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的内在矛盾:美国韩裔性移工与「性贩运」(翻译校订)

  (本文作者为郑诗灵Sealing Cheng,香港沙田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人类学系;金恩容Eunjung Kim,美国威斯康辛洲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性别与女性研究所。由Kris Chi翻译,何春蕤校订。在Sealing Cheng来台进行系列演讲前刊登于苦劳网)

摘要:本文旨在透过两名移民性工作者如何与道德、国家安全、和人道主义的跨国规训场域周旋的过程与经验来检视新自由主义的内在矛盾。她们对「性贩运受害者」标签的主动抵抗是我们的分析起点。对她们的迁移过程与在美的生活经验深入分析后,我们认为这些女人是新自由主义的不驯主体。我们认为,21世纪成形的国际反人口贩运倡议构成了新自由主义治理的一部份,这些女性的性劳动使她们承受国家的检视与刑罚,然而她们却能将自己视为自给自足、自我负责、自我营生的个体。我们认为个中的张力出自自由主义本身的三种矛盾:(一)新自由主义显为无关道德,却助长了保守的道德议程,(二)社会风险的去政治化与国家安全的高度政治化,(三)一方面持续创造并蹂躏弱势人口,另方面赞颂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人道主义/慈善回应。将这些女性的自造计划与跨国打击性贩运的国家建制并列,就可以观察到个体的追寻与国家的操作虽然目的不同,却在新自由主义时刻交会。

婧(Jin)与研究者诗灵从前并不认识。2007年,纽约市某个关注亚洲女性的反人口贩运组织运动者听说诗灵研究韩国女性在美从事亲密服务后便引介两人认识,婧同意成为受访者,分享她从南韩移民美国后以按摩为生的经验。婧是名娇小的40岁女性,在车水马龙的纽约法拉盛区街角见面时带着一抹微笑,胸有成竹的向诗灵点头,两人并肩走了20分钟回到婧的公寓,途中经过成排的店家都挂著中文韩文并用的双语招牌。婧于2004年底从另一名韩国女人手里转租了相对新颖屋况良好的七楼公寓,在那个阳光灿烂的午后,两人坐在开放式厨房的吧台边啜饮着绿茶,聊了两个小时。

诗灵的访谈工作属于一份在全球5个地点(南韩、日本、澳洲、与美国东西岸)研究韩国女性「人口贩运受害者」的私人研究计画。由于企业人道主义(Corporate humanitarianism)升温[1],南韩移民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in South Korea)与Bom-bit基金会联合策划了此一研究计划。Bom-bit基金会的创办人是南韩最大保险公司的执行长之妻贞惠元(Jeong Hae-won),她对南韩国内外媒体大量报导韩国女性被人口贩运逼入海外强迫卖淫表达高度关切[2]。韩国身为世界最大经济强国之一,却容许国内女性出口被逼做「性奴」,这让许多韩国人和美国人都觉得匪夷所思。更令人困惑的是,南韩才在2004年以打击人口贩运之名通过「反卖淫法」,大批非政府组织与相关倡议已经在国内和国际兴起,积极处理此一议题。Bom-bit基金会的研究计画同样也假设在海外卖淫的南韩女性都一定是「性贩运的受害者」,在它发给不同地点研究者的研究问卷里充斥着有关强迫、暴力、性虐待等等假设,例如问卷会问:「看管你的人(雇主、『妈妈桑』、经理、老公⋯⋯等)会怎样强迫你做你不想做的事?」[3]

场景拉回婧家的厨房吧台。诗灵试图照着预设的问卷问题向婧提问,但是这些问题却距离现实越来越远。婧是透过友人与同事介绍,断断续续在美国东岸不同的按摩店里担任按摩师,她对自己的工作描述如下:

婧:有些人只是为了按摩浴(table showers)、按摩或聊天而来。

诗灵:这些人是好客人吗?

婧:不是。

诗灵:那什么才是好客人?

婧:能速战速决的,洗个澡、做完爱之后就走的那种,才是最棒的客人。

婧的回答推翻了整个研究里所认定的前提:「性劳动对女人而言是全然加害而且女人无法在移民性工作中展现能动性」。对婧来说,如果客人可以在性交前把自己清洗干净、快速完事而不流连忘返,那么,要求性行为的客人比起纯聊天的客人来得更好。婧认为性只是身体与情感各种劳动形式中的一种,而且性能更有效(快速)让她付出的劳力得到回报,一个月可以赚一万一到两万二美金。和婧一样,其他受访者都不把自己视为人口贩运的受害者,只有一人说曾在工作场所遇到暴力事件,另一人则主动提到经历伴侣暴力(虽然问卷没问)。作为研究者,我们只能总结:研究计划预设了女性是性受害者,这与女性本身的说法有明显落差,我们需要更审慎的理解这些女性故事。[4]

本文想借由两个女人的故事来检视不驯的新自由主义主体如何成形。这两个女人(婧与京敏,皆为化名)都拒绝被标签为「性贩运受害者」,尽管她们的流动轨迹与劳动地点会让人联想如此。主流文化--包括媒体、反人口贩运倡议者、通俗讨论--倾向于将这些女性描述为沦落于困境中的女性,执法机构却倾向于将其视为出卖肉体的罪犯。这种矛盾的态度也因此影响了女性性工作者自我再现的模式与抵抗的策略。我们将这些奋斗座落在我们所谓新自由主义的三个根本矛盾里:新自由主义的非/道德、去/政治化、与无/人道主义。

透过仔细阅读婧与京敏的叙事,并将其与有关新自由主义、性别与性的现有研究知识对照,我们发展出分析的框架。之所以选择这两位女性是因为她们清楚批判了号称「保护」她们的反人口贩运倡议,婧与京敏对执法机构与号称维护她们「权利」的人道干预极度厌恶,这种厌恶也引发我们的好奇。为了理解这种矛盾,我们把两人的流动轨迹、愿景、和不满放入南韩与美国新自由主义发展的广大趋势中来理解。这批女人很策略性的规划移民和劳动条件,让自己成为性工作者--有些人称这个规划为「创建计划」(construction projects)--她们一方面体现了新自由主义的自我独立、自我管理、和自由市场(Brodie 1996),另方面却违反了新自由主义的关系异性恋(relational heterosexuality)与中产女性气质(middle-class femininity,Bernstein 2012),因此反而凸显了新自由主义的性侷限。虽然反人口贩运运动高举女性人权、性别正义、和国家提供的保护,实际上的操作却不但将性工作描述为犯罪行为,也持续强化性别、阶级、种族、与其他的全球不平等。我们认为,21世纪成形的全球反人口贩运倡议其实根本就是新自由主义治理的一部份,它建基于民粹运动、种族预设、文化战争、与性恐慌,以合理化对边缘主体的打压(Duggan 2003)。

