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伤害的年代(性权论坛发言)

(这是2017年2月18日我在一年一度的性权论坛里的发言稿。我希望对比1990年代女性主义刚开始搞性骚扰议题时的做法,和此刻已经形成绵密体制的性骚扰防治,以显示新的治理权力布局已经对女性主体的壮大形成了很深远的限制和挫折,而这正是辅大性侵衍生案之所以热烧的脉络) 

台湾所谓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是因为「性骚扰」议题而冲上高峰的。我今天就想从这个重要的历史发展说起。

还记得1990年代妇运刚刚开始推动反性骚扰议题的时候,女性主义者都在绞尽脑汁摸索要如何界定「性骚扰」,要如何突破一般人对「女性应该首先尊重自己」的坚持,要如何对抗息事宁人、大事化小的社会习性,要如何建立职场和校园里人际互动的基本分寸,要如何用大众听得懂而且会支持的方式呈现这个议题。首先遇到的就是如何建立个别案件的可信度,而我们能想到的方式就是把性骚扰这个当时社会还不熟悉的概念,放进大家已经接受而且信任的法律语言和司法框架里,用「事证」来建立性骚扰案件的可信度;也就是请苦主先低调蒐证,详细记录对方的明确言行事实,累计犯行以证明恶行恶意等等。我们鼓励女性,与其忍气吞声,气愤伤心,不如好好收集证据,务必让性骚扰的控诉无可质疑,让坏人无处遁逃。

不管这个策略有何简单侷限,后来如何反而壮大了国家的防治公器,至少那个时候,被骚扰的女性还没有落入今日被视为心灵受创无力、需要百般隔离全面保护的受害者位置;她还拥有百分之百的自主,周遭的妇运姊妹也不会全面代言代理代出头,而是谨慎而耐心的和她一起讨论问题,声援她蒐证提告。这种态度和处理方法不必将苦主脆弱化,也不必将骚扰者妖魔化,而是证据确凿的提出具体的言行举止,明确的时间地点行为,以及持续的详尽记录,因此也不至于在提出控诉的时候轻易的冤屈了所谓的骚扰者,或者因为双方可能的一时误判误解而诬告了别人。更值得注意的是,当年性骚扰论述的关键重点并不在于苦主自己「感觉」如何,心灵如何受创,而是对方做了什么侵犯个人主权空间的具体行为。围绕在苦主周围的姊妹关爱、情同此心也对苦主平实以待,并没有把她当成一个受创受伤但是不能谈不能问的主体,更不鼓励她陷入自怜式或神圣化的受害情结,而是支持她自己挺身而出,奋斗解决。

不幸的是,这个有女性主义理论和运动背书的「性骚扰」概念,也勾连出女性生命中许许多多不堪的经验和记忆。身体互动中曾经经历过的各种空白、不解、慌乱、矛盾、悸动、厌恶、挫折、愉悦、羞耻、罪恶等等真实感受,还没有机会在女性群体中自在交流摸索理解诠释沈淀,就在控诉性骚扰的义愤中被统整成为受害创伤的经验,与其他女性主体的控诉震荡回响,主体则在正义讨伐的加持下展现圣洁脆弱简单纯洁的受害形象,她们复杂难解的人生从此被压抑。

好在1994年女性情欲解放论述及时在性骚扰的阴影中冒出头来,在那种放大女性受害的氛围中投入了许多杂音:在女性主义者坚持「说不就是不」的时候,我们清晰的表白,女人的「不」有很多不同的含意,有时待价而沽,有时欲拒还迎,有时甚至是戏耍助兴;当大家悲愤的高呼反性骚扰口号的时候,我们一方面欢愉的大喊「我要性高潮」,另方面也严厉的警告,凡性骚扰必将遭遇强大的反击(所以口号说「我就动剪刀,把你剪光光」);甚至当女人在彭婉如命案的阴影中畏缩驻足时,我们仍然无畏的大喊「夜行无罪,妖娆有理」「妖女夜行,万夫莫敌」──听起来我们还真的很搞怪,不给人面子,总是说著不一样的话。

