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法无天:性别治理的虐戾逻辑──代序

【这是2018年5月何春蕤为所编写的《援助交际在台湾》一书撰写的序,主要的论点在于指出儿少法罪罚不成比例、过度预防/预期犯罪、甚至未犯先抓的种种特质,都凸显了保护式立法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箝制和压迫,以及对人际互动、为人处事、社会肌理的深远影响】

这是一本迟到了10年的书。

制作它,是为了记录台湾地区针对网路性言论自由所进行的一场漫长争战。其中,1999到2008年之间有两万名网路使用者,只因为寂寞、无聊、好奇、尝鲜、玩笑,或者有欲望、有狂想、有需求,在网路上键入了像是援助交际、身体交易、包养等等他们并不知道可能被视为触法的字眼,结果被〈儿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条例〉(简称儿少条例)29条拉入惊惶羞辱的司法程序,生活几乎被摧毁,事后只能带着污名所形成的心理黑洞,踽踽行走剩下的人生[1]。热心网友、性权团体、人权团体在过程中不断提出批判和抗议,迫使执法单位渐次缩减执法力度,并且还曾提出修法草案,可惜功败垂成。今日,儿少条例虽经改头换面,威力却丝毫不减,继续作为扫荡色情性交易及边缘性交际的推土机,也接合其他负面的性议题,为高举性别平等和号称保护儿少的妇女团体、宗教团体积累资源和权力[2],以巩固台湾不分党派最神圣不可挑战的「行政/司法/意识形态」复合体──性别治理[3]

这个漫长争战的核心〈儿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条例〉(简称儿少条例或儿少法)设置于1995年[4],前身是1993年主要由基督教救援团体起草的「雏妓防治法」,在立法过程和台湾社会变迁过程中,从救援雏妓转变成对所有儿少进行保护式监控、对网路性言论进行严密规范的一个司法怪兽[5]。放在目前的性别治理格局里来看,执法力度最大的儿少条例29条(1999年修订),以及法理化趋势最强的反性骚扰议题,可算是低调入世的基督教保守团体在1990年代末期台北废娼遭遇顽强抵抗后转向利用社会焦虑与情感来打造的反性交易新策略[6]。更重要的是,它也最早预示了其后20年性别立法/儿少立法将采用的基本论调与严罚精神,以及这种绵密的法理化在人际关系与社会氛围上所形成的深远恶果,特别是「虐」与「戾」的扩散弥漫。仔细记录儿少条例如何为性别治理的性管制铺平道路,扫荡异议,因此是本书的主要使命。

组成性别治理格局的各种性别/儿少立法,在积极保护弱者、遏止伤害剥削的崇高名义下,不但占据「特别刑法」的位阶[7]罪罚明显不成比例,也大幅延伸法益,形成过度预防/预期犯罪、未犯先抓的侦办倾向。

不教而杀谓之虐[8]

以儿少条例29条为例,1995年原条文为:「利用宣传品、出版品、广播电视或其他媒体刊登或播送广告,引诱、媒介、暗示或以他法使人为性交易者,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一百万元以下罚金」(黑体为本文所加)。条文的规范范围很清楚:以重罚来防制各种性产业刊登招募广告(包括俱乐部、伴游、色情品生产、地下钢管酒吧、色情卡拉OK、来电俱乐部等等)。但是后来媒体不断报导青少女对身体和性越来越轻松以对,网路世界的兴起也刚好带来蓬勃的性交际机会,面对台湾社会快速变化中的性现实,保守基督教团体于是推动修法。

1999年,儿少29条被修订为:「以广告物、出版品、广播、电视、电子讯号、电脑网路或其他媒体,散布、播送或刊登足以引诱、媒介、暗示或其他促使人为性交易之讯息者,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一百万元以下罚金」(黑体为本文所加)。侦办对象从此明确包含网路上的个人讯息,而且因为没有设定适用年龄(「使儿少为性交易」),网路上所有的性协商讯息都被纳入触法范围。新增加的「足以」更进一步延展了文字的诠释空间[9]:虚拟世界里高度个人化、多元化的讯息沟通,甚至成人在聊天室或讨论板上的闲聊对话调情,都可能被有心人读成「足以」引诱、媒介、暗示性交易而送办[10]。由于实际上有没有性交易,对话双方是不是未成年人,都不是成案的必要条件,这种积极解读对网民形成极大的杀伤力。