Bom-bit推出的这个计划预设了所有在海外卖淫的南韩女性都是受害者,也要求研究者招募在性产业工作的韩国女性填答一份反映这些预设的问卷。我们将焦点放在那些移民到美国在按摩院和名为「沙龙房」的女侍俱乐部里工作的女性;沙龙房是为男性提供女性陪伴的空间,可以进行一些亲密的服务,包括按摩、谈天、唱歌、脱衣秀、和其他形式的情感劳动与娱乐劳动,也可能但不一定包括买卖的性关系。为了要找到受访者,我们一开始在网路、韩国社群报纸上刊载广告,也在韩国餐厅与卡拉OK的洗手间张贴传单(见注4),找到一些受访者后也以滚雪球的采样方式由她们介绍朋友与同事参与访谈。最后一共有13名女性同意参与,其中12名在沙龙房工作,一名在按摩店工作。本文两位作者过去累积了很多研究南韩边缘女性的经验,范围扩及成人与青少年的性工作者,在和婧与京敏沟通的过程中,这些研究经验以及我们对韩国性产业操作模式的认知使我们更加敏感于她们的位置,也多少拉近了研究者和被研究主体之间的社会距离。我们当然明白,透过访谈得到的是「座落于特定脉络里的知识」,而不是单一的「真理」叙述(Haraway 1988)。

即使受访者谈到她们的美国之路有时曲折且危险、她们的工作情况有时困难多多、她们作为非法外国人的不安与不确定感,但是她们的故事与全球和美国广泛流传的移民女性被迫卖淫从娼的通俗说法仍然形成鲜明对比。研究团队在其他地点的研究者也发现类似的结果,然而这些个别报告只留在记者会发送的光碟中,没有出现在Bom-bit基金会的纸本结案报告里。而且尽管未能证实韩国女性因为广泛的人口贩卖而被迫卖淫,在最终的结案报告里,主导计划的研究者仍然指出:性奴役无所不在,人口贩运更是危险,「这项研究的结果显示很多女性处于类似性奴役或性剥削的情况里⋯⋯因此,韩国女性进入海外卖淫的问题应该以强调人口贩运的危险来处理」(Bom-bit 2008, 52)。像这样违反研究成果而继续坚持人口贩运的威胁,也并非意外,因为联合国科教文组织(UNESC)的研究早就指出,有关人口贩运普及全球的说法其实神话多于事实,我们认为Bom-bit基金会处理研究成果的方式只不过再度示范,有关人口贩运的知识生产和流通往往是立足于意识形态信念、众口同声的压力、和虚假的权威上。

本文全文将「性贩运」以括号处理,倒不是说以强迫卖淫为目的的人口贩运不存在,而是为了要强调这个广为流传的词汇有着极不稳定而模糊的意义。「性贩运」一词的意义往往随着使用者与使用场合的不同而改变,可能指卖淫、入行、在性产业中经历暴力与剥削、或者被强迫卖淫。值得注意的是,2000年联合国通过的《预防、压制及惩治贩运人口议定书》(Protocol for the Prevention, Protection, and Punishment of Trafficking in Persons)将人口贩运定义为所有劳动场域中(不仅是卖淫)的强制劳动,并没有设定「性贩运」为单独项目。美国于2000年通过的《人口贩运受害者保护法》(Trafficking Victims Protection Act,TVPA)则将「性贩运」定义为「招募、容留、转运、提供、或取得个人投入商业的性行为(§103 (9))」。很显然,这个定义并没有提到强制,但却将「性贩运」直接等同于卖淫行为及其仲介。这个名词在法律上也没有什么效用,因为它并不包含罚则或移民优惠(Peters 2009),在TVPA中,只有强迫卖淫或未成年人卖淫被定义属于「恶劣的人口贩运形式」(§103 (8)),而只有「恶劣形式人口贩运的受害者」才有资格接受社会与移民方面的协助。Alicia Peters研究TVPA及其实施时指出:「『性贩运』所引发的道德恐慌扭曲了人口贩运的意涵,原本是个强制或胁迫劳动的议题,却被简化为只是方面的违反意愿」(2001, 20; 斜体为原文所加)。Laura Agustín(2006)同样主张,相较于其他形式的移民,女性移工若是为了从事性工作而移民,其「移民者」的身份立刻会被否决,然后被蓬勃发展而要求更严格管制边境并将性产业罪行化的「人口贩运」论述所涵盖。我们因此将「性贩运」视为一种论述设计,它立基于一种针对合法/非法的性与移民的特别思考和管理方式,而且带来性别、阶级、与种族上的特定效应。

 

「性贩运」:在统管技术与主体性之间

在此,我们探索何种新自由主义状况推动了南韩女性移入美国的亲密服务产业,以及她们如何以「性贩运受害者」的身分被笼罩在跨国反人口贩运的统治之下。新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与风险承担因而与新自由主义作为严厉的执法体系汇聚在一起,两者皆是千禧年以来太平洋各国实施新自由主义下的产物(Bernstein 2012; Choi 2013; Chuang 2006; Lee 2005, 2007; Park et al. 2013)。

新自由主义重构了南韩经济,也因而为女人飘洋过海找寻就业机会搭好了舞台。随着1997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历史性的紧急援助,南韩的劳动管理开始采用弹性为主要模式,结果造成以性别与年龄区分的严重失业,也扩散了非典型雇用关系与提早退休的现象。2002年全国总劳动力有51.6%是临时工、短期契约工、自由业工作者、人力派遣公司雇员、与日薪工人;2005年,这类非常态工作者的总收入只达到常态工作者的50.9%(Kim and Park 2006, 444–6)。就业能力与自给自足变成了南韩新兴福利政策的核心指标(见Song 2009),而这个转变对女性的冲击最大,因为她们一向就是南韩最主要的劳动后备军[i]。2002年,66.9%的女性要不是日薪工人就是临时工,然而男性只有35%是日薪工人,41%是临时工(Kim and Park 2006, 447)。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的统计数字显示,2005年南韩女性就业率只有52.5%,低于OECD的平均值56.1%;男性与女性之间的薪资差距在2007年超过了40%,是所有OECD国家中最高的(OECD 2011a)。2008年的经济危机使得性别化的失业再次发生,南韩劳动部发现,从2008年11月到2009年5月,98%的裁员发生在女性身上,在这段期间,共有877,000名三十多岁的女性失业(Yoon 2009)。由于企业减少招募新员工而倾向雇用有经验的劳动力,年轻人苦无就业机会或工作保障,在这样的时空背景之下,海外工作对某些二、三十岁的女性来说变成很有吸引力的选项,因为她们即便拥有大学文凭也很难在国内找到工作。

这些韩国女性有的在欧洲、美国、澳洲等地开始从事亲密性服务产业。她们梦想有机会带一大笔钱回到南韩开始新生活,因此也相信风险与辛苦只是暂时而且是可控制的(如果必要,也可以被隐瞒)。在海外的生活也给她们虚幻的承诺,以为可以同时追求其他梦想,如读书、发展专业、甚至结婚。然而移民管制迫使她们寻求非法入境的协助[5],到最后,简单的来说,决心移民就是在国内失业或未充分就业、与海外不安稳但可能改变命运的机会之间做一选择。

