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儿危危欲坠与同志富裕神话(翻译)

(Amber Hollibaugh与Margot Weiss原著,何春蕤翻译,原文刊登于New Labor Forum2015年9月第 24期18-27页,翻译文发表于苦劳网2015年12月3日,作为Amber二度访台的思想准备工作)

Amber Hollibaugh(荷安柏)是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女性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著有My Dangerous Desires: A Queer Girl Dreaming Her Way Home,是女性情欲和爱滋风险纪录片The Heart of the Matter的导演,本片曾获得日舞电影节的自由表现奖。荷安柏是知名的运动份子、艺术家、公共知识份子、社群组织者,也是「酷儿经济正义」组织的创始成员和前执行长。

Margot Weiss是Wesleyan University美国研究与人类学系副教授。出版Techniques of Pleasure: BDSM and the Circuits of Sexuality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1)专书,发表了许多有关晚期资本主义的性政治、酷儿运动、左翼知识份子和新自由主义下的大学,以及酷儿人类学研究方法的论文。目前正在写第二本书,探讨北美左翼运动份子在经济危危欲坠年代里的激进政治想像。

 

同志运动对于婚姻平权的专注,散播了男女同志生活无虞的神话。这个政治策略把阶级、贫穷、经济不平等议题放在一边,不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分析,同志人群于是很典型的被描绘成收入不错的富裕消费者;然而这根本不是常态,因为绝大部份同志酷儿人口还是贫穷的、劳工阶级、弱势女性、有色人种,终日努力找寻工作或者奋力保住工作,以便应付养活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所需[1]。然而这样的现实却不被主流同志运动人士以及其他相关运动的成员所关注,甚至我们自己所属的进步、劳工运动也很少认知。同志富裕的神话对组织工人运动而言特别不利,是因为底层低薪部门里的同志/酷儿人口比例非常高,富裕神话会使组织者根本看不见自己真正应该面对的人口,也使得酷儿阶级和种族议题隐形,更使我们在职场、居住、收容所、街头、社区里容易受害,在日常生活里还时时面对恐同和恐跨的情绪与行动。简单说,同志富裕的神话使得同志运动和劳工运动都忽略了越来越严重的酷儿危危欲坠现象。

酷儿危危欲坠是个现实。贫富差距不断窜高,同志/酷儿和美国大部分劳工阶级穷人并肩奋斗,面对越来越多的困难与经济危机。经济的危危欲坠促成了新形式的劳工组织,包括工人中心与工会-社群的合作模式,最近家务劳动工人、出租车司机、零售业工人、和更生人劳工的组织也纷纷兴起,激烈的争取提升最低工资。这显示新的政治斗争已然浮现,以对抗2008年金融风暴后不断恶化的全球经济危坠现象,然而酷儿和性别不驯者的奋斗却仍然被学术研究者、同志运动、与劳工运动抛在边线以外。

阶级、种族、情欲、性别、性、欲望:这些议题在我们的分析和组织工作上是如何纠结相连的呢?要针对酷儿危坠现象进行分析,就必须聚焦于同志/酷儿的生活现实,关注我们的多重性别、性、取向是如何与阶级、种族的生活现实交织。本文不想延续同志富裕的神话把同志人群描绘成有品味的消费者或者新的市场利基,也不想把最近美国最高法院支持同婚的决议视为一种政治胜利,而希望把经济正义的议题连接到同志议题上,以凸显同志、酷儿、性别不驯者在面对当下经济变化时特别容易受伤害的境遇。

同志/酷儿经济正义是个什么样的议题?

我们靠着最低工资在沃尔玛大卖场或H&M平价服饰店工作,每天却要忍受被经理说是变态、女汉子、同性恋,不断追问我们「你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是男是女?」,这就是酷儿经济正义的问题。当同事对我们露出尴尬的表情或是保持沉默,这就意味着不管我们是否宣称自己的酷儿身分,我们每天都会直接被当成变态的劳动者:女汉子卡车司机、双性恋帮佣、帮直人清洁家务的扮装皇后,我们要求加薪或者和其他照顾工组织起来,抵抗我们整体所承受的恶待时,老板要开除我们,就说我们是危险的恋童癖大野狼

