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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年會圓桌論壇「性態、家庭與宗教權力之轉化」回應稿

 

20080105 文化研究年會圓桌論壇「性態、家庭與宗教權力之轉化」回應稿
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何春蕤

羅永生——香港基督徒社關思想的右翼轉向
游靜——美好的仗究竟在打誰?:香港基督教反同戰沒有告訴你的
劉人鵬——從二十世紀初中國「筑a」、「廢婚」論談起

這場的主題其實是歷史過程中的菁英知識份子如何面對社會的重大結構性轉變。

羅永生和游靜的論文都企圖解釋香港的菁英基督徒──也就是他們的知識份子階層──最近幾年積極介入社會文化論爭的現象以及其歷史意義。兩人都認為這個戲劇性的發展其實和香港一個半世紀以來的殖民政治與宗教糾結有關,不但動態的反映了香港的社會階級結構以及九七回歸所造成的衝擊,也以此解決基督教統治階層本身因為無力有效的回應六四天安門事件或九七回歸這些歷史重大事件而感受到的正當性危機。羅永生的敘事比較聚焦於基督教社群如何「對內」透過制定回歸後的教牧方針來調整腳步、清理門戶,以營造自身與新統治中心的可能合作關係;游靜則比較聚焦於基督教如何「對外」以溫和理性的恐同論述領導來驅魔那些被視為西化惡果的性少數,從而掩蓋並穩固自身長久以來的買辦優勢,並進佔主流意見的正當性。這兩篇分析都為理解香港近年來風起雲湧的文化戰爭做出了很重要的開路工作。

基督教在華人社會一直不是很受這個世俗化世界注目的對象,畢竟,宗教主要被視為個人心靈的依託,即使宗教領袖似乎有些社會可見度,但是宗教主要還是在民間操作,不會和國家體制有太實質的合作或互通。國家領袖在選戰中拜廟或者抽空參加早餐祈禱會等等,儀式上的意義都高過實質關係。不過最近十年,不管是香港或者台灣,隨著全球化的文化衝擊,政治局勢的變動激化,性權運動的積極衝刺,以及傳統價值觀的邊緣化,某些宗教團體(是哪些團體?這是個重要問題,因為天主教、基督教、佛教都有)似乎感覺到一種急迫,也發覺一些機會,可以調整自己的存在模式,利用上述那些變動所開闢出來的社會參與空間以及多元論述帶來的發聲機會,更明確的介入一些特定議題,特別是有關家庭、婦女、性、生命、兒童教育等等根本問題,以此整編已經冒泡中的社會焦慮與不安。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急迫性從來不是用宗教的語言來向社會表達,而是如同游靜指出的,挪用了社運的理念和語言。這個現象我覺得非常的有意思。

游靜已經提到最主要發動這個文化聖戰的團體就是1997年成立的「明光社」、2001年成立的「香港性文化學會」及2003年成立的「維護家庭聯盟」。請注意,它們的核心成員是重疊的同一群人,用同一組電話,分佔山頭,首尾唱和。更有意思的是,它們都沒有使用宗教團體的名稱,不是什麼什麼教會或者基督教xx,而是選擇了很像民間團體的名字,以最不引發社會聯想的方式淡化自己的色彩,以便隨著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的開展來進佔社會空間。

游靜提到這個使用社運語言的現象,這在香港性文化學會身上看得最清楚,他們也最自許為社運團體。先說一下這個組織。

香港性文化學會這樣描述自己的宗旨:「我們由一群基督徒組成,深感香港社會色情文化氾濫,香港家庭制度漸趨解體,瀰漫著性開放、性隨便的思想。本會以基督教價值觀為依歸,關注有關家庭、兩性、社會的問題,服務社會,喚醒社會人士關注家庭價值,重建兩性平等關係,消除性別歧視。本會以基督教價值觀為本,持守以下原則:尊重事實;以研究為基礎;重視理性和經驗;用和平說理的態度溝通;尊重民主及基本人權。」
至於他們的發起原因如下:

1. 隨著香港社會的現代化和後現代化,香港人(特別是年青人)的性觀念和行為有急劇自由化的趨勢。成因包括:消費主義、個人主義、色情文化在傳媒中的蔓延。

2. 近年不少人(包括某些學者、研究生、同志組織、婦解組織、議員等)積極提倡或不自覺支持一種性解放哲學,認為所有性道德標準都是相對(甚或有壓制性的),所以市民(包括)應有徹底的性自由(或性權)。這些人已結聚成一種不容忽視的力量,他們多方攻擊傳統性觀念和「性保守」人仕,及在政制層面爭取實現他們的議程。一場性解放(或性革命)的社會運動正在香港展開。

3. 香港的家庭制度不斷被削弱,各種青少年的問題日益嚴重,不少都與性文化有關。

4. 因著以上原因,香港的性文化日趨混亂,所以在現今的處境,我們在社會中積極提倡健全的性文化是必須的。

上述三個團體在過去三年越來越積極的發動對於同志運動、妓權運動、色情刊物和報導的高分貝批判。有人因此批判他們是「道德塔利班」,是道德的恐怖份子。香港性文化學會則專文回應,說自己是「溫和的自由主義」,這又是什麼呢?
用他們自己的話說:「溫和的自由主義重視自由與人權,但不把自由人權絕對化,而且不排斥道德共識、公益與社群價值的重要性,將自由與社群並重。與此相反,極端或教條的自由主義把自由、人權絕對化,並將所有傳統道德(特別是性道德)相對化,甚或貶抑,這容易產生對傳統價值的偏見和對前衛行動的偏愛,也會衍生雙重標準:宗教信徒投訴就是強加道德於別人,反宗教人士投訴聖經就是主持公道。他們傾向選擇地引用人權:使人權個人主義化、非道德化,卻忽略家庭和家長的權益。」

聽起來很開明吧!這個學會說自己是溫和的自由主義,以便努力和極端的保守主義保持距離。不過,我倒覺得,要是真的不想和極端的保守主義掛鉤,那麼香港性文化學會也不用做溫和的自由主義,只要做溫和的保守主義就好了。這是什麼意思呢?

