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何春蕤:我不是“良妇”女性主义

(這是2011年5月21日我在深圳何香凝美術館演講後接受媒體專訪的訪問稿)

我是女性主义出身,但是我唾弃现在已經成為主流的良妇女性主义。但在那些想要否認我是女性主义的人面前,我会坚持自己是,因为女性主義是我们多年奋斗的目標。

2011年5月21日,台湾性/别研究学者何春蕤出现在深圳何香凝美术馆,她面向普通市民做一场讲座。当天,现场来的听众不多,学术报告厅的250个座位大致坐了三分之二,多数为女性,其中有些人来之前并不太清楚何春蕤是谁。

在大陆,何春蕤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很陌生的名字,然而在台湾,何春蕤则家喻户晓。早在1994年,她就当选了当年联合晚报年度十大风云人物,登上该榜单的还有李登辉、宋楚瑜、陈水扁等人。她因为维护边缘人群的利益,和他们并肩上街捍卫权益,受到很多人的尊敬,也屡屡引起很多争议。蔡康永2009年前往台湾中央大学做演讲时说:“我来这里的唯一的原因就是何春蕤。

近年来,何春蕤常常来大陆,但她一般出现在性少数群体或性学论坛中,远离大众视线。大家对她的了解往往出自于一些片段的想象和认知,称她为“性学”专家、酷儿“教母”、离经叛道的学者等等。但这场在深圳举办的讲座《美女经济:从台湾的正妹现象谈起》几乎打破了人们对她的刻板印象。

何春蕤的演讲和其他学者相比,没有想象中的语出惊人、骇人听闻,倒和现实社会现象贴的很近,机智、诙谐的表达常常引起满堂大笑。虽说讲演的内容来自台湾现实,对大陆听众来说,也一点不陌生。我们都熟悉综艺节目《康熙来了》,何春蕤也熟悉《非诚勿扰》。

在这场讲座中,何春蕤谈论了一些年轻、清纯的女性,这些女性在台灣被称“正妹”,“正妹”喜欢拍大头照,爱上网,懂得利用自己性魅力吸引他人。这些出现在交友网站、BBS的“正妹”現象往往成為正统女性主义的批判对象,被称为是男性主导的商业社会对女性的“物化”,是亚洲性感文化、性感工业的产品。然而,何春蕤却不不反对“正妹”,她更希望呈现“正妹”的来源和发展,她们如何在视觉年代操作自己的魅力,创造自己的命运契机,同时提出,大众接受林志玲所代表的“正妹”,却排斥芙蓉姐姐、凤姐所代表的“怪妹”、“烂妹”的原因,以及背后更多的社会文化阶级影响。

在讲座后,一个年轻女孩向何春蕤提了一个问题,说自己不想要像“正妹”一样利用美貌。何春蕤对她说:“当然,你可以做你想做的‘妹’。但我的理想是,姐姐妹妹一起站起来,你用你的優點,我用我的长处,重点在于我们发挥自我,没有必要彼此倾轧。”

彼此倾轧的遭遇

“彼此倾轧”几乎是近十几年来何春蕤最感触的的事情。

台湾女性主义经历了二十多年来的妇女运动后,目前已经进入台湾社会政策的主流,正在实现联合国所推行的“性别主流化”即以性别观点评估所有立法、政策或计划。近十年来,台湾在性别方面立了很多新的法律,如“性别平等教育法”、“性别工作平等法”、“性騷擾防治法”、“家庭暴力防治法”等。然而,这位台湾妇女运动的先驱人物却一再成为被“倾轧”的对象,饱受指责。

2001年,何春蕤在自己的性学术网站上批判警方用诱捕的方式侦查网络性交易,遭到宗教妇女团体检举,差点被关了网站。2003年,11个妇女、家長团体联手去法院告她,认为她的性学术网站上有散播色情的嫌疑,检察官也以“妨碍风化”、“散布猥亵图片”为由提起刑事公诉,这件事情在台湾引起軒然大波,何春蕤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来打官司,最终在地院和高院都宣判无罪。这件事情让何春蕤很感慨:“不同意我的理念也没关系,可是用法律来让我噤声,这也未免太让人寒心了吧。”