底层低薪、移民、有色人种的同志/酷儿人群本来在经济上就很脆弱,性别、性、和其他方面的弱势则进一步凸显我们,使我们与其他类似情况的人群隔绝。过去我们唯一可以采用的策略就是设法隐藏自己的性别异状或性倾向,低调不让经理发现我们的欲望倾向以便保住工作,为养家餬口而尽力存活。可是,不管我们多努力,每天都还是危险的;直到目前为止,52%同志所居住的州还没有设置针对性倾向或性别气质的就业歧视保障。[2]

上述资讯并非新事,但是老式的认同政治无法理解,复杂多元的性别、种族、性、阶级如何相互交织、彼此影响,限制酷儿的日常活动,而且使他们容易受到攻击。现在的运动组织策略就是努力增加更多差异的命名和项目,例如男同性恋、女同性恋、酷儿、黑人、女性、跨性别、新移民等等范畴,可是却没有切实理解其间的差异和不同的生存状态往往会根本影响到同志/酷儿是否会接受或者会拒绝加入集体组织。因此,各种运动组织都需要学习认识这些差异的现实,思考如何透过这些差异来和同志/酷儿人群对话。酷儿差异是伤害之所在,也是可能对话的开端。不认清这些差异,就会使得同志/酷儿人群隐形不见,使我们在奋力生存的过程中成为种族、阶级上的鬼魅。

经济上的脆弱:谁是危危欲坠的酷儿?

至少从1990年中叶开始就有研究显示,酷儿和性别不驯的人群要比异性恋或性别正常的男女更容易在经济上成为弱势[3]。典型的同志形象是白人中产专业人士,住在都会里,没有子女,但是美国人口普查和盖洛普的民调显示,同志/酷儿人群在种族和族群上比一般美国人口更为驳杂:33%同志是有色人种,成年新移民大约有超过90万是同志,同志在地理分布上也很分散,许多同志在替亲人抚养或照顾子女[4]。而持续在居住、就业、教育、健保上承受歧视,面对各种骚扰、暴力、和挑衅,家庭支援十分薄弱,随时可能停止──这些因素都可能接合种族暴力、反新移民暴力,使同志/酷儿人群更容易陷入经济困境。

酷儿、跨性别、与性别不驯的年轻人在家里和学校都会面对歧视和暴力,他们不断承受霸凌、骚扰、暴力对待、性虐待,不能表现自己的性别气质。2009年的研究显示,80%有色人种同志和跨性别学生曾经受到言语骚扰,33-54%曾遭遇肢体暴力[5]。另外,极高比例(90%)的跨性别青少年受到包括来自校内行政人员的骚扰和歧视,半数以上曾经受到肢体骚扰,四分之一以上在学校遭遇肢体攻击[6]。校园的不安全和持续的骚扰不但威胁到同志/酷儿青少年的学业表现,也迫使他们逃课甚至辍学,这也是造成同志/酷儿日后经济不稳的因素之一。2011年的全美统计发现,拥有高中文凭的成年人在年薪上要比没有文凭的人高出美金7840元,但是比大学毕业生少了27390元[7]。在这个低工资年代,每个人都要奋力找到好饭碗,上述教育障碍则使得同志/酷儿成年后很难找到工作。

更糟的是,越来越多同志/酷儿人群面对罪刑化和无家可归的困境。校园里严厉的规训和惩罚(例如停学和退学)总是不成比例的将有色人种的同志/酷儿青少年罪犯化,特别是黑人青少年和性别不驯的女孩(后者遭遇校方行政人员严厉管教的比例要比明显异性恋的女孩高出三倍)[8]。许多跨性别和酷儿青少年因为被原生家庭拒斥而无家可归,游民青少年中有40%是酷儿,其中又有许多是有色人种[9]。同志/酷儿和性别不驯的青少年在少年犯罪事件中占了很高的比例,几达13-15%,每年有将近30万同志和跨性别青少年被捕或被拘留(其中60%是黑人或拉丁裔)。一旦落入司法系统之下,这些年轻人「经常被剥夺基本的民权,只因其性倾向、性别认同、或性别不驯就被归类为性偏差,甚至判为性侵犯」。他们在面对执法人员、法官、以及其他司法人员时也常常遭受歧视,因而更加容易受到虐待和漠视。[10]

