2000: 75-77）。時至今日，刺青甚至在多個專屬的真人實境電視節目中營造出豐富的敘事和座落其中的生動人物，使得刺青的圖像更加趨向多樣[17]。
相較之下，當代台灣的刺青文化沒有那樣長遠的動盪歷程，也沒有那麼戲劇化的傳承歷史。除了並未外傳的原住民紋面習俗及傳統之外，最初可見的只是刺青愛好者從日據時期便開始的摸索拓荒，然而最近幾年內竟然戲劇性的成就了刺青文化在台灣社會的可見度和熱潮，這個難以置信的變化是怎樣達成的呢？如果說身體改造在晚期現代逐漸成為主體打造自我的重要領域和活動，如果說照主流媒體所言青少年主體是在崇美哈日的風潮影響之下擁抱刺青，那麼作為一個傳統上和低俗、黑道、罪犯連結從而被排斥於市井陰暗角落的文化實踐，刺青這個在階級和道德屬性上一向存疑的行業又是如何轉化其形象與內含，接合何種中產價值與情操，以便使自己對更大的群眾成為可欲的（desirable）選擇呢？畢竟，把刺青熱潮歸因於島內外某些藝人名人的個人刺青實踐示範，恐怕高估了她們的影響力；把這個現象歸因於年輕刺青群眾的一窩風熱潮，恐怕也低估了這些實踐的意義和動力。本文最想探究的，就是一個污名行業在變遷的社會條件中透過專業化而翻身的過程，也是性別與階級在這個文化現象裡同時被牽動位移的社會過程。
由於歷史因素，台灣的刺青文化和日本有著不可分離的關係。擁有30餘年刺青經歷的中壢「彫客藝術紋身」的紋身師范植清表示，早期台灣刺青主要的文化資源是20世紀初日本統治時期透過兵士、浪人、浮世繪月曆等等管道進入台灣的日式紋身，圖形多半是龍、虎、鯉魚、五毒、鬼頭等等日本傳統紋身主題或是浮世繪風格濃厚的大幅刺青。紋身刺青的物質脈絡則來自另一個歷史際會：由於維持社會治安與鎮壓反日運動，日本人設立了台灣第一批西式監獄，包括台北刑務所、台南刑務所、嘉義舊監獄，日治時期結束後，這些監獄隨即成為新政權長期監禁政治犯或偏差人口的所在。本地土法煉鋼發展出來的苦牢式刺青因緣際會的吸收模仿了日本風格的紋身，形成本地兄弟／黑道表現魄力氣勢的紋身文化。
紋身師們並不否認刺青和黑道的歷史關連，畢竟在台灣，最初想要在皮膚上直接銘刻的動機和動力多半源自緊張對立、需要彰顯魄力的社會脈絡（如幫派）。換句話說，這也解釋了為什麼監獄往往是刺青摸索浮現，而素材（皮膚）與實踐（紋身）有絕佳機會結合的地方。新莊「驚駭空間」的紋身師蕭時哲在接受訪談時進一步分析：
監獄裡面有最原始的對立，團體面對團體間的對立。當原始防衛性跑出來，就需要裝飾武裝自己、讓自己更強勢，於是紋身就此展開了。台灣紋身裡有一種所謂的「軍監派」，就是「軍事監獄」裡發展出來的，因為以前軍事監獄的刑期是最久的，刺青的時間很充裕，所以促使發展出所謂的軍監派刺青。[18]
軍中所謂不馴人口進入軍事監獄後，顯然並未因此馴服。中壢「彫客藝術紋身」的紋身師范植清也同意，最早在苦牢中發展出來的紋身雖然粗糙，卻是同命的同伴間免費相互服務、相互交換的活動。簡陋的圖形中銘刻著階級、偏差的社會標記，也訴說著邊緣靈魂在放逐中對存在感的渴求。被屈從的知識（subjugated knowledge）於是從專門製造屈從的空間裡生產出來[19]，被臣服的肉身因而得以率直的展演所有的焦慮、恐懼、決心、想像、對峙、勇氣、團結。而隨著服刑人入獄出獄再入獄，刺青逐漸在邊緣階級中擴散，標示起「己群」和「他群」的差別對立，更在大眾的眼簾和反應中凝成最起碼的認知：刺青﹦黑道。[20]
早期面對在階級（邊緣底層）和性別（男性）上頗為同質而侷限的客源和需求，很難有動力和機會發展突破的構思與技法，也談不上完整的技藝傳承。目前在台面上已經小有成就的刺青師在回憶出道時都很感慨，早期台灣社會整體環境對刺青而言是封閉的，大家都是自我摸索發展技術和圖案，也都很保護自己的作品，不願和同道分享，怕被別人抄襲[21]。想要學習這門技藝的年輕人只能靠閱讀偶爾接觸到的國外紋身雜誌書籍，或是尋訪北中南的刺青店購買材料時順便觀摩店內作品圖片。高雄「彫安刺青」的紋身師陳政雄說得很白：
記得在2000年之前，刺青是無法與藝術相提並論的，在那個時代之前，刺青工作者之間是相互排斥甚至於是敵對的…那個時代每個刺青師的個人資料、紋身所有器具，都是個人的資產與寶藏……所以，不可能與人分享。哪有交流可言？也就造成了臺灣刺青藝術文化的停滯…[22]
作為半地下的行業，刺青的邊緣位置也反映在刺青師個人的生命歷程中：他們大多數在年輕時因為其階級位置而偶然遭逢邊緣主體身上的刺青，感受無比的震撼。喜歡，想學，但是就是不知道如何找到入門一窺堂奧的路徑，更沒有想過刺青可能成為一門足以謀生的專業，只是在欣羨中用自己或朋友的身體當作練習的素材，在有限的成就感中滿足熱愛。身體在朋友之間有著非常特殊的交換價值。新竹「彫之勇」的紋身師陳世勇的經驗就很典型：
我十幾歲那個時候就有在玩了，不過那是好玩，就是自己把針綁一綁，往身上猛刺。你看到人家黑社會的流氓身上有刺青，會覺得怎麼這麼屌？這個社會就是這樣，弱肉強食的社會，那是一個過程，會覺得人家刺青就是很威猛的那種感覺。再來，你出社會可能碰到的朋友也有刺青，我們覺得刺得不錯，對刺青會更加的喜歡。
土法煉鋼最遺憾的就是雖然看過別人身上刺青的成果，雖然自己有想法要刺什麼圖形，卻完全看不見前輩在刺青現場實際的操作情形，不知道在技術上要怎樣達到那個目標。以這個全然倚賴「實作」的行業而言，終究還是要靠主體自己摸索前進，從實驗中練習，從失敗中領悟，在肉身中吸取知識。雖然孤獨，雖然辛苦，卻也有它特殊的優點。曾在正式教育體制中浸潤甚久的新莊「驚駭空間」紋身師蕭時哲提供了具體的語言來描述這個摸索的過程：「自己摸索有一個好處，就是我們在每個細節上都會很清楚，因為從無到有，都靠自己，要自己慢慢一點一點摸索出來。」想要從人體這塊不斷移動變化的畫布來累積有關刺青的知識，這個過程不但很難掌握，更是緩慢而困難的，每一個細節的相關知識都是一片空白，都需要不斷的實驗、觀察、評估、記錄、反思，需要累積知識和技術來建立專業。蕭時哲隨口就講出一連串他自己一步一步研究的問題：要用什麼樣直徑的針？0.3 mm、0.4 mm？要用排針？圓針？它們各自刺出來的感覺是怎樣？要下幾針、多深？每一種器械刺出來的狀況是怎樣的？哪種顏料最適合黃種人的皮膚？紋好一個區塊之後皮膚的色澤會隨著復原時間的長度而有怎樣的變化？半年後、一年後、五年後又會有怎樣的變化？皮膚隨著年齡老化或者乾燥時，刺青會變得怎樣？諸多問題都需要紋身師長年的經驗，更需要和刺過的身體保持聯繫，才能追蹤積累，慢慢摸出其中的訣竅，也難怪許多刺青師不情願輕易分享多年辛苦經驗的沈澱，總要找到適合的有心的徒弟才肯傳授。
練習的素材來源當然是一個大問題，皮膚不像畫紙隨時可以買到，刺錯刺壞了塗掉重來幾乎不可能[23]。摸索練習的過程當然產生了一些極不理想的作品，而有機會再次面對這些舊作的時刻，也是紋身師們警醒覺悟更加專精專業的時刻。由於媒體多次曝光而對自己的名聲特別自覺的陳世勇師傅感嘆的說︰
我覺得應該是要求精緻啦，因為你這樣，以後看到你自己刺的才不會流眼淚…你今天如果不求精緻，你這樣做也是可以賺錢啊，可是你回頭看的時候，真的會讓你會哭笑不得。我們曾經就是碰到以前的客人，看到當年的刺青的時候，就會覺得怎麼會這樣子？可是當年你會覺得這個圖案我們刺很漂亮，怎麼現在會變成這樣？
與舊作的重逢，因著刺青特有的持久性而帶來強大的羞愧懊悔，對這個可能後果的戒慎恐懼也促成了某些紋身師後來在創作模式上的改變。非常看重創作過程的蕭時哲就常常告誡徒弟：
你必須珍惜每一丁點的皮膚。以前我剛做第一個紋身，紋完以後很久都不敢紋，因為它跟畫圖差太多了，就是因為珍惜皮膚的觀念才讓我學到很多。那時候給朋友紋，每紋一小區塊都會慢慢去觀察，不敢太大膽、紋太大面積，因為紋起來感覺與想法差太多了。那時候就建立起這個觀念，就是──慢慢來。越慢，反而得到的越多，因為沒有浪費掉任何一塊皮膚。急於要完成一個作品，那對紋身師來說反而沒有很實質上的幫助。
由於覺悟到和皮膚的特別關係，紋身師開始對手中操弄的任何皮膚都萬般珍惜，仔細愛護，以便從中學得他們最寶貴的知識和技藝。在下文中，我們也將看到這樣的態度如何進一步促成了新的專業創作風格，反而提升了刺青的藝術性。這樣一個珍愛素材、不斷改進的自覺態度，正是刺青專業進深、知識積累的過程中必須擁有的。這個自發摸索累積專業技術的動力，或許來自某些紋身師個人的執著熱情和自我鞭策，然而完全出乎意料到的是，另外一股平行發展的市場力道竟然戲劇性的創造了專業發展的最大契機。
1990年代末期，台灣媒體開始出現一個新名詞：「紋身上癮徵候群」[24]，這個名詞是被用來病理化那些最先跟上全球化腳步、勁爆裝扮染髮嘻哈、並非黑道卻令人費解地熱衷紋身的台北次文化青少年。他／她們勇於擁抱並轉化邊緣的污名印記，以肉身將刺青帶入都會流行嗅覺最敏銳的青少年商圈，同儕的口耳相傳和群聚效應更使得紋身很快的成為年輕一代標記個人前衛風格的舉動，配合媒體報導藝人紋身的推波助瀾，這個時尚的市場快速成長。原本侷促於社會邊緣的刺青行業和專業養成速度，顯然無法配合新的市場需求，利潤的錢景於是吸引許多新手刺青師投入搶錢熱潮，紋身店如雨後春筍出現，熱潮繼續擴大市場。次文化青少年的全球化性格則促使業者超越原先侷限於本地階級文化色彩及性別預設的日式紋身圖案，轉而積極引入歐美新式風格的刺青圖騰，這些都更加促進刺青文化的蓬勃多樣。
市場的快速成長多樣化當然不見得意味著刺青藝術文化就此大躍進。事實上，有經驗的專業紋身師都承認，他們十分憂心新手太過急切投入市場，割喉比價，以公式化的流行圖像滿足最淺層的市場需求，這樣一來，粗糙的刺青成果反而會扼殺好不容易出現的有利環境[25]。不過這個態勢對專業紋身師本身而言也是一個嚴峻的挑戰︰要跳入流行市場以累積的歷練和功力作為優勢來爭取客戶？還是放下市場考量，專心提升個人技藝，創造作品質感，轉化階級形象，最終帶動整個刺青市場的轉型提升？畢竟，就實質面來說，作品的質感才是利潤的真正所在，這也是後來專業刺青師不願被短線市場考量所侷限、反而極力進深技巧的動力之一。新竹「彫之勇」的陳世勇紋身師就看出了個中的竅門：