为什么都是反对性别歧视,维护女性权益,何春蕤却遭到来自女性主义内部的“倾轧”?在讲座中,何春蕤常常谈到两个词“良妇”、”淫妇”,一边是站在社会主流、具有一定正当性的“良家妇女”,一边是何春蕤一再力图维护权利的边缘人群:性工作者、同性恋、性開放的女性等。何春蕤认为,真的要谈这个问题,谈到“良妇”、“淫妇”在妇女运动中的遭遇,还是要从台湾社会运动的发展谈起。

良妇开始的女性运动

1980年代,何春蕤還在美国读博士學位,屬於台湾第一代全面接触到女性主义理論和學術的学者。當時在台湾,“妇女新知杂志社”已經透过刊物表達一些很本土的女关怀,也引介了性別、平等的觀念,鼓動“姊妹情深”。1987年,台湾解严是台湾社会运动的一个转折点,各类团体纷纷涌现,其中活跃的妇女团体参与者以主妇、座落在婚姻家庭中的女人身分出現,其性别视角“多半是对家務分工、家庭事業兩難的讨论”。这些议题被何春蕤称为主要是良妇的议题。

这种良妇的观点在遇到跟“淫妇”相关的问题時就暴露了盲點。“很有意思的是,1980年代妇女运动的積極份子中,有女同性恋。但当时沒有同性恋的意识,也没有一个整体社会文化对她們的认可,只有歧視和成見,就連婦女運動也看不見女同性戀。”

在女性情慾的議題上,婦女運動的良婦性格就更為明顯了。台湾解严之初,社会风气非常开放,1990年代很多台湾女性杂志开始做女性情欲的专题,“通俗杂志嗅到了社會變遷和女性在情慾上的實踐轉變,包括一些很正统很勵志的杂志如《拾穗》也开始做女性情欲专题”。 何春蕤察觉到了这一点:“那个时候,我觉得性革命已经发生,性活动开始蓬勃,通俗杂志都在告诉女性赶快去做。如果这里面没有女性主义的觀點去冲破女性的束缚和藩篱不就太可惜了?”

不要性骚扰,我要性高潮。

1994年在台北舉行的“反性骚扰大游行”是一个突发事件,也是一个转折点,至今还有很多人记得当时何春蕤在游行中喊出的口号:“我要性高潮,不要性骚扰。”她同年发表的《豪爽女人》新書也将台湾妇女运动和性解放的關連推向了新的高地,同时也開始受到来自台湾“良妇“女性主义的嚴厲批判。那一年,何春蕤当选了当年度的“台湾十大风云人物”。

何春蕤很详细地讲述了当时講出那個爭議口號時的情景。

“1994年初,台湾發生了一件性骚扰案,一个女大学生控訴被师大七匹狼之一的男教授性骚扰,于是女性主义者跳起来,举办了一场反性骚扰的遊行。游行开始后,队伍里的宣傳车上就一直凄厉地控诉。我觉得这种控诉好没力,‘女生好惨哦,世界好可怕哦,周围都是色狼’,喊來喊去,遊行越来越没力气。中間休息的时候,请学者在宣传车上宣讲理念,有人让我上去,我就在上面讲,性骚扰不是少數坏男人对女人做的坏事,而是整体文化对情欲的互动不够开放,不够自在,使得有些男性從來不知道怎么跟女性互动,女生也不知道怎么回应。我认为,在一个情欲文化贫瘠,没有开放风气的社会裡,骚扰才會發生,这是一个文化整体的不理想造成的。

后来出发前要喊一喊口号振奮精神,我想起工運的朋友在隊伍中喊過:“要性經驗,不要性騷擾”,理念是對的,但是對仗不理想,就當場想什麼句子可以和「不要性騷擾」押韻呢?喊出了第一句:“我要性高潮”,听起来不错,「不要性騷擾」跟得很好。然后想第三句,“你再性骚扰”,第四句“我就动剪刀”就順暢的出来了。群眾跟著喊,情緒很高昂,可是好像还没盡興,我臨時想不出更好的,只好说“把你剪光光”,既没押韵,也没有第六句,可是很爽,反而很有效果。后来我想太有趣了,這個口號不是從一个悲情、无力的受害位置出发,而是有力氣、有主權的說法。比较有意思。