同志/酷儿青少年无家可归的问题就更严重。2010年纽约市一份针对165位低收入同志/酷儿和性别不驯成年人的研究显示,他们大多数(70%)在年轻时都曾经无家可归[11];2011年的资料显示,19%跨性别曾经一度无家可归[12]。没工作、健康不佳、没地方住、不断的骚扰,都在酷儿和跨性别成人的生命历程里制造了极高比例的无家可归[13]。无家可归则导致他们长年与犯罪司法系统打交道,这种罪刑化的记录也造成酷儿劳动者在求职过程查验背景与信用资料时承受不成比例的伤害。

双性恋、女同志、男同志都比异性恋来得容易落入贫穷[14]。四分之一双性恋靠着食物补给券过日子,五分之一独居同志的收入在贫穷线边缘或之下,同志伴侣家庭的孩子贫穷的比例比异性恋伴侣家庭的孩子高一倍[15]。研究显示,有240万同志成人「在前一年中经历了没钱买食物喂饱自己和家人」[16]。在所有家庭形式中,贫穷比例最高的(52.3%)就是男同性恋伴侣家庭中的非裔孩童,而非裔男同志伴侣贫穷的机率是白人同志伴侣的6倍。女同志伴侣比起男同志伴侣或异性恋伴侣更容易变成「以工代赈」的穷人;要是还加上残障、住在农村、年纪大,贫穷的比例就更高[17]。跨性别的贫穷比例比一般人口高出4倍,有色人种跨性别的贫穷比例特别高:34%黑人跨性别和28%拉丁裔跨性别的全年家庭收入低于一万美金[18]

我们知道酷儿和跨性别在就业上都面临歧视。有16%男同志和18%女同志受访时表示曾因性倾向而失去工作,40%在职场上遭受骚扰或歧视[19],26%跨性别劳动者曾因其身分而被炒鱿鱼,47%遭受过其他形式的职场歧视[20]。有色人种的酷儿和跨性别面临的歧视更多:有个研究发现,75-82%亚裔或太平洋岛屿裔的同志曾因性倾向而遭受职场歧视。同志和双性恋在薪资上显然吃亏,比异性恋男人少10-32%收入,同志人群(特别是有色人种的同志人群)还比异性恋更容易失业,跨性别失业比例就更高[21]。最后,目前估计在美国大约有26万7千位同志非法打工,许多是拉丁裔[22],这些没有合法身分的有色人种同志移民除了最低工资的、没有任何福利的工作之外,也没有其他选择。

以上就是酷儿危危欲坠的统计证据。它们显示同志/酷儿和性别不驯者特别容易遭逢经济上的不公,提醒我们需要了解同志/酷儿人群在低薪、无工会的服务业、在街头、在另类非正式经济里要如何存活。目前美国全国有很多人因为性别歧视和性歧视而没有稳定的工作,越来越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重构只会对同志/酷儿形成更加严峻的考验。2008年金融风暴后的所谓「复苏」中,所有新增的工作机会都挤在低薪的领域里,例如零售、照顾、接待、托儿、清洁[23],这些工作很少提供像是健康保险、有薪病假、退休存款等等福利,但是许多酷儿和跨性别者都因为承受长年的歧视和罪刑化而被逼入这类低薪工作,有时自愿选择这类低薪工作只是因为它们不会像专业工作那样对劳动者的性别表现和性倾向进行严密的规训。即便如此,同志酒吧、俱乐部、零售业、或者同志/酷儿生活区附近的现金交易店的工作都不可能提供任何经济上的稳定。Murphy学院和「零售、批发、百货工会」(RWDSU)2014年整理出来的「零售行动计画」(RAP)指出,零售业不提供确定的排班表,要求劳动者能够机动上工,这些做法都使得原来就已经在和低薪和歧视奋斗的劳动者(女人、有色人种、照顾者、女同志、男同志、双性恋、跨性别、酷儿等劳动者)被困在持续的不稳中[24]

对残障的同志/酷儿而言(包括爱滋感染者),想找到令人满意的工作更是不可能。研究显示,女同志、男同志和双性恋之所以比异性恋有更多残障的情形,可能是因为长期的经济劣势、健康差距、以及持续遭受压迫的经验所形成的代价[25]。在男同志和双性恋之中,非裔人口是受爱滋影响最大的族群,在2010年新感染者中占最大多数[26]。这些健康资源上的差距往往进一步影响与贫穷、罪刑化、无家可归、和歧视相连的慢性身心疾病[27]。随着社会安全网的破洞持续扩大,同志/酷儿面对的障碍也越来越多。