「使人为性交易」是否包含网路上最常见的自主寻求有偿的性交际,连司法人内部也有不同解读和讨论[11],对无数网民而言则形成「不教而杀」的实际后果。毕竟,绝大多数网民并不把网路上的调情、邀约、谈条件,当成「性交易」──就一般人的认知而言,性交易是专业性工作者做的事情,网民就算想要以性换取金钱,也不会认为自己是性工作者。个人在网路上约炮,对方开出条件,或是自己因为手头紧,要求对方提供报偿,这些形式的「有偿约会」(常被笼统称为援交)只是随着「陌生人之间的性」越来越普遍而出现的、理性的自利实践而已。对网民而言,这与职业的性交易相去甚远。更何况这些协商还是发生在两个自愿的人之间的文字沟通,既没上床,也没真正交易,难怪众多网民在被捕时大惑不解自己到底做了什么触法的事。

(其实,同样的认知差距也存在于后来有关侵害、骚扰、霸凌、纠缠等一连串性别立法中。毕竟,人际互动过程里有着万千个动态进行的言行举止,互动双方对于其中意义动机欲望后果的认知感受都可能不太一致。如果像现在,只由控诉者的个人认知感受作为定罪的判准,不问缘由地凌驾于行为人的解说之上,这种漫无边界的执法都是不教而杀的「虐」。)

随着被抓的案件不断在媒体耸动曝光,个别网民求助的讯息浮上网路,什么样的讯息会被巡网的警察读成指涉「性交易」也逐渐明朗(例如谈及对价或使用特定字眼)。即便如此,触法行为的疆界仍然可以随时扩张。1999年前后,一夜情引发争议和管制,很多网民改用刚刚进入台湾的「援助交际」作为一夜情的时髦代语,当然也有人以此招揽性交易,可是警方侦办时完全不做区分,而是直接把援助交际等同于性交易送办。另外,本来网路用语就惯于透过替换同音字来增添趣味,创造暧昧,迂回表达,对不想直白邀约的网民而言,从「援」这个简称延伸出其他同音字的语句运用,都是委婉宣示或者装文青的策略[12]。然而检警在找寻案例业绩时,却枉顾具体情况,把这些都当成故意规避罪责,一股脑送办再说,起诉率自然不高,连检方都抱怨警方侦办援交移送太过浮滥[13]

在匿名的网路互动里,没有既存的人际关系和脉络来确定或限缩意义,任何邀约的讯息都可能包藏着试验、试探、暧昧、踌躇、敷衍,所有的调情和勾引都是透过建构虚设的、延展的想像来达成目的。动机与文字之间、文字与意图之间、意图与行为之间、行为与效果之间,充斥着蜿蜒曲折的迂回岔道,随机随性进行着动态的进退攻守。然而网民们习惯的玩笑、戏谑、试探、邀约──这些在键入时完全未知是否会有任何阅读或回应的张贴──在儿少29条和警方的监看下,文字意义都被轻易的具实化、统一化,构成了确定的触法讯息。

这种意在净化网路空间的文字狱,一方面制造了无数惨遭司法之灾的网民,留下对法畏惧、对性犹疑的心灵;同时也召唤了另外一些狂热嫉恶自以为义的道德主体,生成恃法而傲、恃正义而不仁的激情。

不仁诛心谓之戾

过去绝大多数民众不觉得自己会触法,认为法律要抓的应该是那些真正伤害人的坏人。但是近年为了促进台湾渴望的文明进步性平愿景,进行了越来越多和性与性别相关的立法、修法或扩大执法(例如性骚扰防治法、儿少29条、刑法235条),大幅将本来不会被视为非法的行为(例如真实世界里的调情玩笑追求,虚拟世界里的约炮自诩求欢,以及色图A片自拍的收集交流等等)纳入侦办移送的范围,于是越来越多笼罩在性污名之下、满心羞耻罪恶悔恨的小民网民在司法体系里出现。性别/儿少立法也借此扩张了管辖范围,逐渐深入人民的日常生活与互动,对欲望和隐私形成积极的监控和压抑,当然也造成意外触法者产生心理疾病忧郁症的现象。