这个口号,我们一路喊着,一直喊到中正纪念堂、总统府,口号就传遍了隊伍,当天晚上,我听到消息说我的女性同僚对此意见很大,怎么讲性骚扰讲到去性高潮去了?第二天,自由时报的头版写着《妇女运动上大街,高喊‘我要性高潮’》。主办遊行的朋友们很生气,觉得我篡夺了遊行的主题。

我自己不觉得这个有什么不好。那天在宣傳車上我讲得很清楚,女人说“不要性骚扰”,可是为什么人家一直骚扰你,你却没办法對抗呢?根本原因就是女人对于性这种事情還不知道怎么有自信的处理。在公车上面,人家摸了一把,很多女生就是回家哭。为什么不回头说:干(就是罵三字經)。但是这種处理不是一般的良妇可以做的,良妇只能哭,只能去告。可是有另外一種女生,根本不怕人家吃豆腐。你讲黄色笑话吗,她讲得比你更黄,你只好夹尾巴跑掉。但是这种有力氣的女生在妇女运动中没位置,妇女运动會說這是沒格沒品的回應,不值得鼓勵。這就是良妇的婦女运动。”

从“反性骚扰大游行”开始,何春蕤和“良妇”女性主义拉开了距离。1994年,除了师大骚扰案,也有另一件性骚扰案:艺人胡瓜被控骚扰服务生。这件事情却没有台湾女性主义者的关注,“我们就很清楚地看到妇女团体不愿意出來,認為她是酒家女,对于酒家女的事情就讲不出话了。为什么妇女团体面对所謂清纯的大學女生受骚扰,每个人都跳出来,很热烈很积极,對於別種女人受辱却有保留,不願挺身支持?”

这件事情促使何春蕤开始写书,1994年,她出版了《豪爽女人》一书,她认为很多事情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完,需要有一整套的文化理论来解释性的不平等其实和女性的封闭有关。

两性只是中很小的部分

在“良妇”女性主义树立良家婦女道德标准的同时,何春蕤意識到当时台灣的妇女运动和女性主义都是只讲以異性戀為主的两性观点,這個觀點很有问题。“以我们台湾的经验来说,只讲两性關係,通常都把女人說成圣女,男人則是色狼,然後要求装很多探照灯、设很多的監視器,以便保护女人。”这种两极化的思考模式,不仅会忽略社会现实中很多复杂的层面,而且往往树立起嚴格的法律來執行保守的道德,“女性主义性别解放运动总不能变成道德伦理重整运动吧!”

此外,何春蕤发现“良妇”女性主义反映出一个阶级的选择,“那些自命正统优势的中产女性主义根本看不见其它的社会差异,她们对亲密关系的想象还是很嚴謹的一夫一妻白首到老,完全没办法接受多元多样自在愉悦的性。”对于女性主义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盲点:没办法面对真正的社会现实。在她眼中,社会现实有很多复杂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两性只是其中很小的部分。研究性/别的过程中,她也不断深入了解各类被“良妇”女性主义所边缘化的弱势群体,例如同性恋群体、性工作者。

1997年,当时台北市市长陈水扁决定废除公娼,台北市一百多位公娼走上街头,为自己捍卫权益。这些公娼平均年龄五十左右,有些人来自农村,不识字。结果,女性主义团体说,我们要拯救我们的姐妹,让她们从良,我们教她们用电脑,“我们聽了都快昏倒了,她们一定不了解不识字的人是怎样的状态”。 当时,何春蕤跟著公娼們一起遊行,争取工作权益,由于她们坚持和平抗议的风范,这件事情戏剧性地获得了市民的支持,台北市政府被迫妥协,宣布缓废娼两年,同时带动着台湾社会重新思考性工作。

認識新的性別主體,就是重新檢討「兩性」概念的機會。2000年,何春蕤第一次认识了一个跨性别的朋友,透过她结识了更多跨性别朋友,她发现,过去读性别理论的时候遇到过“跨性别”(transgender)这个概念,但并不是真的了解它。从具体的人身上,从社会现实中,她领悟到所谓的“性/别”有着更多元的选择,不仅是男女,性/别既不是生理的,也不是社会的,而是主体不断在社会脉络中定义自己的过程。

