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性别平权到性别治理:女性主义的普世话语(发言稿)

【这是2018年6月26日何春蕤在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回首我们的知识道路」研讨会中的发言】

台湾近年在打造民族国家和国际形象的过程里主要仰仗的一个领域就是性别政治,大致落实为本文题目里的「性别平权」和「性别治理」。前者是理想价值,后者则是体制布局,但是两者都以法理化、政策化作为推动力道,倚赖的则是从女性主义视角重新定义的、背后有着国际利益政治操作的普世价值,包括人权和平等,以及目前越来越凸显的照顾和安全。我今天的简短发言就是探讨从性别平权到性别治理,台湾女性主义的性别政治在普世价值上的操作以及所产生的效应。

早期台湾妇女运动主要在公共论坛与街头行动中发展,虽然以女性主义理念为骨干,但是实际的内容复杂而差异,有启蒙思想的,有诉求政策的,有批判歧视的,有冲撞社会禁忌的。后来在与社会斡旋以及内部斗争过程中,主流妇女运动逐渐自我统筹为「性别平权」,全力诉求法律规范和权利保障,依此而来的诸多保护主义立法则主要聚焦在对「性」的管制上[1]。在制度结构方面,「性别治理」以「性别」做为政策的设计原则与资源分配的主要考量,盘据各级机构组织,不但深入政府施政,也积极重组决策的优先阶序。由于性别平权与性别治理的发展不是台湾一地的孤立现象,这股参与在西方引领的全球治理趋势里的性别风潮,对新兴民主政体而言应该会有一定程度的参考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性别理论的重心近年来已经从社会运动与知识批判转向积极促进立法保障平权。部份原因是许多社会运动原本就有政党或政治的企图或动力,只是采用社会运动作为外围政治动员的手段,在取得中产阶级舆论优势后就转化为政治或立法机器,借着建立有效激起公愤的受害弱势想像来强化立法的必要迫切性,创造出特殊的「紧急状态」以便搁置周全的考量讨论。非黑即白的政治正确语言于是取代游移周纳的知识语言,直接导向凌驾一般法益的立法或执法。这种性别「法理化」也意味着公权力和私领域透过非政府组织(NGOs)的中介连结起来,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治理模式由此展开。

本文认为上述变化过程很大部分得力于西方性别理论被定位为「普世理论」以及其背后的国际支撑与利益政治加码。在详论西方影响前,我先简单讲一下台湾社会内部的相关脉络。

1990年代初期,台湾妇女运动所耕耘的议题其实反映了解严前后正在上升的中产知识妇女的多样需求,就连女性情欲解放的论述和运动也一度开花结果[2]。然而,解严后的党派政治争战和统治重新部署却为其中的某些女性议题提供了特别有利的发展契机,并从而积极排挤了其他议题与路线:

首先,两党竞争的态势形成后,政党开始积极诉求特定人口群以争夺选票。例如1993年陈水扁竞选台北市长,为了改善民进党的草莽阳刚形象,在选举时和胜选后都表示特别关切性别议题以开发并吸引女性选民,而且用关怀弱势或者扫黄打娼来建立政客本身的道德形象。这个态度当然使得性别议题,特别是那些可以转化为政府政策的主流议题(如女性参政、财产、家暴、家务、照顾、育儿等等)得到一定程度的关注和曝光,贴近绿色党派色彩的妇女个人和团体也因此获得资源分配,开始进入影响决策的重要战略位置[3]

同时段的另一个力道则来自少数但是轰动社会甚至动摇统治正当性的女性受害案件(例如1994年台北师范大学女学生被老师性骚扰案件,1996年的民进党文宣部主任彭婉如命案,1997年的知名艺人独生女白晓燕命案)[4]。这些案件透过媒体和舆论的来回震荡,把「女性人身安全/男性性暴力」结合成为两面一体的概念,当成性别平等的核心情感想像,以便动员民众激情义愤,强化对安全和暴力的情感投注,形成要求保护和严惩的社会氛围。当执政者在司法和行政上采取行动管制(男)「性」时,主流妇女团体也成为正义的代言,理所当然的加入立法过程并继续监督执法。

结果,特定的性别议题和人群在现实政治里得到机遇而开始生产政策效应时,其修法或改革方向所体现的往往就是参与规划的主流妇女团体和个人本身所拥抱的「忌性」意识形态[5],结果要不是保护主义式立法,就是「治乱世,用重典」的执法态度。1990年代中期在台湾妇女运动内部出现的「体制内改革」或「边缘战斗」辩论,反映的因此不仅是路线差异而已,而更是直接的斗争,事实上,体制内改革路线所支持的各种性别立法(也就是各种性议题的快速法理化),都很清楚的直接压抑了边缘战斗的空间[6]