然而,韩国女性的离国外流在「性贩运」备受关注的趋势中越来越受到严厉的检视。全球或在地为了打击女性人口贩运而持续引介新法、强化执法、提供受害者庇护与从良的措施都产生越来越多潜在或合格的「受害者」人口。在南韩,《卖淫与相关行为之惩治条例》(又名惩治法,the Act on the Punishment of Procuring Prostitution and Associated Acts (or the Punishment Act))与 《卖淫防治条例与受害者保护法》(又名保护法,the Act on the Prevention of Prostitution and Protection of Victims Thereof (or the Protection Act))于2004年3月由韩国国会通过,新法打着「维护卖淫女性人权」的旗帜取代了1961年通过的卖淫防治法。

从南韩与美国政府以及韩国社会关注相关议题的公民团体的角度来看,婧与京敏这类女性是潜在的「性贩运受害者」。从2004年以来,每年发动的大举扫荡再度肯定了国家遏止「侵犯妇女人权」、恢复社会道德秩序的决心和投入。郑诗灵的研究发现,许多如婧一般的女性很清楚知道法律不是来保护她们的,也没门路或兴趣加入那些提供给卖淫受害者的「自立」计划(Cheng 2011a)。事实上,南韩的新法距离保护从娼妇女人权的目标甚远,那些不符合受害者条件的女人--例如没有负债但选择受雇于娼馆或沙龙房的女人,或者那些独立于娼馆自体营业的女人,或著经营其他性工作者但是自己也同时从事性交易的女人--她们都被视为罪犯。新法只为「真正的」受害者提供保护,只强化卖淫的污名,也因此将保护妇女人权转译成「维护女性贞操」(Cheng 2011a)。然而,在打击人口贩运的全球竞赛中,新法替南韩赢得了一个令人称羡的位置,在由美国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次人口贩运报告(2001)里南韩因为无法达成「打击人口贩运最低标准」而被评为「第三等」国家,但是2002年起都被评为「第一等」。事实上,2005年南韩还被举为「最佳国际实践」,2004年的新法则被认为是全球打击女性与儿童人口贩运的最佳典范。

有意思的是,在同一时期出现了许多报导,指称韩国女性被贩运到美国成为性剥削的受害者,或者已经是三温暖或娼馆的经营者但是却剥削自己的同胞。2005年以来发生过几次成功而高调的「性贩运」抄查行动,锁定的就是韩籍人士经营的三温暖或与按摩院,最为人所知的便是「镀金笼计划」(Operation Gilded Cage),2005年7月在旧金山指认了100位韩国女性,逮捕了其中的27人,随后也循线在达拉斯逮捕了42位韩裔女性(Gambacorta 2007)。2006年联邦探员抄查了美国东岸纽约、巴尔的摩、康乃狄克州的新哈芬、华盛顿、与费城由韩裔人士经营的按摩院,攻坚了18个此类场所,逮捕31人,有67韩裔女性被围捕以确认她们是否为强迫卖淫(Lengel 2006)。

我们不能苟同普遍的看法(如国家与相关运动者的论述),我们不认为南韩女性是被国际人蛇集团骗去或逼进性产业,也不认为(如媒体所报导)性工作者是因为国内扫黄而出国寻求出路。我们认为这股移民潮和相应而起的「性贩运」焦虑都是打造南韩成为新自由主义国家的过程和效应。如果将这些女性的经验与韩国国家政策如何指认并把她们当成人口贩运受害者来保护放在一起对比,就会看到个体的追求与国家措施在此新自由主义的时刻交织--尽管各自的目的不同。

 

新自由主义的矛盾

本文将新自由主义理解为个体与国家之间纠结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重组,但是此一重组是在一整组矛盾中展开的[6]。大体上来说,新自由主义说的是自由市场概念的兴起与同时并行的国家退出社会领域,它鼓励废除管制、私有化、与劳动弹性化。新自由主义国家更进一步认定其权力,将可被治理的主体定义为自我管理、自主自足、激励自我前进的。然而新自由主义的历史、表现、与效果在不同地点有极大差异,因此作为一个分析的范畴,它的用处有限(Ong 2006)。例如韩国的状况与在美国观察到的去民主化趋势相反(Brown 2006):经历40年军事与高压统治后,1990年代末期新自由主义改革在韩国刚好遇上了民主改革和公民社会的兴起,1997年,金大中(Kim Dae Jung)在金融风暴到来之前成为民选总统,南韩也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史无前例的550亿巨额贷款援助,金大中总统则成立了第一个国家人权委员会以及性别平等部(National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and the Ministry of Gender Equality),并支持大量公民组织成立。同时,政策也重整了结构,保证增加弹性的雇佣关系,工会因而削弱,以工代赈的政策被强化,逼得许多人因为失业或不完全就业而进入招不保夕的生活模式(Song 2009)。婧与京敏所经历的新自由主义及其实际操作也暴露出南韩脉络中的特殊矛盾与悖论。

 

矛盾一:新自由主义的非/道德

京敏在芝加哥市郊与研究者恩容相遇时年近30,她本来受过教师训练,毕业后却无法觅得教职,读大学时曾在暑假以旅行签证访美,当时一名友人介绍她去沙龙房工作了1个月,由于「颇享受那次的经验」,所以再次访美时京敏又去那儿工作了2周,有天还遇到一名客人给了她1万元美金作为学费。京敏回到韩国之后还保持联系,毕业后,京敏在纽约待了3个月,在亚特兰大待了1个月,工作的收益高,京敏完全没有负债。但室下次她想要再回到美国待久一点时没被允许入境,原因是太频繁的访美招疑,于是她请了仲介帮忙进入美国,她联系的沙龙房为她预付了14,000美元的仲介费。从那次起,京敏开始在美国境内不同地点的韩式沙龙房工作。

在访问前,京敏早已付清了上述积欠的债务,但是她仍在沙龙房里工作,不像一般人想像的那样是因为债务而留在这一行中。然而京敏也澄清,她的情况是特例,她认识很多女人身负巨额债务、沈迷毒品、或因工作而病。「大家都说我创下了快速偿还债务的记录,且不假客人之手,都是我自己工作的收入。」京敏与众不同,因为她在这个行业里很聪明也很成功,她本来打算存够了钱就回韩国,但现在已改变心意,想要在美国合法居留并开始自己的事业。透过她男友所雇用的仲介,京敏拿到了驾照,有了很大的移动力。

在沙龙房工作的女性往往自我创业,自我管理,可以用「공사치다」一词来描绘,此词常为韩籍性工作者所用,意指「创建计划」。在美国,这类计划确保了顾客回头,也让这些女性可以借由演出亲密也演出被放逐的受害者的落魄,以便从常客身上赚取比标准收费还高的金额。京敏的解释如下:

就像是「我妈生病,我妹生病,我要寄钱回家,我真的不愿意在这种地方工作,我不会喝酒,我的肝功能已经受到影响,但我很需要努力工作才能寄钱回家」,接着奋力地哭,努力地喝。(当这个顾客变成常客后)你就可以跟他上床,告诉他你需要一笔钱。这就是「创建计划」的运作方式,目的就是要从顾客手上挤出钱来。

换言之,「创建计划」是女性与顾客建立亲密关系的策略,她们扮演「受困的女性」,博取同情心以获取大笔现金。京敏告诉我们,她不会轻易同意顾客对性的索求或期待,而且她总是有办法脱身。在沙龙房里工作的女性多半不是倚靠性关系赚钱,而是透过性别化表演特定女性特质的情感劳动,以她们的青春、美体、放逐者身分来激起顾客的道德义务感。有些时候,与顾客的关系可能发展成长期的亲密关系,京敏的男友就是一位劝她不要在沙龙房继续工作的客人。把这种情感劳动称为「创建计划」,其实就是将傅柯的经济人(Homo oeconomicus)概念女性化--「以(她)自己来创业的实业家,以(她)自己作为资本,作为(她)自己的制造者,也作为(她)自己的收入来源。」(Foucault 2008, 226)

作为一名打造自我的自营者,京敏可说是新自由主义的模范主体--她的产品就是在沙龙房里展演的性与亲密劳动。她强调自己在工作中的自主性,将自我认同为「화류계요인」(女艺人,大约等同于「女公关」),表示不会因为自己的职业感到羞愧,她说如果客人表现粗暴,她会宁可放弃小费离开房间。京敏说自己的工作场所是「梦幻团队」,因为全体工作者会合力吹捧顾客消费酒类,但是同时也会保护自己的身体,悄悄地将酒吐进啤酒瓶或者是倒进冰桶,让服务生快速的收走,不留痕迹。京敏主张自我积极进取的心态,与其对自己工作环境的掌握度,都显示她抵抗了围绕沙龙房工作女性的羞耻与污名;她拒绝被与性工作相关的羞耻治理,因此用她的「创建计划」以及沙龙房带来的高收入作为她(作为有竞争力、自我进取的新自由主义主体)成功的明证。

京敏的叙述展现了她所纠缠的新自由主义有其矛盾:新自由主义显然非道德,但是却助长了保守的道德议程。新自由主义尽管明显对个人累积财富的道德问题没兴趣,但是也绝非不做道德判断,正如同Wendy Brown说的:「一方面它可以被用来达成治理的目的,如鼓励守法行为或保护传统家庭形式,另方面它也把主体描绘成自营者,并推广合乎常规的创业者精神。」然而这种道德观与道德自我的重新建构采取了「非道德」的样貌,它「拥抱彻底工具理性,以此与传统道德论述保持距离,它在日常生活的所有领域中都肯定市场策略,但是在表面上绝不管这些策略会被用来促成何种目的」(Brown 2006, 711 fn5)。

新自由主义采用市场原则来重组国家主权与公民身份之间的关系,这不仅重新组织了经济、政治与文化生活,同时也将公民主体转化为自营家和消费者。南韩政府与社会从1990年代就声称自己为「全球化的国家」:消费、生产、旅游、与移工的存在都可以替这种世界主义的身分背书。新的有关人类发展的论述因此专注于个人能力、责任、风格、与消费作为成功的表征。Nancy Abelmann、So Jin Park与Hyunhee Kim (2009)认为这种新发现的个人自由概念模糊了南韩逐渐增长的结构性不平等。其他学者也主张,这种新的新自由主义主体性在性别上有不良影响:女性透过消费行为(例如整形手术)追求美丽,因而深化了主体性的分裂,她们不但要做自由、独立、成功的女性,也要做可敬的、已婚的、但是独立的妻子(Cho 2009)。同样的,单身女性在房屋市场中对抗异性恋常规、争取独立居住空间,无意间也强化了新自由主义劳力市场所需的理想自我(Song 2010)。在这样的脉络下,新自由主义生产了一组新的「欲望主体」(Rofel 2007),这些主体是自由的、自足的、甘冒风险的,也认为自己的可能性是没有止境的。

当市场竞争被理想化,做为推动一切的引擎时,劳动力的竞争开始以特定的方式(例如,只有劳力市场中的某些产业是合法的,不包括性工作也不包括代孕),为特定群体(例如,移民者不能得到某些工作、权利与福利)设定限制。与此同时,国家竞争力与集体福利的论述面对这些变化,开始推进保守的道德议程。新自由主义公民主体主要是欲望的主体,相信自己有自由追求各种不同的自营/消费选择(Comaroff and Comaroff 2001; Rofel 2007),不适切的选择与欲望则被监管巡逻,生产出有等次的公民身份。

这样的转变也反映在南韩的卖淫政策里。2004年以前,根据1961年的《败德行为防治法》(Act to Prevent Immoral Behavior),买卖性的女性被视为「沦落的女人」(율라쿄송)。作为道德沦丧的主体,她们成为巡逻和惩罚的主要目标,同时也被视为「需要保护的女性」(ㅛ보호ㅛ손),因此被送往保护机关1年,有效地以监禁作为「保护」。这些保护机关对其居民是出了名的残酷与不人道,直至1990年代末期(Moon, 1997; Won 2010)。Won Mihae也发现拘留中心曾安排被拘留者与残障男士结婚;换言之,拘留中心的功能就是围堵这些「沦落的女人」,不让她们进入社会或者把她们限制在家庭场域里,因此才会把她们与同样也是社会福利不足、缺乏国家照护的边缘男性配对。

2004年的新法将「沦落的女人」更名为「性贩运受害者/被迫卖淫女性」,表面上从一个道德的论述转向人权的理性论述。为了保护卖淫女性的「人权」,国家支持女性NGO的网络,帮助「被迫卖淫女性」接受正规教育(多为年轻女性)或技职训练,如打扫、烹饪、驾驶、与美发等。目的就是要让她们变成「自立」的劳动阶级,远离性工作。新自由主义制度将「被迫卖淫女性」视为受害者而非罪犯,因而提供她们机会变成「脚踏实地的劳动者」,不再依赖国家(的拘留或福利)[7]。然而,这种「自立」政策的性别与阶级假设也使这些训练计划对于像京敏与其他受过高等教育且怀有晋身中产阶级欲望的女性毫无意义,她们只会继续失业或者不完全就业。

然而,保护「女性人权」也衍生出一个「值得」与「不值」的主体阶序。「值得的」是那些纯洁但被逼为娼的女性,因为她们还愿意重回正确的性别角色与家庭秩序;「不值得的」则是那些自愿出卖肉体因此理当承受惩罚的女性。这样的阶序呼应了Jesook Song(2006)的分析,他显示新自由主义福利政策指认「值得的」游民就是那些可以就业而且渴望回归「正常」的人(显然只关注到养家活口的男性)。Song的文章更进一步指出公民领袖、媒体、与一般人如何参与新自由主义的社会与道德治理。同样的,韩国反人口贩运政策的受害论述也强化了一向就把性工作者边缘化的女性贞洁道德价值,其「自立计划」旨在将女性劳动导向适切的性别与阶级位置。在这些相关游民和女性人权的理性、普世、与善意举措下流动的是一股巩固家庭、市场、与国家之合法性的道德暗流。同样的倾向也出现在美国,Elizabeth Bernstein的研究(2012)就发现,国家与非政府组织在反人口贩运行动中其实是共谋推动蕴涵着种族歧视与性歧视的议程,目的在于控制女性移民劳动者、遏制性的放纵、并维持固有社会阶序。从这些趋势看来,也难怪像京敏与婧这样的女性会发展出打造自我的「创建计划」作为另类的「自足」方式。