何春蕤在性工作、跨性别、同性戀的领域中越走越深,与此同时,和良妇女性主义的矛盾也越来越多。2000年以后,良妇女性主义在台湾进入政策的主流领域,她们和儿少团体、宗教团体連结起来,以保护儿童、维护善良社会风气、甚至“尊重女性”为名,设立了很多超越世界水平的法令,在日常生活中建立了越來越多的限制和規範。“在2000年以前,我们女性主义者还常常在内部辩论,或者写文章在报纸上辩论,和不同意见的人是可以对话的。可是2000年以后就再也不用辩论了,要是不喜欢你的论点,就让法律来处置你。”

在历经几次来自法律的打压之后,何春蕤感到“主流化的女性主义是一个压迫异己的庞然怪兽,亟需批判和改造”, “良妇”女性主义的问题最后可能就是反性,谈到这一点,她又无奈又遗憾,“这个和我们最初女性主义想要的解放,刚好背道而驰”。

在何香凝美术馆的讲座后,我问她,你现在会告诉别人你是女性主义者吗?她说:“我是女性主义出身,但我不是‘良妇’女性主义,我唾弃现在主流女性主义的方法和意识形态,但在那些想要否認我是女性主义的人面前,我会坚持自己是,因为女性主義是我们多年奋斗的目標。”

访谈

问:现在很多人认为,女权主义或者女性主义就是要批判男性,指责整个男权体系。

何:在台湾,表面上是,但是主流女性主義者之所以大力批判男性,主要是想要逼迫他們願意和這些主流女性主義者分享資源和權力,也就是呂秀蓮說的「男女共治」,以便他們可以共同治理那些非主流、底層、邊緣的人民。

我覺得女性主義是在一定的歷史社會情境中反省到性別作為社會的一個重要分野和權力分配原則,而且也因此看到其他壓迫關係的存在和互動。所以,女性主義的批判不能指向男人或男權而已,而應該對於性別的整體社會構成,進行徹底的分析和批判和改造。台湾社会运动的特质就是不断有新的社会主体出现,形成新的运动,这些新运动和新主體不断冲撞整个社会既有的体制,都應該對女性主義形成一些啟發和改變。

问:近年来,大陆也有很多婚外情、婚前情,以及更多的性开放现象,媒体也有很多讨论女性情欲的话题,这和1987年台湾解严出现后的性革命很相似。我想知道,这种街头巷尾的性革命和台湾的社会运动有关联吗?

何春蕤:不見得有直接的关联,事實上,這些方面的發展和自由化以較是和資本主義生產體制的變化以及消費社會的慾望生產相關,目前則透過全球化來快速擴散影響。社會運動很多時候只是搭著這個便車往前推進而已。社會運動有可能推往更為開明開放的方向,有時也很可能推到極為保守的方向。台灣剛剛解嚴的時候非常自由,什么都能在电视上看到,社運蓬勃發展,我们觉得是一个黄金年代,但是后来就被保守團體所推動的各種立法層層限制了,現在這種維護道德水平的社会运动反而扼杀了边缘文化的发展,更形成了對性革命的挫折。

问:当时台湾解严后的性开放对大众认识性别有没有联系?

何春蕤:性開放其實並非從解嚴開始,大概在1980年代初期就已經隨著台灣的經濟蓬勃、社會流動而有了很清楚的跡象,但是人们雖然开始有比较多鬆散的性,婚前性行为、婚外性行为都增加,但是並没有性别的思考轴线在里面,多半依然照著中国固有的雙重標準來看待女性的伦理道德,也就是说,如果涉及这些不伦的性行为,女性要么被践踏,要么被抛弃。

我们认为性革命必须要有新的线索,有新的价值观,新的论述,给涉入其中的妇女有一些新的可能性,而不是只能被当成淫妇被放逐被消滅。这也是我后来写《豪爽女人》真正的动机,就是怎么将那些被視為淫妇的女人在性行为和態度上的开拓,整编进性別的社会革命中,思考淫妇在社会革命中能扮演什么積極的角色。

问:大陆女性主义发展多年,但似乎一直进展不大,但台湾的主流女性主义却成为了體制和法律的一部分。您认为主要原因是什么?

