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3月4日、5日奚密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上發表＜解構「強暴」的迷思＞一文，呈現了一些有關強暴的基本論點，也對我在1996年底一次演講中所提的「防暴三招」說法提出了質疑。這篇回應不但希望和＜解＞文對話，更要藉此向主流的防暴論述提出挑戰。
＜解＞文的中心論點──強暴的本質是性還是暴力──在美國女性主義反色情的陣營中曾經是重要的議題。1975年Susan
Brownmiller曾主張，強暴根本與性無關，強暴是漠視女人意願、侵犯女性身體人權的男性暴力。不過，到了1980年代，另一位反色情的女性主義者Catharine
MacKinnon則指出，強暴就是性，因為父權社會之內的「性」，對女人而言都是強暴，都是由男性觀點出發來控制女人身體情慾的作為。
我的立場比較接近英國左翼女性主義者Lynne Segal，我們都認為反色情女性主義的看法有其盲點。畢竟，嘗試把在各種社會脈絡下發生的形形色色「強暴」都歸結為來自性別或性的單一因素，這是過分化約了社會行為的複雜性--就像把所有強暴犯都化約為因為「自卑挫折」而以強暴「洩憤補償」的男人一樣。強暴當然離不開性、暴力和父權，但是之中還有許多性質極不相同的差異，也會和階級、種族和情慾的壓迫有關，例如特別針對女同性戀或妓女進行強暴、回教徒強暴天主教修女、下層白（黑）男強暴上層黑（白）女，這些現象都牽涉了很不相同的因素，不能單單被性別的因素解釋。而且，如果把約會強暴、婚姻強暴、陌生人強暴都歸諸於同一種結構性原因，那又將如何針對不同種類、程度的強暴情況來介入施力呢？
更重要的是，「強暴」的文化意義、認知、內涵、和效應總是在具體的日常論述中成形並鞏固的，是在我們如何談論它、建構它的時候定型的。出於這個考量，我也會同意把強暴行為建構為暴力行為，但是若要認定「強暴的心理動力就是暴力，而非性」，也因而完全排除對性的討論，我就有所保留了。我認為強暴沒有什麼單一或固定的成因或本質，強暴會隨著人們談論強暴的方式而改變。事實上，現今強暴帶給女人傷害最深最廣的倒不是其中的具體暴力，而是環繞強暴的情緒論述以及文化想像，所創造出來的那一個對性抱持戒慎及醜化態度的性文化（詳見下文），因此，女性主義者除了控訴暴力之外，還需要同時積極的以能夠改變性文化的新論述來建構強暴，以改變強暴對女性主體形成的強大塑造能力。我們要說：強暴事件就是暴力犯罪事件，和別的暴力犯罪事件一樣，我們在敘述或描繪強暴的時候，不必再加上特別的恐怖可怕或義憤情緒，因為這種特殊的對待方式往往同時勾連了父權對女人身體的貞節想像，強化女人對自己身體的戒慎恐懼。
換句話說，當許多人（包括奚密在內）不斷強調「強暴的本質就是（女人無力對抗的）暴力」，「男女在力氣身材上有絕對差異，女性無法準確有力的出擊」，「強暴幾乎無一例外的是在極度意外、驚嚇、和恐懼的境況下發生」的時候，我們需要再想想，這種出自萬分關切和十足誠意，帶著實證研究的自信和說服力的說法，倒底為女人留下了什麼樣的抗拒位置和情緒空間？而面對這種似乎絕望無力的情境，女性主義者要如何來切斷這個惡性循環的論述統治，尋找可以壯大女人的實踐和出路？
彭婉如命案為這方面的突破提供了最迫切的動力，因為案發之後的各種專家說法都再度使得眾多女人從五臟六腑的深處感受到無力的絕望。說穿了，各方專家（甚至社運人士）雖然嘗試著在這個聳人聽聞的案件之後提供某些防暴方法，然而這些論述都傾向於進一步把「強暴」實體化(reify)成為有某種固定、特定、不變的本質內容和意義的事件。在強暴的敘事結構中呈現的是一個截然二分的權力世界：女人永遠是無力無助的受害者，只能驚怖的看著性侵害以其最恐怖醜陋痛苦的形式發生；加害者永遠是獰笑可怖的非理性暴徒，以其最暴力最病態最強制的方式來對女人的身體進行凌虐；而「性」，則是男性暴力最可怕的呈現，最強大的凌虐，決意毀掉女人的一生。這種長久以來就重覆傳達的文化想像已經強到一個地步，強暴已經變成了眾多女人生命中不可動搖、不可改變的恐怖存在，而且強暴的傷害已經被視為必然是嚴重而不可挽回的。結果，不管自己有沒有經歷強暴的經驗，女人都在這無比巨大的悲憤驚懼中經驗了或想像了強暴，而「一生的傷害」則變成了強暴在這個文化中最主要的論述象徵。
我在1993年完成「性心情工作坊」時最深刻的體認之一就是：性侵害的意義、效應和傷害，正是在這種有關「一生的傷害」的道德信念和情緒反應中得到最大的滋養。而當我們在防暴論述中逐步鞏固對性犯罪抱持比其他犯罪行為更加特殊強烈的仇恨悲憤時，我們也同時在持續強化這個和貞操情結相通的意識形態，使得曾經受到侵害的女人再度深化她們的痛苦經驗，也使得尚未受到侵害的女人再度印證自小對強暴所養成的恐怖印象和無助恐懼，更使得男性權力再度宣告它的強大掌控，終究使得和情慾相關的一切悸動、記憶、感受、愉悅都再度蒙上陰影。而我在1996年底的演講中鼓勵女人積極鍛鍊「防暴三招」，就正是要在心理和身體上都拒絕這種論述循環所產生的惡果。
