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仇恨框架:访谈崴洛克与布朗斯基(翻译)

(Kay Whitlock和Michael Bronski出版的新书《反思仇恨》Considering Hate: Violence, Goodness, and Justice in American Culture and Politics,刚好很适合美国佛州同志夜店屠杀案后美国主流政治倾向仇视凶手少数族裔背景的社会氛围。这是Lindsay Beyerstein1对作者们进行的访问,由何春蕤翻译成中文)

「considering hate」的图片搜寻结果不管是任意连续杀人、破坏回教清真寺、或是歧视攻击酷儿青少年,美国人都会很快的把这些举动归因于仇恨。「仇恨犯罪」的标签也鼓励我们谴责那些出于极端个人成见而采取的行动,看起来好像我们追求和平社会的障碍就是那一小撮偏差的家伙。然而事实上,我们社会长年支持各种暴力行为,而这些暴力的对象正是仇恨犯罪的同一批受害者。极端份子其实就是我们社会的产物,他们之所以会仇恨犯罪就是因为在周遭的社会里耳濡目染,习惯了支持大批监禁、武装巡逻、学校直送监狱的措施、以及其他各种结构性暴力不成比例的施行在有色人种、酷儿和跨性别、或其他性别不驯者、穷人身上。

本文作者之一的崴洛克(Kay Whitlock)是个独立学者,研究的主题是结构暴力,与同僚共同创建了〈刑事不法〉(Criminal Injustice)部落格系列,探究有关罪行、罪犯、和司法体系的各种迷思,寻求拆解监狱工业组合。另一位作者布朗斯基(Michael Bronski)则是Dartmouth College的教授,著有获奖专书《美国酷儿史》。两人近年合作撰写了《反思仇恨:美国文化和政治中的暴力、良善、与正义》(2015)。

记者:什么是「仇恨框架」?

崴洛克:「框架」就是形塑人们如何认知议题的思想或修辞路径。框架总是预先框定了我们处理特定情况时的趋向。

在美国的进步政治里,所谓仇恨框架有四个假设:第一,仇恨只深植于个人非理性的成见以及对差异的恐惧和厌恶里;可是事实上,仇恨也存在于历史文化脉络里,存在于意识形态和优势主义里。第二,仇恨就是仇恨,其他细节都无关紧要。第三,仇恨政治关切的就是那种因为个人成见走火入魔而形成的疯狂非理性感觉;也就是说,仇恨与社会结构无关,也无关权力阶序,无关建制措施。第四,仇恨是由那些违反普世公平标准的极端主义者、适应不良者、特立独行者延续的,文明社会因此不能容忍仇恨暴力,应该加以唾弃。

在现实里,文明社会其实并不憎恨那些所谓针对边缘脆弱群体的仇恨暴力。相反的,文明社会本身一直提供各种模式、政策、做法,将有色人种、酷儿、残障、甚至某些女人持续边缘化。仇恨框架则模糊了这种对结构暴力的思考,反而说我们应该追捕的只是那些疯狂的极端份子而已。

我们这本书的核心问题就是:仇恨如何被政治目的动员使用,而这种使用又如何毁掉了好好谈谈结构议题的可能性。

记者:你觉得那些监督组织积极监视仇恨团体其实没什么用?

崴洛克:我们必须认清,明目张胆的种族歧视、外族恐惧、反酷儿想法随时都可以从我们所知的边缘借力以进入主流政治。但是称呼它们为「仇恨团体」是不太准确的,那就是把许多不同的历史收拢在一个单一的、过分简化的模板上,也使人错误的以为仇恨「存在他处」、「是极端的」。可是真正的问题其实就在主流美国的公民生活和文化里,因为根本就很难区分所谓「仇恨团体」的宣传说法,和文明的公民/宗教领袖在减缩或拆解过去民权及经济正义成果时所采取的行动。

那些(仇外的)本土唯上论、白人优越主义、以及活跃的反LGBT团体们或许肆无忌惮的表达了自己的优势信念,但是这些意识形态本身却是和拓殖殖民主义、原住民灭种、奴役制度、优生运动、经济剥削等等完全「文明可敬」的计画一样古老。仇恨对我们的政治而言非常重要,但是人们却不愿意承认自己心中有恨,就连我们公认最可恨的煽动仇恨者,例如新纳粹主义,都常常拒绝承认他们仇恨他人。

布朗斯基:他们有时承认有时否认。我在Dartmouth教「同志研究入门」时曾经想要讨论1998年被打死的同志大学生Matthew Shepard的案件。学生们都看过相关的纪录片“The Laramie Project”,他们也认同死者,大部分学生甚至说他们痛恨凶手。人们在这种时候好像都很急切的想要站在仇恨的这一边,但是用一种审慎的方式表现仇恨,自我感觉很好。