何春蕤:台湾的主流女性主义发展是和台湾的政局統治不穩定很有关。1990年代,陈文茜对民进党进行了改装,她让民进党的形象更软一些,不再是底层劳工的冲撞,主張在中央委员、内阁中提高女性的比例,这种重要的政治姿态获得很多女性的选票,事實上,2000年民进党如果不拉妇女票是不可能上台的。同樣的,马英九要想上台,也不会丢掉婦女选票,他所做的就是表示更加照顾女性,考虑女性的想法。可是這些對女性權益的關注都把女性當成中流砥柱,當成穩定社會的力量,因此也會提供良婦女性主義很大的揮灑空間,反而壓抑了非良婦心態的人。大陸的政局可能還沒有到選舉也就是沒有到倚賴女性選票的地步,而且資本主義生產所推動的家庭革命在中國的社會脈絡裡有著不太一樣的糾結,個人都還綁在家庭結構裡。看看未來怎麼發展吧。

问:台湾女性主义走向了主流,你却成为了她们的反对者,您在反对什么?

何春蕤:最近十年,台湾的性别立法非常多,设立了很多关卡,性别观念甚至已经成为政府的主流结构。但是这里的性别只是一個非常良妇的概念,鞏固的是婚姻家庭,以及和婚姻家庭相關的一整套正統道德,并没有去拆解長年壓迫女人的性觀念,以及其他相關的成見。台湾的妇女运动看似渗透进了政府结构,实际和政府的统治危机和國際地位不明都有相关。而作為两党倾轧、爭取的象徵對象,妇女和儿少都越來越被呈現為社會的核心寶貝,也以保護的理由來執行净化社会空间,嚴重侵犯了成人的自由,縮減了公民的權力。換句話說,性別成了此刻的統治手段,成為排斥異己的正當理由。這是我完全不能接受的。

问:台湾弱势群体的发展也和政局有关吗?从我们看的综艺节目来看,同性恋以及同志运动几乎完全公开化了。

何春蕤:对,台湾同志运动的正当化和台湾的国际地位未明有关。台湾政府一直努力建立國際地位的正当性,比如国际可见度等等。如果现在有同性恋的电影在国际获奖,那就不能说这个不好,因此台灣同志運動最早的開路先鋒其實是一些在國際獲獎的同志電影。此外,台湾政局中的蓝绿对抗其实是族群对抗,因此,作为政治的主要轴线,台湾的执政者必须要走融合和多元的路线。不融合、不多元,你就上不了台,因此必須摆出多元的样子。这個很表面的局勢,很多同志竟然看不透,还以为自己打开了天地,其实这种仰仗着某种局势而得到的正当性很薄弱。

问:其实良妇所遵从的价值观和大陆的传统价值观很相像。经过这么多年的社会运动之后,这种价值观是否会有一定的改变?

何春蕤:有,而且已经发生了。社会运动的历史和台灣的民主化進程使得台灣有一定程度的動盪,和一定程度的多元傾向,因此边缘群体也获得了一定的正当性,在台湾,现在大多數的非良婦主體都可以公开讨论了。但这个传统大陆没有,大陆的统治一直很稳定,不覺得需要包容多元。可是资本主义主义的欲望文化和性革命携手并进,這在两地是相似的,从经济层面来看两地差不多,但政治层面,因为民主运动的进程不同,会使边缘文化更容易在台湾打出自己的路,大陆則有待觀察。

问:为什么您一直要谈“性”,倡导性解放?

何春蕤:性解放相關的是性知識的不發達,性資訊的不流通,性主體的高下階層化,性人格情感的压抑,以及社會對個人的管制和壓迫。这些都相關人的成长和心態,也和社會的整體狀況相關,怎能不關心?

问:如果在思考性别时,只是提到男女,这种所谓的两性观点会带来什么影响?

