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20年回顾(发言稿)

(这是我2015年5月17-18日在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20周年的会议上所发表的回顾。当时我母亲正因末期胰脏癌在与死神搏斗,兄弟姊妹群集台北,我则平静的全力办好这次历史性的会议,作为对母亲多年支持我的感恩和回报。)

还记得2005年性/别庆祝成立十周年,一转眼又过去了十年。从1990年代台湾的女性主义者还不敢承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女性学者也和妇女运动保持距离,到今日,性别议题和女性主义都变成很多女性个人职涯的加分题,是她们自称「性别平等专家」的晋身阶,世界确实已经变了很多。

2005年庆祝性/别研究室成立十周年的时候,我们把性/别十年的积累都秀出来。那时动物恋网页官司刚过,我们很庆幸性/别没有变成保守团体的祭物,所以欢欣的展现我们的存在和努力。但是今日庆祝二十周年,我们面对的局面已经大为不同,保守团体已经变成进步团体,进步团体变成维稳团体,两者都在性别主流化的大局里扮演重要的角色。对于这个霸权局面的顺利成形,我想我们都不得不对自己进行一个反思的批判。

我的第一个自我批判就是:我很遗憾没有更早觉察到社运局势的重大变化

1990年代我们在后解严社会里搞社运,很大一部份工作就是意识形态的论述争战。我们相信改造社会生活、改造文化意义、改造身体实践、改造主体情感,是彻底改造主体、改造社会的重要工作,而且我们充分理解这些工作都需要长时间的耕耘和创新。不过,性的议题很容易引发社会争议、不安焦虑和辩论对话,我们往往右手要对抗当时垄断性议题的医学公卫保守力量,左手还要和进步的女性主义及左翼论战。然而,在我们忙于整理自己的思考应战的同时,更大格局的变化也正在发生。

我们台上的这几位可能都是乖小孩、好人家出身,所以从来不太觉得「法律」和我们有什么关连;当时社运的取向聚焦于挑战政府威权,对「政策」也不屑一顾。然而我们没有意识到,1989年柏林围墙倒下,冷战结束,国际政治重新洗牌,全球经济也顺势积极布局,在这个大脉络之内,台湾国族定位的僵局促使「硬统治」逐步转型成为「软治理」,台湾民主进程所形成的两党博奕则为NGO的角色创造了新可能,可以积极和国家联手,成为内政和外交上的玩家,更透过和耸动的媒体文化唱合,提供正当性让越来越多法律得以侵入我们的生活领域。

可是各种防制条例、通报系统、监视系统逐渐成形时,我们却浑然不觉,直到实施后苦主大量出现,政策雷厉风行,我们才恍然大悟。这20年来新设置的许多法律,从儿少法、儿少性剥削防制条例、家暴防制法、性侵害防制法、性骚扰防制法、烟害防制法、爱滋防治条例,以及刑法的各种扩张和修订,都扩大了管制和监控的能力。我们性/别团体或多或少、或早或晚,都曾经螳臂挡车的努力组织抵挡的力量,但是效果有限。这些法律的设置并不能只归罪于保守团体,主流进步团体若是没有默默认可,或者曾经出手阻挡,很多立法修法就不会像现在这样顺畅通过。换句话说,对所谓进步自由派团体的历史业障,也到了需要清算的时刻了。

我的第二个自我批判就是:我太早撤出了女性情欲的战场,没有继续深耕

1990年代台湾的女性情欲解放运动是成功还是失败?我想很多人会有自己的答案。我个人觉得不是用成功/失败来想,而是需要看到它是未竟之功。这个运动或许为很多乖乖女生创造了所谓「身体自主的安全空间」,也就是多多少少保障个人自由的文明空间,可以穿低腰紧身牛仔裤、低胸T恤、超短的热裤短裙,甚至可以解放奶头,而不必担心侵犯攻击。但是遇到真正触及性道德基础的女性情欲(例如女作家弯弯劈腿、太阳花女王刘乔安卖淫),身体自主的正当性仍然力有未逮。