 

矛盾二:风险的去/政治化

婧在2007年与研究者诗灵相遇时41岁,已在美国工作3年。正如本文开头所引用的对话清楚显示,婧采采取了务实的态度在美东不同城市的按摩院中以按摩师的身份进行性劳动。高中毕业的她曾在首尔地区的销售业里打过零工,与丈夫离异已10年,丈夫并没恶待她,是个「不错的好男人」,后来婧在韩国与美国都是以按摩师为业独立生活,尽管很难对家人与朋友吐实,按摩师的工作所带来的高薪让婧无法放弃这份工作。

婧在2004年11月南韩新反卖淫法通过后2个月到了美国。她说让她出走的「决定因素」就是警方的扫荡--说白了,当时她在一山(Ilsan)市的一家按摩院工作,雇主将她通报给警察,导致她在首尔的家中被警察逮捕,后来被判定涉及卖淫,付了580,000韩元(相当于550美金)罚锾后获释。这次经验让她直接体会到新法如何严厉惩罚女性。她既不是被迫卖淫的受害者,也见不到比性工作更能营生的手段,因此觉悟到唯一的出路就是离开韩国到美国去。

2006年5月,婧在费城东部警方的扫荡中被捕,随后被送往「移民监狱」(由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所经营的拘留中心),在付了卖淫触法的罚锾后获释。她说:

我的雇主请了律师帮我,然后我再把钱还给雇主。律师很不错,我最后只付了6,500美元罚锾,我听说别人有付12,000甚至16,000美元的。当然,我得讲个好故事来博取检察官的同情⋯⋯我不能说雇主强迫,因为他并没有⋯⋯所以我告诉检察官,来美国做这种工作是让我存活下来的唯一选项,我也在个人故事里加了一些料,以博取更多同情,希望不要被罚得太重⋯⋯警方拘留我5天,随后在移民监狱又待了17天,后面那段时日很难受,地方不是不好,但是你只能吃吃睡睡。没法自由行动对我而言是一种屈辱

婧对自己与美国执法机关交手的描述显示出她尖锐的理解到受害者与罪犯之间的微妙位置差异。面对卖淫的指控,她强调自己的经济困境,还会编些「谎言」获取同情,但是她同时也谨慎的不把自己放在被迫卖淫的受害位置上。她并不认同反人口贩运论述说性工作本质上就是堕落,她认为最羞辱的经验反而是在移民拘留所里发生的。换言之,她的尊严立基于个人的移动自由上,性方面可敬与否无关个人尊严。

婧谈到南韩的反卖淫法时表达了对国家规范与控制的极端厌恶:

我不能说〔反卖淫〕法是错的,但是扫荡行动做得太绝了。做这种工作的韩国女性⋯⋯你不能把她们当坏人。我们在韩国不是有句话说:「只有牙痛的人才知道什么是痛」,那些出身好家庭,父母提供教育机会的人是不会做我们这行的。这些好家庭子女有安定的家和稳定的心智,但是大多数韩国父亲都很暴力,而母亲总是为小孩牺牲一切,在这种不好的环境中长大的人早就学了很多坏习惯。如果我在成长过程中享受很多爱,我一定不会做这个工作,但是我的父母对我很不好⋯⋯我在那种环境下长大,以后也不会相信别人。我根本就不相信别人也不相信自己,活到现在都是靠着个人意志。

婧对个人成长经验的回顾其实也是一种请求,她要求别人理解她在性别、阶级与家庭中所形成的脆弱,她知道自己做性工作得不到尊重,但是她没伤害任何人。婧重申她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心安理得,显然她并不把自己的处境归咎于政府或社会,她只希望不要被管理或控制。

婧奋力存活的的人生叙事和经验体现了新自由主义的第二种矛盾:社会风险的去政治化与国家安全的高度政治化。理想的新自由主义主体是个有见识的个体--有弹性、已壮大、敢实验、有创造力、而且对自己负责(Rose 1999)。当那些渴望快速致富的人开始聚焦投机式的积累、风险资本、与金融投资时(Comaroff and Comaroff 2001),新自由主义核心的经济全球化和「高度不确定」都对个别劳动者形成新的要求,强调他们有自由但是也必须有能力(有需要)承担风险(Harvey 2005; Sassen 2003)。当承担风险的伦理被提倡时,贫穷、患病与失业的社会风险就变成个人的负担。然而,国家从社会场域退缩,并不意味着国家就此弱化,相反的,借着诉求国家危机与社会危机,国家可以用边境管制和罪行化来正当化其干预与扩权,就像我们在南韩反卖淫立法里看到了反人口贩运政策的大幅成长(Brunovskis and Surtees 2008; Chapkis 2003; Kempadoo et al. 2005; Sharma 2005; Soderlund 2005; Sudbury 2005; Tambe 2005)。

婧在美国与韩国反复遭遇执法,这个背景就是新自由主义之下扩张的监狱国家[ii]。Kamala Kempadoo观察到,反人口贩运论述「在这个世界的后工业区域与南半球女性的罪犯化连在一起,并且也促成对这些女性的移动、身体、与性进行监管控制」(2007, 35)。Bernstein(2012)发现,美国的妇女运动在此发展中扮演了极为关键的角色,她创了「监狱女性主义」(carceral feminism)一词来表述此一现象。韩国的妇女运动也同样催生了2004年的新法,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妇女运动对法律的评估几乎都会包含要求严峻执法消灭卖淫,她们坚持要用刑法处理性工作,其结果就是扩大国家的惩罚力。她们不但不挑战不断快速加大的经济不平等以及其对女性的特别冲击,反而高举「家庭价值」来填补国家和企业资本所形成的漏洞。个人责任取代了国家义务,被用来解释诸如贫穷之类的不幸境遇;刑事司法系统则积极介入以扫除社会混乱所形成的各种放纵。