可是我想要学生们在仇恨的框架之外思考这个案件。这并不仅仅是一个可亲的、可爱的、年轻金发男同性恋被冷血谋杀的简单恐同案,我想要学生思考更宽广的例如性别举止、贫困、甚至地域等等议题。另外,人们从不认为自己仇恨别人,总是说自己被别人恨,但是一旦他们真正遭受仇恨,很快就会有欲望要恨回去。

崴洛克:大部分新纳粹主义者会说他们的主旋律是爱,其实,几乎每个人都会说自己的政治理念出自爱。不过你要是读读留言里的各种讨论就会知道不是那么一回事。

不管是左是右或是中间,人们常常用自己所厌弃或蔑视或反对的人来建构我们自己的美德。这在进步圈里就和右派圈里一样常见。

记者:所以,在左翼里,我们也是用仇视监狱工业体或暴力警察来定义自己?

崴洛克:仇恨的语言是很好用的定位器,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用。我也用。但是我会不断要求自己要细致的看待议题。

你没法说2014年美国密苏里州佛格森城一个手无寸铁的年轻黑人被警方枪杀而发生暴动时警方所使用的极端暴力是出于他们对黑人的仇恨。事情远比这个复杂。其中有一个根源是白人优势主义的意识形态,但是人们当然有可能因为不管别人死活或者对他人的命运全然冷漠而十分残暴、轻蔑的对待别人。

记者:你是说佛格森警方的暴力处置不是出于深刻仇恨,而是根植于「黑人不是人」、「黑命不关天」的社会意识形态吗?

崴洛克:我认为这些因素都有。美国从开国以来的政策和措施一向就不把黑人的生命当回事,这种冷漠彻底到连非黑裔人口自己都不明白他们的冷漠或蔑视是从哪来的。很多时候这种种族歧视不一定是沸腾可见的,但却是深刻编进社会文化肌理的,这么一来,政策就很容易向着追捕那些干犯仇恨犯罪的人倾斜,反正我们已经知道要针对哪些人。不过,牵涉到一整个城市的时候,例如佛格森、克里夫兰、芝加哥、奥克兰,问题就大了。

布朗斯基:会做出那种可恶的仇恨暴力举动的人往往有个特征,就是他们常常视自己为受害者。佛格森警方可能就认为自己被利用了。另外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三K党总认为自己是黑人权益提升下的受害者。我们分析时绝不能漏掉这个因素:三K党认为自己是体制的受害者,而且往往比在他们手下受害的人还要受害深重。

崴洛克:白种男异性恋的权力结构在面对抗争时总是会把自己呈现为受到抗争者迫害的受害者。

你们这本书的重要主题就是失能(俗称残障),你们描述了数个世纪以来,失能是如何被理解为可恨的状态,因而有正当理由使用强制手段处理,例如把失能者放逐或者关进机构里。如果失能者被视为怪物或本质上就有罪犯性,当然就可以轻易的把对他们的恶待,看成是社会自我防卫的举动。 

崴洛克:失能者常被想像成恶魔、变态、或缺陷,这些标签也被用来描述位置不在权力阶序中央的所有群体,因此有关失能的问题辩论也会涵盖印第安原住民、非裔黑人、投票权、公民权、甚至包括女人。不过,其中也常常出现矛盾的动能以处理强大的焦虑:失能者因而被建构为罪犯,是恐惧和厌弃的对象,同时也是被施恩怜悯照顾的对象。

布朗斯基:我有个朋友在Tufts大学教「失能研究」,他说他在课堂上用了1931年Fredric March主演的电影Dr. Jekyll & Mr. Hyde(化身博士)的片断。当年轻英俊的男主角喝下药水变成疯狂杀人的Mr. Hyde时,他的转变非常明显,皮肤立刻变黑,牙齿残缺,驼著背,身体变形,看起来就是个非裔黑人。这印证了常见的迷思:非主流的人(包括非裔美国黑人)往往是残障而邪恶的,这部好莱坞片以短短的90秒很具体的显示了这一点。

记者:在书中你们指出不受欢迎的群体往往被定义为比较不利的位置,例如失能者被定义为次等,女性和黑人也被拿来和白男的理想形象相较,被建构成身体缺陷不足。

崴洛克:我们在书中决定以失能做分析的视角,其实我们也可以选择种族、性别、酷儿做视角,同样可以进行深刻的分析。性别、性别规范、阶级、种族其实都在我们说的这些故事里交织,而我们之所以在说故事的时候强调各种不同压迫的交织,为的就是要显示进步运动若是以孤立的、平行的、单一议题的方式来打仗将会有怎样的后果。

记者:你们是不是认为「仇恨犯罪」中的仇恨因素,其实跟一些社群雇用压制型的保全力量是出自同一种冲动?