1990年代女性情欲解放运动只进行了短短三、四年,另外一个迫切需要支援的运动就吸引了我们大部分的精力。当时,同志运动完全不被主流女性主义关注,我们则在串连边缘的基本精神下投入了很多精力,主办会议,出版专书,为这个新的运动创造正当性和知识基础。年轻的朋友有所不知,当年性/别研究室每年的研讨会就是同志出柜的首选场域。1997年台北公娼抗争,我们又投入了妓权运动的知识支援工作,此后数年,我们从学术研究到街头运动都是和性工作者并肩作战,可惜焦点一直被对战的局面拉向强调性工作的专业性和工作权。

进入2000年代,我个人卷入了儿少29条严酷修法和过度执法的争战,后来又被拉入动物恋网页连结事件的司法苦战,再也没有精力投入女性情欲解放运动论述的延续。我当时认为,能为更边缘的性而战或许会自动带动女性情欲也得到更大的空间,当然这个假设是错误的。结果,相较于同志议题有越来越多的学术研究和书籍论文,对于女性情欲、特别是异性恋女性情欲的相关知识建构,仍然大量的不足,这也使得我们在面对整体异性恋情欲体制(特别是婚姻、劈腿、外遇)的时候迫切需要更有力的批判武器。这个重要的工作不知道在我有生之年是否还有精力再度拾起。

第三个自我批判就是:我虽然批判政治正确,但是我也不得不反省是不是自己也曾助长政治正确的氛围。

我写过很多批判文明化的文章,因此越来越意识到,政治正确的正当性基础其实主要就是文明化,也就是肯定某些普世价值超越阶级和地域和族群的文化差异而必须成为全民的共识,所有人都必须实践。在台湾的社运语言和成规里,批判也好,抗争也好,多半都需要举出比一般常识更为神圣、更为崇高的普世价值,才能赢得民心,争取支持。也因此,「人权」、「平等」这种普世价值才一直能够占据不须检验、不须反思的政治正确位置,在温情关怀的包装之下,掩盖实际上持续强化治理的各种措施。我想,我们自己在很多强弱对峙的抗争情势中也曾因为资源太少而使用这种策略,因此也帮助了正义逻辑的神圣化,这是我们必须自我反省的。

然而,文明也从来不是我们唯一的策略。1990年代我刚出道的时候,当时的抗争行动很少考虑是否文明,反抗的主体在高压之下反而觉悟了「温良恭俭让」的美德和理性协商只是用来约束被压迫者的工具,因此当时的不驯反抗一心一意要用最冲撞的方式搅扰常识,挑战权威。大便、卫生棉、性器官、三字经都在这段时间里大量冲入神圣的学术和政治殿堂,完全不甩脉络和情境。比起318学运场上,女性学者还需要说一番大道理、批判完性别不平等之后才觉得有正当性能讲出「干」字,1990年代主体所承受的文明化调教和规训可能真的比较薄。

我还记得1996年在彭婉如命案的恐怖氛围中演讲「防暴三招」,我没有建议女性锻炼自卫术或者避免单独出门这些很理性的措施,而是主张要学习替男人打手枪(手淫),在日常生活里练手劲捏破男人的蛋蛋,或者大哭坐地撒尿涂脸装发狂发疯。这三招没有一招是平和的、优雅的、文明的、理性的,也不可能接合政治正确而被神圣化,但是就当场听讲的数百女生挣脱恐怖、大笑鼓掌的反应来看,这种不文明有着真实强大和深刻的主体改造力量。

以上是我对自己过去20年在性/别领域里的工作所进行的反省,有我没做的事,也有我觉得做得很有意思的事。此刻,我们活在一个权力技术越来越高明的时代,也活在一个越来越难看穿「友善」「关怀」「尊重」「多元」等等进步价值有何实际权力效应的地方。如何认识从国际到在地的层层规训,如何反省羞耻、厌恶等等文明情感对我们的禁锢,如何对抗理性和知性的傲慢,如何拥抱可耻而真实的身体和欲望,这是我个人还在努力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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