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評夏頌(Patricia Sieber)論文<淫的觀念史:從明末到清初>

1997年5月24日 清大「性別的文化建構」研討會

 

夏頌的論文思考方向追隨了一個有許多優秀先驅的傳統,令讀者想起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家Raymond Williams對浪漫時期藝術家的角色以及作者讀者關係的變化所作的描述,或是Walter Benjamin對藝術作品在大量複製的年代中的意義變遷。不過,或許是因為夏頌所處理的主題是很禁忌的「淫」,我在讀論文的時候,一直不停的想到此刻的台灣。

現在一般人聽到「淫」這個觀念時,常常會說那是因為「社會病了,人心敗壞,飽暖思淫欲,道德淪喪」等等非常唯心式的說法。而接著推下去所得的結論就是:因此我們需要「心靈改革」,需要在媽祖或者觀世音或者耶穌面前發誓不嫖妓不看色情。

但是夏頌的論文指出,一個受人矚目的觀念的形成有它非常物質的基礎。在「淫」的例子中,這個觀念的出現和擴散,和明代刊行文化及科技的發展所帶來的社會衝擊有非常直接的關係。我們姑且不追問當時的識字率是什麼狀況,是如何的和大量擴張的刊行事業配搭,但是夏頌指出,刊行工業所帶來的「文化產品民主化」和普及化首先便威脅到了原有的文化獨佔,因而促使文化統治階級積極生產各種論述,用編纂、評論、做注來框定這些文化產品的可能效應,而這些補加的論述也使得「淫」的觀念更加明確和突出。換句話說,「淫」的觀念正是在這些編纂補注中形成,而「淫」的觀念的興起其實帶著非常強烈的階級蘊含。

這個發展和西方的「色情」觀念在十八世紀的興起和擴散有異曲同工之妙,Lynn Hunt和Walter Kendrick在研究16世紀到19世紀色情的發明史時也指出,印刷術以及其他伴隨工業革命而來的資訊商品普及動搖到既有的知識/權力佈局,於是權勢階級必須用眾多論述來生產出一個確定的判準,以便切實的認定色情,標示色情,隔離色情,防範那些無法辨別是非善惡的幼小或純潔心靈因著接觸這些讀物而受到傷害。

恐怕就是因為這個原因,上個月廣電管理單位以「污蔑某些女性職業的形象」為名,對本地第一個電視成人節目「花魁藝色館」提出嚴厲懲罰;也對「紅白勝利」節目中「我的KISS會轉彎」單元讓腰上綁著強力橡皮帶的男女在充滿刺激和掙脫文化束縛象徵意義的遊戲中公開隨意接吻提出嚴厲批評;並且對鎖碼台節目的播放提出更多限制和警告,甚至集訓各個社會公益團體的義工作為耳目眼線,用密集的廣告鼓勵民眾主動檢舉。這些措施都可以說是某些父權心態的成人對有線電視這種尖端科技所帶來的「情慾民主化」所做出的回應。

同時,成人也開始對青少年因消費能力大增而帶來的「娛樂休閒民主化」加以限制(像主持人高凌風所開設的石頭族樂園受到嚴密關切,終至關門;中南部青少年聚集的Disco因為有少女跳熱舞也飽受官方的關注)。這些措施多多少少都在此刻直接的或間接的定義什麼是淫、什麼是色情、什麼人需要被保護,而且也以「性別歧視」或者「保護女性和青少年」為批判的最有力理由。

在這裡大家也都看到,這些對淫或色情的關心顯然同時還也包含了深刻的年齡歧視、階級歧視、和性歧視。而一旦揭露了這些層面的歧視,我們就不得不面對一個嚴肅的問題:那就是,或許女性主義在身體、情慾、性方面的某些批判太注重性別這個單一的因素而忽略了或者化約了其他的複雜因素;也就是把世界簡單的分成兩半,而當別人提出一些不一樣的社會因素需要考量時,女性主義又常常太快的拒絕面對它們,堅持只要看性別的因素。

