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評鍾玲<女性主義與台灣女性作家小說」>

1994年5月18日 聯合報台北圓山飯店「四十年來中國文學會議」

 

女性主義的話題在此次「四十年來中國文學會議」的台灣篇中被當成一個單獨的面向來處理,似乎暗示台灣的女性主義已經有了長足的進展,已經在女作家的小說中得到了明確的處理,或者至少令人覺得女性作家的作品已經有了不容忽視的強大力量。

但是在這個印象之外,我們同時注意到的社會現實卻是:台灣缺乏全面的、廣泛的婦女運動,婦女的議題掙扎著要浮上檯面但是卻挫折重重,女性小說雖然占了市場的大宗但是卻仍停留於個人閱讀消遣的層次而沒有與婦女運動連結,凝聚力量。

這個差異性的對比顯示,女性主義議題與女性作家小說之所以在現階段引人注目,被當成嚴肅的文學問題來處理,大概不是因為它們和台灣各個零星的婦女運動之間有何麼關聯,而是一些歷史因素風雲際會的結果。事實上,1980年代以前的女性作家作品很少被冠上「女性主義」一詞來討論,鍾玲女士文中所分析的作品就都是1980年代以後出現的小說。

那麼,到底是什麼歷史因素使得1980年代浮現女性主義的文學議題呢?我們可以由以下幾個方面來觀察。

在社會氛圍方面,1980年代之前的三十年間,被高度壓抑的有志青年多半寄身文學園地來發抒己見,1960年代的中西文學論戰和1970年代的現代詩論戰以及稍晚的鄉土文學論戰都充斥著政治衝動的暗流,議題也以公共領域中的男性關切為主。1970年代後半,台灣在經濟上遭遇石油危機與經濟衰退,政治上則面臨親美國家漸次與中共建交,台灣政府所面臨的合法性危機於是開放出較大的政治空間,新生代也得以黨外政論雜誌來建立發言管道,許多有志青年於是捨文學而就政論,以便用更直接的方式介入社會。(1970以前的青年立志寫小說,1970、1980的青年立志辦雜誌,1990年代的青年立志做黨工、國會助理,似乎是一般的志業趨勢。)
在大批男性撤守嚴肅文學園地的同時,大學文學科系在台灣急速功利化的趨勢中被社會報酬更高更快的經貿資訊等科系推擠顯得更缺乏現實性。文學科系在進一步被邊緣化之後則成為不被期望進入激烈競爭領域之女性天下,然而這些女性在具備基本專業訓練之後即使未投入創作或批評的文藝事業,也由於本行的訓練而在1980年代蓬勃發展的新興文化工業如出版社、雜誌社中謀得職位,實際參與文壇生態的塑造。

1980年代台灣的文化工業透露出對女性問題的關切不但來自上述文學生力軍的耕耘,同時也有女性讀者的支撐。台灣的經濟發展過程一方面創造了大批女性知識人口,另一方面也提供她們更強的購買力,由於男性撤守後的文學領域買主多為女性,她們的關切自然成為文化工業產製行銷時的考量。

市場的考量固然配合了文化工業的利潤所在,但是,女性議題為主的小說仍然有其歷史的意義。因為唯有這些小說才在日常生活經驗的層次上以最具體的描述呈現出台灣社會的巨大變遷及其對人際關係、角色定位所產生的深遠影響,而且落實在一個有情節、有真實感的通俗敘事中呈現。不論這些呈現與敘事多麼片面,多麼侷限,它們至少為親身經歷家庭及工作場所快速變遷的女性提供了摸索前行的試驗場。

在女創作者、女讀者、女性文化工作者、及女性小說之間還有一個重要的中介者在1980年代出現,那便是女性主義觀點的評論者。透過她們的分析與解讀,在小說中拉出女性意識的紅線,才得以使某些作品被呈現為「女性的」。這類女性觀點的評論在1980年代中期隨著接觸到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女留學生大量返台而出現,她們的專業地位以及學術語言和分析架構為女性文學批評提供了及時的正當化效果。 