此外,反卖淫法也促成了「强化边境」的有力实施(Pickering and Weber 2013, 106)。美国政府和公民团体往往诉求自身的奴役经验,不断重申「现代奴役」不符合美国的民主价值,因此必须彻底消灭。标定用来打击人口贩运的资源大部份流往边境管制、扫荡卖淫、巩固安全国家、与强化对流动身体的监管(Bernstein 2010; Brennan 2008; Chapkis 2003; Chuang 2010; Sharma 2009)。韩国也同样:强调警力监管,胜过福利预算。在2004年法案通过后,韩国警政署(National Police Agency)建立了3个新分支[8],并增加了20,000名警力参与打击卖淫和寻找失踪儿童(Seoul Daily June 4, 2004)。2005年,警力部署的花费超支了110亿韩元(原预算的50%)[9],而为「被迫卖淫女性」所设立的福利支持系统增加了24亿4千1百万韩元(从2004年的38亿9千9百万到2005年的63亿4千万)。也就是说,2005年警力部署多出来的花费5倍于为「被迫卖淫女性」增加的福利服务(Women’s Development Fund 2006, 6)。

在南韩,反人口贩运法强化卖淫为「外来之恶」的印象,以此确保了国家的象征边境。首先,韩国妇女运动者与学者越来越有共识,认为卖淫并不是韩国本土文化的产物,历史学还把卖淫描绘成军事侵略与资本主义父权的产物:从日本殖民时期开始(1910–1945),接着是1945年以来的美军占领,接下来的日本帝国主义(1960-1970年代的Kisaeng观光),以及最近西方性态度与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入侵(Cho 2004, 2005; ref. Cheng 2010a)。学者说自愿从娼不是韩国女性会做的选择,因为韩国女性不像西方女性,她们是被社会经济状况所逼才从事性工作,因此这些「性贩运受害者」也是带来经济苦果的全球化的受害者(1997年的经济危机在韩国被称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危机」)。娼妓在此不但代表了女性在韩国承受的压迫,也象征了国家被侵略。扫荡娼妓因此对恢复国家自主与恢复端庄女德都非常重要。娼妓也因此变成一个方便的修辞来斡旋国家的象征边境。

其次,「被迫卖淫女性」因为女性气质被践踏而丧失了公民权(Cheng 2011b)。按Bridget Anderson所说,被迫卖淫女性的概念在国内生产「我们与他们」之间的鸿沟界限,形成新的「社群共识价值」(2013, 2)。从事性工作的女性违反了贞洁理想,因此只能以「失败的公民」来理解(the Failed Citizen)(Anderson 2013, 4),她们只能透过「自立自足」的训练来获得技术、正确价值、以及社群归属。被迫卖淫的女性及其犯罪的对照组--(自愿卖淫的)娼妓--因此有着监管「国内边境」的功能(Pickering and Weber, 2013, 93)。

 

矛盾三:自由主义的非/人道主义

就在第二次访问的尾声,京敏主动要求说说她对「性贩运」的想法,因为她对调查问卷中先入为主的强迫卖淫假设感到很不舒服:

电视上的人口[性]贩运报导都太夸张了。「女性被捕,她们被人口贩运」听起来比较有煽动性,但是你知道2005年那些〔因镀金笼计划〕在加州被捕的女人后来怎么了吗?她们付了1700美元[10]罚款后都自由了,没有被遣送,继续工作,不用回韩国⋯⋯大家都是来美国赚钱的,心中想的是:「我只要努力工作一整年,赚到了钱就回家。」

身为第一线的观察者,京敏点出不仅人口贩卖与卖淫的报导太过耸动,像「镀金笼行动」那样的反人口贩运执法也只是闹剧,甚至干犯司法,用消费边缘女性来作秀。对京敏来说,像她这样的女性移工根本就是拼命把握机会努力赚钱,这怎么是「人口贩卖」?是她自己选择犯险进入美国,在仲介的帮助之下先飞到墨西哥市,然后躲在汽车的后车厢里,从提华纳城(Tijuana)进入洛杉矶。

我们认为京敏的评论是在批判各种废止卖淫的计划(她参与访谈的Bom-bit计划就是范本),也就是企业与非政府组织以人道主义之名进行的结盟合作。在Bom-bit计划的结案报告中,基金会创办人贞惠元写道:「自从2004年反卖淫法通过以来,人们越来越关注在本国卖淫的女性受害者,但是却没有多少人知道那些在海外卖淫的韩国女性所遭遇的痛苦」(2008, i)。她接着哀叹富裕如韩国却让本国的女性在海外从事卖淫:「我们的国家是全球第11大经济体,也是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的会员国,但我们却背负著卖淫(女性)的主要来源国之臭名。」(Bom-bit 2008, ii)。性别平等部人权促进处的处长李基洙(Lee Gi-soon)则更直接的表达她的见解:「海外卖淫已成严重问题,有关国家形象的焦虑正在攀升。」贞惠元呼吁所有韩国人加入反卖淫的争战以保护韩国的「女儿们」;李基洙重申政府已在打击卖淫上大力投入以创造「没有娼妓的光明健康社会」(Bom-bit 2008, iii);立法委员赵裴淑(Cho Bae-sook)则希望「有一天这个社会再也见不到娼妓」(Bom-bit 2008, v)。与此对比的是像京敏和婧这一类的故事,它们只会被烧录成光碟成为结案报告附录的一部份。

婧和京敏拒绝让自己的经验被有关受害者和国耻的论述扁平化,她们拒绝无辜受害者的角色,因为这样会使她们成为非法、无力、只能被保护的对象。她们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考量实际上能得到多少好处,不论在物质或道德上,「权利的代价」都太高(Choo 2013)。事实上,在婧与京敏的故事中有个核心的主题,那就是女性移工利用自己的女性特质和性,在一个欲望不断增加、可能性却不断减少的世界里追求更好的未来,却发现自己必须和新自由主义透过跨国反人口贩卖措施网络来体现的性与监狱计画不断斗法。这个不断扩大的法律、媒体报导、与非政府组织网络不断升高对人口犯运的焦虑,认为那是性犯罪和边境管制的问题,也因而略过了贫富差距的激化、性别化的不平等、雇佣关系的弹性化、以及移工人权被剥夺以致于造成更多非法的、不安全的移动。我们认为这些矛盾体现了新自由主义治理的内在模糊性,因此,我们认为新自由主义的第三个矛盾就是一方面继续制造并摧残脆弱群体,另方面庆赞来自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人道/慈善回应。

京敏把她自己的移民过程座落在她那一代失业的「이태백」脉络里(이십대태반이백수意指「20几岁的年轻人多数失业),这个名词反映了南韩新自由主义改革自1997年以来对国内年轻人所造成的巨大伤害。2003年整体的失业率为3.4%,其中15至29岁的族群占12%(National Statistics Office 2004)。2006年20-29岁族群的失业人数为340,000,占全国总失业人数823,000的40%(National Statistical Office 2007)。2011年,南韩没有就业、就学、受训的年轻人在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会的会员国之中比例最高,一般国家15-29岁的族群平均只有19%是没有就业、就学、受训的(OECD 2012)。高比例的南韩年轻人手拿高等教育文凭却失业或不完全就业(OECD 2011b, 14),有着大学学历的年轻女性失业数字在2010年2月时破了记录,总人数达到196,000(Lee 2010)。之所以形成如此高的青年失业率,原因之一就是劳动市场的需求转向与年轻人的知识技术形成落差。京敏说她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去了美国。