換一個具體的例子來說,本次會議的主題是「性別的文化建構」。「建構」本來是一個充滿動態的概念,要顯示事物(例如性別)的形成不是什麼命定的、固定的、不可改變的事,而是歷史的、社會的、文化的過程,是可以介入的、可能被改變的、因此也是需要時刻鬥爭的。夏頌的論文就試圖揭露「淫」的觀念的建構過程以及這個過程的具體呈現。這也就是說,文化建構論的說法總是意味著權力關係的矛盾和不穩定性,以及在這種矛盾和不穩定性中,非宰制階級來主導解構重構的高度可能性。
換言之,我們需要強調的大概不能只是:我們和世界都是「被建構的」;而是我們「總可以再建構」。

在這裡或許有人要問,這樣會不會太過樂觀呀?我覺得這和樂觀不樂觀沒有關係,用樂觀不樂觀來衡量情勢的做法其實是一種實證式的退縮態度。社會運動不是悲情的控訴運動,不是絕望的求救運動,社會運動更不是訴求宰制階級的人性或同情來發動社會改造。社會運動總是弱勢主體自身的壯大,總是既有常識和情緒的徹底翻轉,在這一點上,社會運動的說法總是要穿透現實的,總要能看到另一些可能的現實。

可是運動主體在抗爭的時刻常常聽到的是另一種「性別建構論」。這種建構論強調,我們所知的世界、我們的審美觀、我們的愉悅、我們的慾望都是男性的宰制者掌控並建構的;權力結構有著絕對不平等的分配,既得利益群體是絕對醜陋和不公,受到壓迫的弱勢群體是絕對無力抗拒——像昨天林淑蓉談減重的論文就強調父權如何全面界定了女性身體的美醜和功能;而朱元鴻在論文中所質疑的某種娼妓研究就是強調男性的掠奪心態如何蹂躪眾多娼妓而她們多麼需要援救;或者像今天夏頌這篇論文提出淫的說法時,有些女性主義者恐怕就會說,淫書都是男性慾望的呈現和滿足,淫是男人對女人身體施展的暴力等等。

在這種以簡單的壓迫為主軸的說法中,善惡是非強弱正邪都是確定的,固定的;而抗爭的弱勢者必須不斷宣告絕對的弱勢無力或者加上義憤式的控訴,才建立得起絕對的正義形象;而在這種正義的形象面前,既得利益群體的所有成員全都是背負了原罪的陰謀者。

在這樣一個簡單的思考模式之下,性別被視為唯一被考量的因素,世界被簡化為男強女弱的對立,聽見別人發言的時候只看得見發言者的生理性別,一切複雜的慾望和快感都被化約為性別的陰謀,而對話的空間和認識的可能都快速緊縮了。特別是在昨天談減重和賣淫的論文時,我一直在想,除了控訴父權的壓迫,痛陳女性的弱勢之外,我們還能說些什麼來改變社會現實?當女性主義者批判減重在制度上和審美觀上的性別宰制時,當女性主義把娼妓只理解為男性對女性身體的掠奪時,她們同時也需要面對另一些事實:面對那些執意減肥、喜歡減肥、雖然知道自己是討好男人但是還是甘心減肥的女人,面對越來越多自願進入性工業的女人、女孩、(以及男人),女性主義這種純粹只有控訴、只有義憤的說法,會不會只形成一些像是「心志軟弱」、「不夠自主」、「價值觀錯亂」、「愛慕虛榮」、「被父權洗腦」之類的強烈責備而已?更重要的是,這些責備所預設的理想女性主體位置又帶著什麼樣的階級色彩?包含了什麼樣的道德預設?這樣充滿義憤的控訴和批判,預先封死了、排擠了什麼樣的聲音,什麼樣的觀點,什麼樣的質疑?

當女性主義者傾向用性別的單一角度把所有的淫、所有的色情都視為男性的宰制、男性的掠奪時,夏頌的論文在此刻提出一個值得我們深思的面向:也就是階級的面向。像這樣不自限於性別面向的研究,可以幫助我們用比較複雜的角度來思考只看性別時的簡化和盲點,在這一方面,夏頌的論文所代表的思考方式是值得我們更進一步開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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