所謂品牌就是我的原創，價位可能比較高…以前我們可能一起床開始做、做、做…做到休息，一天做五個、八個…甚至於做到十個，你很累，可是你賺的錢也是那些。你今天做兩個人也是那些錢，你要去做這麼多人？還是要做量少但是看起來質感比較好？…你看看外國真的一些比較厲害的紋身師傅，他們的作法就是求那個東西的精緻，不是求他的量多…以後，相對的客人會介紹客人，那個才是重點。你今天把你的價位拉低，你那個是劣質品出去，沒有用的啦… 他原本刺的那個東西可能在我們這邊刺要一萬塊，他去給別人刺，五百塊，落差很大喔，20倍。他今天來找我，可能要兩萬才能改了，為什麼？因為你的圖形這樣子…要改還要擴大一倍才能夠把你修飾得漂亮。從那改過後，他是我的人了，他永遠不會去那99家了，沒有人可以會碰他了…
要創造品牌，要練成更好的技藝，就需要繼續進深，但是刺青的相關資源和刺激都是本地一時間無法提供的。2000年前後，拜國外刺青潮流帶動的熱潮，也拜台灣經濟起飛之賜，陸續有紋身師自費出國觀摩國際刺青展（此中包括後來台灣刺青專業化運動的核心人物，高雄「彫安刺青」的陳政雄、「東方紋身」的楊金祥、新莊「驚駭紋身」的蕭時哲、新竹「彫之勇」的陳世勇等都從那時開始多次出國觀展）。即使個人耗費很大，語言又不太通，但是看到國外刺青大師們現場表演並毫不吝嗇的分享技藝，看到異國同道可以在友善的環境中積極發展技藝和專業，看到眾多喜愛紋身的人自在的展示風格獨具且創意十足的作品，本地的刺青師得到極大的鼓舞，願景自我也能享有更好的專業環境。高雄「彫安刺青」的陳政雄在回憶中提及他到美國看刺青展之後大受激勵，從此自許為「台灣的刺青藝術工作者」，期望以「藝術」和「專業」的角度結合同行，共創專業前途[26]。在他和同行的努力之下，2000年7月22-23日在高雄邀集本地同行草創了第一屆刺青展，並在閉幕儀式中推動成立了台灣第一個專業刺青師的組織「台灣刺青聯誼會」。陳政雄感慨這個集結「開啟了臺灣刺青師相互交流的機會，也改變了以往各自為政的刺青生態，資訊的流通使得環境漸漸改變。」[27] 聯誼組織所形成的社群觀念則積極在眾多刺青師之間點燃精進的動力與熱情，同年9月便有三十幾人組團前往日本東京參觀世界級的刺青大展，吸取有關刺青的衛生、工具、圖案設計等相關知識。這是刺青行業首見的集體行動，大型刺青展的集體蓬勃形象更自此成為本地刺青者的重要操作模式。
雖然只是成立「聯誼會」，卻有著促進專業發展組織化的重要意義。台灣刺青聯誼會在2002年9月選出北區、中區、南區以及桃、竹、苗地區分會召集人，各自就近發展組織與活動。聯誼會也推出專屬網頁，明列成立宗旨︰「本會以導正國人對刺青的認知與衛生管理要求及認識，避免因刺青而感染任何疾病，進而從刺青師本身道德修養之提昇，讓刺青更完美、更健康…此為本會精神！」文字雖然粗淺，然而其中對自我的專業期許卻是明顯而有力的。這個網站不但列出專業的刺青守則（包括衛生、技術、消毒、安全各方面的基本要求），也提出級別認證（分為資深的「刺青師聯盟」以及「專業級聯盟」兩種加盟方式），對於專業的期許和規劃逐漸成形。2007年台灣刺青聯誼會召集人陳政雄對媒體發言時提到，聯誼會的成員已包括兩千多位刺青師和一千多位業餘愛好者，雖然看來沒有嚴密的組織，然而專業社群已有頗為可觀的群聚。[28]
公共形象的塑造
作為一個邊緣而隱諱、很難獲得合法性和正當性的行業[29]，刺青的「出櫃」選擇了模仿國外的刺青展模式，透過一連串專業競賽和展覽，不但展現並相互觀摩成員的藝術成果，促進內部的自我認同，也藉此提高可見度，扭轉大眾成見，刺激商業利益。2002年台灣首屆紋身大賽在激烈的競爭後頒發優秀作品獎項，這個公開的榮譽對於從未得到過社會認肯的刺青師而言是一大激勵，事後媒體的關注更讓他們初嚐正面形象的滋味。在比賽中獲頒數個大獎的新竹彫之勇陳世勇師傅至今津津樂道，也因此更勇於走向大眾：「你會覺得這門行業是可以讓你有自信、可以讓你發揮的，可以得獎，可以認同這個東西。後來媒體、電視台一直找，只要不是做不好的報導，我們都OK。」這種專業的自傲提供了極大的主體動力，推動成員積極爭取媒體的友善和空間，努力建構並維護刺青的公共形象。
媒體形象很大一部份建基於刺青要和哪些既存的文化元素接合以建構自身的意義；畢竟，刺青和黑道犯罪、底層男性的傳統連結是個亟需被克服的印象。Halnon和Cohen顯示藝術人類學的語言成功的把刺青描繪為「現代原始人」（modern primitives）的藝術形式（2006: 49-50），本地刺青專業人士同樣也相信建構刺青的「藝術性」是一個重要的策略[30]。2003年底，台灣刺青聯誼會集結了總會長陳政雄與各分區會長共五位紋身師的個人作品，創辦了《台灣TATTOO》雜誌，打造台灣刺青的專業藝術成就形象[31]。接著，2005年新竹彫之勇的陳世勇師傅以自己的刺青作品攝影製圖，以全裸的少女半身紋上巨幅飛天火鳳凰作為封面，推出製作精美的大幅彩色刺青藝術月曆，受到媒體高度關注。一反過去刺青的邊緣印象，月曆成為熱門的收藏品，這次的嘗試也強化了刺青師對於越界接合其他的藝術形式的信心。2006年「驚駭空間」的蕭時哲、「東方紋身」的楊金祥、與「雕之勇」的陳世勇等三位各有特色的專業刺青師，透過專業攝影師陳則銘的鏡頭在台北南海藝術中心舉辦「圖騰印記」攝影展。刺青進入藝術中心的殿堂，成為攝影藝術致力呈現的主題，這是刺青人從未想到過的境界，對刺青的藝術性也有了更高的期許[32]。
和「藝術性」同樣具有提升形象效果的就是國際連線，這也是經常出國參觀刺青展的刺青師非常嚮往的。2003年的「第一屆台灣國際紋身展」以國際的規模打開刺青的文化空間，主辦單位刻意選擇在五星級的高雄漢來飯店舉行，以提升階級形象，並邀請來自歐、美、台、日上百位人體刺青模特兒現場同步展覽精緻圖騰，希望藉此接軌國際。雖然不巧遭逢SARS風暴，影響了國際參賽人數，但是活動仍然受到媒體大篇幅報導[33]。2004年台灣刺青聯誼會跨足對岸，與北京中國紋身藝術聯合會聯手舉辦「中國紋身藝術研討會」，為對岸的紋身師提供紋身技法的進階講座。這些積極的活動逐漸烘托出一個有專業水平和身分因而充滿專業自信的社群，邊緣隱諱的文化實踐終於開始享受主流媒體的光環，自此，強調國際參與、藝術成就、衛生健康，成為台灣刺青社群面對社會時的三大主要策略，傑出的刺青師也在各種國際刺青展中不斷展露頭角。2009年初，陳世勇與楊金祥兩位資深師傅受邀前往義大利米蘭參加國際紋身大賽，奪下兩金一銀，媒體大幅報導，多個國外紋身展都爭相邀展，更添台灣刺青的國際地位。[34]
除了接合藝術和國際展之外，刺青也配合商業慶典及社區活動，積極加入流行、消費、休閒生活，同時利用不斷的曝光來順勢達成媒體效應。例如2002年台北紐約紐約購物中心的街舞大賽和嘉年華就接合了紋身秀表演；2004年台北松山饒河夜市徒步區廣場的社區民眾休閒活動也安排了刺青展示與民俗技藝、街舞、RAP同台表演；即使沒有力氣辦大型公開活動，也可以像2006年6月那樣召集全台百餘位刺青師傅和模特兒，相約到新竹北埔冷泉烤肉聯誼，「順便」通知媒體以便炒個新聞，凸顯刺青社群的親和平實[35]。2007年紋身大展甚至進入台南世貿中心舉辦展覽，並主動提供數十名免費刺青，把刺青描繪成一般市民休閒消費活動的一環。其後各紋身館都漸次與大型購物中心的慶典促銷活動接合，扮演奇觀吸引消費者的角色[36]，或與年輕人聚集的音樂祭結盟，使得刺青更加融入年輕人的熱門休閒景點活動而平實化。[37]
值得思考的是，隨著這些公開的群體活動把刺青的文化空間從邊緣侷促的刺青店，延伸到主要是中產品味的公共空間：例如五星級飯店、世貿中心、藝術中心、大型購物中心和百貨公司、觀光景點的休閒活動中心等等，並且使得原本低調隱身只需和特定階層顧客互動的刺青師也必須學會面對一般民眾，並且因應對方的期望提供自我描述、自我解說、自我推銷、自我辯護，這些空間、互動及其所蘊涵的現代服務業應對模式和公眾自我，勢必成為原本出身底層的紋身師必須吸收學習的氣質和禮節，也因而逐漸改變其階級味道和呈現，打造出專業的形象。這個互動和學習的過程正是刺青行業最深刻的轉變之一。
刺青與外界互動的經驗積累和它所帶來的實質利益，也逐漸形成對提升自我階級色彩的要求，甚至影響到紋身師設計圖像時的考量，在作品中越來越避開原先的階級聯想。新竹「彫之勇」的陳世勇師傅就很自覺這個轉折：
我以前十幾歲就曾出事情打架……也有進去關過。裡面監獄的紋身和外面的紋身，黑社會跟藝術…真的那種紋身是有差別的…那個時候我也覺得不錯啊，有刺青很屌啊（邊笑），然後有刺就好…可是…當我自己做紋身了以後，我就又想把它改變了，我不要給人家感覺你是這麼的兄弟、這麼的流氓。可以讓它藝術一點嗎？…人家說刺青就是黑社會，到現在，我是覺得說，我們在做的事情就是我要把它扭轉。[38]（底線為作者所加）
這種追求轉化自我的心聲，有時呈現為對刺青的社會形象的焦慮，有時呈現為對提升本身手法技藝的渴望，更有時候就像上述表達為對所刺圖像的堅持──所謂「比較藝術的」正指向期望對兄弟流氓階級文化氣質所保持的距離。而在專業路上繼續前進，似乎也意味著必須越來越拉開這個距離──不管在作品風格上或對外形象上，甚至在刺青師傅本身的個人氣質上。陳世勇師傅對這個階級形象的關注總是以最平實的方式表達︰
做一個紋身師喔，你要先從自己做起，要怎樣做起？你就是那個形象，我說以前的我就是這樣子，就是很聳（台語，意為俗）那種人，常常穿短褲拖鞋啦，理個山本頭，戴個滿天星，就是那種很兄弟味那種感覺。可是你要怎樣去改變自己？專業要有，再來就是比較給人不怎麼兄弟味，不會這麼流氓那種感覺…改變了外表，內心相對也改變了，一定會改變。有辦法改外觀，就有辦法改內心…（底線為作者所加）
紋身行業以及紋身師個人的階級定位轉化，當然也往往影響到專業的實踐：原先慣常製作的圖像性質可能不符新專業定位的品味了，原先服務的人口群也可能逐漸不符新專業形象的定位了。陳世勇師傅選擇用「專業考量」來描述這個新的客群認知和服務選擇：