作為一個對抗主流論述、壯大女性主體的努力，「防暴三招」的意義並不在於什麼特定的招式會不會「有效的」阻止強暴發生──強暴情境當然可能有很多變數，加害者當然可能有各種暴力傾向和危險，事實上，任何防範都有可能無效──但是後面這類挫折心態的說法，除了懷疑一切防暴措施的效用之外，接下來還要說些什麼？更多的警語？更多的提醒？更深的「恐暴情結」？更可怕的男性形象？更脆弱的女性主體？或者，更多的倚賴「外力」（警察、國家、好男人）的保護和救援？
「防暴三招」在論述中要徹底改變的，正是女人在這種看似絕望的文化中養成的自認柔弱無助的軀體力量，正是女人在這種否性(sex-negative)文化中養成的對性器官和性活動的特殊恐懼和躊躇，正是（好）女人在這種性污名陰影下極力維護的自我道德形象定位──因為這些文化建構才是強暴恐怖之所以能夠在女人的生活世界中橫行的物質基礎。而任何防暴措施若要產生效用，都必須徹底挑戰這些文化建構，並提出另類的女性文化形象來改變強暴論述的基本邏輯。
也因為這樣，「防暴三招」所依循的邏輯根本不是慣常想像的「美不美，好不好，有沒有效」；而是突破文化規範的「狠不狠，陰不陰，夠不夠瘋」。它企圖徹底扭轉的，是防暴論述和一般常識中一再流傳的良家婦女形象，而這種深刻的挑戰所倚賴的眼界和實踐，是遠遠超過「個人」「防身」「招式」的。它的攻擊目標正是那個侷限女性想像的文化腳本。
由於＜解＞文作者奚密並不在演講現場，而只是讀到媒體上二手的報導，當然也就無從看到，面對一個長久以來已經被神聖化成為萬惡罪行的強暴，「防暴三招」最重要的意義是一種抗暴的「論述操演」(discursive
performance)。它企圖透過那種在批評者奚密看來「輕浮草率」、不夠「嚴肅正確」、不夠「道德責任」的態度和語言，來進行一種女性集體壯大得力的儀式，因為所謂「端莊」、「嚴肅」、「道德」都包含著某種對女性活力進行規訓的壓力；「防暴三招」則企圖在氣勢高亢的「女」－「性」論述中重讀、重寫女人和性之間的關係，它企圖拆解女人和強暴之間似乎無法改變的宿命關係，它企圖改變「恐暴心態」在女性人生中造成的真正「嚴重傷害」。
讓我強調，這種使女性集體壯大得力的論述絕不輕看強暴的發生機率或是強暴的痛苦，更不會放鬆對強暴的防範和追訴──這些工作都可以在人權的基礎上進行。但是，防暴，就不能再強化強暴的恐怖可怕，不能再加深強暴的可能傷害。防暴，就必須要在論述中根本改變強暴的權力邏輯，改變那個使得強暴得以上升到首要地位的文化脈絡。
認為女人在強暴中就是無力無助的受害者的人，是沒有辦法在這種論述儀式中認識它的壯大企圖的。就好像截然批評Ａ片傷害女性的人也無法接受有很多女人看Ａ片時並不感覺恐怖，相反的，她們嘲笑色情片中對男性權力的誇大和膜拜，她們在最噁心、最露骨的色情材料中建構自己的性愉悅。
在我進行「防暴三招」的論述操演過程中，任何在場的人都可以清楚的看到，演講廳中的女人可能有史以來第一次在聽到或者想到和強暴相關的事情時，不再是恐懼的、驚惶的、沈痛的，好像時時刻刻都有惡事將要發生似的。相反的，在聽講過程中，她們是自信滿滿的、歡樂高昂的、興奮強悍的。強暴不再是必然使女人感覺無助無力的事，強暴不再是必然在女人生命中造成巨大傷痛的事，強暴不再是那個不可說不可談的可怕話題──因為，女人就連在例行的日常生活實踐（如我舉的揉麵、拔草等例子）中都有可能淡化強暴恐怖的統治，重建對性、對身體的友善憧憬。
質疑者或許還要繼續問「有沒有效」的問題。別的我不確定，但是我相信，那種不怕髒、不怕噁心、不怕搞爛形象、不怕男性器官、不怕性、不怕賤模騷樣、但是也隨時能爆發兇狠攻擊力、或者變換情緒角色的女人，她們在強暴情境中確實會有比較大的反應空間。而且更重要的是，即使在強暴真的無法避免時，這種「反常」的女人也比較不會容許這個經驗成為「一生的傷害」。
拒絕讓「性」、「一生」、和「傷害」形成必然的三合一連線，這才是「防暴三招」所關切的真正重心。因為，對強暴的高度情緒貫注--也就是對性的強烈警戒--已經使得眾多女人在日常生活中日復一日成為強暴意象的人質。說得明白一點，不改變女人對性的基本戒慎態度，不淡化性在生命中的慎重意義，不拒斥「性接觸必然造成嚴重傷害」的說法，就不可能改變「強暴」的恐怖統治。這也是為什麼「防暴三招」會「輕浮／輕鬆」的把防暴操演和情慾開發連在一起。
防暴的真正深遠「效用」，不能僅止於避免強暴的發生，不能僅止於在尖刀下茍且存活，而更要在於拒絕讓強暴成為女人一生之痛，拒絕讓貞操情結借屍還魂的在防暴論述中再度統治女人的心靈和身體。這，恐怕就是我和＜解＞文作者最大的不同處了。
（原載《中國時報》人間副刊1997年3月7－8日，後轉載《性／別研究》性侵害性騷擾專題，第5、6期合刊，1999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