然而,不管是体制内改革或是边缘战斗,都很典型的反映了我们这些人1980年代在西方国家高教机构里做女研究生时所接受的思想训练。基本上,我们对西方学府中流行的批判知识充满想像,认为批判可以启蒙群众,也相信这些西方普世价值可以让社会向着越来越进步开明的理想前进。我们认同西方女性的独立自主能力和成就,觉得挣脱中国传统文化对女性的束缚和压迫就是我们的解放之路,也是赶上西方先进国水平的不二法门。我们相信把自己学到的西方性/别与左派语言和理论在台湾的社会现实里推广,就可以打倒政治威权,改造社会,实现民主价值。在这样的信念下,追求更进步、更多元、更开明,就成为不能被质疑的基本普世价值。

不过,这种对于更激进更批判更进步的语言与逻辑的拥抱,后来在台湾却形成了一些很突兀的现象。例如,从2000年代中期开始,保守的宗教团体(如励馨基金会)也变得很会说尊重包容等等进步开明话语,并且能把进步开明成功地导向女性端庄、婚姻家庭等保守道德价值;一大批新浮现的所谓性平专家则枉顾在地主体性,强势要求本地司法体制接受被那些代表进步开明价值的国际公约全面笼罩和积极改造;一些对变性根本不了解却借由话题来创造形象的公知与团体(如励馨基金会和施明德文化基金会),更跳出来倡导全球最激进先进的跨性别立场,主张毋需任何身体改变就可以申请改变性别。面对这些突然而极端超前的主张,也只有在地艰苦耕耘议题的运动份子能够了解它们可能带来的灾难后果,毕竟,即使酝酿甚久且已有舆论支持的同性恋运动,在提出同性婚姻后都面临了未曾预期的广泛激烈敌意,若是还以法律权利和舆论优势来蔑视并压服不同意见的人群,这种对社会团结的冲击将会引发难以预料的反挫。

另外,性别议题大幅开展的年代正是台湾政治解严的年代,人权话语普遍成为各种社会运动描述自身诉求时的选择,然而,带着「普世」光环扩散的某些进步价值(特别是常常并肩出现的「自由」「平等」)在经历性别政治折射后,却形成了极为不同的权重。刚解严的那几年,被压抑的各种脉动奔腾而出,解放的氛围不但强化了女性争取离婚、就业、升迁、甚至身体情欲自主的正当性,娜拉出走的典范也广泛激励了女性对「自由」的向往与决心。然而很快的,1990年代后期新的社会控制逐步到位,治理格局也同时成形,严峻的防范和保护氛围反而描黑了危险与伤害的沈重。之后,随着台湾社会逐渐加深加大的经济不景气与贫富差距,政治前景黯淡与社会敌意加深,主流妇女运动的性别分析也越来越强调权力差距的绝对和巨大,以及保护弱者的优先性。由于女性在这个压迫与受害的不平等结构中被描绘为绝对受害弱势,亟需法律和政策保护,继续奢谈「自由」就变成一种对弱者处境的无感,是与压迫者同谋;「平等」则变成绝对的要求和最高道德价值,需要随时随地在所有情境中被验证已经坚守。一个用「平等」来挫折(甚至限制)「自由」的女性主义于焉浮现。

上面看似是自由主义理论常见的自由与平等的价值之争,两者也经常被直接用来对应阶级、性别资源的优势(倾向自由)与弱势(倾向平等)之分,但是教科书或教条的静态简化不足以分析社会内外从群体到国家与国际之间的权力接合变化。在分析台湾社会时,更加不能忽略从过去至今的外部影响,尤其是西方国际对性别运动的政治与知识影响。例如,与上述「进步程度竞赛(追求与国际同步)」和「价值权重不等(平等重于自由)」同时并行的是,台湾在以国际为范围的法理女性主义撑腰之下发展出一种制式的性别权力分析,不但坚持「性别」是最根本形塑社会权力差异的因素,也相信男性暴力是性别关系的核心形态。