我的感覺就是，依我自己的想法在做我的紋身、做我的刺青。有的客人很流氓的，現在反而我們不要做你這種客人…因為他會很囉唆啦，會以一種比較不專業的方式在對待你。他可能會講，就是要刺那種很兇、要很流氓的那種味道，可是我們做的方式又是走比較藝術那種感覺…你那種圖案，我們不想刺，藝術跟流氓，你又分不出來…（底線為作者所加）
換句話說，刺青的專業化，同時也是刺青階級地位的轉變；這不但是刺青藝術品味的調整，也是刺青師專業自主的強化，這個階級上的轉變（體現為對優質客群和作品的有意識選擇）才提供了真正的力道拉開刺青和黑道之間的傳統關連。2007年，紋身界的領袖人物陳政雄也低調表達同樣的關切，希望大眾看得到刺青的階級定位變化。根據媒體報導：
陳政雄表示，許多紋身師默默推廣刺青藝術，長年與國外交流，技藝已是世界水準，只是台灣刺青長年不受社會主流價值認同，他們不敢期望社會各界都肯定，只希望大家能以平常心參觀，了解刺青發展至今已深具藝術性，與不像過去是「特定族群」專利。
陳政雄強調，多數刺青的人都有正當的工作，尤其現在大多是因純粹愛好某種圖案，或單純想紀念親友或特定事物，不像早年多用來炫耀或象徵地位。[39]
這裡的描述顯然是針對人們對刺青的成見而發，因此強調的是刺青的重大變化：刺青的技藝已然深具藝術性，刺青的群眾是有正職的，刺青的動機是純正可敬的。在這樣的描述之內看不見在黑社會、監獄之間頻繁遊走的邊緣刺青身體，然而後面這種刺青顯然也並未消逝：事實上，就過去某些底層群體而言，刺青並不是在商業行為的邏輯中操作的商品，而是邊緣主體交朋友、搏感情的活動，更是男性結盟換帖的具體表現。黑社會出身的陳世勇師傅對這個傳統頗為了解︰
因為講真的，十個﹝通緝犯﹞裡面有九個不是紋身館刺出來的，都是朋友刺的。我跟你講，越是兄弟越不會在紋身館刺。我自己從前有經驗，我幹嘛刺青要找紋身館？我寧願給個朋友刺！花個十萬、八萬紋身。去紋身館刺個五千塊，我都不要。那是面子，會沒有面子嘛。我朋友刺，我請他喝酒、上酒家、上酒店。我寧願，我爽啊！
陳師傅的妻子在一旁抱怨，陳師傅過去自己買器材請朋友幫忙刺，結果還要包紅包、請喝酒吃飯，遠超過請專業刺青所花費的錢。這是台灣刺青最原始的社會脈絡和意義，也是在刺青商業化、主流化過程中被湮滅了的一章。[40]
如果說主體彼此之間相互服務的身體刺青曾經在黑道的自我認同和主體性中扮演過非常積極的標記角色，這個現象目前在當代刺青的普及化中也逐漸改變了操作方式，因為風氣所及，道上的弟兄更需要專業優質的刺青成果來強化其氣勢和形象。中壢「彫客藝術紋身」的紋身師范植清在訪談中側面提到，（除了大老那一代），現在已經無法用「有沒有刺青」來判斷主體是否黑道成員，因為刺青太普遍了，因此關鍵其實是：刺什麼圖樣、刺什麼風格。有些新的黑道團體成員不再像資深黑道一樣採用傳統大片的制式刺青來大張旗鼓宣示個人身分，反而只在身體固定的部位刺上所屬幫派特有的統一記號以示歸屬，在掃黑的年代中避免引人注目。如果真的想要大幅刺青，在圖案的選擇上則仍然多半還是偏好濃厚日本傳統風格的刺青，以維持某種傳統印象的區隔性。相對而言，其他消費者的風格選擇則趨向多樣化和個人化。有趣的是，兩者都在散佈於各地的刺青館中找到滿足的管道：圖案上或許清楚有別，對藝術性的追求則並無二致。從某個角度來說，當代刺青的趨向可能倒不是簡單的階級移位，而是階級分化︰越來越有可見度的，是承載了新的個體慾望和階級品味的藝術刺青；越來越不容易看到的，則是承載邊緣主體相互服務彼此認同的底層刺青。
就專業的發展而言，刺青在台灣逐漸成為流行時尚的時刻，也是市場快速擴張開發出無限商機的時刻，這個強大競爭的環境使得刺青的正當性和可見度成為重要的資產，也使得台灣刺青聯誼會建立形象和名號的積極努力開始衍生內部的忌妒嫌隙[41]。可能受制於原來的人際師徒關係網絡，也為了保護難能可貴的公共形象，這部份的雜音多半隱身在社群之內，沒有對外引爆，內部成員也不多談，然而個中的變化確實有些蛛絲馬跡可循[42]︰積極登上台面、在媒體露臉，不再被當成開路闢荒的舉動，反而被視為篡奪社群的努力和積累，個性和風格上的差異也變成惡感和距離的來源。經過一些內部掙扎後，一度象徵內部團結的台灣刺青聯誼會網站已經消失[43]，有一陣子蓬勃集結各路人馬的「台灣紋身館」網站也已無蹤影[44]，某種程度的分崩離析似乎已經成形。不過，從另一個觀點來看，或許社會風氣和市場已經打開，各地的刺青師也已經逐漸形成氣候，不必再倚賴一個統一的組織來創造正當性。而為了避免侷促於本地脈絡，也避免被視為對特定刺青師厚此薄彼，台灣刺青聯誼會不再積極發展組織工作，甚至不再用這個組織名稱，只在可能開拓市場的商業活動裡隨機聚首，並且低調的改變刊物名稱的參照脈絡，將《台灣TATTOO》雜誌改名《環球刺青》雜誌，透過一些不牽涉個別刺青師的方式──例如現場報導國際紋身博覽會，或者展示單一專題（如鯉魚、鬼頭、牡丹、蛇、梵字等）可能的多樣精緻設計──期望維繫刺青專業的持續提升，以補強商業紋身的單薄。[45]
市場在變，社群在變，專業在變，刺青活動的內在操作也在轉變。西方研究者注意到，過去20年來接受刺青的人口群越來越多樣，這些客群教育程度比較高，收入比較好，也很積極的參與圖案的設計、裝飾和美學元素，許多客戶甚至會帶著自己設計或找到的圖案來，刺青師傅與客戶之間的關係越來越是一種合作創作的努力，也常常轉化成朋友的關係（Atkinson, 2003: 45; Hewitt, 1996: 73-74）。相較於刺青專業社群內部的紛爭，現在看到刺青師與客戶之間越來越像是共同創作的朋友，共同喜愛那個共同創作成果的朋友，蕭時哲深有感慨︰
紋身最讓我感到樂趣的是當客人變成朋友時那種完全的信賴，以及完全理解紋身是兩者共同的創作方式，那份共同形成的專注以及慢慢呈現的創作。這過程雖然很累，但真是人生一大樂事，並且也陪養出一輩子的朋友交情。由此不由得令人感觸萬千，即使陌生都可成為摯友！而曾經情同手足的，何來仇恨之有？學藝術是要學攻擊，學批評，學仇恨嗎？自古「文人相輕」！難道現代「紋人亦相輕」？真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刺青師和客戶的主體性面對面時，再也不是簡單的選擇既有圖案設計然後執行出來而已，相反的，這個決定的過程越來越是個平等協商的過程，刺青師也越來越需要學會服務業的基本技能︰溝通。然而這個蠻中產階級的能力卻不見得是所有刺青師都能掌握的。無論在面對媒體或面對客戶上，陳世勇師傅都替其他一些他認為階級改造尚未起步的同行擔心：
你叫他上節目…他連上都不上…他就是恐懼那個東西。還要講話？會嚇死掉。我昨天去台中，他說，勇哥、勇哥…我不會講話啦！我說你不能說你不會講話喔，以後你要面對的客人，你客人說話，你不能說，ㄟ，客人等一下，我不會講話，你去外面等我。這樣你就沒有辦法做生意了。你不能說你不會，你要慢慢去跟人家溝通嘛.…..其實資深的不一定是有理念的，有時候有的人很會做，很會刺青，可是他什麼都不會講，碰到媒體他就死掉了。
刺青師本身的階級文化在刺青現代化、服務業化的過程中逐步轉變；專業和服務都是新的需要學習的因素。從這個角度來看，刺青的專業化過程主要也是它學習中產化的過程，而這個中產化還包含了一個很重要的面向︰刺青論述的溫情化。
深情的性別身體美學
刺青並不只是在皮膚表層作畫。要理解它的意義和迴響，就必須先發掘有關那個身體的歷史和神話。刺青是個詩意的創作，遠超過眼睛可見的表面。由於刺青崁入活的皮膚，其本質也因而得以表達出凡人生存情境中獨有的深刻痛苦（V. Vale & Andrea Juno, Modern Primitives）
1990年以後，西方通俗媒體對於刺青十分關注，不但出現刺青的專屬雜誌、報紙專欄，甚至在全球播放的電視頻道中也定期出現，這也是吸引台灣在地刺青專業人的強大力量。相較於過去偶一出現刺青的犯罪或娛樂新聞報導，近期媒體上的刺青再現越來越集中於一些提供豐富畫面以及詳細敘述的雜誌型節目（例如「信不信由你」Ripley’s Believe It Or Not），特別是正當性濃厚的「國家地理報導」（National Geographic）和「探索頻道」（Discovery），甚至南美洲的「人與藝術」頻道，都以半小時或一小時的節目深度報導刺青的人與事。這種雜誌型節目的敘事多半採用人類學式的手法，以較不先入為主而盡量客觀的角度，把刺青當成一般的異族風土人情來介紹，也因此淡化了原先緊貼刺青的罪犯偏差色彩。
但是真正使得刺青進入一般家庭眼簾的卻是另一種類型的節目，那就是聚焦邊緣主題以增加節目刺激性和吸引力的真人實境電視節目。2003年《酷男的異想世界》（Queer Eye for the Straight Guy）推出，雖有消費同志刻板印象之嫌，卻也同時普及了酷兒美學及生活風格。順著同一操作模式，2005年7月「旅遊與生活」（Travel and Life）電視頻道上推出以刺青為主題的真人實境影集，首播的《邁阿密刺青客》（Miami Ink）真人實境電視節目凸顯了刺青的普遍與修身的可能深刻意義，也強調刺青的專業精神；更重要的是，刺青師成為連續劇主角般，各有人格特質和生命軌跡，每週與同僚和顧客上演著不同的互動情節。節目播出後大受歡迎，在世界各地不同的頻道中播送，也帶動一系列類似節目，例如2005年以拉斯維加斯賭場裡的刺青店為背景的《墨色》（Inked），2007年的《洛杉磯刺青客》（L. A. Ink），同年英國推出的《倫敦刺青客》（London Ink）等等，內容都是追蹤敘述特定刺青店在經營中所發生的形形色色故事。這類以人類學、文化、藝術等觀點出發的節目，結合了專業知識和人性故事，使得原本邊緣的社會現象獲得一定程度的曝光，融入觀眾所熟悉的人際互動情感，多多少少增加了刺青的文化厚實度，也因為這些全球電視節目的專題深入報導而間接增添了正當性。
