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明：1996年2月臺北市政府「首都核心區」的歷史儲存計畫開始重新規劃二二八紀念碑樹立之後的新公園文化意義，計畫在一連串更新過程中將同性戀逼離新公園，並另於位在西門的紅樓戲院設立同性戀俱樂部。「同志空間行動陣線」組織針對此一發展採取一連串的抗爭行動，並且在新公園舉辦首度的同志園遊會，歡樂的展現新公園空間的同志文化意義。本文就是為了當時的動員工作和主題宣示而寫，在論述上更大膽挪用了甚囂塵上的國族語言。）
小時候我們最喜歡到村子外面一條幾近乾涸的河床上去玩，家裡的六個孩子有一年過年前還特意湊在一起，狠狠地到河床上烤了一個下午的肉，拍了有史以來唯一一次不是全家福而是六個孩子歡樂合照的照片。村外的河床對我們而言，是童年的國度，也是我們生命的刻痕。
談戀愛的時候，我們常到舊屠宰場附近的火車平交道看火車，一方面是沒有錢去坐咖啡廳，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平交道附近特有的氣氛。我們完全沒有想到屠宰場的陰森，只沈醉於每一次火車經過，連續間斷閃過的車窗燈影。即使那年的冬天寒風颼颼，火車軌道附近的空闊卻是我們娓娓訴說的音場。
我相信一定不只我在這些空間中書寫過而且繼續在寫生命的故事。畢竟，不受到私有財產和商業利益佔有的自在空間是那麼有限，無產無勢的人總得找尋並創造刻劃著他們自己生命意義的空間。一個小小的街口，一片看似荒廢的野地，公共空間默默的記載著真實的社會生活。
再度回到小城，我無言的走在變了樣的空間中。河床和平交道都已在政客、專家與商人磋商的都市計劃中變成了經濟利益和進步圖騰的展現，無數小人物的生命經緯則在沈默中抹去，不留一點痕跡。而原本被排擠的、放逐的弱勢者，只能看著自己的生命痕跡消失，只能互相扶持著再去開發新的空間。
回鄉的經驗使我深刻的明白了鄉村民眾為什麼扶老攜幼抗爭垃圾場興建在當地，她們所抗爭的不只是惡劣環境的入侵，還更是生命歷程的抹煞與消逝。
道理很簡單，公共空間的意義不能被自外於當地真實具體生活的權力考量所決定。
從這個角度來思考臺北市政府對新公園的「善意規劃」（其實根本就是國家機器對「情慾」與「性認同」的管制的一部份），我們一定要支援同性戀者對新公園使用權的抗爭。
畢竟，過去無數同性戀者拼著各方的限制、壓迫、追趕、與侮辱，擁抱著時時刻刻都感受到的挫折、迷惘、歡欣、與回憶，經過多年的嘗試和經營，才在充滿情慾障礙的都會中轉化邊緣的、被放逐的空曠新公園，成為臺灣同性戀者刻劃成長故事的場域，也在經年的累積中形成最突出的同志認同空間。
如果說新公園在現今的臺北版圖中有什麼特殊的文化意義，那麼，同性戀者的耕耘絕對是重要的一環。可是在此刻都市形象重劃的過程中，他們卻第一個被三振出局。新公園的未來意義將拒絕同性戀者參與構築，新公園的現實意義將抹去同性戀者的苦悶、歡愉、歷史、與人民記憶。
當年上海虹口公園門口「華人與狗不得進入」的告示喚醒了華人認同，激怒了一城甚至一國的民眾。此刻，反對併吞「同性戀獨立領土」的新公園空間攻防戰正環繞著「同性戀（與狗）不得進入」的牌子展開，它將喚醒同志認同，並且激怒誓與各種歧視抗爭到底的人。
在新公園二二八紀念碑下，從二二八受難者悲情壯烈勇敢不朽的血液，到男同志快樂希望健康自然的精液，同性戀正延續著人民抗爭的不屈傳統。
很多嫌麻煩的人追問：「說清楚吧！到底你們同性戀要什麼樣的空間？」
我們的回答是：「我們無處不在，因此我們什麼空間都要！我們已經在你的左右，你最好早點習慣，接受現實吧！」
（原文刊登於中國時報人間副刊199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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