这个发展有其清晰的西方源头。1985年非洲奈洛比世界妇女大会之前,非欧美世界的妇女团体就算提到妇女和暴力的议题,都是放在国家发展、社会正义、世界和平的大脉络里讨论,认为性别暴力有其结构的、军武的、国际的激化因素;可是来自欧美的妇女团体却越来越主张采用「歧视」、「平等」和「权利」等等抽象理念来把「性别暴力」凸显成为一个独特但是普世而且急迫需要处理的现象。1990年代末苏联解体,后冷战权力布局展开,CEDAW(〈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于是跨国召开世界级会议,组织起庞大的NGO群体,积极把女人承受的暴力描绘成根本而核心的人权议题,强势要求各国按照国际公约确实修法立法,设置同样的政策和架构,以保障/保护女性及儿童的人身安全。最近两年以影视名人为先锋的#MeToo运动更进一步加快了将性别议题聚焦于特定性罪行(如性侵害、性骚扰等)的趋势。由于受害者主要是女性,这些罪行很轻易的被女性主义理论归因于性别关系的普世结构,被描述为男性阳刚的核心性质与典型呈现。这种特别在知识女性间逐渐普及且深化的「性别成见」以及对男性的「歧视和刻板印象」,透过社交媒体和大众媒体的扩散震荡,使得大众对女性和男性的性别认知与想像越发狭隘而固定,也已经不意外地引发了自认低层而受害之男性群体的不满与抗拒。

性别分析的普世化还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在目前性别平权的流行话语里,「女人」这个概念范畴直接就被套用以统筹不同社会不同情境里的所有女性人口,认定她们都同样面临了相同的男权压迫处境,而且都需要赶紧走上由西方所主导制定的性别平权之路。由于这种认定的影响,非西方的我们在阅读西方女性主义时,往往觉得自己和西方白种女人的差异只在于启蒙的速度慢了些但是已经在迎头赶上,甚至台湾还骄傲地宣称自己在性别立法上可说是领先西方的。就算读到黑人女性主义者说女人不是铁板一块,就算面对台湾的女性外配、陆配、移工所普遍承受的差别待遇,我们却不觉得自己在族群平等的正义议题上是局内人,不觉得台湾有着严重的族群问题,反而觉得自己对多元开明话语的拥抱就足以和任何西方白种女人平起平坐。

许多平权女性主义的发言都像这样,在普世的立场上代言全体女性的位置和利益:「平权」这个概念本身就预设了「所有女人」都有平等的权利。然而,普世语言往往只是政治语言,甚至是法律语言,而不是知识语言。当从普世位置上的发言超越了「呼召主体」的目的而成为一种绝对的道德判准时──也就是当普世的论述变成普世的价值时──其权力效应就越发明显了

事实上,这种普世往往有着国际政治作为支撑。各种媒体操作、国际公约、跨国NGO、全球风潮所形成的,不是一般的普世,而是有国际力量支撑的普世,背后则往往是特定的西方意识形态以及政治利益。例如人口贩运议题反映了西方国家忧心第三世界人员及不法物资会借着全球化而流动到西方;国际或西方资助的爱滋、性暴力、家暴、同性婚权等等项目则积极左右了在地性别NGO组织的工作方向。理论上,许多国家所谓的「公民社会」是随着市场而成长起来的自主力量,但是实际上,公民社会及其所宣称的普世价值(如民主自由平等)背后往往都有着所谓国际力量的选择性支撑。仔细检视各地发生「颜色革命」的缘起脉络和扩散,就可以看到国家地缘政治与国际媒体力量涉入所谓「全球公民社会」的诸般操作。

以国际强权来支撑普世理念,并不是今天才发生的:女性主义本身就诞生于19世纪殖民主义时期,是当时的文明开化话语,宣示西方国家已经是现代文明国家,因为它们的妇女都可以争取(实际上当时还没有争取到)平等地位了。另外还说「国家的文明现代程度可以由其妇女地位得知」,以此界定非西方世界的野蛮或半开化,以及西方国际强权征服非西方世界并将其文明化的正当性。不过,到了1960年代,这种性别普世话语和国际力量的连结就没有那么强烈。第二波女性主义就像当时西方的学生运动、反战运动、民权运动一样,是西方危机的产物,被西方社会本身的内部问题所盘据,有着反主流文化的倾向和实践,因此没有被美国的对外宣传机器所传播。冷战以及前殖民地国家独立后也多半有些反西方情绪,而亲西方的军政府国家则因为出于传统的威权而不乐见并且拒斥西方的影响,所以这个时期的西方女性主义最「不国际」。西方虽然也有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但是因为冷战的隔绝以及新左派的反苏联情结,西方对真正现实的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妇女解放实践(例如中国大陆的前30年)所知甚少。我们1990年代做研究生时研读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仍然是读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理论,或者马克思主义对家务劳动的辩论等等,在今天台湾性别研究的课堂上也是如此,仿佛中国大陆的前30年实践根本无关紧要。说白些,中国大陆前30年整个妇女解放的历史经验,在国际的知识积累和流通上都是被忽略的,或者说,在普世女性主义的视野里是被否认、被排挤的。