《邁阿密刺青客》、《L.A.刺青客》這樣專門呈現刺青文化的影集定時播出，對於擴大刺青人口群和改善社會形象都有很大的貢獻，其中最主要的作用力則是這類電視節目的敘事模式。〈邁阿密刺青客〉節目曾明白的說，客人刺青往往就是為了要創造「個人的傳奇」（personal legends），座落在這種敘事中的刺青因此也戴上了情感豐沛的傳奇色彩。隨便挑選一集〈邁阿密刺青客〉，我們看到的各式各樣的主體和他們各式各樣的動機理由：有乳癌的生還婦女覺得自己的身體經歷開刀、化療的折磨已經喪失了感覺和美感，因而把捷克著名的女性藝術家慕夏的名畫刺上手腕，使得她的身體不但有強烈的知覺，而且達成了極端的藝術美感。有父親因為幼兒罹患絕症，不知何時會離世，於是決定把孩子捲縮在自己肩頭的合影照片刺上前胸，即使以後孩子去世，他的胸膛仍可永遠擁有那個捲縮的影像，好像孩子從未離開一樣。有年輕人來店裡要求在神經極為敏銳的腰際刺一座天使長麥可腳踏邪惡的圖像，用來紀念早夭的叔父，想像叔父隨時護衛自己的安全。還有一對波蘭裔的兄弟帶著一幅老鷹圖像，要求同時刺在兩人的手臂上，以象徵手足之情永遠不變。這些刺青的決定和成果都伴隨著娓娓動人的細緻故事和主體所表現的強烈情感意志，也使得原本令人側目的刺青反而非常容易引發共鳴。其圖像的選擇則適時發揮了畫龍點睛的效果，使得那動人的故事鮮活的躍然於皮膚上，所有的痛楚和側目都在敘事中溫暖的沈入觀眾心底[46]。
過去底層人民並非不了解刺青的永久性，但是他們選擇用刺青永遠改變其身體形貌的舉動，往往被視為缺乏自制或短視衝動的徵兆；今日刺青仍然具有永久性，但是中產階級開始刺青，中產的刺青論述隨即把刺青的「嚴重性」轉化為某種「嚴肅性」，不但強調其刺青更具有藝術性而且意義深遠，同時也描繪其刺青的決定為深思熟慮、誠意孝愛的結果[47]。換句話說，刺青在今日的脈絡中是以和中產特質美德相接合的方式來增加其正當性，改變其社會（階級）意義：「刺青敘事」創造了新的意義，賦予刺青一個「智識的、感情的脈絡」（DeMello, 2000: 12）。相較於過去刺青是犯罪、偏差、邪氣的符號，需要被迴避或保持距離，現在擺出中產形貌的刺青在論述上刻意敘述刺青主體的動機、人生、意義，也顯示（他們的）刺青在感情、藝術、記憶、痛苦上的深厚意義。
如果一定要把刺青視為某種仕紳化現象，這個仕紳化的關鍵恐怕主要不是它在都會空間上的移位，而比較是上述以豐富論述烘托出來的文化氛圍，而且即使是階級位置仍屬底層的刺青主體（特別是女性）也已經開始積極採用溫情刺青論述。換句話說，刺青的仕紳化和階級移位包含了一個重要的論述層面，而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折射出深刻的性別含意。2005年元月新竹「彫之勇」的陳世勇刺青師推出大型刺青月曆，封面以19歲的客家少女林林全裸入鏡展示其背部直到腳踝的大幅飛天火鳳凰刺青，鮮活柔美的圖像令人驚豔，三個月後林林車禍死亡，美麗的火鳳凰也隨著她的火化消逝，在媒體上留下一個淒美的紅顏薄命故事[48]。2006年媒體報導另一個刺青的深情故事，高雄一位經歷丈夫淋巴癌接受化療痛苦的女子在喪夫後決定在整背上留下浴火鳳凰的大幅刺青以紀念丈夫，被問到這樣大片的刺青是否疼痛時，她說︰「刺青比生產痛，但不及化療的千萬分之一」[49]，夫妻的深情歷歷如繪的流露在刺青的圖案和論述裡，也軟化了女性身上大幅刺青的衝撞力道。2007年《蘋果日報》以頭版報導一位年輕女子因從小照顧自己的爺爺心臟病危，決定將爺爺的大頭照刺在背上，女子說：「師傅勸我圖片不要刺太大，但我選最大張的，越大越好，就覺得這樣爺爺就會永遠留在我身邊」。後來爺爺奇蹟式的病癒，發現孫女刺青一事，爺爺痛哭責罵︰「這樣以後嫁得出去嗎？」整個版面洋溢著祖孫情感，刺青恰恰變成了親情的明證。新聞結尾，記者照舊採訪專業人士尋求意見，令人驚訝的的是，受訪的皮膚科醫師表示萬一日後後悔，還是可以用雷射去除，精神科醫師則說這位女性因求學及成長過程顛沛流離，與爺爺的生活回憶最安定美好，將爺爺的圖像刺在背後，其實顯示了爺爺是她的精神支柱，並非病態。兩個領域的專家對刺青都表達出罕見的和緩態度，一反過去慣常出現的警語，顯然溫情論述的可欲性足以蓋過刺青的負面形象[50]。
刺青的溫情論述往往建基於強烈的親情描繪之上，這個非常主流的內涵也使得它所出現的媒體與版面不斷擴張推進，超過原先出現的地方版和八卦報。一向被視為保守的《聯合報》就在2008年2月4日以第二版全版（！）報導〈刺青炫文化 寫生命故事〉專題，把刺青接合到多個感人的生命故事上：包括一位傷心的父親要求刺青師在他身上留下過世的女兒的身影作為回憶；一位母親要求刺青師紋下一片漂亮的百合花圖案纏繞腰際，一方面蓋住妊娠紋，另方面也作為懷孕的記憶；一位大學生叛逆墮落逃家曾自殘自殺，最終回家後決定在手腕明顯處刺上維生方糖圖案以紀念外婆過去餵她吃糖的呵護，「當作告別混亂人生的標記」，並提醒自己不能再讓家人傷心。母親原本不悅，但是了解圖案後竟然理解用意而落淚，甚至表示自己到了70歲也會想要刺青。這一連串溫情故事的焦點固然是刺青，然而故事的主導情緒卻是各種傳統親情的綿長深遠；痛入肌膚的刺青則恰恰完美的視覺化了那深刻但難以體現的親情，而親情的深厚則同時淡化了也昇華了刺青的疼痛。[51]
值得注意的是，「性別」構成了刺青溫情論述的重要面向。大部分溫情論述以女性主體為主角，透過傳統和女性相連的親情、愛情、忍痛犧牲等等文化因素來建構刺青抉擇的動人力道。性別因素和刺青相連，建構出刺青與「美」的關連，這是過去與陽剛暴力相連的刺青從未達成的，這方面的溫情敘事因此不但柔化了刺青的陽剛內涵，更將刺青的圖樣和風格益加貼近陰柔的美感，對於改變刺青的圖樣設計和社會觀感都有著非常重要的影響。性別因素在刺青領域中的被凸顯強化也因此直接置換了刺青的階級定位。
性別的因素不但引入親情論述來自然化／正當化刺青的抉擇，使得「美」成為理解刺青的一種方式，甚至還進一步使得刺青成為救苦悲憫的行動。過去大眾多半認為刺青就是對身體皮膚永久的「損傷」，是一種「破相」，一旦刺上，即使經過長期的雷射手術，仍然還會有些疤痕，後果嚴重。因此西方的紋身店對於為女性顧客刺青都會特別謹慎，擔心後來會被丈夫、父母、男友、愛人找麻煩（DeMello, 2000: 61），許多師傅都會規勸女性客戶慎重抉擇。台灣的刺青師表示，他們擔心的倒不是女孩的親人找麻煩，而是主動「替女孩著想」，真的要刺也只能刺在衣服可以遮蔽的部位，免得影響她的正職工作，而且通常會勸阻女孩不要刺男友的名字，免得日後感情有變時後悔不已。總而言之，刺青和女性之間似乎總是有些躊躇的距離。不過近年由於彩色顏料越來越多樣鮮豔，上色的技術也逐漸成熟，刺青師反而得以藉此開發出新的、貼近「美化」肌膚的刺青技術和相應的溫情論述，透過刺青來「拯救」原先因皮膚破相而陷入低潮或絕路的人生，而修改和美化所帶來的提升機會也沖淡了可能懊悔的決斷性。
相較於刺青傳統的兇惡暴力形象，新的「美化」論述強調的是刺青師的──以及延伸至刺青的──悲憫和慈悲。2005年3月媒體報導陳世勇刺青師發展出專門的技術替紋身失敗者改善圖案，版面上還刊出刺青補救前後的圖片對照。報導中一位少女被朋友當成實驗刺了一幅粗陋的鬼頭，陳師傅將其修改為美麗的鯉龍；另一位臂上草繪的龍圖則經過修改成為精妙的夜叉圖，果然展現紋身技術的高超效果。出於傳統性別觀念，憐惜美麗少女因毀容而壞了前程，媒體標題甚至將拯救她們的刺青師傅稱為「活菩薩紋身救苦」，徹底扭轉了刺青會殘害皮膚的傳統印象[52]。2006年媒體報導一位自小成為孤兒、現在在飯店擔任公關的華僑女性「阿金」，她也曾因為背上一個失敗的刺青而苦惱多年，直到遇到陳世勇師傅幫她修改成全背美麗的鯉魚戲水圖，她的生活才又活了起來[53]。同年媒體還報導另外兩位年輕女性用刺青掩飾身上的疤痕，她們一個是掩蓋年輕時刺得不滿意的圖案，另一個則是掩蓋一場車禍遺留的疤痕，原先遺憾的人生現在靠著大面積的美麗花朵（水仙花和櫻花）刺青，終於得到釋放。報導中除了呈現刺青的藝術成果外，還刊出這兩位女性身著婦產科醫護制服的工作照片，她們不但被刺青拯救脫離破相的不幸人生，更得以穿著美麗的刺青繼續偉大的護理工作。刺青的美，反而襯托出她們的高尚內在；她們的神聖專業則反過來強化了刺青的美[54]。2007年媒體報導一位年輕女孩十年前因領薪時遇到搶劫，與歹徒拉扯時背部被砍6刀，縫了120針，肩背多了好幾道長長的刀疤，因為疤痕太大，很難以外科整型手術去除，女孩十年不敢穿短袖或游泳。無意間讀到有關刺青修補的報導後，尋求陳世勇師傅的幫助，在半身刺上一片片豔麗的櫻花和彩蝶，自此，女孩心中的痛和恨都得以釋懷，也找到了幸福的另一半，這位「蝴蝶仙子」的重生因此成為刺青最具正面社會意義的感人明證[55]。在這些「美化人生」的溫情故事中，刺青不但不傷害身體，反而修補了受傷的身體，重現甚至提升了女性的美麗。刺青也因為這些性別故事而與傳統階級敵意與暴力脫勾，轉而與美麗和幸福相連。
在這裡必須一提的是，以女性為主角的刺青溫情故事並不完全馴服於刻板的女性犧牲奉獻形象或敘事，相反的，在某些敘事的字裡行間反而流露出新的力量和主體性。2005年媒體報導關西地區一位半百阿嬤喪夫後獨力養大四個孩子，但是她覺得不能一直為家人而活，而應該為自己做點什麼，於是決定用紋身把右臂幼年留下的傷痕遮掉，不料紋上一朵玫瑰後就愛上紋身，於是在背上繼續刺了綠葉牡丹和一整隻巨龍。完成這個刺青的新竹「彫之勇」陳世勇師傅很清楚的觀察到刺青對主體人生的衝擊，他說：「像那個半百阿嬤，她女兒原本在公司上班的時候很柔弱，都時常被人家欺負啦，她自己就是不會反擊，結果她媽媽帶她來刺，刺一個牡丹而已，她自己就很有膽識了，『我有刺青了』，很有自信，都不會被人家欺負那種感覺了。她媽媽自己過來在講說，比較有膽。」當這個刺青故事在報導中以「人要為自己而活」作為次標時，它不但間接暴露了傳統女性人生的侷限，也大膽的示範了可能突破侷限的女性身體自主權[56]。上述《聯合報》全版的報導也提及一位62歲退休小學女教師的刺青抉擇，她覺得︰「以前在學校教書，大家都規規矩矩，退休後，想給自己留些紀念」。於是自己畫了一朵紅藍交錯的火焰，請刺青師刺在腳踝上，說這是心底釋放出來剛冒出來的火焰，後來出國旅行時又性起在身上多刺了兩個不同的刺青，因為「覺得美麗，覺得喜歡，就刺了」。顯然「只要我喜歡，沒什麼不可以」的流行語也可以是老年女性的人生選擇。這些充滿主體性的女性刺青比起年輕藝人的刺青更為動人，更有感染力。