布朗斯基:就某种简化的意义来说或许是同源,但是我们应该切实的检视每种利益,设法理解每个个别情况,看看它是如何镶嵌在更大的结构模式里。最好不要因为行为类似,就把人都归于同一类。

崴洛克:特殊的、戏剧的、耸动的、不把边缘群体的人当人的暴力行为,例如攻击者立意去抓一位男跨女,或者「给那个南美移民一个教训」,这些往往很容易引发充满正当性的义愤。当然上述暴力行为很严重,在视觉上形成一些可怕的场景,人们觉得需要做出回应,于是全面动员聚焦于随机杀人或者各种暗杀的案例。就像我们在书里说的,恐惧本身就会有后果,它让我们动起来。

然而,人们没注意的是,不管谁掌权,我们仍然年复一年的看到结构型的暴力在最文明而私密的场域里继续发生。这种暴力是稳定的、持续的,也是全然庞大的。我讲的就是监狱、拘留所、精神病院,以及全然警戒、有着绝对仲裁权、可以把犯了小错的孩子送入罪犯/司法系统的那些公立学校。这些被关在机构里的失能者都被绝对的权力看管,承受无比的暴力。

我的第一本书在2001年就挑战了这种仇恨框架,当时我巡回演讲仇恨立法的侷限时,本来很热情关心社会正义的一些好人,一听到我讲监狱的结构型暴力就勃然大怒。他们无法想像司法体系不是用来处理人们的焦虑的。一想到要去挑战用体制暴力处理罪犯,他们就没法接受。

记者:也就是说,他们只想处理针对「无辜者」的暴力,而无法谴责针对「坏人」的暴力?

崴洛克:你说得对。我不责怪他们,我一生的工作有一部份就是要在人们根本不觉得有暴力之处指出暴力的存在。

记者:什么样的暴力行为比较不会被人视为暴力?

崴洛克:基本上,在监狱和拘留所内进行的暴力不被视为暴力,单独禁闭也不被视为暴力或虐待。还有,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学校直通监狱」的系统,许多白人根本不知道这个系统多普遍,也不知道校内各种监控通报的「资源人士」有多大的影响力。

布朗斯基:讲到不被视为暴力的暴力,我任教的大学里优势学生组织的兄弟会、姊妹会系统很强大,这些学生组织每年开学都会进行一些大家觉得完全ok但是却非常暴力的虐待行为,包括从暴力袭击到性侮辱,例如逼迫新生吞下一吃就吐的食物,或者强迫他们吃利尿剂呆在厕所里几个小时。这种虐待行为是透过羞辱他人来建立自己的阳刚形象,但是很多大学校园里这种行为还是可以被接受的,甚至是被赞赏的──直到有人在过程中意外死掉。

记者:就像美军虐待伊拉克战俘事件曝光时,权威人士还说,大学校园里兄弟会也做同样的事,这没什么大不了。

布朗斯基:没错,他们就是这样说的。

崴洛克:我们在书里谈到,如果想要面对这样的现实和现象,我们真的很需要一些睿智而有搅扰力的文化策略。例如监狱里不肯发放保险套防范HIV感染,爱滋组织ACT-UP就空投保险套到监狱里去,或者像是芝加哥光线兵团,他们动员人们拿着有LED灯亮出进步口号的牌子进行快闪行动。

在我们还没能达成更深刻的意识转化之前,我们只能玩这些小把戏,只能找新方法让老的系统问题继续。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用新鲜而出人意外的方式来讲出新的文化脚本,那么或许我们可以产生一些新的洞见。

记者:你们在书里也写到重新发掘「良善」的重要性。你们会建议大家用什么方式来重新聚焦良善,而不要总是以我们仇恨的人来定义我们自己?

布朗斯基:每个人都希望被当成好人,这真的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倒没有特别要重新定义良善,但是在新书发表会和听众对话的时候,我们也觉悟到需要让人们开始思考什么叫做「良善」:如果我们迈出日常例行公事的侷限,那意味着我们需要做什么?如果做些和日常老路子相反的事,那又是啥意思?


1.原文于2015年7月27日发表,标题为”Beyond the Hate Frame: An Interview with Kay Whitlock & Michael Brons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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