此刻,第二波西方女性主义的后续发展随着全球化的趋势开始「自居」全球妇女最先进的位置,自命其理论可适用至全球,而且这种普世理论从1990年代开始就有了所谓国际力量的支持,伴随着「全球治理」的发展在各国推动性别立法。目前,不管来自国际压力或者在地欲望,「设置法律保障弱者」的权利话语──也就是我们所知的性别平权话语──已经成为主流意识。这种法理化、权利化的趋势,使得女性主义渐渐趋向政治化、管理化,对知识的耕耘反而没有兴趣。毕竟,男性压迫和性别平权现在都是已知的结论,知识的政治任务变得很简单,很容易预测,或者说,已经彻底的意识形态化了。在知识单薄简化的情况下,妇女受压迫的现实不经思考就可以直接转化为强大的受害意识,然后形成舆论的压力来敦促立法修法或惩治加害者,也因此更强化了法理化趋势的急迫性和正当性。遗憾的是,尽管保护主义的法律途径已经显出了很多问题,中产阶级妇女兴起的时刻仍然会拥抱一种好像绕不开的阶段论,坚持中国仍是「男权强大的社会」或者「封建余毒」因而坚持继续走法理化的问题道路。

面对国际或跨国力量的强大普世计画,我们需要防御性地坚持:没有任何一种普世价值(不管是性别平等还是儿少保护)可以独占优先位置,更何况这种独占优先还往往是用暴力和霸权来达成的。例如当前西方国家对伊斯兰的女性与同性恋问题又恢复了文明开化的语言,还加上以人权外交作为武器,甚至动用「武器的批判」。又例如台湾在网路发展初期的2000年代就以「保护儿少」为名进行网路文字狱,形成对网民性交际和性言论的寒蝉效应[7];现在「性别平等」则被无限上纲,罔顾国情世情人情[8],在性骚扰、性侵害、性霸凌、性纠缠等等议题上都形成政治正确的一言堂,不但排挤、更致力于消灭不一样的观点和立场。

从这些近期的发展看来,特定价值和理想的普世化,特别是和国际优势文化的连结,显然已经构成一个急切需要抵抗的强大态势。而我们对文明先进的莫名欣羡和渴望更是一个需要被历史化、脉络化、而加以深刻反思批判的情感。这也是我在台湾性别平权向着性别治理前进的过程中得到的最深刻提醒。

 

[1] 参见何春蕤,《性别治理》,中坜: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2017。

[2] 参见何春蕤,《豪爽女人:女性主义与性解放》,台北:皇冠,1994。何春蕤(编),《呼唤台湾新女性:豪爽女人谁不爽》,台北:远流元尊,1997。

[3] 陈水扁1994年当选台北市市长后便在女性策士的建议下设置了「台北市妇女权益促进委员会」,让市政府各局处主管直接面对妇女团体及所谓性别专家,也让这些女性可以积极涉入市政相关决策过程。这种操作模式在2000年陈水扁入主中央政府后继续复制,并彻底扩散各级单位。

[4] 这三个事件当年都造成了大型的街头抗议行动,包括1994年5月22日的「女人连线反性骚扰大游行」,1996年12月16日的「纪念彭婉如夜间大游行」,以及1997年5月14日与18日举办的「悼晓燕,为台湾而走大游行」。游行目标则直指教育部或甚至喊出「总统认错、撤换内阁」,严重冲击民意,因此主政者也不得不快速做出明确回应。

[5] 「忌性」不但包括对性的「顾忌」、「禁忌」、「忌讳」等等负面态度,也混杂着忌性文化中常见的因情欲贫瘠而对他人情欲活力所抱持的强烈「忌妒」「妒恨」心态。

[6] 性别的保护主义式立法很明显的对性(包括相关论述)形成严密的管制和惩治。我个人就曾因为性异议的立场而在2001年和2003年先后经历正式举发及司法起诉,参看《援助交际在台湾》(2018)以及《动物恋网页事件簿》(2006)的详细记录。中坜: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出版。

[7] 参见何春蕤编写,《援助交际在台湾》,中坜: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2018。

[8] 参见颜良闻,〈反性骚扰的国情、世情与人情〉,《性研究ing》,2018年1月27日。https://mp.weixin.qq.com/s/Eaj8fRqM_aGf1X4vkjEi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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