大篇幅的溫情論述不時出現媒體，逐漸將刺青平實化，然而這樣的包容態度還是有選擇性的，不同主體的刺青還是會面對差別待遇：性別或許有鬆動，女性確實多了一些自由空間；階級或許有變化，中產可以和底層一樣享受和傲於刺青；但是在年齡的軸線上，就青少年而言，不分男女，身體自主權仍然是個不能輕易放鬆的管理範疇。凡是和青少年刺青相關，主流論述總是集中在既有的心理醫療偏差犯罪論述上，例如只要有青少年對自己的身體做出任何改動，不管是穿洞刺青還是疤紋，就會立刻引來「心理有問題」或「情緒不穩定」的說法，這些身體上的銘記也因此通通被視為「自殘」，使得主體被當成需要諮商輔導的對象，這樣的粗淺認知當然形成對修身主體的重大壓迫[57]。另外，直到2005年，犯罪防治專家黃富源在接受媒體採訪時都還在說，根據他的研究，刺青是「行為不穩定的前兆」，有刺青者的犯罪行為通常較嚴重，代表孩子可能已經開始向某個叛逆硬的次級團體靠攏，提醒家長多關懷了解以免愈現愈深[58]。像這樣的專業論述目前仍然具有極高的主導性。
病理化和罪犯化本來就是管理底層主體的常見策略，但是對於刺青的階級性顧忌還可以用更為傷人的方式表達。中正國防幹部預備學校在招生簡章中明列條文：「有刺青者，依規定於報到二周內完成退訓，考生及家長不得提出任何要求。」換句話說，即使考取了幹校也必須無條件退訓，刺青者仍然沒有權利分享成為軍中幹部的生涯前程[59]。在其他教育機構中，有關刺青的規定也是一樣的嚴峻，新竹文史工作者溫文龍的兒子已經拜師學習紋身5年，2005年報考竹北義民中學廣告設計科以提升其素描水準，但是學校拒絕他入學，擔心他身上的大片紋身會「影響其他學生」[60]。這樣的歧視不但污名化了紋身的個體，剝奪了其受教權，暴露了官方教育的規訓本質，更將挫折刺青行業進深提升自我的道路[61]。
諷刺的是，改善刺青階級地位的溫情論述，主要還是圍繞著底層女性的身體和人生故事展開。換句話說，相較於大部分中產刺青的安靜沈默，真正在社會空間中積極淡化歧視的，是底層女性用身體和生命歷程構築的溫情敘事。然而當男性底層刺青主體企圖用就學或就業來具體提升其階級地位時，刺青還是一個很方便的藉口，可以讓他們停留在原地。
激情的驚駭美學
在壓抑的宿命中成長
在歧視的空間中邁步
血 是我初生的糖
永恆 是我執著的深情
曾榮耀地增添人類遠古時的風采
卻擺脫不了人類文明後唾棄的罪名
所以 我將身軀烙下了叛
驚 駭 成了我自然的問候
多少人開始假借我的名
多少人開始冒用我的心
只為證明他可效的勇氣
竟從沒看清我醞釀的藝術心靈
繼續扛下了所有的不平
等待您進入真正愛我的另類情境
您將會發現 我註定的宿命
原來是為了尋找遠古失去的華麗眼睛 ──蕭時哲
這首詩是新莊「驚駭空間」的紋身師蕭時哲在網頁上對刺青的描繪。它嚮往刺青遠古的風采，感嘆在現代文明中的困難處境，更點出了當代流行風潮距離刺青藝術的遙遠，期許自己終究能找到知音。「驚駭家族」的網頁上處處可見這樣烘托刺青藝術性的現代詩文字書寫，傳送了一種極為不凡的自我和階級文化氛圍。值得觀察的是，這樣的自我期許（甚至某種自傲）不但表達了對刺青藝術性的高亢執著，也在理念和技藝上透過對中國（而非日本）傳統圖像的積極運用，建構出一種避開了與底層邊緣男性相連的陽剛氣息，這也是台灣當代刺青另一個有趣的性別／階級面向。[62]
西方的研究者在閱讀當代刺青現象時注意到的是另一個方向的分殊化。雖然刺青越來越普及，似乎與原來的邊緣位置距離越來越遠，但是還是有一些身體改造堅持拒絕進入主流，甚至透過更為邊緣的刺青形式「維繫奇觀效應與爭議，也因此創造身體的新社會反叛形式」（Pitts, 2003: 2）。換言之，在黑道也開始追求優質刺青的時刻，只有酷兒紋身的怪異不馴或者次文化的特立獨行仍然強調令人側目的呈現。不過在台灣，這類酷兒和次文化的怪異刺青比較不多見（多存在於青少年的個別身體上），反而有另一種自許追求特立獨行的陽剛刺青，有意識的拒絕溫情化、商業化的主流趨勢，在論述和作品上執意挖掘紋身的歷史源頭及其驚駭效應，把自我的紋身事業當成「有思想的藝術創作」，反而形成了一些值得觀察的性別／階級操作。[63]
佛洛伊德曾指出，藝術可能引發某些情感因而帶來「魔幻」（magical）的效應。他說：「藝術的崛起絕不是以藝術本身為目的，左右它的最原始力量就是那些在現代已經絕跡的衝動，而我們認為其中包含了不少魔幻的目的」（Freud, 113）。身體藝術因此可以說是一種靈性的疆域（spiritual territory）。出於他對現代性的認知，佛洛伊德或許認為這些衝動和效應已經消失，然而在許多文化裡，儀式性的身體裝飾仍然扮演著魔幻的角色，使得主體呈現出超越俗世的面向，提升主體的自我意識，也在觀者心靈上產生震撼（Hewitt, 1996: 11）。這種震撼正是驚駭家族所追求的，他們也相信只有這種震撼才能全面展現刺青／紋身的特殊效應。
驚駭家族的領導人物新莊驚駭紋身的蕭時哲完全不認為刺青和溫情有關連，他認為紋身本來就是一種強勢的線條色彩和紋路，會自然的在視覺上產生驚駭的效應：「正如兩三歲的小孩子，我們沒有教育他說紋身是流氓或者別的刻版印象，但是當一個人身體塗上圖紋或紋身，很多小孩子看到會還怕的哭出來，因為就是有那一股恐怖感。」紋身使得主體感覺自己超越了現實，超越了自身侷限，這正是紋身的魔幻內涵，蕭師傅在這方面採用了人類學的解釋：
我覺得紋身藝術所釋放出來那種嚇人的驚駭能量是其他視覺藝術很難去比擬的。如果追溯到原始，它的產生也是這樣來的。圖騰崇拜，以生物學觀點來看，應該就是嚇阻敵人與保護自己…紋身是從圖騰崇拜演變過來的。人們會去崇拜圖騰，簡單講就是把一個在我們生活環境中很強勢的動物或是其他認為強勢的事物畫在身上，感覺自己也擁有這個力量…人們還是喜歡紋一個鬼頭啊，龍啊，而且都會要求刺得比別人兇惡的樣子…會有一種護身符的感覺。喜歡紋身強勢感的人紋了身，自己心理會比較安定。或許他面對一個恐懼的局面的時候，他有紋身，感覺就會鎮定一點。
如果說線條色彩紋路的某種結合就能產生那樣的驚駭效應，那麼為什麼呈現同樣線條色彩紋路的衣物或畫作無法產生同樣的效果呢？蕭師傅認為這才是紋身和其他藝術形式最大的差異，也就是人們對於皮膚和針之間發生密切關係的知覺想像：
這可能跟皮膚有關，因為除了視覺，你還有思想。例如，用畫的跟用刺的，視覺效果就不一樣：用畫的，可能恐怖感會比用刺的少一點，當你在看紋身影像的時候，你彷彿真的有那種針的痛感，它是有感覺的，這幅紋身不只是視覺、影像給你的那樣，它還有很直接、很強烈的感官影響，這和其他繪畫藝術有很大不同。就像我們看水彩跟看油畫一樣可能也會有不同的感覺，油畫的立體質感與水彩的平面柔和是不一樣的。而紋身就會更不一樣，所以衣服只可以表現出紋身圖樣的美感，但是它表現不出紋身那一種自然感官的震撼力量。
在西方，1970年代開始，有越來越多刺青專業人士來自藝術、美術的背景，他們有著專業的藝術或學術訓練，可以轉化適用到刺青上，他們帶入的繪畫、雕刻、攝影技術都對刺青有深刻的影響，也提升了刺青的藝術性（Hewitt, 1996: 73; DeMello, 2000: 84）。不過，化工出身但熱愛美術的蕭時哲帶進刺青領域的倒不只是這種藝術的手法，反而是理念貫穿的風格創新／復古[64]；更明確的說，是「刺青的中國化」，也是一種「刺青的台灣化」。「驚駭家族」的蕭時哲（甚至「刺客藝術紋身」的范植清）都很自覺台灣紋身的素材和手法深刻受到日本刺青文化的影響，沒有自己的特色；即便後來透過看書、看照片、看展覽而開始向其他文化借鏡素材，也大多是外來文化的風格。然而在參觀國外的刺青展時，師傅們也注意到西藏的唐卡、面具、法器等，對西方而言都有獨特的異文化神秘感，而這個神秘感很容易和傳統紋身的驚駭恐怖效應接合，形成新穎的圖案設計，於是開始思考如何引用中國傳統文化和傳奇故事中豐富的素材，以創造具有文化內涵、風格特色、市場魅力的設計。他們的設計逐漸走出那些來自日本黑社會文化傳統的底層、偏差、罪犯等歷史沈澱，轉向更為古老的中國文化傳統，借取台灣民眾熟悉的傳奇人物和故事素材，從關公、觀音、羅漢、到水滸傳的108位英雄，逐漸累積建立起當代台灣刺青的新文化源流，也在棄「日」從「中」的取材和氛圍上改變起刺青的階級風格。
這種傳統的創新，是一個蘊涵著階級含意的挑戰，因為它對刺青師本身的文化素養、敘事描繪提出了高度的要求；那也是一個包含特殊國族韻味的圖像象徵文化，要求刺青師對於自我文化要有一定程度的浸潤和理解，也就是必須有這方面的文化資本積累。蕭時哲的觀察發現，西方的紋身多半都以反宗教的主題來做出恐怖感，例如紋上一個可怕的嬰兒臉，或者有很強的反道德意味，在邪惡中創造恐怖感。相較之下，中國的恐怖感不必拘泥於反宗教或反道德，反而可以像怒目金剛般，是一種正氣的恐怖；驚駭刺青的主題因此尋求捕捉這種「東方的霸氣」，一種不邪不惡但是令人敬佩的霸氣（包括關公、觀音、及水滸眾英雄系列）。家族選擇使用單色（墨黑）創作，以散發神祕冷酷強勢的原色魅力，在圖樣上綜合中國傳統圖騰，夾雜日式畫面結構，自許創作出「叛逆感的東方式霸氣」，並自我命名為「台灣紋身」，霸氣的將這個被視為異類的實踐勾聯上「本土化」的正當風潮。
這種所謂「東方不邪不惡的霸氣」可以說是另外一種陽剛的刺青。它是去除了傳統黑道不法色彩的陽剛，是脫離了下層階級色彩的陽剛，是與各種英雄神話接合的陽剛，因此其叛逆感是蕭師傅口中所說的「正氣」的「強勢」，而非偏差罪行的惡霸，其驚駭的霸氣貼近的是「藝術性」，而非階級暴力。從這個角度來看，驚駭風格的刺青在性別和階級面向上都企圖溢出傳統下層黑道刺青的範圍。