何春蕤:兩性觀點通常也就是異性戀觀點,這種觀點不但對於男女各自應該有什麼樣的表現,扮演什麼樣的社會角色,都有清楚的規範和分野,同時也強烈的要求男女相配,負起婚姻和生殖的責任來。这样的思考忽略了很多人生的可能性,一天到晚追问这个女人为什么不嫁,那個男人為何不娶,婚後为什么這麼多人不守貞。其實人生可以有自己的选择,但是在兩性觀點裡通常沒什麼空間。

此外,两性观点有一个很大的盲点。比如台湾设立了一整套的法律处理性骚扰,常常假設不喜歡的男性表意就是性騷擾。但这里就有问题,因为忽略了很多重要的社会差异。比如说,如果有一个人长的像金城武,他向女生表示好意,女生覺得很开心,覺得帥哥對自己有意思了。但如果这个人长的很丑、秃头、很矮、階級很低,他的好意就很容易被當成性騷擾。這些判断都同时包括了我們对年龄、阶级和长相的成见。所以,用简单的兩性方式去思考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資質差的男人就很惨。而且基本上,對於性騷擾的嚴厲定義和規範,也很根本的使得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過分謹慎起來。

问:为什么提到你研究性/别,会加入了一条斜线?

何春蕤:加一条斜线,是希望将几个复杂的观念放在一起。第一,性很重要。谈性别一定要谈性,思考性怎样构成了性别、权力、主动性的差别。第二个,“别”,就是差异、差别。人和人之间的差别,不仅有性别和性的差别,还有阶级、年龄、主体性等等的差别。我们希望透过这条斜线,让大家意识到,想性别的時候不要太简单地去思考性别,而要把社會的很多其他因素都包含在內。社會是複雜的,壓迫關係是相互糾葛的,简单的性别思考完全於事無補。

在台湾,这条斜线也表达了一个理论立场,性/别不是只思考两性问题。两性是性/别中非常小的部分,这世界上有很多复杂的人际关系,不能只用两性的框框来套。

问:这么多年,您一直在批判,就像有些人认为,台湾女性主义已经有了很多成就,但您还是一直在批判。

何春蕤:批判的重点在于你站在什么立足点上,好的批判不是巩固原有的观点和認知,而是通过新的事物浮現而发展出新观点,也因而看到社會裡還沒被看到的東西。

问:你二十年来你一直上街头,向大众阐释性/别观点,支持边缘人群,你目的是什么?

何春蕤:没有什麼终极目的,就是因為一直遇到新的主體,只好一路走一路学,手边的理论框架根据现实的发展和改变随时調整。以前,性工作者是书本上一个模糊的概念,但有一个真正的性工作者站在你面前,說出她的人生和處境,你就不得不反省自己的認知。我就是为了身边已经出现却没有得到应有权益的這些人而战。這個奮鬥很不容易,因为邊緣底層的主體被深刻的汙名和成見所纏繞,很难輕易的解消,而新的主體也不斷的在浮現,抗爭因此沒有終止之日。

问:您引起大众最多争议的可能是您的网站上链接了動物戀(也就是俗稱的人獸交)的网站,为什么会触碰这个领域?

何春蕤:我研究跟性相关的所有议题,研究有哪些性方式,性文化,性實踐,于是做了一个资料库,收集也連結到很多很多不同的東西。2003年,保守的宗教團體选取了其中比較不為人熟悉因此充滿無知成見的主題,就告我传播淫秽。但这是学者的學術研究范围啊,人兽交有很长历史,很多文化都有很多记录,我不觉得有什么不可知的。人类历史上曾经有的,我們都有權利和義務要知道啊,有什么事情是我不能知道吗?为什么不能知道?

问:你怎么保持自己认识世界的正确性?怎么知道自己没有成为拥有权力的女性主义者?

何春蕤:我不覺得「正確」與否是重要的問題。耳朵常常听着,眼睛常常睁着,了解理论与现实的差异,看到更多更边缘的人,這就是應該認識世界的方式吧。我不担心我会做错看錯認識錯,事實上,身邊浮現的底層邊緣人不斷证明我的認知是错的,是需要修改的,所以可以說我是一直在拨乱反正中,看到我的盲点在哪里,有什么缺陷,就要不断的修补、弥补,使得我追求的正义更符合主體的现实。作為佔有階級優勢的學者,我當然擁有某些權力,這個不能否認,所以只能努力讓我的權力為弱者所用。

轉載本文請保留網頁註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