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講評游勝冠＜帶著美麗人性重新登場的庶民階層──戰爭時期庶民形象的反同化作用＞
1998年6月20日 臺灣社會研究季刊「批判的新生代論文研討會」 |
這篇論文是以1937年前後日本殖民時期臺灣文學中庶民形象的變遷來證明當時某些以日文寫作的臺灣文學可以被視為一種抗拒殖民者同化政策的努力。我對這段時期或這些作品都沒有什麼深刻的專攻，因此我的回應將只集中於我自己在閱讀這篇論文時被勾起的一些思考。
（一）游勝冠的分析在第一個層次上是對文學的社會意義進行脈絡化的分析，因此他會指出1937年之前有不少作品（例如龍瑛宗的早年作品）充分反映了對殖民主文化的全盤接受以及對本土文化的厭惡，但是同時也有一些帶著當代啟蒙精神的作品（如吳天賞的作品）出現，以西方現代文化價值來對照日本的殖民壓迫。只是，就游勝冠來說，這些建基於啟蒙熱情的寫作多少還是「承認了殖民主的優越與被殖民者劣敗的地位」，「將文明進步絕對化」，因而這些作品也未能「正面反省啟蒙與殖民主義文明進步觀之間曖昧的共謀關係」。
在游文的分析中，1937年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中日戰爭全面爆發，臺灣逐漸確立的戰時體制與皇民化運動，使得許多作品（如周金波的作品）中更明確的浮現隨殖民邏輯起舞的「文明－野蠻」「殖民－被殖民」二分法。但是同時也開始有一批作品，以地方文化的身份出發，對臺灣庶民生活的美麗人性加以肯定的描繪，承認它與日本性具有平等存在的價值，或者照游勝冠的說法，就「是以作為文化母體的臺灣大地的永恆與庶民階層所象徵的文化傳統的無甚大變動，來嘲諷試圖操縱歷史的殖民主終將徒勞無功」。
在以上所有的討論中，日本殖民時期的臺灣文學都不再是文人不食人間煙火或者文人屈膝求榮的作品，而是與其歷史社會的脈絡息息相關，時時界入，發揮各種重要功能的。
（二）游勝冠對文學作品解讀的興趣其實建基於這篇論文在另一個層次上的意義，也就是知識份子與啟蒙思想之間的複雜關係在不同歷史條件中會有不同的發展。因此，游勝冠在文章中指出，啟蒙有可能全面決定知識份子的思想位置：例如，知識份子在新式殖民教育中接受了殖民主的價值觀，受到殖民主較為優越的文化的啟蒙，因此也逃脫不了殖民主語言所承載的價值觀念。可是同時，啟蒙也有可能部份抗拒殖民的籠罩：例如，1920年代反殖民運動的啟蒙立場就能夠幫助知識份子意識到臺灣被殖民的地位，因此他們並不把文明進步等同於殖民的日本國，反而引進西方的現代性，繼續一手推動本土的啟蒙，一手批判日本的殖民統治，只是在基本位置上還是認同了啟蒙的文明遠景，輕視了本土的渾然天成。
更有甚者，啟蒙的論述所應許的進步遠景有時還會肇使知識份子轉向和日本文化同化。例如，文中分析日本推動的皇民化措施之所以還能動員某些知識份子，就是因為這些知識份子在理想性格上要為處於劣敗者的我族尋找出路，他們在啟蒙精神上又認同「文明進步」。而當西方帝國主義被建構為對亞洲的殖民威脅而不能再作為文明進步的表徵時，知識分子的急切尋求自然轉向也代表文明進步的日本，啟蒙的理想性格因此可以為知識份子提供合理化的理由來安撫她們因為「背祖棄宗」而來的不安。
以游勝冠的分析而言，只有當1937年之後，知識份子徹底揚棄啟蒙的視角，拋棄「日本進步／臺灣野蠻」的文明進步觀，在農民民族身份中看到自謀生計的獨立自主精神時，他們才有了機會和視野來肯定本土性，在作品中用「野蠻的本土性」來抗拒「文明的日本性」。而也只有在庶民生活的恆常中，「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於我何有哉？」，才是反同化、反皇民化。
