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孕藥是一種醫藥科技的產物，雖然屬於「生育控制」，但是也是廣義的「人工生殖技術」的一部份。各種人工生殖科技在二十世紀不斷進展──從荷爾蒙到口服避孕藥與人工手術流產，到此刻快速發展的人工授精、體外授精、無性生殖、優生學的基因工程、事後避孕丸、性別選擇、試管嬰兒、以及代理孕母等等。這些介入或操控生殖過程的科技，恰巧處在「兩性」和「性」之間的關係不斷變化的時刻，女性的身體和慾望的擴張更令公眾不安，於是，各種複雜的訝異及矛盾情感便以社會問題、性別批判、倫理辯論、政策檢討等等形式進行熱烈的激盪爭執。這樣一個高度情緒化的氛圍自然更為後繼的新人工生殖技術創造了地雷四伏的討論環境。
放在這個脈絡之內來看，《口服避孕藥：改變女人一生的藥丸》一方面記錄了二十世紀最戲劇化的人工生殖科技如何同時在意外的誤打誤撞及深刻的成見歧視中掙扎誕生，另方面也細緻的描繪了醫學科技、社會運動、性別局勢、國際分工、宗教傳統等等力場接駁重疊時的複雜爭戰。這樣的歷史敘述提醒我們，任何一個真正具有突破性的物質生產，都必然會牽動無數複雜糾葛的價值和情緒衝突，而這些價值和情緒的震盪互動就正是社會深層改變的契機與徵兆。
從十九世紀開始，節育就一直是個引發西方世界焦慮的社會議題。雖然工業生產隨時需要新的勞動力來補充後備軍，並藉著人力的供過於求來拉低工資，然而人口密集時生活品質的急劇下降、個別家庭的沈重負擔與苦境、個人生活出路的限制，都在有識之士的眼前構成駭人的景象。也只有對照這種歷史情境以及女人在其中的具體處境，才能看到節育避孕等等人工生殖措施的進步和解放含意。不過，節育運動的動力當然並不僅止於籠統的人口考量，世紀之交許多積極推動節育運動的人士都曾受到當時中產階級背景的優生運動所影響，她們甘冒牢獄之災，熱誠的推動節育的理念和實踐，其基本信念則在於減少下層的貧窮或「低等種族」人口繁殖。後來在貧民區開始推動避孕藥的各種實驗以及藥廠選擇波多黎各作為大規模人體實驗的區域，都明顯的包含了種族和地域的考量，下層以及第三世界的婦女還是最主要的白老鼠。這些伴隨著節育運動而行的種族政策和歧視當然都需要被批判。
然而，節育措施不但意味著人口的減少，生活品質的提高，同時也意味著女人將首次有機會決定自己的生命有多大一部分要投注到養兒育女的事業或者其他的人生目標上。節育降低了女人參與情慾活動的風險，享受情慾不再必然有生養的重擔，女人仍可以投身創造其他的人生出路，就女性的身體和心靈而言，這樣的重大變化實在是意義深遠，而不論對男人或女人或整個父權社會而言，這都是一大挑戰，研究及推廣節育的人士也因此不斷遭遇阻力。美國政府在一八七三年設立「Comstock反色情法」，明令禁止避孕資訊和工具的公開販售或宣傳，把它們通通視為「猥褻」，以國家暴力來規定生養後代是婚姻的首要任務，也拒絕讓女人的身體和人生脫離生養重擔的陰影。相應之下，許多世紀之交的激進社會運動（從工人運動到婦女投票權運動）都把節育資訊和情慾方面的解放視為重要目標之一，積極的反對傳統婚姻制度的相互負責及生殖目標，主張建立以熱烈戀情為基礎的新關係模式。
進步運動的努力其實反映了另一項重要的社會變遷，那就是婚姻制度的危機，也就是避孕研究的契機。不管是早期的節育運動，或是一九六零年代開始量產上市的避孕藥，它們最初的適用場域都是在婚姻之內，這顯示性愛在婚姻中的意義和地位已經有了重大的轉變。世紀之交蓬勃發展的性學以及像佛洛伊德之類的心理分析凸顯了性在人類生命中的重要地位，面對傳統婚姻關係的日漸無力衰頹，人們所能找到的答案就是夫妻因擔憂懷孕而在性愛生活上躊躇，而為了讓性愛沒有後顧之憂，和性愛相關的資訊及商品就成為迫切需要普及的基本裝備了。