「溫和的保守主義重視傳統與家庭,但不把傳統和家庭絕對化,而且不排斥性解放、同性戀、性工作的重要性,將傳統與自由並重。與此相反,極端或教條的保守主義把傳統、家庭絕對化,並將所有多元道德(特別是性道德)絕對化,甚或貶抑,這容易產生對社會解放的偏見和對保守行動的偏愛,也會衍生雙重標準:反宗教人士投訴聖經就是強加道德於別人,宗教信徒投訴就是主持公道。他們傾向選擇地引用人權:使家庭和家長絕對化、道德化,卻忽略個人和主體的權益。」

看看他們過去的表現就知道香港性文化學會連這個溫和的保守主義都做不到,這樣的對比也顯出所謂溫和的自由主義是個極為荒謬的、欲蓋彌彰的自我美化而已。

香港的這些宗教團體發動論述聖戰,積極操作民意,這是很明顯的,但是當他們被批判時,他們卻立刻躲到社運的大傘下,自命為社運的一部份,他們說:

「近年基督教團體參與公共政策的方法都恪守民主的遊戲規則,所用的方法只不過是寫文、公開發信、遊說、寫信、投訴、登報、辦研討會及論壇等等,尊重持有不同意見的人,從不人身攻擊,也從不衝進別人的地方,衝擊、干擾別人的活動。基督教團體只是做每一種社運都會做的事情,而且不一定如其他團體激烈。」

乍聽之下,一般民眾應該也會同意以上說法,是啊,同志運動、妓權運動好像很大張旗鼓,情緒激動,言語尖銳;相較之下,性文化學會只是站在保護社會大眾的角度溫和的提醒問題之所在而已啊。

不過,讓我用一個極端的例子來顯示這種論証的問題所在。二次大戰時日本人用大炮轟中國,共產黨的游擊隊也用大炮轟日本人,可是請問,這兩種打炮是一樣的嗎?或者說,現在都會區的中產市民吃地瓜簽,既養生又有本土風味,這和五十年前貧苦民眾只能吃地瓜簽存活,是一樣的嗎?

抽離了脈絡和脈絡內的權力關係,很多東西看起來都一樣。但是要問其中的差異,就要先問這些行動與霸權的關係,以及它們所打擊的對象。這樣你才會發現,其實是天差地遠。

「多元社會」這個理念不能只是一個抽離脈絡的多元,而必須是一個時時記得脈絡的多元。這也是羅永生和游靜這兩篇論文非常有貢獻的地方,因為他們指出了那個歷史的、社會的、權力的、殖民的、階級的脈絡,讓我們看到保守宗教團體振振有辭的用多元民主立場來維護自己的發言權和行動,這是多麼荒謬的、心機深沈的動作。

老實說,不看到父權異性戀霸權在家庭生養、教育、職場、政治經濟文化、意識形態各場域的制度化和正當性,當然就看不到同志運動、妓權運動發出的抗議聲音要被人聽到、聽懂、而且接受,有多不容易!機會多麼難得!我們先認清楚既存的權力結構,才不會天真的用平等多元來看待台灣勵馨基金會和日日春性工作者關懷組織的對話,也才不會憂心忡忡的擔心有一天會出現「同性戀霸權」或者「性解放霸權」。

劉人鵬常常令人驚訝的發現,中文系也可以調教出這種異類,她的報告挖掘出中國的無政府左派知識份子在早期現代化過程中被湮滅的一些基進論述,就是一些知識份子如何撇開主流的富國強種論述,轉向一些更為根本的社會革命論述,對於鞏固社會的制度(例如家庭、婚姻等等)提出很根本的批判。她把論點講得很清楚,各位聽講時的反應也顯示你們聽進去了,我覺得這些史料的重要性在於大家其實並不熟悉自己文化傳統中的婚姻家庭論述,對婚姻制度也缺乏歷史的、批判的思考,一旦讀到基進的看法,就會覺得不可思議,認為那是共產黨影響下的一杯水主義,是對人倫的敗壞。但是劉人鵬的研究顯示了一個值得參考的婚姻論述資源,值得大家繼續思辨的一些議題。

今天台灣政府推動「去中國」,要和中國保持距離,甚至一刀兩斷。或許我們真的應該「去」中國,前進中國,「去」讀一讀二十世紀初的所有進步思潮,找尋可以幫助我們另類思考的進步思想。而且就思想資源而言,應該向左走,還是向右走,這中間的選擇其實是很清楚的。

在世界變動中,我們越來越看到右派知識份子介入社會和立法的積極作為,然而我們這一代的知識份子在SSCI和業績壓力下,會如何看待、如何介入我們周圍正在發生的右轉,今天這三篇論文倒是提供了很好的示範。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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