当年的主流女性主义者对我们这些脱稿演出虽然很有意见,但终究是含蓄的割袍断义:要不是宣告「女学会≠性解放」或者「情欲自主≠性解放」以划清界线,就是默默的把我从女学会群组信里删掉(也就是把我从这个我参与创建的团体中开除),有机会的则趁国科会匿名审查的时候把我们的性工作研究计画砍掉。不管怎样,总不至于因为我们的言论不同于主流,就把我们全面诛杀。毕竟,她们当时还没有强大到能够操持法律和政策的力量,也还没有霸占普世价值和舆论正义的绝对位置。

相较于过去支持女性主体自主面对压迫的处理风格,今日,「受害者逻辑」已经成为国家法律和政策的基本骨干。各种绵密的法条和施行细则都已经到位,成功的将性骚扰、性侵害建构成最可怕可恨的侵权行为,也因此架起了各种通报、调查、惩处的权力机制,不但环环相扣的监控所有社会空间,也一举剥夺了苦主本身自主处理的可能。各种正义形象的保护机制、代言专业,合法而迅速的全面隔离苦主,封锁她的声音,而各方积极打抱不平的义愤公知和吃瓜群众,也灵活的运用社交媒体提供的发言权,垄断了解说和分析的观点,痛击任何尝试回顾、整理、检视、诘问细节与实情的努力。

令人瞠目结舌的是,这种霸道的垄断也扩散到广大群众的思惟和情感,形成了台湾自由民主多元开明社会形象里实际操作的一言堂氛围。不顺着这个受害者逻辑去理解或讨论性骚扰或性侵害,就会马上被视为罪大恶极,其可恶的程度甚至超过真正的骚扰者和侵害者,需要国家法律立即而严厉的惩处。辅大夏林清老师在过去一年内所经历的血雨腥风,其强度彻底超过最近刚刚被判刑的加害者,这就是一个非常扭曲的例子。而且,大众公论的空间已经荡然无存,唯有政治正确的话语可以流通。

不同的意见信念和处理风格,究竟有什么原因,值得大动作的全面扑杀?这样的扑杀,究竟是想形成什么样的广泛效应?性平机制为何可以合法的垄断所有性/性别事件的处理和讨论?这种合法性是如何建立的?「不做受害者」为何变成一个绝对不可说的立场,甚至说出来就是触法的行为?这个观点究竟有什么关键意义或效应,必须要被彻底排斥?更拉宽一些来想,如果说说「不做受害者」都会带来严重的惩治,那么那些从来不用「受害」来看待自身经验、从不把骚扰伤害当回事、就算受伤也会自行设法疗愈的女人又将遭遇怎样的对待?我相信这些都是很多人心中的怀疑,也是未来运动界、学界必须持续深入讨论分析的问题。但是眼下这个事件将会对夏林清形成怎样的实质后果,这个影响深远的发展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关切的事情。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良妇性道德附身在绝对化了的平等人权言论上,形成了一个极端霸道、不容任何异议的庞大体制。在这样的氛围理,现在被各种正义言论暴力排挤的「不要上受害者的位置」究竟可能产生出怎样的搅扰力道?刚才日日春的以良子提到的坚决继续营业的流莺Miko可以提供怎样的榜样让我们看到女人的真正韧力?高中老师赖丽芳说到的那些不接受受害反而毫不知耻反击的中学生可以给我们怎样的启发?苦劳网记者陈逸婷提到的阿公店茶室的情欲实践和非法空间可能已经在创造怎样的在想像之外的人际互动可能?我们需要积极走进这些被排斥的人群和被扫荡的空间,我们需要在这些不法的人事物上找寻性平文明体制的软肋骨、致命伤。

如果我们能贴近这些已经在以他/她们日常生活的实践对抗「受伤害年代」的主体,串连她们的活动和力量,或许我们也能清晰的看到性平体制并非我们感觉的那样庞大,那样笼罩。或许我们也能「近墨者黑」的从边缘主体那里得到更多启发,来创造更多不驯、不法、不压抑,以扩大对性平霸道体制的抵抗和搅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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