我在韩国毕业时得到了家政教育的学位,全心准备要通过考试成为公立学校教师。然而第七轮教改把家政教育并入了科技教育,教科书也改版,我们的专业没用了。我真的很想当老师⋯⋯毕业之后我在私人教育单位工作,一个月赚150到200万〔韩元〕〔约等于1300到1700美金〕。由于我不是从首尔(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延世(Yonsei)或高丽(Korea)等有名大学毕业的,所以找不到太多家教⋯⋯这真是太让人灰心了。我想到美国来赚很多钱然后回韩国经营自己的事业,所以就决定来美国了。

一名受过专业训练的女教师来到美国变成了女公关,这种情况需要被放在更大的脉络里理解,其中的因素包括:教师训练与教育政策改革之间未能接轨、就业市场太过着重学校的出身血统、以及韩国年轻人的性别化失业状况。

新自由主义的发展强化了资源与财富的分配不均,制造了更多弱势人口,同时又由国家与非政府组织联手支持一套人道/慈善的回应。Roy(2012)主张,对于贫穷的关注其实助长了新型市场规则的建立,实际上,很多人道与慈善干预最终支持的仍是主流关注,并且复制了陈旧的性别、种族、阶级、国族阶序和分野(Adams 2012; Fassin 2011; Ticktin 2011)。因此,这些「解决方案」滋养了原本要解决的问题,反而形成共生关系。正如京敏的批判显示,反人口贩运政策与倡议推动了种族化/性化的政治议程,也复制了西方中产阶级女性倡议者和她们代言的第三世界女性之间在社会、道德、全球上的分野(Agustín 2007; Dozema 2001)。这种代言完全不处理结构性不平等的激化,而正是这种激化迫使了某些女性群体和男性群体选择有风险的跨国移动。

 

不安分的新自由主义主体

我们已经论证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是怎么造就了大批从南韩移动到美国投入亲密服务产业的女性,又如何同时透过「性贩运」产生的焦虑来规范这些女性。国家、媒体与非政府组织要不是将这些女性建构为某些神通广大的跨国犯罪组织网络下的被动受害者,就是将她们诠释成应该被重罚的性偏差份子,借此也呼吁国家加以保护或控管。不管怎样,这些描绘都合理化了保守的性议程,强化了国家安全的壁垒,并造成新自由主义国家与企业合营的人道主义。本文所标示出来的新自由主义内在矛盾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性移工如何矛盾的既体现又挑战新自由主义论述。婧和京敏其实体现了新自由主义的一些核心价值:自立自主、创业动力、与冒险精神,但是她们同时也僭越了新自由主义的性与性别限制,因为她们的移动是为了成为性工作者(而非从事家务工作、工厂劳动、或农场活),也因而承受了国家或非政府组织最严厉的规范管理。本文将她们的奋斗放在反人口贩运措施的大趋势脉络中检视,点出新自由主义的三个矛盾:非/道德、去/政治化、以及非/人道主义。这三个矛盾仅仅部份捕捉到婧和京敏试图跨过国家边境,在道德、政治、社会与性的版图上找路前行时所经历的各种奋斗,特别是在她们做为独立而有抱负的主体以及她们对抗国家和非政府组织的反人口贩运干预之间的张力。

我们认为新自由主义形式的全球化是异质而矛盾的,并且衍生了性别化、种族化、与性化的不同效果。我们对京敏和婧的叙事分析凸显了谨慎处理女性移民生存经验的重要性,她们用自己的方式来理解和颠覆看似散落却又相互组合的性别、性、国家、和国族霸权(Gibson-Graham 1996; Grewal and Kaplan 1994; Kim-Puri 2005; Mohanty 2003; Pratt 2004)。Spivak曾警告,不要简单化移民的主体性,若是「仅将移民视为知识与政治实践运动中无历史影响力的客体」(2000, 354),那是很危险的。全球化的过程并不一定是一股无法控制的、蹂躏「第三世界女性」身体的力道,因为这个过程确实也开启了空间,让新主体与新生命得以出现。因此,敏感看待另类自造计划的可能性,才能理解韩国移民女性在美国的亲密服务产业中如何与反人口贩卖的论述网路斗争,抗拒后者用特定的性别、性、与全球化概念来锁定女性的位置。

这些女性的奋斗与往日不同的是:她们追求向上的社会流动性(拥有自己的生意、支持自己受教育),也追求在家庭空间之外的财务独立与社会独立。她们赚钱是为了自己,而非家人。再者,她们积极抵抗性劳动的污名,批评政府伪善的扫荡她们的生计和独立的工具。她们发现自己的「创建计划」不仅与打造民族国家的计划唱反调,也因而落入刑事司法单位、媒体、与非政府组织的严厉检视之下。在我们已经详述的两个移工故事中,驱动这些女人的欲望、野心、与冒险来自新自由主义带来的变革,它召唤公民自我管理、积极创造、努力竞争、并面对全球。

然而,婧与京敏同时违反了性别、阶级、性、与国家的边界,这样的越界使她们必须屈从于国家、女性主义运动份子、与创造文化的记者的管理冲动之下。国家的政策实践使女人只能以「性贩运受害者」的身分现身,将她们扁平化成为男性欲望的客体,同时复制了女性特质的意识形态,把家内场域视为女性正当归属的国度,把贞节当成女人唯一有价值的特色。这些实践也为这些女人在肯定其性自主权时增加了障碍,阻隔了她们作为公民主体的权利与权益。「性贩运」的论述聚焦于性暴力,反而掩没了伤害移民女性的各种弱势与恶待,反「性贩运」的论述和行动使得像婧和京敏这种女性的生活变得更加危险。南韩与美国政府以狭隘的聚焦卖淫来推动反人口贩运的全球计画,忽略了移工女性在其他方面承受的劳动恶待,这样只会使已经存在的弱势情况更加恶劣,特别是那些以非典型手段追求自给自足的新自由主义理想主体。

Constable在检视亲密关系的跨国商品化与消费时指出:「有关亲密的论述常常与性别和家驯化的概念连在一起,视其为礼物馈赠而非市场交易」(2009, 49)。把婧与京敏这样的女人放在「性贩运受害者」这种空泛的标签下,不但根本不符合她们自己的移民和劳动经验,也复制了女人和家庭之间的意识形态连结,复制了性和市场之间的区隔。婧和京敏并非特例,这些韩国女性自愿移民至亲密服务业里,她们的劳动或许不是道德许可的,但却是合理的自我提升策略。要了解她们的性别、性、和工作逻辑,我们建议重写这些女性跨边境移动进入亲密服务产业的故事,以便开启空间让多元的叙事与情况得以浮现。Marcus便曾分析「强暴脚本」,说它们总是把「女性身体描绘为脆弱的、可侵犯的、可穿刺的、且被伤害的」(1992, 398);同样的,「反人口贩运的脚本」也把女性身体假定是空洞的,需要保护不被侵犯,最终则纳入家户/国家的场域。在这样的理解下,女性的性总是被动的,只是男性消费与侵害的焦点(Marcus 1992),女性的性主体与自我打造就此预先被设定了。但是若能僭越传统性别与道德常轨所分派的角色和空间,那么每个女性的奋斗故事都可能在新自由主义中的痉挛中创造新的自我成形的道路。这些新轨迹将在国家的紧缩和全球流动中衍生,并重新铭刻个人的性和自我,改写反人口贩运脚本在描写这些女人的移动时扩散到媒体、政策、运动领域的性别化暴力逻辑。