除了在主題和風格上有其獨門的特色之外，驚駭風格的執行就連紋身手法也和大部分刺青師按圖操作的模式不同，對刺青師的藝術創造能力有更高的要求。出於珍惜皮膚的觀念，又因為紋身不能輕易改變，蕭時哲寧可慢慢的、一部份一部份的做，也就是說，不是一次構圖完成，而是先有一個概念，在沒有整體具體形象的條件下先從小區塊開始紋，其他的位置都不去想，等到下一次來再延續上次的區塊繼續發展圖形。蕭時哲認為這種延伸想像的「連結性」做法才符合紋身的現實：紋身師的想法可能變，被紋的人的想法也會變，每次紋出來的圖形可能因著不同的感覺而有不同方向的發展，這種彼此的牽引會不斷觸發不同的想法，延伸串接起越來越繁複但是有鮮活生命的圖形。蕭師傅帶著興奮說：
紋身是兩個生命在創作：紋身師是一個生命體，被紋者也是一個生命體，這點跟其他藝術是不同的。兩個生命體思想不斷在改變，最有趣的是不紋到最後，我們兩個都不知道作品最後會是怎麼樣？這是很有趣的。等完成這一幅作品的那一天我們才知道它整體上是什麼樣子。[65]
這樣的創作和紋身模式對驚駭家族而言是金科玉律，他們作品的強烈風格和高度的藝術性直接的證明了這個理念的真確性，也形成了特殊的品牌定位。但是家族的自我認定和信念和他們達到的藝術性，對其他同行而言有其壓力，這或許也是前述刺青專業社群的內部嫌隙來源之一。蕭時哲顯然對這一點也很敏銳的感受到：
即使我有個原來的草圖概念，可是在背上做完後，我可能覺得它在這個背上還沒有完美、或者還可以加什麼東西、或者這個圖像的感覺還沒有出來。像你這樣每一次去加東西以後，它其實就一直在改變這個圖的形狀，到最後成了一個很繁複、很完美、很漂亮的圖形。這種做法會使得原來使用工匠式的紋身師覺得很害怕，因為那是他不會做、他可能做不到的，因為他不可能去畫出那個繁複的圖然後再來執行，而你那個繁複的圖是經過好幾次創作才出來的。你的方式是一直在讓這個皮膚轉型，變成一個你要的呈現方式，可是那樣一個操作方式要求你在不斷的創作過程當中，而這不是一般紋身師的操作方式。（底線為作者所加）
擁抱這種創作模式倒不是出於個人的高傲，而只是個人的藝術理念不同而已。對蕭時哲而言，其他大師級的本土刺青師亦師亦友，他們的藝術性毫無疑問，而且他們為刺青社群做了很多重要的貢獻，提升了刺青在台灣社會的地位和可見度，也促成了社群的向心力。但是顯然創作上的差別在廣大的同行之間有點難以處理：選擇一種新的、特別的創作方式，有別於傳統的紋身方式，做出了具體的成果，發展了完整的理念，得到國際展覽的肯定，但是隨即遭遇來自同行的人言攻擊，甚至被批評他做的不是紋身，覺得他霸氣，諷刺他故做高超優越的姿態。面對理念的堅持和人情的撕裂，蕭時哲雖然解釋多次也無法排解，於是決定低調以對，不再多說理念，就用作品來說話：
以前我覺得我很有使命感，甚至想要去改變這個紋身界，現在越來越沒有了，因為期望越高反而會越失望。現在我也不想改變什麼，我唯一想改變的就是讓我的作品越來越有說服力，讓更多人看了就能認同它，我相信這樣子才能間接卻有效的去改變什麼。
聽來蕭師傅對於改變整個社群有些失望，然而在失望中堅持的執著卻也使得驚駭家族的作品更強烈的營造出特殊風格：是陽剛的正氣化，也是陽剛的藝術化。它在充滿國族含意的正氣化和藝術化中提升刺青的階級形象和內涵，也在這個階級立基上鞏固一種在主流溫情論述中逐漸被抹煞的特殊陽剛。然而其高度的藝術性卻也同時把這個風格的作品更為堅定的嵌入了（藝術化的）主流，遠離了底層那個與犯罪偏差相連的紋身文化。
結語
綜上所述，在台灣逐漸形成的消費社會中，部分刺青師傅追求階級上移以開創市場的努力，不但推動了刺青的專業化、藝術化和美學化，也藉著女性刺青消費者所框架出來的敘事化、溫情化，以及刺青師傅在文化資源上放棄日本黑道而轉向中國傳奇，使得原本極端次文化的刺青產生了明顯的階級分化，也轉化了刺青的底層陽剛蘊涵。
2009年2月，陳世勇和楊金祥兩位師傅在米蘭刺青展勇奪國際大獎，媒體採訪陳世勇之後這樣報導：
紋身在台灣長期被認為屬於邊緣文化，甚至被歸為「黑幫」專屬文化，其實現代的紋身早就跳脫幫派色彩，走向藝術，因此他[陳世勇]才會繼續在紋身之路不斷創作，為台灣在世界的紋身藝術爭取更多的能見度，讓使界更了解台灣的紋身文化。[66]
這當然是台灣刺青行業的自我想像和期許，這樣的動力也不斷複雜化刺青的階級政治和美學風格。然而在紋身專業自認「跳脫」幫派色彩走向藝術的時刻，只有越來越沈入邊緣的傳統陽剛刺青和那些被主流制度粗暴拒斥的刺青身體才能不時提醒：或許在專業化和敘事化之外的底層邊緣刺青才掩藏著社會壓迫（social oppression）的祕密。
後記
本文定稿之時，媒體恰巧在同一天顯著報導了兩則有關刺青的消息，為本文的結語加上了新的註腳。
2009年9月11日，一位單親媽媽的全背刺青登上媒體。4個月前她剛考上禮儀師，首度籌辦喪禮的對象竟然是她慘遭酒駕者撞死的小女兒，媒體當時曾報導她哀痛地懇求大眾不要酒駕。現在在女兒生日當天，她忍受了8小時的痛楚，將愛女燦爛的大幅笑臉刺在背上，以表示永遠不和女兒分離[67]。母愛親情和酒駕宣導完美結合，使得刺青成為正面可敬的舉動。
就在9月11日同天，媒體同時也報導，前一日彰化大慶商工要求三名身上刺有大片鬼頭龍虎的男性學生轉讀夜校的爭議有了結果：教育部中部辦公室明確表示，校方不能以學生的刺青為由要求轉讀，必須尊重學生的受教權，讓學生繼續留在原班就讀。校方宣佈不再要求刺青學生轉讀，但會加強輔導，不過三位學生中已經有兩位選擇轉校[68]。在基層學校及一般大眾心裡，傳統陽剛、底層含意的大片刺青雖然仍意味著危險和不好的影響，但教育部的政策宣示展現了一定程度的開明對待。這個事件將如何影響當代台灣刺青的位移，值得繼續觀察。
注釋
[1] 這篇論文是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晚期／後）現代性的身體形構──變身：當代台灣肉身政治」（93-2411-H-008-003-BH）第二年研究成果的一部份。在這裡感謝接受訪談的眾位刺青大師和我周圍無數身上銘刻著各種自選圖案的朋友們。謝謝研究生助理沈慧婷收集書目、范姜松伶與林怡靖整理訪談謄稿。本文初稿〈世俗與驚駭：台灣刺青的敘事化〉於2009年元月3-4日文化研究學會年會中首次宣讀，感謝黃金鱗教授的寶貴意見。本次投稿的改寫另外要特別感謝台社的兩位匿名評審提出非常具有啟發性的意見，本次刊出也做了相應的調整修訂。
[2] 外電報導美國皮膚科醫學會期刊的研究報告，18到29歲的美國人約36%身上有刺青，有近三分之一穿體環，可見美國年輕一輩對於操作身體的觀念越來越積極。參見〈刺青穿洞48%美青年都有〉，《聯合報》2006年6月12日；以及〈24%美國人身上至少1刺青〉，《蘋果日報》2006年6月12日。在台灣，從1990年代中期開始，媒體便不時出現國外各種刺青活動及風潮的消息，但是同時也開始出現許多警告年輕人不要輕易嘗試刺青或穿洞以免感染或悔不當初的悲慘故事，顯然這些身體實踐已經在台灣開始普及。
[3] 疤紋（scarification）一直被醫療論述病理化，認為這種行為是主體對自身的仇恨自棄自恨，轉為自我殘害或是自殺失敗的印記。然而也有研究者開始呼籲社會重新認識並尊重疤紋者的自我詮釋和能動力，讓被噤聲或被否定的邊緣知識得以浮現（Pitts, 2000: 299）。
[4] 割裂舌頭近年在美國青少年之間蔚為風潮，甚至導致伊利諾州議會在2003年通過提案，除非有健康理由，否則禁止州民割裂舌頭。〈美少年哈割舌 伊州擬下禁令〉，《聯合晚報》2003年5月14日。當代的各種變身實踐有著很強的代間爭戰含意：身體的主權、美學的判斷都在代間形成緊張的權力拉扯，而伊州的這個禁令就是代間權力鬥爭的明顯化。
[5] 最廣受報導的極端倣獸者美國印第安人艾佛納在過去25年內接受上千次手術，面上紋了虎斑紋，前額和鼻下植入金屬釘以固定虎鬚，雙耳和牙齒都修尖，手指植入虎爪，期望繼續紋身整型讓自己徹底像老虎。〈印第安虎人 想完全變身〉，《中國時報》2005年8月29日。另外美國德州的前博士生Erik Sprague一心一意要把自己改造成蜥蜴人，他已經將舌頭割裂，花了400小時將全身刺上綠色鱗片，額頭植入角骨，正在等候科技製造一條以人體組織做成的尾巴，參見http://www.thelizardman.com/。學者曾把身體改造描述為「自我表現」、「自我開創」、「自我治療」，甚至「自我演化」（Hewitt, 1996：2），就最後這個觀念而言，虎人和蜥蜴人自我選擇的演化，可說是對主流演化論霸權（從動物演化為人）的一種逆勢挑戰。除此之外，身體想像已然充分超越「常態」的跨性別主體，或是渴望截肢以達到完整自我的主體，也都構成改造身體的前沿實踐（〈截肢妄想男 自殘反覺幸福〉，《蘋果日報》2008年11月9日）。
[6] 橡膠／乳膠／PVC族通常被視為戀物的一種，在情慾口味上偏好以這類材質製作的貼身衣著。
[7] Time雜誌曾於1970年10月刊出”Tattoo Renaissance”（〈刺青的文藝復興〉）一文，描述當時年輕一代風行以刺青作為體現反對文化的方式，最流行的圖案包括反戰年代的和平符號與代表黑權運動的黑豹等（http://www.time.com/time/magazine/article/0,9171,904617,00.html）。1990年代學者再度使用同一辭彙時所關注的，則是刺青人口的中產化趨勢和刺青實踐的美學化（Pitts, 2000: 3），這個名詞指涉的轉變顯然正反映了刺青本身的社會意義轉變。
[8] 如果只能用仕紳化或者通俗文化收編來描述像刺青這樣的次文化現象，很容易就會略過一個重要的事實︰次文化現象往往是主體自己選擇邊緣化的形式風格以便佔據本來被放逐到的邊緣，而在這些主體把邊緣重新打造、創造意義、構築自傲的冠冕「之後」，才有了風潮流行的出現。這些後來的發展並不能抹煞前者的重要文化意義，Hebdige因此曾稱之為邊緣者的「勝利」（triumph）（Hebdige, 1979: 3）。