儿少条例29条的绵密规范和雷厉执行,得力于20余年来媒体搧情报导与(基督教出身之)儿保团体跟进呼吁所共同建构的儿少极端弱势想像。极端弱势的想像,正当化了代言和保护的必要,不但巩固了儿保团体的任务和地位,更促发了许多因着各种不同原因高举保护大旗的激情道德主体,在受害加害角色形象的着色之间建立起自己的有利位置。受害者越被呈现为纯洁无辜弱势,加害者就越显得邪恶可恨,而自以为义的第三方道德主体则越有正当性可以激烈的讨伐加害者,捍卫并代言神圣化的受害者,更可以戾气四射的巡逻其他人的言论,任何异议都等同于新的加害,要立刻诉诸/呼吁法律加以惩治。为民除害的亢奋和权力感,毫无节制的从儿少议题扩散到性侵害、性骚扰、性霸凌、性纠缠,构成性别治理的激情面。

为弱势讨公道是社会正义的重要任务,但是一竿子打翻船的二元善恶思考,加上自命正义、骄而不仁的言论巡逻,却形成危险的权力氛围,不但在处理个案上简化事实、漠视复杂,在更大范围里也倾向赶尽杀绝,容不下任何可能的「坏」因子。儿少29条在执法时就轻易的把目标从性交易讯息,扩大到所有性讯息,性骚扰议题也有类似的延展现象:现在,不但性骚扰的定义脱离了具体言行和具体伤害,而立足于范围可以无限扩大、十分含混的个人感受之上,就连个人人格特质上的旷达不羁(例如不愿侷限于一对一关系),人际互动和界限上的不拘礼俗(例如不在意男女长幼分际),都可以在强势定罪的人言风传中变成「骚扰成性」,被斗臭斗垮,甚至被投诉举发,直接跃升为性骚扰的明确罪行。另外,个人的社交能力不足,追求手法笨拙,可欲品质不够,或者根本错估形势,现在在政治正确的眼光之下,都被刻薄而恶意的读成是道德上有严重问题,价值观上彻底错误,意图上全然可恶的征兆,需要被彻底惩治。法律和风评的双刃利剑,逐渐打造出风声鹤唳、提心吊胆的氛围。

不舒服、被冒犯、被敌视的感觉当然可能存在,但是从个人感受直接上纲到立法惩罚他人,从个人的厌恶不耐直接上线到定罪他人,反映了一种包装在正义情感和语言里的乖张骄气。如果真是罪行严重,居心不良,根本就用不到以个人感受作为证据,但是控诉者或第三方道德主体却总是从圣洁无暇的位置出发,以「诛心之论」指责他人的言行举止造成了伤害的感受[14],也就是不问罪迹如何,仅以主观判断「其心可议」、「其心必异」,就此动机用心而加诸罪名然后直接将所谓「加害者」圈入性污名和道德污名的千夫所指之下。在性别治理之下,这种强大的戾气还可透过体制规范来强势扩散,例如教育工作人员就被所谓性平专家敦促要提升「性别敏感度」,要在枝微末节中积极发掘任何不符性平规范的状态,而且必须迅速通报,彻底调查,严厉惩治[15]在不容松懈的警觉和戒备中,在道德高调与进步价值的敦促下,疏离与猜忌正在变成主导人际关系的重要情感[16]

有法无天

台湾过去20年在性别/儿少立法上的傲人成果,其实是西方法理女性主义顺着新自由主义资本国际秩序向全球各地扩散的成果[17]。这种源自基督教的「传教/殖民倾向」,现在正透过联合国公约、非政府组织、和西方专家学者的中介,把自命为普世价值的西方法律和政治经济移植到其他地区和国家[18]。台湾岛内则欢欣拥抱这些被视为进步先进的建制与价值,以自身在此特定国际政治经济条件下形成的文明状态,来确立台湾在全球新秩序中(特别相对于中国大陆)的优势地位。