只有当我们脱离对全球化、西方/亚洲世界、男性/女性的本质化思考,脱离主流对女性端庄和纯洁的信念时,我们才可能理解像婧和京敏这样的女性所成就的「创建计划」。她们透过这些计划来和物质不平等斗争,也和国族主义性别暴力周旋。她们的移动和劳动提供了独立的途径,当然她们推进自我的欲望也可能复制剥削的结构,然而她们让我们看见了国家与国族主义的不稳定,看见了这些看似稳定同质的建制是因为持续受到挑战所以需要持续强化自我。婧和京敏移入亲密劳动但是拒绝被当成受害者,她们的生命因此揭露了新自由主义的性侷限。这些女性可能体现了独立、负责、和自足等等新自由主义的最高伦理原则,而且她们的幸福完全不必靠国家支持,然而她们的商业性劳动却使得她们承受国家的监督惩罚。换言之,如果我们不把全球化视为一个宰制/侵犯的简单过程,或许可以在观察新自由主义主体和新自由主义国家政策的彼此建构过程中--即便在看似毫无疑义的「性贩运」现象中--也可以看到新的认知。

 

志谢

英文原文发表于Social Politics 21.3 (Fall 2014): 1-27。两位作者感谢Elizabeth Bernstein在文章编辑上细致且耐心的指导,同时也感谢两位匿名读者鼓励的评语与修改建议。本文的研究慷慨地由Bom-bit 基金会赞助。

 

 

[1] 「企业人道主义」指的是由商业部门以「企业社会责任」之名发起的慈善事业。虽然这种人道主义声称要解决人类的受苦,但多半最后提升了私人单位的形象,同时强化了全球资本主义秩序所产生的不公义。因此,企业人道主义呼应了一种批判分析,这种批判分析钻研人道主义在想要减轻别人受苦之外的政治社会蕴涵,特别是对现状的复制。例见:Didier Fassin于2010年以「生命政治」(politics of life)角度检视人道主义;Illan Kapoor于2013年批判「名流人道主义的奇观」(the spectacle of celebrity humanitarianism)如何将不平等去政治化;Elizabeth Bernstein则于2012年指出,强调以罪行正义方式处理跨境人口贩运,其实就是「军事化的人道主义」(militarized humanitarianism)。

[2] 例如,在2006年,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主打了一则名为《性奴日记》(Diary of a Sex Slave)的4段式特别报导,记者Meredith May追踪一名在旧金山娼馆卖淫的韩裔女性。第一部:〈旧金山是走私和奴役的国际犯罪网络中枢〉,2006年10月6日;第二部:〈年少无知〉,2006年10月8日;第三部:〈无法自主的买卖〉,2006年10月9日;第四部:〈性奴被释放但困住〉,2006年10月10日,《旧金山纪事报》,见http://www.sfgate.com/sextrafficking/ (last accessed August 14, 2008).

[3] 此为直接从给受访者使用的韩国问卷翻译得来。

[4] 本文的两位作者于2007年5月至2008年4月间在东岸与芝加哥区合作,其他研究者则负责美国西岸、日本、澳洲与南韩(访问归国者)。Bom-bit的问卷由受访者亲填或访问人透过电话访问,代为填写。我们一共深入访问了7名女性,访问时间约2至3小时不等,所有的访问都以韩文进行。婧由郑诗灵访问,京敏(Kyungmi)则由金恩容访问。在Bom-bit计划的69件访问中,纽约与芝加哥区的受访者占了13件,虽然这些受访者多较年长,受过教育,此部分的人口构成大致上与整个计划相呼应:47%(6名)介于20至29岁(整体的比例则为60%);62%(8名)从未结婚(整体为86%);70%(9名)受过大学教育(整体为52%);77%(10名)因雇佣关系来到美国(整体为83%)。总体来说,我们采访的妇女从23岁到49岁不等,平均年龄为33岁。

[5] 2008年11月美国通过了南韩可免签入境,南韩国民获准至美国从事商业或旅游,在无需核发签证的情况下可停留90天,需要协助的事项也从非法入境转为无证居留。这样虽然减少了非法入境的数字,在美国非法居留的韩国人口则从2010年的170,000人急剧增加到2011年的230,000人(Han 2012)。

[6] Lemke (2002) 以傅柯的治理概念为基础,主张新自由主义形式的政府发展需要以两种不同形式重新建构国家与其国民之间的关系:(一)加大权力的特殊的国家机构直接介入,同时设计间接的技术来领导或控制个人;(二)国家使用间接策略使个别主体(以及集合主体,如家庭、协会等)「负起责来」,而疾病、失业、贫穷等社会风险与社会中的整体生活皆被转型成「自我照护」的问题。

[7] Thu-huong Nguyen-vo在检视后社会主义越南的新自由主义治理关系时指出,国家相关机构号称具有各种形式的专业知识来规训那些赚钱高过自身价值、花钱也超过其阶级位置的娼妓,以便「呈现底层女性的真相,她们在以阶级、性别、越南国家文化为本的全球分工结构里脚踏实地工作」(2008, 115–6)。

[8] 2004年6月成立了「性贩运受害者紧急支援中心」(Victims of Sexual Traffic Emergency Support Center,又名117中心)(Korean National Police Agency 2005, 123)。女性与青少年支部(The Women and Teenagers Division)早在2002年由首尔都会警察厅(Seoul Metropolitan Police Agency)开办,到了2005年由韩国警政署经营。2004年通过反卖淫法(National Police Agency 2010, 441)之后,其他地方机构也创立相关单位。为协助并支援性暴力、校园暴力、家庭暴力与性贩运的受害者,一站式服务中心(The One-Stop Service Support Center)于2005年8月创立(Korean National Police Agency 2006,191–193),隔年,全国已有14个类似性质的单位(Korean National Police Agency 2007, 102)。

[9] 在预算仅为200亿韩元时,监管花费的确切数字已达310亿韩元。2004年的帐目(0.74亿美元)动用了预备金(11万韩元)来支付。

[10] 京敏的故事暗示这些女性被捕时没被当成性贩运的受害者,而是以卖淫起诉。

[i] 译注:原文为reserve labor army,为马克思在《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提出的概念,指的是资本社会当中的失业与不完全就业人口。

[ii] 译注:expansion of the carceral state(监狱国家的扩张):指是傅柯提出的规训和细致到介入生命的政治,这样的制度是利用某种内在监视的力量规范社会中的个人,而非强制的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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