[9] 在本文中，「紋身」和「刺青」是可以互換的名詞，不同的使用主要反映了受訪者的偏好。事實上，這兩個名詞在歷史過程中互換定位，倒是個很有意思的現象。驚駭空間的蕭時哲師傅提起：「其實古代是說紋身。以前比較多人講紋身，所以做紋身的就覺得這個名字不優雅，就改為刺青，聽起來好像比較流行一點。但是現在很多人用刺青了，紋身好像又變得優雅了。」
[10] 此處在空間上的發展並不像古典狹義的「仕紳化」理論分析那樣，認為原本勞動階級的社區逐漸被中產購屋者和房產商進駐而積極改造成為新階級品味的空間，並在此過程中將勞動階級趕到更邊緣的貧民區裡（Lees et. al., 2008: 9）。台灣刺青店的空間位移則是反向而行，由勞動階級文化的生產點如某些刺青店，進駐中產青少年的消費區域以佔有市場，積極打造新的營業形象，也在這個反向操作中展現極大的主動性（這正是本文將要說明的）。不過，如果我們和另外一些學者一樣，將「仕紳化」廣義的理解為文化地位的提升和階級移位（如Halnon 2002: 511），那麼接下來就需要細看這個提升是透過怎樣的方式進行的（詳見下文）。
[11] 2004年苗栗縣衛生局發現當年度之入伍役男身體刺青的比率為13％，較10年前的數據4.6％成長將近3倍。〈研究役男刺青 苗醫獲獎〉，《中國時報》2004年5月28日。苗栗縣並無特別顯著的黑道勢力，也並非青少年時尚流行的熱點，上述刺青比例的成長數字應有一定程度的徵候性意義。
[12] 許多女性刺青都是結伴前往，在時尚趨勢和同儕心理之下接受刺青的人數十分可觀，〈趕時髦 女性刺青激增〉，《聯合報》2003年4月15日。
[13] 參見蔡幸秀（2006）、莊妮娜（2007）的研究。
[14] 媒體持續報導這個趨勢，例如〈《新新人類偏愛紋身》圖案 千奇百怪 性別 女比男多〉，《中國時報》 2003年4月19日；〈刺青趕流行 女比男多〉《自由時報》2008年3月28日。年輕女性的性感刺青已經多到一個程度，甚至購物中心都獨立舉辦以女性為主角的「紋身舞孃大賽」，見〈股溝刺青比基尼搧情〉，《蘋果日報》2007年9月25日。有關當代台灣女性對刺青的熱中，蔡幸秀（2006）和莊妮娜（2007）的研究也都有深入的觀察分析。
[15] 這股流行風潮也帶動更廣泛的商品效應。2006年10月22日聯合報以全版報導「刺青︰激情的身體美學」，不但展示國內外名人的刺青，提醒消費者在刺青前後應注意的事項，更介紹相關產品如刺青T恤、刺青穿孔杯碗，將刺青正式視為「消費」活動及個性商品之一環。以刺青作為自我銘刻的風潮甚至擴散到了大型的消費物品上，2006年台塑汽車刊出全版報紙廣告，其新出品的車款在車頭燈周圍噴上了刺青的線條圖樣，廣告詞更直接自然化了刺青的時尚性：「21世紀最流行的Tattoo時尚從身上蔓延到車上」。刺青的正常化、自然化甚至蔓延越過某些既有的禁忌，印尼峇里島觀光客購物區就展售許多以一歲幼兒穿洞刺青作為圖樣的T恤，即使可能只是後製拼圖，然而年輕消費群接受度甚高，也進一步軟化了刺青的文化意含：連嬰幼兒都可以身負刺青穿洞，這些身體實踐顯然是酷而可愛，多過可怕痛楚。
[16] 這種刺青就如愛情刺青一般，在事過境遷後成為主體的另一種負擔。早年隨國民黨政權來臺的榮民很多身上都刺著「反攻大陸、殺朱拔毛」的字樣，在肉體上銘刻了愛國情操與奮戰決心。在那個時刻，刺青連結了個人生命與歷史願景和國族光環，是個驕傲光榮的記號；但是國家定位爭戰開始後，「愛國」刺青反而成了尷尬的錯置。
[17] 參見下文「深情的性別身體美學」一節對於此類真人實境秀的說明。
[18] 國軍目前最主要的兩所監獄就是國防部新店監獄與國防部臺南監獄，國軍八個看守所羈押的被告判決定讞後便會分別送新店監獄與臺南監獄執刑（參見軍法司網站http://www.mnd.gov.tw/Publish.aspx?cnid=109）。
[19] 傅柯在描述「被屈從的知識」時強調的正是這種被視為位階低下、不夠科學性、粗淺、被排擠的庶民知識（Foucault, 2003: 7）。
[20] 刺青的社會再現當然並非一成不變。1990年代中期以前，台灣媒體報導中的刺青幾乎都和黑道犯罪相關，被捕的要犯渾身刺龍刺虎、無名男屍因刺青而被斷定其黑道身分、露刺青恐嚇討錢等等新聞，在在強化了刺青和犯罪的關連。1987年因台灣政府開放兩岸探親，身負「殺朱拔毛」、「反攻大陸」、「反共抗俄」等刺青的老兵紛紛返鄉探親，因身上明顯可見的刺青字樣而引發緊張，也揭露了刺青因時代和政治變遷而轉變的複雜意義。在此同一時期，西方刺青文化的蓬勃發展偶而也會進入本地媒體的國際萬象版面，為熱愛刺青的實踐者帶來一些正面的想像。2000年前後，原住民的紋面傳統在新的族群政策下開始受到媒體關注，被呈現為文化瑰寶，使得刺青的文化意義更加複雜。
[21] 引自黃米露對黃棋泉的專訪。
[22] 引自陳政雄。
[23] 後來發展出來的修圖技術其實也是在刺青技藝已經有了長足的躍進後才可能。
[24] 這方面的報導甚多，最典型的如〈有一種病，正在台灣蔓延開來〉，《中國時報 》1999年8月30日。事實上，2000年起，各個地方政府都開始推動為青少年免費提供雷射去除刺青的服務，並且在媒體上大加報導，從台北、桃園、新竹、到台中、彰化、台南、高雄，大部分的縣市都辦理了類似活動，伴隨著的當然是對於刺青嚴重後果的警示。這些新聞的頻繁度正反映了刺青潮已經達到的熱度。
[25] 這樣的憂心也曾公開在媒體上：「私底下他[陳世勇]和在南台灣也是一流的紋身師傅楊金祥等人，一再談及台灣紋身工作的未來走向而憂心忡忡，除了有很多是半學徒出身者，為錢工作，很擔心仍屬起步的台灣紋身藝術，會因份子複雜和本身不求進步而無法提升。」〈活菩薩 紋身救苦〉，《中國時報》2005年3月22日。
[26] 參見陳政雄。這個新出現的自我期許和定位則將刺青一舉提升到藝術和專業的層次。
[27] 引自陳政雄。
[28] 〈世界紋身藝術展 刺青賽登場〉，《聯合報》2007年12月8日。
[29] 中壢「彫客藝術紋身」的紋身師范植清受訪時感慨的提到，刺青的合法地位一直未定，官方也無法決定要把它放在衛生、醫療、美容、美髮、或其他相關管理辦法之下，因此至今無法可管，也構成了刺青的曖昧不法地位。
[30] 結合藝術，不但可以轉化刺青的文化形象，也可在競爭日益激烈的刺青市場中提高自身作品的價值和品牌辨識度。西方的刺青世界本身也蘊涵了類似的階序之分，例如何種刺青圖案、個人身上刺青的數量和面積、由誰執行、個人和刺青大師們的關係、登上刺青刊物的次數和版面等等，都會影響刺青者的自我定位和感覺（DeMello, 2000: 8）。在這方面，台灣的刺青似乎還沒有建立清楚的藝術階序，消費者的選擇多半以熱門為考量層次，例如台北東區曾為眾多藝人操刀的刺青師大毛就大紅特紅。
[31] 美國的刺青專業化也有類似的過程，不但透過媒體來改變大眾對刺青的觀感，也透過重要的刺青大師、刺青雜誌、刺青節目、刺青組織，逐漸促成了刺青的專業化形象（DeMello, 2000: 97）。
[32] 這種跨界結合在其他污名行業中也有過類似的正當化效用。像檳榔西施的現象廣泛受到許多批評的時候，也曾藉著畫家、攝影師、裝置藝術師、藝術設計師、甚至社運等等形式，展現與其他文化藝術實踐的共通性或關連性，從而淡化其被特殊化的污名效應。例如2005年吳瓊華以女性意識裝飾藝術在台北101展出「『MADE IN TAIWAN─檳榔西施』，參見http://www.newtaiwan.com.tw/bulletinview.jsp?bulletinid=22808。又如2006年專業攝影師陳敬寶廣受矚目的檳榔西施系列，參見http://blog.roodo.com/chinpao1020/archives/1825638.html。
[33] 〈紋身 刺裸裸現身〉，《聯合報》2003年4月20日。
[34] 參展的兩位模特兒還特別製作了兩件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肚兜，不但方便在場內展露背部大幅刺青，同時也藉此打響台灣知名度。這個細節對渴望國際可見度的台灣而言有一定的正面形象。〈紋身賽 台灣勇奪2金1銀〉，《蘋果日報》2009年2月23日。
[35] 〈紋身師聚會 大秀美麗紋身圖樣〉，Ettoday新聞，2006年6月11日。
[36] 僅以中壢大江購物中心為例，就從2007年起連續三年舉辦紋身彩繪秀，邀請不同刺青館來參展，帶動人潮。
[37] 2008年廣受年輕人歡迎的墾丁音樂季活動同步舉辦「2008年我愛TATTOO墾丁國際刺青展」[37]，活動的文宣公開宣佈將「洗刷外界認為刺青難登大雅之堂的刻板印象」，並且高亢的喊出：「刺青有理！TATTOO無罪！一個代表屬於TATTOO的新舞台！一個專屬『次紋化』的新聲音！」，立志把刺青「正面的、健康的、藝術的、創新的一面呈現出來」。這個活動把刺青描繪為年輕人的流行藝術，並邀得全球風行的電視節目「邁阿密刺青客」的主角Christ Garver及Matthew Amey等國外「大師」作為焦點，廣受矚目。
[38] 自命「全心全意為刺青這文化盡心盡力」的專業人士據說主要是五位知名的紋身師，分別為新竹彫之勇的陳世勇，台中彫棋的黃棋泉，台南異人館的陳慶祥，高雄彫安的陳政雄，和高雄東方的楊金祥。他們都希望可以改變台灣看待刺青的傳統印象，「不再是黑社會流氓的象徵，而是一種文化，一種藝術」。參見黃米露的專訪。
[39] 〈世界紋身藝術展 刺青賽登場〉，《聯合報》2007年12月8日。
[40] 刺青師傅們都不否認黑道和底層的男性刺青仍然存在，畢竟這是本地文化底層男性表達陽剛優勢和結黨結派的一種形式，因此同時也是底層男性明確感受階級壓迫的場域。這部份的變化（及不變）應該是本土刺青研究最引人入勝的一塊，遺憾的是，研究者本身的性別和階級（甚至族群）造成接觸這個人口群時的障礙，只能間接詢問刺青師傅的觀察，這是本文很大的侷限。