不久以前,东海大学的赵刚教授在一次口头报告中,以「有法无天的现代性」为主题发表论述。他指出,古人认为「人在天地之中,对高于自己、大于自己、自己与万物所从出、德智美的『前提』,但又与人难解难分的那个『存在』有所敬畏,从而对自身的欲望言行有所节制」。然而,现代性的扩散却促成了一个「以不敬为荣」的年代,像现在台湾社会的精神状态反映的就是「天之退隐」,也因此失去了节制敬畏之心[19]。我的粗浅理解是,天与人之间的绝对高下差距有其深刻的社会意义:人对天有敬畏之心,才不会任意造次,而是戒慎自持,节制以待人,这是比法还深入人心的力量。因此,天是在法之上、深刻映照人情天理现实的原则;心中有天,就会在保障保护惩罚等判断和措施上,抱持敬畏与悲悯之心,不会妄以为自己代表了历史的尽头。但是今日性别政治与儿少政治的「法理化」却是以法代天,「有法」而「无天」,不但否认现实世界的复杂难辨,否认天理人情而只按著字面论法,对公平正义的理解和要求也变得简单而冷酷,充满自以为义的偏见傲慢。援助交际在儿少29条之下的境遇,以及上文分析的「不教而杀」「不仁诛心」,都是这种「有法无天」的法理化现象,其所滋养的「虐」与「戾」(还有「妄」与「傲」)也正在感染并腐蚀整体社会的凝聚力。

援助交际所引发的儿少29条苛政,标记了台湾社会性别治理驯化主体的轨迹开端。记录这个历史,揭露儿少保护的权力操作,也就是掀开了友善开明平权多元的遮羞布。如今,儿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条例已经在2010年被保守团体再度修法,改名为全面否定儿少自主行动力的〈儿少及少年性剥削防制条例〉,儿童及少年福利法也在2011年改名为〈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20],更于2015年全面改版成为绵密规范日常生活和政策预算的法律。儿少保护在性别治理的羽翼下,已经成为台湾民主朗朗上口的傲人成果,正当化了一部又一部绵密设置的性别立法规范。在这样的氛围内,我们整理将近20年的儿少条例争战历史,一方面为那两万余只能在内心忍受腐蚀的儿少条例苦主留下见证,另方面也希望呈现我们集结力量与污名及恶法奋斗的漫长过程,继续激励抵抗的动力。当然,「援助交际」及其骚动与污名并未成为历史,仍然不断展开。[21]

十余年来,我在这个议题上收集了大量网路资料和对话记录,因为篇幅实在太多,只能摘要列举,无法全数呈现,因此,在这些资料和记录的基础上,我新撰写了7万余字,分布在各章的首尾,完整分析沿着儿少议题所进行的论述争战及其历史脉络和意义,也记录那些在过程中曾经留下的身影和声音。在此特别感谢曾经协助收集资料的助理朱玉立、陈采瑛、林怡倩、陈思瑀、范姜松伶,也感谢当时曾经来函提供案例和新闻剪辑的无数朋友,是你们的努力使得儿少条例的效应更为清晰可见,为众人的奋斗添加了鼓励和弹药[22]。也感谢助理宋柏霖和沈慧婷在制作这本书上的大力协助。

注:

[1] 虽然现在儿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条例已经改名,恶名昭彰的29条也已修订成为新条例的40条,但是对于两万多苦主而言,它将永远是血痕斑斑的29条。本书也将围绕着29条来记述这一系列的奋斗。

[2] 2011年妇女救援基金会曾抨击警方2008年放弃钓鱼抓网路援交并取消奖励金制度,使得违反儿少性交易案件锐减,网路援交猖獗。随即以此为由,要求政府修法实施「网路实名制度」。参见〈网路援交泛滥 妇团催生网路实名制〉,《自由时报》2011年8月8日。

[3] 有关性别治理的历史形成与操作模式,特别是它的法理化倾向和部份后果,请参见何春蕤,《性别治理》,中坜: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2017年。

[4] 这个防制条例从一开始就被苦主们简称为〈儿少法〉。后来名为儿少的法律在数量上大幅增加,极易混淆。本书维持以〈儿少条例〉指称〈儿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条例〉,苦主如果在文字中使用「儿少法」,本书则保留历史用法,不予调整。

[5] 对这个怪兽转变过程的详细分析,请参见何春蕤,〈从反对人口贩卖到全面社会规训:台湾儿少NGO的牧世大业〉,《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59期(2005年9月):1-42。

[6] 性骚扰近年快速法理化,应该和法理女性主义学者麦金侬的论述扩散全球有关。从1979年的《职场女性的性骚扰》开始,她就认为职场性骚扰逼迫女性以性换取生计,是把女性的工作转化成(被迫)卖淫。沿着这个思路,性骚扰的罪行加深了严重性,立法防治惩治也成了女性主义理所当然的重要任务。Catharine A. MacKinnon, “How litigation laid the ground for accountability after #MeToo,” The Guardian, 2017年12月23日。

