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法无天的性别治理(发言稿)

【这是2018年3月24日何春蕤在2017性权论坛上的发言,也是她的新书《援助交际在台湾:与儿少恶法的战斗史》(2018)的〈序〉的初稿,当然最后写完的序已经发展到另外一些方向去了】

大家可能知道我2017年秋天出版了《性别治理》,记录了20年来性别领域的主流意识形态在性别正义的名义下,推动各种立法扩大管理,并且因为共同的忌性禁色立场,在过程中与基督教保守团体所主导推动的儿少保护论述接合起来,进一步促成了「性」的高度法理化,以此改变台湾社会的性氛围[1]。今晚我想用「有法无天」来描述这个治理的权力逻辑[2]

在中文里,「无法无天」就是目无法纪,胡作非为,是权力的霸道施展。但是性别政治与儿少政治的「法理化」是另一种形式的粗暴。它是「有法」而「无天」的。也就是说,一边设置并持续修增绵密的法律规范,看似保障保护弱者,实则积极的净化并管制社会;另一边则全面漠视公平正义应该包含的人情天理,特别是在保障保护惩罚等判断和措施上,缺乏敬畏与悲悯之心,结果形成明显而强烈的社会排斥。此外,由于否认了现实世界的复杂难辨,对公平正义的理解和要求也变得简单而冷酷,充满自以为义的傲慢。

刚才我说到人情天理,说到敬畏与悲悯,或许听起来很老式很抽象,不过因为最近在写另外一本书《援助交际在台湾》,在回顾本世纪前面10年的儿少立法和抗争时,就明确看到这种「无天」的特质。我举两个例子:

第一种「无天」其实出自一个自以为义的纯净世界想像:性别立法和儿少立法有一个共同的冲动,就是要为女性和儿少等弱势创造一个没有敌意伤害、没有不当资讯和行为的世界。听起来很正义,很理想,但是却没有天,因为不承认人(包括自己)都有软弱,却自命知道对错,有替天行道的狂热,于是采用的就只有净化扫荡的措施和不讲道理的惩罚:例如「我觉得这个东西不适合儿少,那你就要受罚」,或者「我觉得不舒服、被冒犯、被敌意,那你就要受罚」。

我并不否认那些感觉或信念的存在,但是没天理的就是:从个人感受直接滑向立法惩罚,造成了近年从儿少性交易防制条例,到儿少福利法,出版、影视、网站等等管理办法,到性骚扰防治法、校园性侵害性骚扰或性霸凌防治准则等等不断衍生的法条和宽泛的执法。

说实在的,我完全不觉得女性和儿少应该奢望一个没有敌意伤害的环境,在这个已经非常混乱、无可避免充满对立矛盾的世界里,谁都要不起这种狂想。弱者如果不学会面对敌意/处理敌意/与敌意共存,就很容易长成现在高度敏感的玻璃心、草莓族,在义愤的「大声说出来」鼓舞下,操作法律的强权来替天行道。其实,法理化的思考汲汲执著于行为是否合法违法,那只是推高自己的绝对正义形象,却忽略了这种自以为义的纯净想像,将会滋养出大量的傲慢和自义、冤屈和怨忿,这些负能量也将构成新的敌意来源。

刚才讲到从个人感受滑向立法惩罚,我要讲的第二个「无天」就是在惩罚上的不分青红皂白,不分对错轻重:就好像刚才黄道明讲到现在花柳病被提升到爱滋的地位来惩罚,或者洪凌警示的「不呵护和支持受害者,就等于伤害她」,或者在判刑时性侵「未遂」被等同于「已遂」来量刑等等,都属于我这里说的不分青红皂白。今晚姑且跳过复杂的「意愿」问题,只谈「行为」。应妇女团体的要求,刑法已经把强奸改名为性侵,但是同时驾驭著对「性变态」的想像,把口手和性器官的各种接触方式都归为性侵。在媒体上读到性侵时,大家不问实情就立刻觉得不堪而义愤填膺,最终使得各种程度的性接触都变成同样可恨的恶行,严办严惩成为这类案件的唯一基调,粗暴的略过每个个案的复杂情况。另外,目前性骚扰已经不用身体部位来定义而改用个人感受,可是个人感受是强是弱,来自何种原因,却没有做出任何区别,结果变成不管对方做了什么,只要我感觉不悦不舒服就是性骚扰,就要法办。这种「不分轻重、不问缘由」合乎天理吗?

这些年,儿少已经被建构成一个神圣范畴,守护者把自己认为有害健康成长的人事物都列入严惩的对象。社维法规定媒介或卖淫处3日以下拘留或3万元以下罚锾;但是儿少条例29条却把「可能」「暗示」性交易的网路讯息(不论动机、不问真假、不管目的)都定为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100万元以下罚金。虚拟世界的「话语」比真实世界的「行为」罚得还重,显然是科幻片式的「预测犯罪并在罪犯犯罪以前逮捕」[3],就算是未成年人留言,也要被送进中辍学校,与家庭隔离一至二年。这种投射式的执法合乎天理吗?另外,胁迫、恐吓、监控使儿少进行性交易,以儿少条例22-27条送办,而张贴有性交易含意的网路讯息(例如「要援吗」「真的有女生援吗」)则以29条送办,但是被判刑者全部都被当成「性犯罪者」,都被在地县市政府公布姓名照片,等于是游街示众。这样的罪罚不对等,天理何在?即使现在法律改名儿少性剥削条例,拿掉了公布姓名照片,却仍然要抓「使儿童或少年遭受猥亵、性交行为之虞之讯息者」,刑度小修,讯息入罪的文字狱本质还是维持着,「之虞」的假设则更扩大了执法者的诠释空间。

经过这样一波又一波的规范和净化,现在台湾不但校园职场政府单位都设置了防治办法和执行窗口,进行广泛的调查监督和教育辅导,网路服务提供者、社交媒体提供者也设置了投诉检举措施,逐渐养成一般人对自我边界高度敏感,对他人的互动有监控介入的冲动,对媒体和网路讯息则有投诉告发的习惯。至此,法已经深入日常生活实践,「天」则被全面放逐遗忘。

天理人情的退化,体现的是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战略已成功进展,这当然不能只归罪于本地作为喉舌推动性别儿少议题法理化的保守团体和主流团体。然而,正因为自命激进的社运本身,同样对法理权益抱持愿景,对西方概念论述和运动策略长期依赖和模仿,社运论述里「天」也同样的飘渺无存,因此,激进社运在难舍拥抱了多年的价值之下感觉无力拉开自己的旗帜,落入另一种格格卡卡的状态。问题是:这样的状态还要卡多久呢?这也算是我对此刻的反省和提醒吧。

注:

[1] 和儿少相关的各种新设法条(性交易防制、儿少福利和其下从出版到网路的各种管理办法)几乎都是在这10年中完备实施。性骚扰防治、性侵害犯罪防治、刑法235条(散播猥亵)都随着一些轰动的案件强势扩大定义执法。性别治理正是靠着这些推土机一波一波的扫荡性实践和性异议,渐次改变台湾社会的性氛围,使得忌性禁色的性价值观成为主流。

[2] 这个「天」的概念来自东海大学社会系赵刚教授,他曾用传统「天」的概念在当代台湾社会里的被淡忘,来分析我们社会此刻没有敬畏、高下之心的状态。

[3] 可参考2002年Tom Cruise主演的电影「关键报告」(Minority Report)。

引用本文请保留网页原始注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