[41] 諷刺的是，台灣第一代的刺青師早年各自在自己的小角落裡面做自己的工作，沒有彼此間的聯繫，也不會有競爭關係；反而是中生代比較向外拓展、發達這個行業、也比較大眾化的時候，形成了嫌隙。
[42] 蕭時哲師傅顯然在這方面有很多個人的痛苦經驗，但是他很低調的只籠統說其中的事情多到「可以寫小說」了。這方面的嫌隙在刺青泰的個人網頁上看到一些非常明顯的抱怨：「身為刺青師..大家更有責任要去維護這塊好不容易才開始萌芽的土地..如果有人沒原則..亂搞..請問??會有好的收穫嗎??記得聯誼會要解散時..台灣紋身界呈現非常兩極化的現象 有人不捨..但是卻有人抱著看戲的心態..讓人真的不解…<橋>真的是只能用來過河的嗎??將心比心嘛!!如果今天是你用心築起的沙雕..被人惡意破壞了..你心理會好受嗎??本人雖談不上有著多偉大的理想與抱負..但是我的觀念絕對是正確的!!人….如果忘本了…就稱不上是人…記得以前有好多師傅來到了高雄參展..當時的大家..是個團體..而且還很壯大..大家都很謙虛..無分年齡..實力..就像一家人…可是一直到有人因為這個會<台灣刺青聯誼會>有了名氣..很簡單..有名後..就一定會有利嘛！利益關係一出現..個體就出現了..個體一出現!!問題就來了..團體生活最怕就是這種人!!自私、貪心的傢夥..這個益我良多的團體因為這樣就給硬生生的拆散了…當然一些志同道合的師傅們一定會繼續努力繼續交流的!!可是一些思維偏掉的人卻開始冒出頭了..卻搞起了造神運動..搞噱頭啦..搞分裂啊..要不就是當起演員….這些作為我不認同!請問一下? 作這些事對紋身技術本身有實質的幫助嗎??有料就是有料..一試便知!!一個好的師傅是靠努力..決不是靠嘴皮或是靠媒體吹捧就會很強的…要不大家都不用畫畫..不用練習..就都上電視表演就好了..我們是藝術<工作者>..並不是<表演者> 」。http://tw.myblog.yahoo.com/jw!srJ8GRGBGw4LM5pkj9S0bdB_Ph7w/article?mid=578&prev=582&next=564
[43] 聯誼會專屬網頁（http://www.taiwan-tattoo.com.tw/club_aim.asp）只更新到2004年為止，2006年還可以找到，目前則完全消失。如果用「台灣刺青聯誼會」作為關鍵字搜索，會被指向新的集結「環球刺青俱樂部」，這個俱樂部自我描述為台灣刺青聯誼會所策劃的雜誌讀者俱樂部。不過2007年在台南仁德舉辦世界紋身藝術展時，陳政雄還是以台灣刺青聯誼會召集人的身分向媒體發言，說到台灣刺青聯誼會的成員包括兩千多位刺青師和一千多位業餘愛好者，從這個數字來看，這個專業社群頗為可觀。〈世界紋身藝術展 刺青賽登場〉，《聯合報》2007年12月8日。定稿之時，號稱亞洲最大、結合刺青藝術與美式餐廳的「環球刺青俱樂部」2010年2月21日在高雄市開幕，近百名刺青師和模特兒到場展示獲獎的刺青作品。陳政雄對媒體說：「必須提升環境，才可能提升刺青的層次」，這個把休閒和刺青更為具體結合的空間將如何發展，值得繼續觀察。
[44] 這個網站刊登了許多不同區域和風格的刺青師的自我介紹，書寫文字都很活潑友善，圖片也很豐富。2006年暑假還在，現在已無蹤影。目前能夠看到最多刺青師列名的網站大概要算板橋第一紋身特區製作的「紋身天地網」，但是除了黃頁功能之外並無社區對話的感覺。http://www.tattoosno1.com.tw/index.htm
[45] 除了原名《台灣刺青》的《環球刺青》雜誌之外，目前在書店中還可以買到其他刺青雜誌，例如發行量比較大的《刺青極限》，或在台上市為《刺青瘋》的日本Tattoo Burst雜誌，後者的主題包括刺青時尚、潮流穿著配搭，儼然就是把刺青當作時尚。
[46] 刺青有時還可以呈現另一種對自我的堅定深情。2005年澳洲退休醫師卡特在身上刺了「不要急救」（Do Not Resuscitate）的字樣，以免癱瘓或無意識的時候無法表達不希望急救的意願。〈不要急救 刺青明志〉，《聯合報》2005年2月19日。
[47] 或者也可以是有意識的政治諷刺。2004年台灣的總統大選後，有女子以口紅在腹部繪上仿槍擊案傷痕，手持大面國旗在總統府前抗爭集會中高聲吶喊諷刺陳水扁遇刺一案。新聞媒體報導後引發倣效，也有人到刺青店要求槍擊傷口的彩繪刺青，國旗與國徽等政治圖騰也因此變成最流行的刺青圖案。參見〈肚皮秀槍傷 刺青新玩意〉，《中國時報》2004年4月27日。
[48] 〈紋身留永恆 國內首份刺青月曆亮相〉，《中國時報》2005年1月6日。〈飛天火鳳凰 林林早逝的青春〉，《中國時報》2005年4月29日。
[49] 〈少婦背刺火鳳凰弔亡夫〉，《蘋果日報》2006年8月13日。
[50] 〈美女背刺青 爺爺大頭照〉，《蘋果日報》2007年10月29日。
[51] 除了親情以外，也可能適時使用別的情感來操作。2005年7月媒體報導在台的加拿大籍英文教師「蘇婷」請陳世勇在左腰紋上一整串紅色梅花以「證明她喜歡台灣」。這個媒體操作接合了甚囂塵上的「愛台灣」情結以轉化刺青的含意。〈洋妞愛台灣 梅花紋身〉，《中國時報》2005年7月2日。
[52] 〈活菩薩紋身救苦〉，《中國時報》2005年3月22日。
[53] 阿金因為自小獨立謀生，又擔任公關，不介意全裸刺青，《蘋果日報》刊出這個報導時的配圖竟然選用她全裸且露毛展示身體側邊整隻大型金剛鸚鵡刺青的照片。雖然噴霧處理，但是突出阿金豪放女身分的意圖仍然十分明顯。〈緬甸豪放女在背部刺鯉魚悠遊圖 大膽刺青是為了尋找自信〉，《東森新聞》2006年4月29日。
[54] 〈麻辣護士 難遮刺青美體〉，《蘋果日報》2007年7月25日。
[55] 〈巧手紋身掩刀疤 蝴蝶仙子喜重生〉，《中國時報》2007年4月5日。
[56] 〈背上一條龍：半百阿嬤紋名關西〉，《聯合報》2005年3月18日。
[57] 自殘是一個和痛苦有關的暴力行為，但是在許多文化中都提供了一些特准的情境，讓自殘可以有正當性、為了執行一個更高的目的而發生，例如為了宗教目的、或消除焦慮、發洩憤怒、解除憂鬱、或自我治療。現代的自殘觀念起自1960年代，1970年代也出現過「自殘其實是取代自殺」的說法（Favazza, 1996: 270）。
[58] 〈刺青「更有種」 意味更加叛逆〉，《聯合報》2005年5月19日。
[59] 如高雄市右昌國中訓育組長呂軼倫留著及肩長髮、穿九個耳洞加上刺青，還能在學校任教，實在是極為少數。不過有關他的報導也是充滿了浪子回頭的精神，接合的正是麻辣教師拯救學生的流行形象〈長髮刺青 訓導阿倫熱血救學生〉，《聯合報》2008年3月28日。
[60] 〈穿裙戴耳環 紋身小子被拒校門外〉，《中國時報》2006年10月29日。蔡幸秀的研究也注意到青少年因身有刺青而被警察惡意臨檢或被學校及雇主排斥的類似現象，見其論文16頁。
[61] 紋身的後果還不僅止於歧視或受教權。藝人雖然可能因刺青而博得版面，然而有些行業卻絕對拒絕刺青的身體，例如模特兒，因為廠商會擔心「和產品屬性不合」。受訪的名模說得很清楚︰「模特兒不准刺青，除了身體是商品，還有以前很少人刺，所以是流行。現在連檳榔西施都有刺青，廠商就會不喜歡。」名模可能不知道檳榔西施等等底層女性其實屬於最早刺青的女性人口，然而一旦中產女性將刺青作為時尚的標記，收為階級符號之一，便開始泯滅底層女性開闢道路的歷史了。〈刺青上身 王亭又曾遭退秀〉，《聯合報》2007年9月16日。
[62] 我對這個現代詩和刺青的結合也很好奇，蕭師傅的回答竟然也很饒富意味的採取了性別角度的解釋：「剛開始我架網站的時後，其實我也有一個想法，因為本身對文字蠻有興趣的，我想，一個人家可能很害怕的東西，跟一個人家覺得很文學、很嬌柔的東西放在一起，它應該會有一個平衡作用。我相信紋身也有它嬌柔的一面，而文字也可以有強勢的作用。因此，我很刻意把它們放在一起，慢慢的變成是驚駭網站的一個特色。或許這樣子去呈現出來，可以讓一些不接受的、有刻版印象的人覺得好奇，會去看，當然主要還是自己的想法與自己的樂趣。」我對這個回答的解讀則認為其中又是另外一次從性別到階級的置換。
[63] 在這裡需要先指出，驚駭家族對於刺青的想像多半聚焦於刺青對觀看者所形成的心理情感效應，也就是強調刺青特有的本質力道，即使提到刺青在歷史中承受壓抑，也很少關注這種壓抑的階級蘊涵。
[64] 蕭師傅和其他刺青師不太一樣的另一點就是他看起來非常溫文儒雅，說起話來更是文質彬彬，很難和他手中的驚駭創作想到一起。如果說刺青是人們對強勢的渴求，那麼自己身上沒有刺青的蕭師傅又將如何放進這個解說呢？蕭師傅自己倒是很自覺：「一個不是強勢的人玩強勢創作，好像感到有一種──並不是比人強，而是擺脫了自己的制約引起的脫序感覺。好像你平常都是很守規矩，然後你突然做了一件犯規的事情，你會覺得特別有刺激感，可能這也有相當大的關係。」和他的客戶一樣，蕭師傅的刺青也有其犯規脫序的主體動機。
[65] 蕭時哲在他的部落格上有許多文章闡述個人的創作理念或刺青作品的說明，顯然是一個創作與論述並重的工作者。可參考http://tw.myblog.yahoo.com/fright-tattoo/
[66] 〈紋身賽 台灣勇奪2金1銀〉，《蘋果日報》2009年2月23日。
[67] 〈「不會比喪女還痛！」單親禮儀師背刺愛女遺容〉，Now News，2009年9月11日。
[68] 〈大慶要求刺青生轉夜校 招怨〉，《中國時報》2009年9月10日；〈刺青生有受教權 大慶二人轉夜校〉，《中國時報》2009年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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