換句話說，游勝冠似乎是說，反殖民就必須揚棄啟蒙視野，庶民無動於衷式的的恆常就是反皇民化。
（三）讓我們先談前面一個命題：反殖民當然常常包含了揚棄啟蒙，但是我們可能還要問：游勝冠所謂的揚棄啟蒙倒底包含了什麼正面的積極內容？也就是說在揚棄之時要擁抱什麼？論文尾聲中對這個問題提出了一個樂觀的異象：「只要知識份子的良心與理想性格還在，只要不是基於個人利益所作的選擇，殖民主義、時局動盪所混淆的民族界線會慢慢清晰，被另一個自我所取代的本土自我，也應該有回復的一天」。換句話說，要擁抱的是「被殖民主義文明進步觀所貶謫的本土自我與民族身份的認同」，要擁抱的是「庶民的美麗人性」。
可是，揚棄啟蒙恐怕不只是揚棄游勝冠所謂的「文明進步」「文明－野蠻」二分法而已。事實上，本土自我、民族身份、美麗人性等等都是在啟蒙論述中具體浮現的現代概念，都已經承載了啟蒙的歷史重量，游勝冠會同意把這些一齊揚棄嗎？另外，正是在這個模模糊糊但是充滿懷舊情操的「自我」和「認同」上，游文也顯露出另一種「以傳統文化抗拒現代性」的二分衝動：就他來說，現代性必然是殖民的，暴力的，壓迫的；而傳統文化的自我、認同、人性則是溫暖的，樸實的，美麗的。這樣的二分又將如何和揚棄啟蒙的基調唱和呢？
再來看看「庶民的恆常就是反皇民化」這個說法：我想要指出，庶民的汲汲營生，或是游勝冠所謂的「無甚大變動」，並不「只」是一個有可能抗拒皇民化或同化的所謂純粹人性力量，它並不是一個本身不包含權力關係的純淨生活領域。事實上，無數的歷史例子都顯示，庶民的美麗人性所掩蓋的各種父權體制傳統不但常常鞏固代間的壓迫、種族的歧視，也持續餵養階級的壓迫，而正是這些不平等的權力關係提供了皇民化政策的權力運作基礎。畢竟，一個壓迫的體制並非獨立存在運作，而常常是和另外的權力關係互為奧援、互相鞏固的。如果照游勝冠所言，文明進步常常和殖民主義之間有共謀的關係，那麼我們要接下去問，殖民主義和以無動於衷的恆常為主要特徵的美麗人性之間又可能有什麼樣的共謀關係？
或者讓我換一個切入點來問這方面的問題：這些受過新式教育的知識份子有著什麼樣的出身？什麼樣的背景？在皇民化政策施行之前佔有著什麼樣的社會位置？這個位置使得他們和想像的庶民生活之間又包涵著什麼權力關係？換句話說，是什麼歷史的、階級的、個人的、情感的因素，使得他們在面對皇民化的時候選擇去美化田園詩般的庶民生活？這個文化想像的形成基礎是什麼？
我並不是否認庶民的恆常可能成為抗拒皇民化的力量。事實上，就以我比較熟悉的當下脈絡來看，私領域中的許多庶民汲汲營生的活動是干犯公領域權力運作的，私領域中許多庶民看來是私人嬉戲輕佻的活動，都會攪擾到主流政治權力的運作──大家只要看看同性戀、辣妹檳榔西施、第三性公關、網路色情族、劈腿族的私下活動如何被視為腐化社會的力量、需要被打壓禁止就知道了──問題是，「這些」人會被包涵在「庶民」中嗎？這些庶民生活的表現會被游勝冠包含在「美麗人性」中嗎？這些庶民的活動會被視為對此刻主流權力的同化作用有攪擾力嗎？還是也會被當成像林芳玫所批評的只是個「去結構、去脈絡、強調個人意志、誇大個人行動力的後現代式意識形態符號遊戲」？如果某些人不包涵在庶民中，他們的生活活動不包涵在所謂美麗人性中，那麼所謂庶民或美麗人性又包涵了什麼樣的實質內容？這樣一個選擇式的庶民和人性想像又蘊涵了什麼樣的權利運作？
終究我們要問：在此刻這個主流政治強力動員庶民加入打造新城市、新國家的時代，在這個不是「皇民化」而是「世界尊貴公民化」、「臺北中產階級化」的同化脈絡中，什麼樣的庶民、什麼樣的生活方式、什麼樣的抗爭是反同化的？這也是游勝冠的論文提醒我們開始思考的。
轉載本網頁時請保留本版權註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