许多酷儿和跨性别会选择转向现金或另类经济,例如一方面做低薪的全职工作,另方面用性和药物来换取资源。2007年的研究发现,60%有色人种跨性别青少年曾经以性换取金钱或其他资源(如食物或衣物),这也提高了他们进入犯罪司法系统的机率[28]。2010年另一个研究发现,60%受访者是靠着同时做正式和非正式工作来存活(例如做零售也卖淫)[29],但是性工作不在劳工法律保障范围内,性工作者也没有组织工会的权利,因此常常承受罪犯化、拘禁、和警方暴力,即便这样,非性工作──超低薪、临时工、时有时无、不断承受歧视和骚扰的工作──也不见得好到哪去。

阶级和种族在同志运动中的隐形

虽然上述统计数字证实了同志/酷儿在经济上的危危欲坠,主流的同志运动却还是避开贫穷、阶级、和经济正义的问题,觉得经济危机不会影响到同志/酷儿,还说「经济正义」就「不是同志议题」[30]。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核心矛盾制造了新的吸纳和排斥:有些同志公民/消费者被吸纳,酷儿和跨性别它者则被排斥。「捍卫自由联盟」的Alan Sears就指出,在商品化的脉络里,酷儿要被看见,就只能透过积极使用特定的市场商品或服务;不被看见的酷儿要不是根本就被挡在门外(例如因为他们没法支付最低消费),就是因为他们看起来不够像「男同志」「女同志」,他们太老、太胖、太瘦,是跨性别、有色人种、残障、有病、或者明显的贫穷[31]

同志目前只有在消费市场里才被看见,而那些非白人、非中产、不顺从性别常规的酷儿和跨性别是没法被当成好公民和好消费者的。

这就表示绝大部份同志/酷儿没法进入现存的同志运动。Cathy Cohen曾经指出,同志运动强调的是融入结构,终止政府的歧视(例如同婚议题),而不是社会和经济结构的转变[32]。对大部分酷儿和跨性别社群而言,主流同志运动组织的三大优先目标──同性婚姻权、服役权、领养权──其实排在很后面;对有色人种的同志而言,就业和经济正义、健康照顾、暴力防范才是优先议题,远超过白种中产阶级的那三大议题。2014年的一份研究显示,对年轻黑人或年轻拉丁裔同志而言,爱滋、暴力、平等就业权、和霸凌,都比同婚更为优先[33]。跨性别人群的优先议题则是就业歧视、健康照顾、仇恨犯罪保护、改变身分证件[34]。「福利斗士研究群」的受访者则特别关切居住权和游民、暴力、与歧视,从来不会把同婚当作优先议题[35]

只要同志运动优先回应富裕的、传统性别的、白种男同志女同志的需求和欲望,它就不是追求基础宽广的社会经济革命运动。如果阶级、种族和贫穷不被纳入打造酷儿的政治工作,而运动只偏好同志富裕的神话,那么就根本无法挑战(甚至根本无法看到也无法命名)酷儿和跨性别今日所面对的危机。事实上,同志历史学家Allan Bérubé就曾直言:「酷儿学术研究基本上忽略了经济面,酷儿运动人士总是把同志社群呈现为最热门的市场利基」[36],这种趋势也无意间恶化了大部分酷儿和跨性别所面对的危危欲坠处境。

酷儿在劳工运动中的隐形

由于面对酷儿和跨性别的诸多议题都是有关经济的,劳工运动看起来应该是寻求解决的理想场所。可是传统的劳工组织形式很少处理工人因性别或性上的差异而形成的问题,就算偶尔提到,也都倾向于讨论认同政治或者如何吸纳差异主体,例如建立「同志骄傲劳动」组织,设法在既存的工会中纳入同志/酷儿。其他比较非传统的做法(例如组织零售业工人或被排挤的工人)也只会偶尔处理到酷儿和跨性别或性/别议题而已。