[7] 特别刑法,乃是针对特定人事时地而制定的刑事罚法,通常规范详尽且严刑重罚。法学教授林山田曾批判台湾在普通刑法之外充斥特别刑法,作为统治人民的工具。参见〈民国成立至今之特别刑法〉,《国立台湾大学法学论丛》22.1(1992年12月):179-210。该文完成甚早,若是写于性别/儿少立法大爆发的2000年代,对特别刑法的分析想必会有另外一番体认。

[8] 语出《论语》尧曰篇: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不教而杀谓之虐」就是四恶之首。本文下一节的标题「不仁诛心谓之戾」则是我个人自创的对句。

[9] 在儿少立法中另一个和「足以」一样具有高度延展性的语词就是「之虞」。两者都对目标行为抱持极强的负面评价,因此倾向采用宽泛的定义和判断来造成入罪。

[10] 例如,警方伪装好奇,在网上询问「真的有女生援吗」「现在援的行情如何」,只要网民回应,就被视为意图性交易而触法;或者网民刊登交友讯息,注明「援交者勿来」,也被认定是讲反话迂回找人性交易。

[11] 参见本书262-264页司法人针对这个问题的讨论。

[12] 例如寻找有缘人、月圆人圆、原来是你、尘缘未了、圆梦计画、应援等签名档或主旨中包含的同音字。

[13] 〈儿少性交易案 检批移送浮滥〉,《中华日报》,2007年4月19日。

[14] 《左传.宣公二年》晋赵盾不讨伐弑君的乱臣贼子,史官将其记载为赵盾弑君,后世称此为「诛心」之论。经过多年政党政争与政治脱口秀的薰陶,台湾已经很熟稔此种毫无根据就断言他人心态动机的诛心之论。

[15] 2011年性别平等教育法修正案明文禁止对他人之性别特征、性别特质、性倾向或性别认同进行贬抑、攻击或威胁。只要「疑似」发生相关案件,校内人员就必须在24小时之内向主管机关通报,否则首次处以3万至15万元罚锾,再度发生则可解聘或免职。

[16] 现在有些人还鼓吹,在亲密关系里,权利/权益要成为衡量互动的唯一视角,(女方的)意愿和感受更是不可不再三确认的事情。当体贴转为警觉,热情转为猜忌,互动关系越来越合约化、法律化时,亲密关系要以何种黏合剂来凝聚,将成为棘手的问题。

[17] 丁乃非在分析「性冷战主义」时指出美国境内的进步思潮与境外的反共民主文化宣传其实互为工具。参见丁乃非,〈女性主义的性论述〉,第八期「性社会学理论与实践」研讨班主题发言,2017年6月28日-7月5日,哈尔滨。

[18] James Q. Whitman, “Western Legal Imperialism: Thinking About the Deep Historical Roots,” NYU Legal History Forum, 2009, p. 310. http://www7.tau.ac.il/ojs/index.php/til/article/viewFile/727/686

[19] 赵刚,〈社会学的中国反思〉,「重新认识中国III」闭门讨论会,2017年10月29日,台湾联合大学系统亚际文化研究国际硕士学位学程主办。

[20] 宁应斌曾经分析台湾儿福法律的修订过程与话语及其阶级政治。参见宁应斌,〈台湾儿福法律与西方Child Abuse 话语〉,《连结性》,何春蕤编,台湾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2010。205-234页。

[21] 这本书向国家图书馆申请出版品预行编目时提交的关键字「援助交际」未被采用,后来发现如此重大社会现象主题并没有纳入其主题词表,不禁令人好奇原因。另外:中国大陆近日也有一则相关新闻评论:〈紧急!这个在西方臭名昭著的”援交”网站,竟落地中国了!〉,标题的「援交」是指西方 “Seeking Arrangement” 这类所谓征求sugar daddy网站。由于这种征求有钱男人为长短期伴侣的行为不能归类于卖淫嫖娼,结果在此竟被称呼为援助交际,显然又和台湾与日本的使用意义有所不同,之后的建构发展犹待观察。文章连结:https://mp.weixin.qq.com/s/cU1kwWMeVRf-oanCekeTSg

[22] 整稿时曾连络第4章实录的朋友们,然而过了10-15年之后,网路世界已改头换面,大部分电邮地址不通,我只能去除个资,让他们的案例和当时的心情能够在这本书里为恶法的恶果留下见证。再次感谢他们当时和我分享故事,并肩作战。

转载本文请保留网页原始注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