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山寨到土味:文化研究的慧眼與視野-講座側記

【這是2019年12月5日何春蕤受邀在世新大學的演講側記,發表於網址

何春蕤教授應世新大學洪凌教授之邀,於2019/12/05在世新的課堂上,以講題「從山寨到土味:文化研究的慧眼與視野」,闡述個人對文化研究的理解和運用。

何教授首先言簡意賅地提示了文化研究理論在英國興起和移入台灣這兩個不同歷史時刻的社會脈絡和意義(參見影片),接著以近年個人曾經耕耘的兩個研究主題為例,展示如何使用文化研究來分析中國大陸近年那些突然暴紅而且引發高度爭議的文化現象。這兩個現象──山寨文化與土味審美──的共通點,在於它們都承受了來自階級品味與國族願景的壓力排擠,不過,現象雖是短暫過渡,卻在文化研究的分析之下顯出其深遠意義。

2008年達到高峰的大陸山寨手機風潮一直被詬病為仿冒的假貨,然而何教授的分析顯示,山寨其實是晚期資本主義年代後福特主義「模組化」生產模式之必然衍生與極致運用。靈活設計組裝以追求最大利潤,形成了手機的全球生產鏈,不但把知識技術和代工生產放入落地國廠商手中(因此根本不必仿冒),更因媒體資訊的流通在後發國家人口中形成了消費慾望與消費能力的巨大差距,鼓舞了山寨廠商善用模組化生產方式,不但組裝成具有在地特色與文化風味因而開拓新興市場的通訊產品,也在過程中培力了後期中國自有品牌的浮現與全球競爭力。諷刺的是,位於全球化生產鏈末端的中國大陸反而在代工生產的基礎上建立起創新創建的能量與機遇。

何教授提醒,這種邊緣後發地區所迸發出來的創造創建活力,在中國社會脈絡裡接合的,正是歷史中屢見不鮮的山寨草莽精神。例如經典小說《水滸傳》中的梁山泊,或周星馳「功夫」一片中的豬籠寨,都是底層、邊緣、不入流、資源有限的場域,卻在歷史條件的發展中都能善用機緣,以自身恣意的活力來創造創建新的文化與實踐。同樣的,在山寨的風潮之下,位於國家體制末梢的庶民雖無法分享核心的資源和特權,也能以自己的草莽和奔放,透過寄生於主流文化,而開創出諧擬嘲諷的自樂自娛,反而迸發出令人驚訝的創意與能量。

順著這條草根文化活力的主線來看,2015年前後中國大陸出現許多被視為張揚炫富但低俗土氣的建築、裝潢、廣告、商品、低俗的金光劇集等等;同時,以科技為載體、以眼球或流量為首要價值的「文化生產的極端民主化」,也透過智能手機、通訊軟體、音頻社群的整合普及,掀起人人皆可上手的「土味視頻」熱潮,至今未歇。與其加入譴責粗俗淺薄趨勢的行列,何教授引用大陸重要社會學家費孝通(1947)的經典作《鄉土中國》指出,「土」是在地土壤、社會組織生活方式、以及生活肌理所發展出來的文化特質,在與都市、西方及現代的持續折衝中不停發展而更新。從這個角度來理解,那些眼界和審美素質受限、但是在各種媒體的浸潤下渴望貼近都會範兒的縣城鄉鎮和城市邊緣人口熱誠的以手機記錄拍攝自己的生活現實與日常狂想,使盡渾身解數表現個人的幽默智慧創意,然後透過抖音、快手和微博來傳播這些土味視頻,可以說充分展現了鄉土意識的延伸。他們的「不以為恥、張揚為榮」,則呼應了中國整體國力壯大富裕所帶來的「與有榮焉感」。當然,抖音、快手這類平台是這些土味生產不可或缺的載體,甚至也參與或決定了土味生產的部份內容;或者說,中國的土味生產與抖音等平台其實是共生的,互相補充壯大,「形式-內容」與「載體-流通」緊密結合。

「土味審美」的大眾文化現象可想而知會勾動強大的社會焦慮,「富而好禮」的想像以及以全球為演示場域的「文明化」願景,都對這些在地的土味文化現象報以傲慢的蔑視和指責。然而何教授進一步分析,土味審美與文明化雖然對立隔絕,其實卻有著共通的情感基底:兩者都渴望提升、超越、被認可、被欣賞、被讚揚。面對這樣的張力與合流,以及截然高低二分的評價,我們需要給予土味文化時間空間和資源,讓彼此有機會認識各自曾經活過的歷史以及現在活著的現實,理解彼此的夢想、價值、感受和願景,以便看懂並欣賞對方的審美和文明觀念。何教授以眾多例子顯示,雅俗二分的文化形式最近兩年已經在影視場域裡出現了跨界移動的現象,多多少少拓展了新的觀影感受和價值判斷,模糊了原先的階序和分野。此外,土味視頻支撐的傳播渠道,如抖音國際版Tiktok,也和華為一樣,開始承載微妙的地緣政治含意,成為多國(特別是美國和印度)打壓的對象。這些文化場域裡的移位變動都值得進一步追蹤發展。

面對西方積極主推的文明化以及它所佔據的知識優勢和道德正當性,特別是它所造成的離地、對立、撕裂,我們要如何認可、融入並理解中國大陸山寨現象和土味審美的實踐與世界,持續觀察發掘發展中可能形成進一步變化的力道,這些都是知識份子不可迴避的責任和義務,更是文化研究的根本研究進路。

 

附錄:當天曾來世新聽講的中研院王智明教授事後以電子郵件向何教授提問,現經雙方同意,將提問與回應附加於此,以嚮有識者。

王智明──

聽了演講,我倒是好奇兩個問題:

一,從您自己的研究回顧中,到了山寨和土味,似乎有一個較為明顯的「中國轉向」。我很想知道您自己怎麼看待這個轉向的意義,特別是當台灣社會走入了「去中國化」的死胡同裡。進入中國的場域裡做文化研究,如何持續與展開原來在台灣脈絡中從解嚴以來的批判性?這兩者之間有沒有關聯?怎麼關聯?