工会的组织工作对扩大保护同志/酷儿劳动者、挑战他们一贯承受的歧视而言,非常重要[37]。虽然同志运动的认同政治和工会的组织行动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我们需要检视的应该超越把工会带到同志的工作场所或者把男女同志和跨性别带入工会的领导位置,而应该把经济正义和酷儿性政治放在一起思考,这样,运动才能为那些无法从同性婚姻得到经济正义的人排出优先议题。我们需要组织的是那些在危危欲坠的世界经济中连生存奋斗都还没被传统工会组织看到的酷儿人群。

可以进行这种分析的一个潜在场域就是组织工人中心。今日新劳工组织工作的前锋就是组织那些没被组织起来的工人,特别是那些「因为原先的设计或默认」[38]而被美国劳动法排除在保护之外的数百万劳工,包括农场工、家务或照顾工、计日临时工、靠小费的餐厅工、国际客工、亲资方/反工会州的工人、出租车司机、以工代赈的工人、和更生人劳工(他们因此没有权利组织工会、不能享受最低工资、加班没有限制、可能因性倾向或性别身分而被开除、没有健康和工作安全上的保护)。这些「被排斥的工人」大部分是有色人种和新移民,其中包括了极大比例从事零售业、照顾业、服务业的酷儿和跨性别。

虽然有些工人中心展开了富有新意的计画来处理阶级和种族的连结、非法移民被剥削、性别歧视、年龄歧视等等议题,却很少有组织者会去凸显或处理性、酷儿、性别不驯、或其他同志议题。组织者和劳动工人都需要学习看穿同志富裕的神话,把性别正义和性正义连到经济正义上:这意味着把种族、性、性别等歧视之间的连结明显化,像「纽约市餐厅机会中心」(ROC-NY)就把餐厅外场的性骚扰连接到内场厨房的种族歧视上,就像其中一位职员说的,就是教育工人「看见性别」[39]。同时这也意味着焦点总是要放在劳工身上而不是只看富裕的同志消费者。2012年J. C. Penney百货雇用脱口秀同志主持人Ellen DeGeneres代言并且使用同志拍摄宣传广告,那时「零售行动计画」(RAP)就发布声明:RAP支持J. C. Penney使用同志代言人和同志伴侣做广告,但是也希望Penney百货对多元的承诺可以延伸到众多同志员工,例如提供友善同志和友善跨性别的职场,避免在雇佣和升迁上的歧视。不过,最近Penney百货的资遣动作和取消销售员的佣金制度都不成比例的影响到许多本来在职场上就饱受就业、升迁、薪资歧视的同志员工。Penney百货其实应该信守多元职场的承诺,回复佣金制度,而不是只想着吸引多元的顾客[40]

在这类事情上,我们需要小心,不要只是盛赞像旧金山Levi牛仔裤为它的国内员工提供伴侣福利的同志友善职场政策,却忽略Levi在全球设置血汗工厂制造牛仔裤的事实[41]。除非性别和性议题被视为左翼努力的内在议题,而我们同时关注性和经济的不平等,否则酷儿危危欲坠的脆弱状态永远都不会被工运组织者和学者看到。

酷儿危危欲坠的情境在当下大部分同志和劳工运动中都是隐形的。我们需要建立一个酷儿经济正义的运动,这个运动不是把男同志女同志塞进既存的权利和保障里,而是追问有关权力、性、和欲望的问题,拒绝因为被吸纳就轻易的满足,而是持续进行改造世界的困难工作。我们需要反省:在追求经济正义的当儿,我们所倚靠的预设──例如认为家庭是异性恋的、认为我们都有能力工作(这就是健全身体主义的核心概念)、认为我们都可以得到在家庭空间里提供的「免费」私人照顾──是不是会让酷儿生命隐形?目前正在崩解的社会安全网显示,同志酷儿低薪劳动者就算兼好几份工,也往往无力养活或照看家人,如果要处理这些生活现实,我们就需要一个超越认同政治的激进政治愿景,以便分析酷儿如何与工作和经济相连。我们也应该同时坚持两点:第一,经济问题是欲望、性、亲密关系的核心,第二,酷儿劳动观点从一开始就应该看到性别和性如何构成了经济正义的核心成份。

 

[1] 本文以“LGBT/Q”(同志/酷儿)来包含性别不驯和性不驯的广大人群,以“LGBT”(同志)来指涉同志运动(有别于酷儿运动)。在引用研究报告和统计数据时则采用原文作者的文字。

[2] Movement Advancement Project (MAP), “Non-Discrimination Laws,” July 21 2015, available at http://www.lgbtmap.org/equality-maps/non_discrimination_laws#sthash.Ye59keQW.dpuf. This remains the case, even after the July 2015 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 (EEOC) ruling, which extended the jurisdiction of Title VII of the Civil Rights Act of 1964 to include sexual orientation discrimination. The U.S. has no federal ban on workplace discrimination against actual or perceived sexual orientation and gender identity (such as ENDA) that would apply to private sector workers, although such legislation has been sought since 1974.