文學領域中的這些性別生態變化為什麼沒有和婦女解放運動連線?這是一個值得女性評論者思考的問題。不過鍾玲女士在這篇論文中主要是由一般所謂「女性主義主題」的角度來審視近年來台灣女作家的小說,這也是頗為常見的一種女性批評方式,事實上,僅僅在過去幾年之內,從呂正惠教授到李元貞教授都以類似的手法提出過精闢的分析。

由主題分析來尋找女性主義的蹤跡固然是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重要策略之一,但是這種策略的執行卻常常受到一些因素的限制。首先,批評者在搜尋小說中的女性主義成分時有可能流於公式地專注於某些形象的婦女以及這些婦女的某些遭遇,比方說,傳統女性的悲情、自主女性的婚姻困境、職業女性的兩難抉擇等等;而一旦找到這些主線,批評者便可以順暢的按照小說中對女性所做的描寫或者為女性所安排的出路,運用一套簡單的善惡優劣區分方法輕易的把小說定調為前進的、合乎女性主義精神的,或者是保守的、仍未甩脫傳統包袱的。

這種公式的、框架的、教條的批評,在婦女運動的進程上有其歷史意義與功用,畢竟,現有父權體制的侷限性與壓迫性必須加以揭露。可是,單單把女性主義批評的眼光投注在這些簡化了的、二分的層面上,恐怕也同時壓抑了女性生活的可能多樣多元性,而把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策略與能動,僵化成為意識形態的教條框架。

女性在日常生活經驗的層次上是否只限於對家庭、對婚姻、對人際關係、對事業的關切,這不是個實証式的問題,也沒有任何實証研究可以窮盡各種女人的各種生活方式及經驗。因此如果單單聚焦於以上列舉的那幾個主題作為女性生活的重心,恐怕只是重覆了父權體制對女人生涯的既有規劃。如果批評者的眼光只關注這些慣常主題的呈現,她在小說中找到的就只是女性由「主流」傳統的女性立場向「主流」現代女性的立場移動,而不會突顯任何離經叛道到不容於現有父權倫理道德的女性作法。換句話說,一般女性主題的追溯經常還是選擇了在父權架構的世界內找尋細微的、有正當性的解放方式。鍾女士文中輕描淡寫地抱怨女性作品未對女性地位充分反省,不知道是不是出於此種考量。

另外,追溯女性主題的分析方式也常常簡化了女性的社會處境。受到女性議題感召的創作者與批評者有時會以為,只要刻畫一個獨立自信的職業女性如何在工作崗位上敬業努力堅守立場以致於事業有成,就是宣揚了女性主義的理念,挑戰了父權體制的侷限性。可是,這個女主角賴以運作的立場和原則卻仍然是父權體制中一夫一妻獨占式的感情關係,與資本主義生產制度中的工作倫理。換句話說,對女性經驗的描述有可能在某一面向上做到了挑戰父權下的女性刻板形象,但是在另一面向上,它卻可能同時鞏固那些支撐父權的其他相關體制,如資本主義生產模式。

以上的分析主要是想指出,對女性小說的認定與解讀恐怕要比簡單的意識形態分析或單面的主題內容分析更加複雜,才可能處理我們面對的那個複雜的、充滿矛盾糾葛的權力關係的社會結構。而且女性批評的對象可能要比眼下經常被提到的女性作品更寬廣,分析的方式也會更多樣。在這個發展趨勢之下,鍾女士文中沒有處理到的「女性美學」應該會是一個有高度爭議性的問題。在台灣社會的快速變遷過程中,顯然女性小說的創作與評論都還有極寬廣的迴旋空問。如何把握契機,串連議題,使女性得到更大的解放,還有賴我們更多的思考和努力。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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