二,您的討論裡,前一半部是對全球資本主義的批判,後一部份(就我聽到的)是對新自由主義文化治理的批評,這兩者恰恰都在「土味審美」這個案例中有很清楚的表達。但同時,您更關注的似乎是「土味審美」可能具有的翻轉或顛覆意識;對照台灣,其實過去二十年也有所謂的「台客」和「台味」之類的翻轉。這兩者之間雖沒有直接關聯,但意義似乎是類近的,也就是回到一個「來自鄉土」與文化研究如何接地氣的問題。但問題是:文化研究如何介入美學與品味的討論,才不致於只是一種表面的翻轉?「土味審美」如何才能成為民族的堅實的質地,「真實的」生活,而不致於一種意識型態的旗幟?(這裡我或許太以台灣為參照而忽略了大陸的脈絡,但我想問題仍然存在。)

何春蕤──

關於個人在研究上的中國轉向。抽象的說,地表上每一個地區都可以是研究的對象,不過即使人類學家在進行研究時也是有所挑選的,因為研究者本身會受到語言與資源的限制,還會受到另外一些客觀事實的限制,例如研究戰後現代性,1950到1960年代的美國顯然是最適當的地方,南沙哈拉則不是。總之,研究者要去到where the action is,我想這是通中文者在當代採取中國轉向的明顯原因。

另外,台灣的知識狀況是分斷體制下的產物,是扭曲的承受範式與價值,卻往往自認為是對普世的自由選擇。這樣說來,台灣學者的「中國轉向」就有著知識與價值的雙重意義。例如最簡單的問題:是否只能從冷戰框架理解中國革命呢?是否只能從台灣(美國)價值來理解中國的社會與政治呢?其實以上這些都是老生常談,我覺得中國轉向應該不(只)是這些表面理由,而是究竟要如何理解這500年甚或是5000年的變化。

原來主要的理解參數,像工業革命、現代化等等,是否有所偏差?而中國轉向或許能重新思考西方現代的主要教條。日昨我聽了中國法政大學郭曉飛教授談司法方面的問題,就讓我打開對三權分立、司法獨立的重新理解。還有像比較知名的北大法學院蘇力教授對中國法律的思考,就像各個其他領域新的非西方中心思考一樣,我覺得都顯示了中國轉向的必要性。

你問轉向之後「如何持續與展開原來在台灣脈絡中從解嚴以來的批判性」。先回頭說,過去20年我們在台灣脈絡中進行的各種批判,本身就需要被批判。我們固然在不同的戰線上對「獨」的政治統籌進行過抵抗,但是拉扯中有時也沒脫開西方普世價值的禁錮,更往往難免受限於以台灣為格局來想事情。

我想我們都同意批判並不是對事物的拆解、攻擊和拒斥,而是對它的深入(radical)分析和理解。然而現在所謂批評或批判,卻往往只是因循的產物,被嘲笑為落入了既定窠臼的反父權、反國家、反資本…。這種批判範式的能量與創新已經被耗盡,以致於庸俗化,恐怕對應的正是世界發展模式耗盡之現實基礎。

另外,現在的批判概念其實往往預設了西方現代社會發展的理想模式(以此理想來「批判」西方現實),也就是在特定的世界-知識範疇內的產物,但是,「另個世界」的不同發展路徑模式是否可能呢?甚至更根本地問:批判是絕對價值嗎?如果僅僅是重要價值與知識取向之一,那麼還有什麼其他與之平衡或並列的重要價值與知識取向嗎?我個人覺得到了一切價值與定論都需要重估的時候了,這當然是很艱鉅可能需要歷經幾代人的努力才能完成的工作,但是工作總是要開始的,而且太多大陸學者已經開始了。

有關土味或山寨的研究要如何才不至於「只是表面的翻轉」。我並不認為我是「翻轉」,我的基調應該是「姑且共存」。我覺得要先去理解它們的浮現、社會的焦慮、後來可能的發展,從而發現更大範圍裡正在發生的更多變化,而非只是想要顛倒土味或山寨目前的社會評價而已;畢竟,土味談不上是所謂民族形式或甚至民間形式(1938年起的中國近代文學辯論議題),卻是在當代中國諸多條件下(如庶民互聯網)的新發展。如果我的寫作讓人覺得有點翻轉了現在的評價,那應該只是異質論述的效應,並非我的目標或動機。

我也必須指出,土味審美並不都有堅實的質地、真實的生活。我不認為它和「台客」等可以相提並論。畢竟,土味是在一個體量太大且來源互異的基礎上出現的,而它的效應會在其他地方出現,是因為它是個微博、知乎、谷歌托辣斯等各類先進壟斷平台都佔據不了的龐大流量。所以我想,和台客或類似現象不同的是,土味能夠不斷且大量生產實際影像且盤據互聯網,故而其重點並不是文化或情懷,而是在於流量,就像在蘋果、三星、愛立信時代的海量山寨手機及其龐大的使用者人群。

現在我們當然知道山寨手機後來的戲劇性發展,可以說它消逝了,也可以說它蛻變展翅了。那麼,土味的潛能又會是如何呢?且讓我們看下去。

引用本頁請保留網頁原始註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