[3] M. V. Lee Badgett, Money, Myths, and Change: The Economic Lives of Lesbians and Gay Men (Chicago: University Chicago Press, 2001); Amy Gluckman and Betsy Reed, eds., Homo Economics: Capitalism, Community, and Lesbian and Gay Life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4] MAP, “A Broken Bargain for LGBT Workers of Color,” 2013, available at http://www.lgbtmap.org/policy-and-issue-analysis/workers-of-color.

[5] Elizabeth M. Diaz and Joseph Gregory Kosciw, Shared Differences: The Experiences of Lesbian, Gay, Bisexual, and Transgender Students of Color in Our Nation’s Schools (Gay, Lesbian, & Straight Education Network, 2009), available athttp://www.glsen.org/research.

[6] Emily A. Greytak, Joseph G. Kosciw, and Elizabeth M. Diaz, Harsh Realities: The Experiences of Transgender Youth in Our Nation’s Schools (New York, 2009), available athttp://www.glsen.org/research.

[7] Alliance for Excellent Education, “Issue Brief: The High Cost of High School Dropouts: What the Nation Pays for Inadequate High Schools,” November 2011, available athttp://all4ed.org/reports-factsheets/the-high-cost-of-high-school-dropouts-what-the-nation-pays-for-inadequate-high-schools/.

[8] Jerome Hunt and Aisha Moodie-Mills, The Unfair Criminalization of Gay and Transgender Youth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2012), available athttps://www.americanprogress.org/issues/lgbt/report/2012/06/29/11730/the-unfair-criminalization-of-gay-and-transgender-youth/.

[9] Laura E. Durso and Gary J. Gates, Serving Our Youth(True Colors Fund, The Palette Fund, The Williams Institute, 2012), available at http://williamsinstitute.law.ucla.edu/wp-content/uploads/Durso-Gates-LGBT-Homeless-Youth-Survey-July-2012.pdf.

[10] Hunt and Moodie-Mills, The Unfair Criminaliza-tion of Gay and Transgender Youth, 5.

[11] Welfare Warriors Research Collaborative, A Fabulous Attitude: Low-Income LGBTGNC People Surviving and Thriving on Love, Shelter, and Knowledge (Queers for Economic Justice, 2010), available athttp://queersurvivaleconomies.com/resources/.

[12] Jaime M. Grant, Lisa A. Mottet, Justin Tanis, Jack Harrison, Jody L. Herman, and Mara Keisling, Injustice at Every Turn: A Report of the National Transgender Discrimination Survey (National Center for Transgender Equality and National Gay and Lesbian Task Force, 2011), available athttp://www.thetaskforce.org/static_html/downloads/reports/reports/ntds_full.pdf.

[13] Jeff Krehely and Jerome Hunt, Helping All of Our Homeless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2011), available athttps://www.americanprogress.org/issues/lgbt/report/2011/01/31/8914/helping-all-of-our-homeless/.

[14] M. V. Lee Badgett, Laura E. Durso, and Alyssa Schneebaum, New Patterns of Poverty in the Lesbian, Gay, and Bisexual Community (The Williams Institute, 2013), available athttp://williamsinstitute.law.ucla.edu/category/research/.

[15] Gary J. Gates, Food Insecurity and SNAP Participation in LGBT Communities (Los Angeles: The Williams Institute, 2014); Badgett et al., New Patterns of Poverty.

[16] Gates, Food Insecurity and SNAP Participation in LGBT Communities.

[17] Badgett et al., New Patterns of Poverty.

[18] Grant et al., Injustice at Every Turn.

[19] M. V. Lee Badgett, Holning Lau, Brad Sears, and Deborah Ho, Bias in the Workplace (Los Angeles: The Williams Institute, 2007).

[20] Grant et al., Injustice at Every Turn.