醫學界原本因為懼怕「不道德」的標籤而放棄或避免性方面的研究，但是當避孕節育等等人工干預生殖的措施成功的和「改善婚姻關係、促進婚姻幸福」等崇高目的相連時，在此形成的正當性使得醫學界從一九三零年代開始就放手投入性醫學的研究，許多藥廠也對擁有無窮市場潛力的避孕研究大有興趣。在這種社會氛圍中，從十九世紀起就以淫穢為理由阻礙節育研究討論及資訊流通的Comstock法案終於在一九三六年取消。更重要的是，儘管節育運動的起始對像是已婚女性，推廣者也拒絕傳授避孕知識給未婚女性，然而這些措施和藥物──以及它們所應許的身體自主自由──終究還是擴散到了未婚女性的人群中。女人是不會容許身體自主權與婚姻的枷鎖配套販售的。
也許就是因為這種可能橫越各種社會藩籬的擴散效應，一般人（特別是女性主義者）在面對各種深刻影響女性人生的生殖科技時有著兩種不同的回應態度。
其中一種態度對人工生殖科技飽含畏懼，認為這些措施介入「自然」，擾亂既有道德秩序，使得資訊落入不該（或沒有能力操作）的人群手上，是人類野心的狂亂越界，因此應該加以控制和嚴密監督。和這種態度殊途同歸的類似說法認為人工生殖科技把性的責任和後果放在女人身上，形成對女體的進一步控制，因此是（男性主導的）生物學和醫學對女性施展的新權力技術，應該加以抗拒和批判。例如，這種態度認為避孕藥將「性」與「生殖、婚姻」分開，使男性不必再為性事負責，方便男性縱慾與剝削女體，女人不再有藉口來拒絕性，而且女人還需要負責避孕，也損害女人身體健康，更造成性的氾濫，性病，未婚青少年的道德墮落等等。
另一種態度則認為新的科技發展並不一定有著確定的性別權力意含。例如，一九三零年代內分泌醫學首度成功的分離出男性和女性荷爾蒙之時，原本也只是想對（男性的）生殖功能和循環有更深入的認識，以便透過操作荷爾蒙的分泌來創造或終止衰老的過程，恢復自身男性雄風。像這樣一個以男性為研究出發點和考量基點的研究方向，竟然最終生產出促進女性莫大自主能力的避孕藥丸，實在是歷史的反諷。另外，新的生殖科技更常常因著個別女性主體的另類實踐以及女性主義論述的詮釋和運用而形成新的抗爭節點和力量（例如代理孕母），我們所需要的是更進一步改造生殖的文化意義和操作方式，普及並平民化生殖科技的使用，放鬆適用人口及限制，以激化這些科技所可能帶來的社會衝擊，為女人創造更多的人生選擇。
《口服避孕藥：改變女人一生的藥丸》以歷史的過程來顯示，第一種觀點常常和最保守的力量結合（例如當時堅決不肯讓信徒使用避孕丸的天主教會），為個別主體製造出更多的掙扎自責．這個歷史敘述也顯示，第二種觀點雖然不一定成功的開創新世界（作者一直強調避孕丸並沒有「造成」一九六零年代的性革命），但是它絕對提供了正當化（或說「方便化」）的效果。即使後來逐步揭露了避孕藥丸可能的副作用，婦女運動也並未因此而放棄性革命，反而積極以墮胎的合法化做為主要運動目標，進一步要求身體的自主，因此才促成了美國最高法院在一九七三年作成墮胎合法化的歷史判決，為女人提供了另一個自由操控身體的機會。
即使醞釀於優生運動者的理念，成形於充滿種族及階級考量的人體實驗，並且還帶著各種當時尚未發現的副作用，口服避孕藥仍然首度具體標誌了女性對自我身體情慾和人生選擇的輕鬆掌握，徹底的重繪了性別、經濟上的角色分野。當然，身體情慾上的自主自由並不表示女人就萬事如意，但是，就像後來一九九三年美國「家庭計畫組織」的執行長談到口服避孕藥時所言：
擁有選擇的權力，不等於快樂幸福，但是它至少逼迫女人成長。擁有選擇的權力，也不表示人生就一帆風順了，但是它至少使得女人有力量去計畫她的人生。
1999-09-01
轉載本網頁時請保留本版權註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