[21] In 2013, Latino/a LGBT unemployment rates were 14 percent, black LGBT rates were 15 percent, Asian and Pacific Islander LGBT rates were 11 percent (MAP, “A Broken Bargain for LGBT Workers of Color”). In 2011, 14 percent of all trans people were unemployed; 28 percent of black, 24 percent of American Indian/Alaska Native, and 18 percent of Latino/a and multiracial trans respondents were unemployed (Grant et al.,Injustice at Every Turn). The national average in 2011 was 7 percent.

[22] MAP, “A Broken Bargain for LGBT Workers of Color.”

[23] National Employment Law Project, The Low-Wage Recovery and Growing Inequality (New York: National Employment Law Project, 2012).

[24] Stephanie Luce, Sasha Hammad, and Darrah Sipe,Short Shifted (New York: RAP, RWDSU, Murphy Institute, 2014), 5.

[25] Karen I. Fredriksen-Goldsen, Hyun-Jun Kim, and Susan E. Barkan, “Disability among Lesbian, Gay, and Bisexual Adults: Disparities in Prevalence and Risk,”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102, no. 1 (2012): e16-21.

[26]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HIV Statistics, available athttp://www.cdc.gov/hiv/statistics/basics.html.

[27]  Laura F. Redman, “Outing the Invisible Poor: Why Economic Justice and Access to Health Care is an LGBT Issue,” Georgetown Journal on Poverty Law & Policy 27, no. 3 (Summer 2010): 451-87; Jeff Krehely, How to Close the LGBT Health Disparities Gap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2009), available athttps://www.americanprogress.org/issues/lgbt/report/2009/12/21/7048/how-to-close-the-lgbt-health-disparities-gap/.

[28] Emily Bridges, The Impact of Homophobia and Racism on GLBTQ Youth of Color (Advocates for Youth, 2007), available athttp://www.lgbt.ucla.edu/documents/ImpactofHomophobiaandRacism_000.pdf.

[29] Welfare Warriors Research Collaborative, A Fabulous Attitude.

[30] Joseph DeFillippis, “Introduction: A New Queer Agenda,”The Scholar & Feminist 10, 1-2 (2012). Available athttp://sfonline.barnard.edu/a-new-queer-agenda/introduction/

[31] Alan Sears, “Queer Anti-Capitalism: What’s Left of Lesbian and Gay Liberation?” Science & Society 69, no. 1 (January 2005): 108. See also Jeff Maskovsky, “Do We All ‘Reek of the Commodity?’ Consumption and the Erasure of Poverty in Lesbian and Gay Studies,” in Out in Theory: The Emergence of Lesbian and Gay Anthropology, ed. Ellen Lewin and William L. Leap (Urbana: University Illinois Press, 2002), 264-286.

[32] Cathy J. Cohen, “Obama, Neoliberalism, and the 2012 Election,” Souls 14, no. 1-2 (2012): 21.

[33] Jon C. Rogowski and Cathy J. Cohen, Moving Beyond Marriage: What Young People of Color Think about the LGBT Agenda (Black Youth Project, 2014), available athttp://research.blackyouthproject.com/2014/07/14/byp-memo-moving-beyond-marriage-what-young-people-of-color-think-about-the-lgbt-agenda/.

[34] Grant et al., Injustice at Every Turn, 178.

[35] Welfare Warriors Research Collaborative, A Fabulous Attitude.

[36] Allan Bérubé, My Desire for History: Essays in Gay, Community, and Labor History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1), 241.

[37] See Miriam Frank’s pioneering Out in the Union: A Labor History of Queer America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14).

[38] Excluded Workers Congress, “Unity for Dignity,” December 2010, available athttp://www.unitedworkerscongress.org/uploads/2/4/6/6/24662736/ewc_rpt_final4.pdf.

[39] Marnie Brady, “An Appetite for Justice: The Restaurant Opportunities Center of New York,” in New Labor in New York: Precarious Workers and the Future of the Labor Movement, ed. Ruth Milkman and Ed Ot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4), 240.

[40] RAP website http://retailactionproject.org/2012/06/how-jc-penneys-elimination-of-commissions-affects-lgbtq-workers/.

[41] Rosemary Hennessy, Profit and Pleasure: Sexual Identities in Late Capitalism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139.

转载本文请保留原始网页注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